作
者
吴靖: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应武: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生。
概
要
【摘 要】传播技术变革已成为当下最具革命性的社会现实,对于新技术革命的批判性思考和介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依循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全球视野和中国本土语境的双重关照下,考察传播技术批判的学术思想脉络、历史动力和社会意义。借助本文研究,可以洞察传播技术在复杂历史进程中与政治经济实践、意识形态斗争和社会现实勾连的互动过程,进而利于反思、调整或重新规划技术发展道路,并弥补技术政治及传播技术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的缺席状况。
【关键词】技术批判;技术政治;传播技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批判传播学
新闻与传播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在革命实践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中产生的,在主要以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建设、社会组织、宣传动员中形成的,对新闻出版活动的系统认识和对政治实践原则的总结;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为代表的,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批判性研究,其中,对大众传播现象和规律的社会科学考察是其核心任务。本文主要从第二个范畴中抽离出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梳理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新闻与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是如何处理传播技术与传播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一传统在日常化的学术活动中,首先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现实规律的描述、分析与解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原则、策略和理论。在这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两个不同范畴——政党实践和理论批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与当下现实中,形成了辩证统一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使得批判理论与社会实践不再是空间割裂、理论与现实脱节。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史范畴下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在特定时空展开并反馈理论的过程。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批判理论并非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只有解构没有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从来都具有密切的辩证法意义上的相关性,只有在批判思维的引导下,才能产生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才能推动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及其政策尝试。另一方面,当下中国许多基于新媒介技术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于全球数字化生存模式的发展也已经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意义。因此,在梳理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的政治传统时,应该纳入技术政治的维度,本文将对此作初步探索。
一、主奴辩证法与人的解放问题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科学知识指导的技术进步占据了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国际交往等事务的核心地位。现代生活日益体现为全面工业化与理性化下规则性和可预测性不断增强,人的生命历程和个体成长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一个庞大的、具有内在统治逻辑的系统之中。随着大规模人造基础设施、机器系统的形成,随着由通信、传感器和数据收集工具所组成的智能化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且无处不在,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面临着人的自主性与技术系统的统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科学还保有浪漫主义和正面认可的态度,但是随着科学革命发展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对技术体系和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与质疑,技术体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冲击。这些都成为社会理论和思想必须迫切回应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人类关于科技哲学和社会的思考,开始全面超越启蒙运动以来集中于科学教育、理性启蒙、技术开发等方向的技术乐观主义,转向了对技术和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过度发达所导致的人类从主人地位重归奴役状态的警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则一直是站在前沿去分析、回应、批判、解决技术政治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
(一)技术批判理论的两种范式
现有的技术批判理论,可以大致分为自由保守主义联盟和马克思主义两个大的分支。在前一个分支中,技术或者被当作外在于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社会安排、只依靠内在科学规律和自然规律去运作以及发展的“自然状态”;或者外在于宗教与传统所规定的恒久不变的“自古以来”,既是对早期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人作为世界主人”的颠覆与扭曲,也是对人类传统美德与神创秩序的堕落性破坏。在这一类批判中,技术和技术体系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其自身不顾人类价值的内在因果逻辑,以及技术理性具有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与人类制度选择基本无关的特性,而成为现代性批判中一个巨大的、外在人类价值的对立面和征服者。赫胥黎、海德格尔、斯蒂格勒等代表性人物,都在其技术批判的文学与哲学著作中,将技术物理解为庞大僵化、冰冷理性、毫无生物特性的存在,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权力主导、决定主义以及二元零和的(赫胥黎,1932/2015;海德格尔,1954/2018;斯蒂格勒,1994/2019)。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批判理论因其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内涵、内在逻辑、运作方式、内部矛盾、社会异化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技术社会功能的认识、剖析与解构,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其社会理论和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之中。技术作为人造物,服从于人类的设计与意图,而技术对人类的压制和统治,是阶级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安排的结果,而非技术的本质特征。因此,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在生产关系得到改造的条件下,可以释放出其进步的力量。科学与技术研究(STS)先驱、马克思主义科学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殷登祥,2004,p.7)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在其专著《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中指出,技术体系从设计到应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图中实现的,不同的技术路线代表了不同的社会愿景和政治规划,因而一个以集体主义和公共服务为底色、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电视系统是可行的,而建立在消费文化与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商业广播,既不是电视的本质,也不能垄断其未来(Williams,1990)。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STS社会建构论结合起来,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技术的发展并非只依赖于理性,还被社会所塑造,因此需要对技术在社会民主方面的政治议题展开详尽的思考。现代技术是由科技理性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它充满问题但可以通过深入技术系统内部的“技术批判”来加以改变,破解理性与文化之间的悖论与迷思(芬伯格,1995/2003)。而中国作为这个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以“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将科学技术放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位置。因此,与技术批判的自由保守主义联盟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技术恐惧、技术虚无主义、卢德主义和反智主义思潮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产生了不断进步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划,规训与引导技术应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把技术政治内置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安排与斗争之中。
(二)自由主义技术批判与主奴辩证法
要理解自由保守主义联盟技术批判的路线,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一个有益的切入视角。在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社会思想中,对机器的理解一直与奴隶的角色相关联。奴隶直接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能量与物质,用以养活人类文明;没有奴隶的劳动,主人也就无法参与文学、艺术和政治等更加高级的人类活动。从亚里士多德到许多近代思想家,都有过类似奴隶劳动是支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必要前提的论述(温纳,1978/2014,pp.16-17)。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 )中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机器与奴隶的角色经常是被等同的,而且他们之间可以互换。技术史领域的一个主流意见甚至认为,古希腊的技术不发达,主要原因是他们有便宜好用的人类奴隶,不需要在技术领域进行创新。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把可以供拥有财产的公民所使用的工具分为两类:有生命的,也就是奴隶;没有生命的,也就是机器。并且他认为人类奴隶作为工具要比机器更重要,因为机器需要奴隶来操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管理者不需要助理,主人不需要奴隶,那就是机器可以自动工作(温纳,1978/2014,pp.16-17)。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对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最早的政治论述了。这一思想传统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于技术、机器和人类关系的理解——人类与技术和机器之间,是主体与客体,控制与被控制,使用者与被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和人类与自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二元对立、零和博弈框架下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指出,奴隶通过参与一线劳动,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提升劳动技能,提升人的潜在能力,是世界和人类文明真正的改造者和创造者。而主人由于坐享其成,反而失去了对现实的理解能力和通过劳动改造世界的能力,成为寄生在奴隶劳动之上的人群。马克思以此来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认为劳动者作为社会财产的集体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社会,才是真正进步和发达的社会,克服了主人与奴隶、自我与他者、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二元对立,才会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挖掘人的潜在能力,提高人类福祉。
然而自由保守主义技术政治,由于先验否定资本的社会公有制,自然化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交换基本秩序,在对技术发展与人类福祉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就走向了另外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对人类劳动的取代而非补充。随着自动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迟早成为被机器所统治的奴隶,或者被机器所取代的废物,人类的社会价值也将被机器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的实用价值所替代。现代西方许多著名的恶托邦文学、科幻小说、影视作品,比如《美丽新世界》《弗兰肯斯坦》《大都会》《2001太空漫游》《银翼杀手》《黑客帝国》《黑镜》等,都表现了控制论机器和无远弗届的智能帝国取代人类主体性与政治智慧之后的灾难性场景以及人类文明荒漠化的悲剧。当代一些媒体话语,描述了制造业自动化、通信智能化等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和产生毫无希望的底层社会,也继承了这一人与机器二元对立、相互敌对和替代的主奴逻辑。
而在另外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话语又从战后军事科技民用化带来的新消费文化,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释放出来的经济繁荣中,推导出技术进步对自由、民主、平等、进步等人类价值的单一贡献。科技神话的鼓吹者们通常会从硅谷模式下新的商业形态、创业方式、充满高科技光环的消费产品、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解放与便利化、科技研发的知识产权优势等层面,建构数字技术、智能化、互联网等科技进步的神话效应,并且通过对“科技先进—产品畅销—财富积累—生活富裕—社会稳定—创新活跃”这一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的去历史化政治论述,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秩序永恒化和本质化,将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与科技进步放置在单一方向的因果链条之上,利用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的现实,建构市场自由优越于社会主义,竞争与逐利个人主义优越于集体主义,平衡协调、资本自由流动和自由至上主义优越于高税收、高福利和强规划的社会安排等自诩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支撑其论述的底层逻辑,仍旧是对技术与人性的本质主义认知,将人类社会想象成分散、对撞的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场域,否认团结协调和共同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将技术理解为解决个人、小群体与国家具体麻烦的工具,而非在更基础的层面改造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的内在因素(尼葛洛庞蒂,1995/1996;特纳,2006/2013)。
(三) 自由主义技术意识形态与劳动伦理
美国传播学者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在其研究硅谷文化崛起的历史著作《数字乌托 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 Stewart Brand ,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中指出,硅谷科技精英对反文化运动中进步主义元素的借用与收编,主要局限在白人中产男性技术阶层,他们对高科技、金融资本和文化教育资本具有其他群体无可比拟的接触优势,因此可以率先将技术小型化创新和国防科技民用化所带来的自由、便利、个人解放、思维与生活方式的变革转化成具有商业优势与普世价值光环的大众文化,通过全球化的强势助推,塑造数字技术的主导形象与主流的技术应用路线:推崇消费文化、经济理性、自利个人主义、财务自由、流动性、短期效应、金融冒险、自我塑造、激进技术与市场自由主义等与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基本相容的技术文化与技术哲学(特纳,2006/2013)。
在《被替代的人性:种族、机器人和技术未来的政治》(Surrogate Humanity : Race , Robots , andthe Politicsof Technological Futures )这本研究硅谷消费服务业人工智能产品意识形态的著作中,两位作者从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压迫性出发,揭示了科技产品所声称的安全、方便、自由背后所掩盖和压抑的奴隶劳动、殖民侵略、种族性别压迫的历史基础与当代延续状况。作者将创造和推广技术乐观主义的硅谷科技文化放置在更宏大的技术自由主义思想史中,考察技术的社会伦理是如何被欧洲殖民者、商人、男性、中产阶级、都市消费者、西方社会公民等主体性建构所绑架,将这些群体独特、历史化、内置了权力等级和剥削关系的人类渴望、欲望、需求与正义观,理解为所有人都共享的、本质的和普世的价值观,并用这些价值观来塑造技术、指导研发和进行营销修辞。作者们分析的硅谷科技产品包括亚马逊劳务众包平台( Mechanical Turk)的分包业务和零工经济,家庭机器人、平台化的家政服务、工业自动化、智能精准武器系统等。在讨论的过程中,两位作者反复强调欧洲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传统对这些技术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技术创新的初衷是为了维持奴隶劳动、殖民地经济和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等的等级制和权力压迫,以及在其基础之上欧美社会的发达程度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舒适程度。这些特权的维系在后殖民和追求平等的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因此,精英阶层认为应该通过高科技和商业创新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危机,而不是重新认识社会劳动的意义,以及重新组织社会生产关系、共同分担劳动和共享劳动产品的方式。西方社会通过平台化、零工经济、精准投放、高科技保姆、精准杀人武器等修辞,用机器替代奴隶的思路继续保留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和种族、阶级、性别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掩盖这些技术平台和技术秩序背后的移民、难民、少数族裔、女性等持续付出的无偿劳动和生命风险,以及西方建立在产业链控制、技术封锁、技术垄断和高科技暴力基础之上对非西方社会持续的控制与剥削(Atanasoski & Vora,2019)。因此,无论是技术恶托邦还是技术神话,自由保守主义联盟的技术批判路径都不愿进入到人类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另类实践中,不愿去寻找人类从自然和社会压迫中获得解放的办法。
二、技术专家的兴起与“新阶级”
随着技术系统和科技产品在人类生活中的渗透,技术社会学开始关注由此产生的新阶层、新伦理和新文化如何重塑人类政治权力结构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议题。
(一)去政治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最早关注并论述这一话题的,是被思想史学者称为“冷战左翼”的一些知识分子(Barbrook,2015)。这些人因复杂的冷战政治和个人原因,都经历了由传统左翼向美式资本主义模式优越性论述者与卫道士的转化。他们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他率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等概念,预言了互联网与数字化时代。贝尔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和大型技术系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冷战双方所认为的尖锐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竞争,其实已经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美国也需要对大型企业进行理性化管理,并且关注劳工福利、社会和谐与环境问题,而苏联也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对国民进行物质激励,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民认同。两者之间真正的竞争,在于是否能够适应社会日益技术化和知识化的现实,将工程师、管理人、科学家、创意人才等信息处理和知识阶层纳入政治治理的核心阶层,令社会管理更加理性化、科学化,通过物质生产的高效率来弥补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动荡(贝尔,1960/2001,1976/1997)。其中,技术专家治国论成为新政治模式的核心。经济学家和参与过新政的政府官员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著作《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复杂技术系统建设周期长,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和持续不变的资源投入,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和高度发达的组织体系。技术系统的内在需求是独立和可控,只能依靠组织化的智慧,并且走向计划经济。但是技术的统治与传统暴政不同,传统无序零和的市场竞争转化为技术效率和合理性的竞争。技术结构对于政治权力的追求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维持技术体系的内在需要,而国家和技术体系之间总的来说是协作的关系,它们都关心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强大的国防和科技持续发展(加尔布雷思,1967/2012)。这是一部对公司资本主义和军工联合体制下美式自由制度的赞歌。
其他“冷战左翼”也都在20世纪50—70年代冷战高潮期间,创建了一套全新的、以技术专家治国论为基础的政治设想,用以超越简单的左右对立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这些设想都凸显了现代技术系统对人类政治安排的影响,也体现出自由保守主义思潮试图回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并且建构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政治哲学的努力。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在《管理者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 What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1941)、《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自由的捍卫者》(The Machiavellians : Defenders of Freedom)(1943)、《世界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1947)等著作中,指出取代资本主义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精英治国”和“官僚治国”,与共产主义的激进平等理论不同,某种程度的阶级统治,仍旧是实现良性民主的前提条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保留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形式,但是在日常的生产与决策过程中,有一个理性化、科学化、组织化的管理阶层,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阶层,在进行实际的治理。而在科技创新和工程领域,由军事—科研—工业联合体及其具有远见和战略胆识的领导者来把握未来方向,积累科技实力,保证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这方面的经典文献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应罗斯福总统要求所写的关于美国战后科学与社会建设的报告《科学:没有止尽的前沿》(Science : Endless Frontier)。报告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政府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对科学和技术发展路径的具体规划,如重视基础研究、进行产学研合作等(布什,1945/2004)。该报告至今被认为是代表自由主义科技与国家发展理念的巅峰之作,对不同制度、文化与工业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产生了辐射式的影响。另外一些“冷战左翼”思想家,比如撰写《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的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关键核心:自由的政治》(The Vital Center : The Politics of Freedom)的作者、历史学家和肯尼迪近交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著有《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overty )、参与过罗斯福新政和冷战时期社会政策制定的阿道夫·伯利(Adolf A. Berle)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大工业时代生产社会化、机械化和体系化的增长导致理性规划、部门合作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传统的自由主义与苏联计划经济,都需要升级自身的政治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把控能力,把科技精英纳入到治理过程内部,才能在今后的国家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Berle & Means,1933;Schlesinger,1949;罗斯托,1960/2001) 。媒介史学者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的苏联互联网史著作《如何阻碍一国建立网络:令人唏嘘的苏联互联网历史》(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 ),从对苏联互联网建设的历史失败中,侧面印证了冷战时期美国更加成功的科技创新工程,来自于比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多的政策顶层设计、理性精神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Peters,2016)。
“冷战左翼”的技术政治,在根本上继承了自由保守主义联盟的私有制价值观,以及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无法摆脱一定形态的主奴关系、从属关系、剥削关系的惯性思维。他们面对现代科技所导致的生产力爆发、环境破坏以及工人阶级的困苦与抵抗同时增长,用激进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来替代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转移来局部修补环境问题。在社会政策上的思路不是将工人阶级纳入到民主共同体之中、逐步扩大生产主体性和政治参与的范围,而是用科技替代人类劳动,用福利来安抚阶级斗争。科技与知识精英通过大学、智库、政府科研机构进入政治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的增长,会促进政府政策的理性化、人性化与技术含量。但是另一方面,广大的工资劳工阶层、贫民、移民等下层民众,仍旧被排斥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他们的生计和命运完全掌握在精英阶层由上至下的政策设计、市场操弄和随时可能到来的科技升级、产业转型之中,被动面临环境破坏、失去土地、失业等一系列风险。其实,理想中的技术专家或者工程师治国,即便在凯恩斯主义最成功的时期,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关于精英阶层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技术专家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实际上的统治精英。政治精英与科技精英分享权力,并没有任何宪制层面的保证,而是基于对科技重要性的认知和尊重。而且,民意代表与普通民众在国家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形式化和表面化,无法回应和解决军工联合体劫持国家发展愿景以及大企业和大政府之间官商的勾结和腐败问题。传统“政治”在新的系统中似乎越来越无能为力(Price,1965)。这些内在的矛盾与漏洞,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令如日中天的硅谷新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无力应对长期积累的阶级、族群冲突,也无力组织全体国民奋发图强,补上因追求短期利益而导致的巨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欠账。
(二)重返传播技术政治与群众科学的政治
对于技术专家治国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持续的批判、质疑和反思,而传播学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分析。为了应对工业化社会的传播问题,大众传播研究应运而生,在美式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环境下,主导的行政研究基于新兴的社会统计学和社会心理学技术,开展了宣传效果、政治传播、(科技)创新扩散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思路是探索如何通过改变公众所接触的媒介与内容环境,来影响、改变,甚至控制民众的行为。而这些科技崇拜以及精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科学,随着冷战中美国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为联合国、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等各类投资、开发、援助、占领、咨询等项目所用。发展传播学成为这个知识与实践体系的核心,将在二战期间开发出来的创新扩散、士气提升、认同建设等传媒效果研究理论和策略,应用在指导新兴民族国家进行国家建设、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罗杰斯,1997/2005)。发展传播学的范式强调西方发达背后的制度与文化优越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应该由上至下、由中心到边缘进行知识启蒙和能力建设,重视大众传媒对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分裂的工具性意义,试图通过大众传媒的强势传播改造所谓的前现代文化,建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普世文化”,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Schramm,1964)。所谓的发展,是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亦步亦趋,对西方机构的知识散播和西方政治正当性被动接受的依附性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嵌入西方工业体系所主导的产业链条,作为原材料来源和市场倾销地,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比较好看的经济发展数字,有利于作为产业链中介和商业流通中间阶层的发达和富裕,但是这种依附性发展无法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全体民众能够受益的共同富裕,也无法把产业知识因地制宜地转化成服务于本地人口的自主性知识,最终复制和强化了“全球中心—边缘”“精英—大众”的二元关系。
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发展传播学及其所依归的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冷战大国集团之间战略竞争和对前殖民地或新兴工业国家进一步控制的需要(吴靖,2016,p.49)。舒喜乐(Singrid Schmalzer)在《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中国的科学种田》(Red Revolution , Green Revolution :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一书中揭示了隶属于现代化理论、发展传播学范式之下的“绿色革命”,并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政治实践作为另类历史进行了同情性的观察阐释。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Gaud)在1968年提出绿色革命,旨在描述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推行高产粮食作物、农药化肥、现代农业机械等活动,以助其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提高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高德认为,这些农业领域内的活动会产生一场新的、不同于苏联那种暴力“红色革命”的革命,因此将其称为绿色革命。但事实上,这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系列活动是美国冷战计划的一部分,披着技术中立外衣实施战略部署,以缓解发展中国家日益深重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危机,避免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而与绿色革命及其技术专家治国路线政治不同的是,发生在同一时期中国本土的“科学种田”运动将技术现代化与自力更生、大众参与、群众科学结合起来。“土洋结合”的办法将群众生产生活经验与技术精英路线方法有效融合在一起。致力于虫害治理的留美洋博士科学家蒲蛰龙运用“以虫治虫”的土方法,而非会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化学杀虫剂;土生土长的科学家袁隆平则学习基因技术,并在改革开放之后将杂交水稻推广至美国。经验丰富的农民、国家基层干部、农业技术员、知识青年等“行动者”广泛参与科学种田运动,并各自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Schmalzer,2016)。舒喜乐对冷战及中国农业转型时期下这些行动者们的故事、农业实践背后科技哲学和历史成就的精当书写,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以纯技术专家治国方案为路径、具有极强冷战色彩的绿色革命互相映照,对技术政治路线进行了批判性解读。
事实上,发展传播学以技术专家治国路线将所谓先进技术扩散到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是将技术视为本质主义或非历史的,实际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技术意识形态方面的暴露,认为只有一种现代性,或者只有一种技术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的是,技术是历史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具体反映。群众科学研究是对此观念的挖掘和佐证。群众科学是与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科学技术相区别、大规模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普及活动,直面科学技术自身固有的政治性,尤其是阶级特征和体力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科学技术要为人民服务,技术专家在向人民群众推广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向他们学习生产生活中的实践经验(易莲媛,2019,pp.63-66)。上海羊毛衫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曾掀起广泛的群众学习电子科学运动,通过开展电子扫盲运动、组织短期培训班、普及电子技术,行业内涌现出一批赤脚电工,他们对20世纪初手工操作的旧设备进行改造,使得上海羊毛衫全行业工厂全部实现半自动化生产,同等条件下产量大幅增长,工人们因劳动强度降低而获得解放(王洪喆,2015,pp.38-39)。工人在所有制和生产组织中成为主人,工人与技术体系不再是敌对关系,技术的群众路线政治由此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劳动主体和现代国家的革命手段,表现出与技术专家治国、精英统治路线截然不同的另类技术发展道路,是对身份政治、劳动尊严和技术的人民性的重构与确认。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进入了科技体系和工业化能力从追赶到超越的新的历史时期,重新钩沉群众科学的历史经验,总结教训和失误,对建设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三、数字时代的技术批判与另类实践
20世纪9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时期强硬铺开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金融自由化、放开市场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破坏公民社会等内容为基本特征,如今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互联网和数字化科技。
(一)硅谷新经济、加州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
军工联合体时代的互联网和数字化科技系统,在硅谷创投创业模式下,爆发出巨大的经济力量,掀起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潮,成为冷战终结之后西方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最重要的证明者与推动者。左翼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隆(Andy Cameron)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就合写了著名的批判文章《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指出通讯和数字科技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有英美私有化、市场化、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一条道路,同一时期,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国有的通讯公司正在致力于将全新的网络科技惠及所有的国民,以促进科研、教育、医疗、信息、社会民主等全方位的通讯升级。英国电信却在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内阁的引导下,只顾将最新科技应用于伦敦的金融机构等短期超级盈利项目,而不是提前投资连结所有民众和阶层的网络基础设施。两位作者在互联网被媒体、资本、政客、意见领袖“封神”的历史大潮初期,就针对神秘化信息和数字科技的著名的《连线》(Wired)杂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将20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与掏空实质的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嬉皮士反文化捆绑在一起,使本质自私和工具理性至上的硅谷科技资本主义带上了反思现代性和反叛主流的文化光环;他们还宣称互联网的成功仅仅得益于精英企业家的创新性,而不是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和民众社区共同努力的集合;《连线》还推崇一种麦克卢汉式的技术决定论,将媒介技术、而非人类行动作为历史的主体;最后,在网页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将互联网追捧为促进民主化的有力工具,构成了对全球网民产生巨大影响的真正基础,而非制度说服力和文化软实力,闭口不谈美国利用在互联网中的军事、技术、资本优势,在维系自身精英共识的同时,经常对其他国家发动旨在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行动(Barbrook & Cameron,1996)。
硅谷新经济虽然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释放了重资本军事研发的市场潜力,用全球中产阶级电子消费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狂飙增长和大企业以及军工集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带来的市场红利,克服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和石油危机,带动了20年以上的经济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追求快速盈利的金融自由化、方便省事的产业链转移以及制造业空心化和去工业化覆水难收的窘迫局面。中国的改革开放阶段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形成共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方面积极吸纳美国凯恩斯主义时期政府积极规划和支持高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在广播电视、通讯、互联网、交通等领域坚持超前布局和建设;另一方面,也借鉴了硅谷新经济对高科技风险投资的宽松政策,在社会政策、法律规范、社会舆论等方面,都给予互联网企业各类商务创新以非常包容、保护和支持的环境(胡凌,2016;Wu&Yun,2018)。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硅谷新经济的社会红利开始消退,美国借助全球产业链和金融霸权进行修补,但无法从根本上触及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解体、政治极化、互联网巨头垄断与侵犯社会权利等问题。而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随着互联网企业成长为资本巨兽,在劳工、媒体、金融、平台经济、数据掠夺等许多方面都引发了社会争议和质疑。比如,平台资本驱动的算法规制对数字劳动所进行的严密控制,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建立起一套表面契合自由主义逻辑、实则被技术体系所宰制的劳动政治与伦理(孙萍,2019)。此外,以高铁、大飞机、国家电网、军工航天等为代表的中国国有制造业的崛起,突破了只有私人投资、自由市场和全球产业链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神话,促使我们在全新的视野和平台上,批判性回顾“冷战左翼”提出的超级科技系统条件下更高级阶段的科学规划、社会统筹、信息治理,与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平等、所有人的解放等“剪不断、理还乱”的辩证统一关系,探索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克。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家芬伯格,在思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如何克服技术体系私人占有所带来的工具理性霸权时,从工具论传统(技术中性)和海德格尔、埃吕尔实体论传统(技术统治)的两条路径中,挖掘马尔库塞的“潜能”论来发展第三条道路,以一种技术转化的建构方式,实现对技术的批判,进而讨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通过进入技术体系内部,也就是工程师教育和工程师工作过程,从技术代码、技术的初级与次级工具化、技术性质和情境等理论概念进行剖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言,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主要是考虑技术对劳动过程的介入与影响,比如流水线技术瓦解工人的反抗、使工人去技能化并使劳动异化等。相似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进一步应用在大数据推送、智能化媒体内容生产、外包劳动和流量经济对稳定工作的冲击、算法中平台劳工困境等议题。芬伯格把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批判分为产品、过程、设计批判。与文化研究的主流更关心产品批判不同,他主要关注的是设计批判,目的也是对技术的转化过程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找到技术功能和社会功能聚合的技术代码,令技术再情境化(因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使用去情境化了),以此来释放工人和工程师被压制的潜能,真正实现因地制宜和为人民服务的技术。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下,技术设计的目标是市场和效率至上,而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注重劳动、环境、本地独特性、性别、民主等社会议题。一线的工程师和工人恰恰是社会价值在技术系统中得以实践的重要主体,他们的教育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体系的价值和文化(芬伯格,2002/2005)。
如果说芬伯格的思路在美式资本主义教条的环境下会遇到很大的制度与文化障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语境和传统中,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却成为使其重回社会主义想象的绝佳时机。现代的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发展最核心的一个领域,所以新闻传播研究,首当其冲要去了解和认识做传播工作所使用的各类新技术,同时还要作为报道者,懂得如何谈论技术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本身就带有不断扩大社会联系性、不断扩大公共领域和公共性的核心功能,而大众传播的代表性媒介——广播电视——又因其技术特点(电磁波频率的有限性),具有天然的公共服务基因(云国强、吴靖,2018)。传播思想与社会主义理念的亲和度,从芝加哥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等许多学术思想脉络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此之上,提供了系统性认识和批判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路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人与自然、科学家与科学研究对象、开发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会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比如从印刷、电报到广播、互联网等——和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之间持续互动和相互塑造的关系;当然,政治经济学是媒体研究中使用最频繁、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包括对文化产业、(新)媒体产业,及其不同生产过程的分析。
(二)工业中国和数字中国的另类实践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厚积薄发逐渐为公众所知,不断冲击着人们关于中国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传统认知。在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和抗疫过程中,中国在疫情初期仍旧被自由派的媒体、网络和国际舆论不假思索地构建为“僵化的威权国家”,片面指责医疗机构低科技水平、习惯性瞒报以及民众慌乱不知所措,似乎必须接受西方媒体的监督和西方科技的援助。但是很快,这种东方主义的刻板形象就发生了180度的反转。中国的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就分离出病毒,各级政府、社会、国有及私人企业、媒体,甚至微信群网友都迅速行动起来,灵活机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信息中转。企业和科技公司转产防护物资、研发核酸检测试剂、创建方舱医院、启动疫苗多路径研发、开发健康码、启动大数据疫情追踪、开辟疫情速报系统和辟谣系统等,展示出政府与公众、专家体系与普通民众、正规医疗救治与基于及时信息的民众自我防护,都对科学防疫和整体利益具有基本的理性认识和高度自觉。这种高度的主体性和民众参与度正是中国防疫既高效又充满灵活性的重要前提。科技研发路线与民众健康的根本利益一致,基于专业知识的行动指南在民众充分认知和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落实和贯彻,这些来自群众科学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技术政治,在危机的巨大压力和冲击下复活,真正实践了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民众、专家体系和政府机构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性精神、纪律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是无法用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发展传播范式来解释的。这些基于短期目标、假设民众无知和被动、需要使用语言和传播技巧诱导期待行为的传播学范式,无法解释在高度混乱的情况下,人群如何迅速自我学习、获得知识,以及达成集体行动所必须的共识。
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一直保留有从全球另类发展模式,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去寻找传播、科技与社会更为协调发展的思路的传统。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文集《传播技术与社会政策:理解新的“文化革命”》(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Understanding the New “Cultural Revolution”)汇集了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拉里·格劳斯 (Larry P. Gross)和威廉·麦乐迪(William H. Melody)三位批判传播学领域重要学者作为主编。文集不仅仅是化用了出自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涵,更是从对新媒介技术的理解、公共服务政策的讨论、新媒介在教育中的作用、新科技如何增强工人的成就感和控制力等主题中,探讨新媒介科技如何促进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更平等的世界。这些课题是在有线电视和卫星通讯时代出现的,但是放到今天的数字化语境中,却仍旧正当其时。在另外一篇达拉斯·斯迈思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经典文献中,作者追问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可能有怎样不同的使用。追求效率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去一味追求更新、更好、更能盈利、服务于个体的技术。所以,交通工具中个人汽车的扩张式发展就被认为是无可避免的,甚至是交通技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但是斯迈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自行车之后应该发展的,是公共交通,而不是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公共道路造成拥堵的个人汽车(斯迈思,2014)。真实的历史中,中国走了混合发展的模式,既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的汽车工业,鼓励个人购买汽车,也坚持研发高铁、电动公交、大飞机等具有自主技术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一多元开放的发展模式,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疫苗研发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欧美国家只投入研发机会成本最低而预期收益最高的mRNA和腺病毒载体疫苗不同,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已知技术路线上都全力投入进行研发,背后是不计代价拯救生命的理念。实际上,因为全球大流行和发达国家的疫苗垄断,中国疫苗打开了潜在的国际市场,并迅速提升了中国医药企业的研发、生产和全球分发原创药的能力。
在疫情语境下,占据产业链顶端的高端科技获益丰厚、垄断关键技术、保持竞争常胜的逻辑,并不成立。以个体消费者为服务对象的疫苗产品,无论怎样先进,只能减少个体在病毒面前的生命风险,却无法阻止病毒的持续传播、复制和变异。而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的逻辑是土洋结合、多管齐下、全民覆盖、上下同心。最后的结果,不争才是大争,只有不计算小利,才能真正获得全球抗疫胜利、经济活动恢复如常的大利;而逐利原则和阶层分裂文化主导下的生物科研组织和科学家,无法突破狭隘的技术竞争动力,无法研发和生产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科技产品。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着眼于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不以单纯的技术逻辑来看待所谓科技的先进与落后、高端与低端。根据社会的需求,有的时候会为了普惠性和效率而坚持开发传统技术的产品,比如灭活疫苗;而有的时候又可以为了搭建基础设施和未来发展的平台,不计代价投入超前的科技体系,比如特高压输电、高速铁路和5G通信。芬伯格也曾强调,社会主义对不破坏环境、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要求并非外在于技术逻辑,而是建构人类、自然、技术要素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只要效率是通过具体化而非抽象设计中的外在控制来实现,社会主义与技术结构的融合就不会降低效率,反而会实现长远意义层面的真正效率(芬伯格,2002/2005,p.235)。技术的适用性和技术决策并不能孤立判断,而要从技术质量、民众需求、可及性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全方位进行考量。
(三)数字社会主义的技术道路
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追求科学和民主的真正结合。科学和技术对现代社会的主要塑造作用在于推进了社会的全面工业化。工业化社会的运转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分工的复杂社会系统。在复杂系统中,分工的同时要有高度的协调,因此就面临着局部理性化和整体合理化之间的统一问题。用技术政治的语汇来表述,就是科学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社会主义的解决路径,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理解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同一性,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所代表的阶级差异、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和其他所有思想传统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对技术进步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孤立地讨论技术的好和坏,而是要讨论人类开发和使用技术时所选择的路线和愿景,也就是社会想象。技术并非给定的、静态的存在,在设计的初期就可以因为不同的政治诉求、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产生不同的技术规划。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关注具体的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中人与技术体系的互动方式。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民主,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实现工人参与国家管理,而技术也是劳动者民主参与的场域。民主的技术意味着技术改进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有工人参与的,效率和工人的权益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可以用社会信用系统的例子来说明社会主义技术想象的可行性。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对于社会信用系统和个人数据的收集,我们听到最多的讨论主题是监控、隐私等议题。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研究的角度去思考,数据可以被看作是和电磁波相似的公共资源。如果单纯把数据理解为个人私有财产的话,就会落入封建小农经济的窠臼,个人碎片化的财产权是没有办法转化为可以产生财富的产品或者服务。互联网平台的巨大价值也是来自于由用户初始创造的海量数据汇聚而成的大数据资源(赵燕菁,2020)。只有在资源、原材料、平台整合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产生创新式的产品或服务。数据是原材料,只有在公共所有、公共服务的框架下,我们才可以想象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只有通过充分共享和后期分析,数据才有可能体现出更实际的社会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对技术的文化与哲学或者恐惧拒斥或者全盘拥抱的二元对立,开拓出从社会想象、社会使用、技术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数字媒介的思考路径,开启媒介与社会如何相互建构的未来想象,唤醒社会对于媒介技术的政治安排所应该具有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理解技术的发展要建立在社会发展模式的政治辩论之上,把技术政治的讨论纳入到公共政策和文化建设的论述之中,打开未来媒介技术政治安排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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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