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琳 曹军：舳舻千里 秦汉船舶的功用与分类

秦汉时期的水路交通在社会生活、实业生产、资源调配、军事行动、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空前加强，船舶数量之多、航路之广、航海技术之先进，无一不体现出秦汉时期水陆交通的繁荣景象。

船舶作为水路交通的实物载体，因航行区域、运输任务、使用需求的不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型式结构。从实物资料、模型明器、图像资料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等，可以管窥秦汉时期船舶的功用、分类以及附属用具等概貌。

从文献资料来看，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释名》的第25篇《释船》分条记述了当时船舶的定义、结构、分类、属具以及船舶的稳定性能等内容，主要对军事船舶进行了分类命名，记载了桅、帆、桨、篙、橹、舵等属具的形状、位置、作用，以舵的相关记载最具有历史价值。

云南石寨山墓群出土铜鼓上的单体船图像

从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目前秦汉时期船舶实物数量不多，多数是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墓葬中的船舶模型，木质或陶质，木质模型又因材质限制难以完整保存下来。船舶实物多发现于航运故道或造船场。此外，在画像石、铜器上亦有船舶的图像。

船舶分类

船舶分类有诸多参考标准，如功能分类、结构分类、载重量（排水量）分类等。采用功能分类，可以粗略分为客运船、货运船和舰船等；采用结构分类，因为出土的实物材料过少，不具实际操作性；若以载重量分类，又难以体现出不同船舶的功能用途。采用递进式分类更合理，先采用功能性分类，将船舶分为客货船和战船两大类，然后再分别采用结构分类和载重量分类的标准进行细化。

客货运船

从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期通过水路调配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以粮食为主的物资漕运成为维持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记载当时的漕运为“大船万艘，转漕相过”，形成了“水行满河”（《汉书·枚乘传》）的壮观景象。另外，史料中记载君主出行巡视、出海访仙求药，同样乘坐数量可观的船舶，《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南巡”时“舳舻千里”，即船队前后相接，绵延千里。

观察出土的秦汉时期客货运船结构形式，可以将此类船舶分为单体船和重体船。

单体船

秦汉时期的单体船主要是指独木舟。独木舟结构简单，出现的年代远早于秦汉时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过8000年前的独木舟，杭州余杭茅山和余姚施岙遗址也发现过与跨湖桥年代相近的独木舟。独木舟在秦汉时期造型结构和制作技术有了显著提高。秦汉时期独木舟实物材料在福建、广东和江苏等地都有发现，形制相近，但制作技术有所不同。

连江独木舟1973年出土于福建连江县浦口镇鳌江南岸1公里的水田内，舟内未发现遗物，舟尾下面有十余截残断圆木，可能是木舟附件或推进工具。对舟体木材进行测年，距今2170±95年，即西汉初期。木舟体长7.1米，舟首宽1.2米，舟尾宽1.6米，舟首窄、舟尾宽，便于行进，两侧船舷残损，近舟尾的船舷最高为0.83米。木舟为整截树干纵向剖除约1/3，保留树皮，内部凿空呈舟形。舟体近尾部凸起一座近方形木台，近舟首两侧的船舷上凿有对称的凹槽，推测放置横板或木篙。舟体木材材质为樟木，樟木主产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质重而硬，不变形、耐虫蛀，是很好的建筑、家具用材，可见当时对舟船的选材已然颇为讲究。

连江独木舟平剖面

石宁 2 号独木舟

1976年，广东化州石宁村鉴江东堤80余米远的水塘边发现6艘独木舟，形制相近，整体呈中间宽、首尾窄的梭形，首尾上翘，舟首呈尖状，舟尾呈梯形。除2号独木舟整体完整外，其余皆残缺不全。2号独木舟，通体长5米，首宽0.3米，中间宽0.5米，尾宽0.2米，船深0.22米。舟舷两侧各有7个对称的凸起。右侧舟舷有直径1厘米的7个圆孔，自上而下斜穿船体，圆孔排列不规则，距离不等，圆孔内壁光滑，应是长久摩擦，推测可能为捕捞作业系网所用或边架艇（即在独木舟一侧或两侧安装同向的舟形浮材）的特殊构造。舟首右侧还有1个圆孔，应是穿绳系舟所用。2号独木舟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745±100年，比对3号舟距今1750±85年的测年数据，可知这批独木舟的年代约在东汉后期。

万绥古船1975年出土于江苏常州武进万绥蒋家巷东南100余米的农田中，清理出部分船底板与一侧船舷、木榫、木梢。观察船底板结构可知，完整的船底板应由船首、船舱、船尾3块底板经木榫固定搭接而成。底板长度不清，宽0.58—0.64米，厚0.12—0.2米。船舷呈弧形，内径0.6—1米，内缘修凿不整齐，外缘则保留圆木形状，未经修凿。船舷与底板的结合采用榫卯结构，相接位置均凿有间距相同的榫头、卯孔。木榫有两种，一种呈方形，用于船底板之间的结合；另一种呈斜钉形，榫体为长方形，榫头为三角形，用来衔接船底板与船舷。

万绥古船船底（单位 ：毫米）

整体来看，石宁独木舟与连江独木舟制作方法相近，采用整根圆木纵剖，挖空中间部分修凿而成。但在制造技术上又有所进步，船体更薄，内部结构上有隔断现象（两侧舟舷的对称凸起），使用木榫连接裂缝。万绥古船仍具有独木舟的相近形态，但在结构和制作技术上又有所进步。如形体较大，长约20米，远大于连江和石宁独木舟。结构较为复杂，船体不同部位单独制作后拼接而成，其中船底板采用三段式榫卯拼接而成，底板与船舷的榫卯使用方式更为精巧，为避免开凿榫孔对底板的过多削弱，保证底板的安全性，插榫采用了一侧船舷由外向内，另一侧船舷由内向外的设计。万绥古船的测年结果为距今2195±95年和1945±85年，发掘者根据古船所在地层、周围出土遗物，认定此船属汉代遗物。

观察这些古船，可知秦汉时期单体船的特点。首先，单体船（独木舟）仍“刳木成舟”，即用整块原木剖解修凿而成。其次，从结构和尺寸来看，单体船更多用于载人，也可从事简单的渔业劳作和少量物资运输。再次，从埋藏地点来看，均属于秦汉帝国的偏远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生产能力欠缺。形态结构原始、制作技术简单的单体船成为当地居民从事生产生活、交通运输的优先选择。

另外，西南地区虽未发现秦汉时期的实物单体船，但从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群出土西汉铜鼓上可见滇人使用单体船的图像。图像材料有一定艺术创作成分在内，并不能完整呈现船体真实情况，但仍可看出单体船首尾上翘、体形修长、可一次承载多人，使用木浆推进，造型精美，似多从事竞技活动。另外，在四川广汉城郊汉墓画像砖上发现“大江行筏”的形象。

西林普驮出土铜鼓上的行舟图

重体船

秦汉时期客货运船中的重体船即木板船，造型结构较复杂，船体上建有附属建筑，如甲板、底仓、船屋等；属具也更为多样，如舵、橹、桨、碇等，桅、帆也已出现。船体大于单体船，排水量和载重量更大，承担更多客货运输任务，在当时社会生产、水路交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木板船的形态主要见于考古出土的实物及船舶模型等，实物资料以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古船为代表。作为随葬品的船舶模型虽非船舶原物实际尺寸大小，但制作精细、结构完善，可以视作船舶的缩放模型，其年代问题可以根据其他随葬品确定。墓葬中的船舶模型有木制和陶制两类，以荆州、广州和长沙地区汉墓出土的船模最具代表性。

荆州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头箱北部摆放着一件西汉早期木船模型，船身用整木雕凿而成，中间宽，首尾窄。全长0.71米，最宽处0.11米。船底两端上翘，首尾两端呈平面，船身中部掏空架设横板设立底舱。船舱前后墙板呈“凸”字形，构成前后舱门，两侧舱板封闭，悬山顶。船上有木浆5支、划船男俑5件，两侧舷板各有3个小洞。

广州皇帝岗2050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木船长0.804米，宽0.142米。船底由整木雕凿而成，中部稍平，首尾两端上翘，两侧船舷装有整块舷板。近船首处斜插栏板1块，栏板前平铺甲板，甲板前横安木板，构成平坦的船首。船中有两舱相接，前舱较高，整体方形四阿盖顶，左侧开有小窗；后舱低矮，长方形，“人”字形盖顶。船舱与船舷之间留有过道。船尾还有一个矮小的尾舱，盖顶呈三角斜坡状，下有木板密封。船上共有5个划船木俑，其中前舱前面4个木俑，分两排，各执一木楫，尾舱前一个木俑在掌舵。

广州皇帝岗木船，通长 80.4 厘米，宽 14.2 厘米

长沙伍家岭203号墓出土西汉后期的木船零件众多，出土时多分散，残破、缺失者众多，无法全部复原。船身以整木雕凿而成，形状细长，首窄尾宽，中间最广，船底横断面为弧形。船首、船尾和两侧舷各接长方形平板一块。船身通长1.54米，上部最宽处0.2米。船上至少有3个船舱，船中前部、中部和后部各一个。中前部的船舱构造简单、空间较小，整体呈长方形，前后舱板留“门”，无“窗”，房顶断面呈弧形；后部的船舱为四阿盖顶式，舱板留有“门”，该船舱还有附属遮拦，置于船尾，遮拦后壁留有凹缺，可置舵；中部的船舱空间最大，前后均有“门”，无“窗”，舱顶为三面坡，附加木条做房脊，舱底有单独木板承托，木板下应为底舱。两侧船舷接有舷板，各有8个圆孔。船上发现16支同规格的木櫂，木櫂应与舷板圆孔关系密切，但出土时未发现木櫂穿插于圆孔中。

图① 长沙伍家岭木船复原 ② 广州红花岗陶船

③ 广州德庆陶船

广州德庆陶船属东汉中期，船身长0.54米，高0.2米。船底稍平、首尾上翘。船身分前中后三部分，各有一舱，船首为头舱，船中为楼舱，船尾为舵舱（舵楼）。头舱和舵舱规格相近，头舱为拱形盖顶，舵舱后壁留有舵孔，两舱各有一活动底板，上面站着俑。头舱内站立1俑，舵舱内2俑，弯腰弓背、两手向前，似在掌舵。楼舱为主体建筑、规格最高，庑殿顶舱盖，左右舱板有窗，前后舱板留门，舱板绘复线弦纹来表示梁柱结构。

广州红花岗陶船年代为东汉后期，船体稍短略宽，两端狭窄中间宽广，船底稍平、首尾上翘。近船首处有栏板，船首较平、置碇架。船舷横架8根木板，板上立柱以置船篙。船舱集中于船身中部和后部，后部为舵舱，置舵；中部船舱为多室建筑，前室为长方形，拱形舱顶，后室为圆形，穹窿舱顶，左右舱板留窗，前后室有通道连接。船上有立俑，做撑篙状，未见船篙。

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出土的汉代古船，船体拼合后通长约9.71米，中部宽约1.98米，中间深约0.83米。渭桥木板船展现出成熟的船体形态及建造技术。木船整体呈两头窄中间宽、船底弧形较深的形态，两侧船舷由横向木梁连接固定，木梁将船体内分为相通的若干空间。船体构件均采用不同的榫卯连接，船板之间用长方形内嵌式榫板拼接，再以圆形木钉贯穿船板和榫板，整体加工精致，榫卯结构较为复杂。

汉长安城渭桥古船

观察秦汉时期重体船实物和模型可以发现：从西汉前期到东汉晚期，重体船结构式样不断复杂化，主要体现在船舱的发展。船舶属具更加多样，如出现舵、橹、碇、帆。可以推测船舶的载重量不断加大，船舶的制作技术更加进步。

战船

战国时期水战的记载已然常见，从铜鉴和铜壶上的战国早期水陆攻战纹饰，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具有甲板、双层结构的战船形象。秦汉时期水军作战规模更大，如汉武帝兵发南越，“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以及东汉末年赤壁之战“艨艟斗舰，乃以千数”，“船舰首尾相接，浮以沿江”等。

战国时期铜壶水陆攻战纹饰

《释名》中《释船》篇对秦汉时期战船有较为详细的分类，主要有楼船、舰、先登、艨艟、赤马、斥候和走舸等。

船上建楼谓之楼船，攻击力和防御力都相当强悍，是秦汉时期的主力战船，在水战中扮演指挥、作战、运输的全能角色。迄今未见秦汉时期的楼船实物，但船上建楼的形象可以参考客货运船中的重体船。舰是装有防御装置的武装战船，“上下重床，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防御措施完备，承担突破敌方防御和保护主体舰船的作用。先登是一种小型冲锋战船，“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作战时需冲在最前方，承担登陆作战。艨艟是一种突击战船，为求行进速度和灵活性，体形小于楼船等大船，在水战中承担突破敌方防御、冲散敌方阵型的作用。“轻疾者曰赤马舟”，此类战船全身漆朱，船速轻快，机动性强，承担起大船之间的通讯任务。作为水军中的侦查战船，斥候船上建有小屋，虽未见实物，但应与民用船只形态相近，便于隐匿身份，除却打探军情外，还承担观测水路、地形、水文状况的任务，可依靠赤马传递所得信息。

秦汉时期还有一种小型战船，因其具有体形较小、灵活性高、运转自如、航速轻快、往来迅猛的特点，被称作走舸。《太白阴经》记载：“走舸也如战船，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另《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说明走舸可配属于主力战船后面，作为紧急备用船只，追求速度和出其不意，又具有一定的防御，可参与救险、脱逃、突击等任务。

由上可知，秦汉时期的水军战船种类齐全、分工明确。以楼船、舰、艨艟等大中型船舶为代表的主力战舰，配合负责收集情报、刺探军情、快速出击、应急抢险的中小型战船，展现出秦汉水军强大的战斗力、完善的战略防备以及先进的造船技术。

船舶属具

属具是船舶使用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不同形制的船配备的属具种类有所不同。秦汉时期船舶属具主要有桨、篙、橹、桅、帆、碇、舵等。

篙应该是最原始的船舶属具之一，由长木杆或长竹竿构成，其功能是推动船舶前进，造型单一、制作简单、使用方便，适用于浅水河道或近岸航行的船舶。秦汉时期的单体船（独木舟）多采用篙作推进工具，重体船中广州红花岗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推测同样使用篙，使用篙的数量因船舶大小而定。《释船》中“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描述的应该是使用篙撑船前进的场景。

桨，又称櫂、札、楫，由扁板的桨叶和圆杆的桨柄构成，也是原始的船舶推进工具之一。《释船》中记载：“在旁拨水曰棹。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汉代水军有“楫櫂士”之称，即划桨手。荆州凤凰山和广州皇帝岗木船上均发现划桨木俑呈坐姿执短桨，长沙伍家岭木船则配备了16支长桨。晋宁石寨山铜鼓、武梁祠画像石上均可见乘船划桨的形象。

橹的构造与布置

橹的出现是船舶推进工具发展的突破。《释船》：“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橹安装在舟船的一侧，以腰部为主带动全身去摇动木橹，推动船舶前进。橹比桨的优越性在于橹本身并不需要离开水面，在摇动中可持续推动船舶行进，甚至达到“轻橹健于马”的效果。此外，调节橹入水的角度还可以起到节制进退、控制航向的效果。

舵是操纵和控制船舶航向的工具。《释船》：“其尾曰柂。柂，拖也后见拖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荆州凤凰山和广州皇帝岗木船模型均在船尾设置一名划桨俑，手中的木桨不同于其他推进木桨，其桨叶较为宽大，这样更有利于及时有效控制船舶的行进方向。但早期的尾桨偏于船尾一侧，未置于船尾正中。这种操纵桨到了东汉时期逐步演化，广州德庆汉墓和红花岗汉墓出土的陶船上，均已设尾楼，正中设置尾桨，其中东汉晚期的红花岗陶船尾楼内的桨已经明显不同于早期木桨，桨叶面积十分宽大，可称之为舵桨，应是最早的舵的型式。

广州红花岗陶船（A 尾舵，A′悬碇）

《释船》：“其前立柱曰椳，椳，巍也，巍巍高貌也。”桅，最早用途应该是悬挂旗帜。自帆出现后，桅的作用改为张帆。桅帆的使用，使船舶可以长距离航行，摆脱了对人力推动的绝对依赖。随着对桅帆认识的不断深入、大型船舶对动力的更高需求，多桅多帆的设计开始出现，三国时期康泰的《吴时外国传》记载“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可见至迟东汉晚期已经出现了多桅多帆。

矴，也做碇，是船舶的系泊工具。小型船舶的停泊可以采用绳系木桩，如石宁独木舟2号船首右侧留有圆孔，可能是穿绳系舟所用。广州红花岗陶船船首设置了悬碇1件，推测实物可能为条状石固定在木杆上，石块两旁加装木构，沉入水中。

总的来讲，秦汉时期的船舶实物资料依然欠缺，相关文献相对匮乏，尤其是战船的实物资料暂不清楚，只能依据文献记载或后世的考证窥得一二。

（作者蒋琳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曹军为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