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 黄豫民 刘照建
作为汉高祖刘邦的老家和两汉时期重要封国(西汉时为楚国,东汉时为彭城国)所在,徐州地区汉代文物遗存丰富,汉墓、汉玉、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和玺印封泥等出土数量众多。其中有一类日常生活用品—镇,也出土较多且形制多样,一些器形甚至为全国仅见。
出土
近年来,徐州地区进行过考古的汉墓中有10余座出土各种类型的镇,有的只出1件,有的4件同出,总数量40余件。
徐州地区汉墓有诸侯王级大墓和中小型墓葬。大墓出土的镇体形较大,如狮子山、北洞山等西汉楚王墓的豹镇和熊镇均体形较大,且材质不同,狮子山墓有石镇和铜镇各2件,北洞山墓出土玉镇和琉璃兽形镇各1件。楚王宗室和近属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如黑头山宗室刘慎墓出土铁镇1件,陶楼小凤山刘颀墓出土铁镇4件,小龟山西汉墓出土鎏金铜虎镇一组4件。其他中小型汉墓如拖龙山汉墓M3出土嵌贝鹿形铜镇4件,九里山汉墓M1出土铁虎镇4件,后山西汉墓M1出土博山镇4件,韩山东汉墓M1出土4件铁镇。镇形制不一,分别为虎形、博山、辟邪形镇等。徐州市区以外的地方发现较少,仅邳州岠山汉墓出土虎形石镇4件、邳州彭城相缪宇墓出土鎏金人形铜镇1件,睢宁岠山南麓一西汉墓中出土铜鹿镇4件。
另外,徐州博物馆近年还征集了西汉鎏金雀形镇4件,相同形制的镇出土自南昌海昏侯墓园M1、河南淅川李沟汉墓M28,徐州雀形镇的年代也应与之相当。
形制和功用
徐州地区出土汉镇形制多样,造型各不相同,大体上有动物、人形和博山三种造型,其中动物造型数量最多,有豹、虎、羊、鹿、熊、狮、凤鸟、辟邪等,按照体形大小可以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
大型镇主要是狮子山墓出土的石豹镇、铜豹镇,北洞山墓出土的玉熊镇和琉璃兽形镇,总计发现6件,长18—23厘米,宽10—16厘米,高10—20厘米,重量4—9千克。中型镇数量较多,也最为常见,徐州地区中小型汉墓中常有发现,一般通高3.5—7.5厘米,底径6—9厘米,重量在600—800克之间,约合2.5—3汉斤。小型镇数量较少,仅见宗室刘慎墓出土的1件铁镇,长3.4厘米,高2.3厘米。
镇以其用途而分类,压席四角的称“席镇”,置角称“压帐”,压博棋四角称“博镇”,车上用镇称“车镇”,作为殉葬置于死者袖口上的称“压袖”等。席上置镇目的是防止席子滑动卷折,避免牵挂衣物,此类器物一般呈半球形轮廓,动物常用盘踞姿势,体积一般不大,这也是徐州地区汉镇的主体功用。置于墓葬中的汉镇,其摆放方式均是对墓主生前生活的反映,小龟山西汉崖洞墓一组4件铜虎镇,出土于墓葬南室,摆放在方形区域内四角,方形内有玉璧、铜镜、陶鼎等器物,由此推测镇下应铺有席子,而镇放置在坐席的四角,实为典型的压席之镇。
后山西汉墓M1上石椁北部有朽木痕迹,四角各置一铜博山镇,呈长方形,四角放置,方形区域内有锡铅筹8根,推测具有祭案的性质,此四镇可能为压案之镇。
此外,汉镇在墓葬中也起到镇墓的作用,如狮子山墓出土的铜豹镇、北洞山墓出土的玉熊镇,皆为一对2件出土于墓门附近,如同置于墓内各种形制的镇墓兽,推测此种情境中的镇在墓葬中起到的作用是镇墓。当然这些大型汉镇在随葬以前一般也是墓主生前实用器物,极可能是楚王的压席之镇。
压博棋四角的“博镇”是博戏的附属工具。据《方言》卷五载,“所以投博谓之枰,或谓之广平”,博戏中所用的投枰上亦铺席,有席必然要压镇。《说文》记载:“镇,博压也”,段玉裁注:“博当作簿,局戏也。”虽然考古出土整套六博器具中并未发现镇,但是在反映博戏的汉画像石上,确实在枰的四角出现了镇,徐州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发现的2块画像石第二层皆有两人博弈,投枰上有四镇、六筹。宗室刘慎墓出土体量较小的铁虎镇极有可能就是投枰的席压—博镇。
演变
徐州地区汉镇按照材质划分,有玉、石、琉璃、铜、铁等,其中铁镇数量明显较多,贯穿两汉始终,这是徐州汉镇的地域特点。徐州汉镇年代特点则更为鲜明,可以分西汉早期、中后期和东汉时期三个阶段进行讨论。
西汉早期汉镇数量多,体形较大,形制多样,艺术水准极高,大型汉镇全国罕见,创新器形层出不穷。大型的有石豹镇、铜豹镇、玉熊镇、琉璃镇,中小型的有石豹镇、铁虎镇、铁豹镇。大型汉镇质地有玉、石、琉璃和铜,玉、石、琉璃均为圆雕,体形硕大,造型简洁凝练,雄浑厚重。
豹形镇在全国范围内发现较多,流行时间长,豹形镇主要有青铜质、铁质、金质以及玉石质,铜豹镇发现最多,根据躯干、头部姿势的不同有昂首盘卧、俯首盘卧等形态。狮子山西汉楚王墓2件石豹镇和2件铜豹镇,整体造型为昂首、侧卧,且为长约20厘米的大型镇。该墓发掘后,墓主有二代、三代之分歧,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墓主最大可能是第一代楚王刘交,第一代楚王葬年为公元前179年,第二代楚王葬年为公元前175年,第三代楚王刘戊参与谋反,于公元前154年兵败自杀,无论是前三代楚王哪一位,其年代均早于全国其他地方出土的豹镇,因此可以说汉代楚国是豹形镇最早的流行地区。
出土于北洞山墓的玉熊镇和琉璃镇也是如此,两镇不仅在造型上创新,同时使用玉和琉璃作镇,在材质上也是创新。镇的诸多造型因素中,常被提及、最早出现的材质是玉,《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提到“瑶席兮玉瑱”,《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提到“白玉兮为镇”,《西京杂记》中汉长安昭阳殿的“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席上“有四玉镇,智达照,无暇缺”,从这些对镇的文字描述来看,玉应是镇的众多材质当中最为珍贵的一种,最受古人推崇。然而从实际出土来看,镇大多是以铜为原料,或由石、铁、原始瓷、陶等材料制成,玉镇数量极少,北洞山墓出土的玉熊镇殊为罕见。此外,琉璃在汉代也是稀有资源,一般常见的琉璃器物多为小件耳珰、珠子,徐州地区以琉璃制作大型镇,较为罕见。
西汉中期以后,徐州地区汉镇变化较大,大型镇已经不见,中小型镇成为主体,镇的形制更加多样。中晚期墓葬出土的有鎏金铜虎镇、铁狮镇、博山镇、嵌贝鹿形镇、鎏金雀形镇。后山西汉墓博山镇与以往单一结构的镇不同,由山形锥体和圆形底座构成,山分两层,其中外层是高浮雕纹饰,里层为实心锥体。外层高浮雕主要纹饰为三兽侧身前行,身体相连,顶部毛发与锥体顶部交缠扭结在一起。三兽首间还饰有3只似猴的动物,其头部、身体倾斜,四肢张开,右腿前跨,右上肢作前探取物状,一只猴面倒刻,仰面朝天。后山西汉墓青铜三兽相搏镇为全国仅见,应借鉴了盛行于西汉中晚期的博山炉的造型。
东汉以来,汉镇在徐州地区呈现没落之势,出土镇的东汉墓葬有韩山东汉墓、彭城相缪宇墓、九里山汉墓等,出土鎏金人形铜镇、铁虎镇、辟邪镇。动物形镇数量显著减少,仅在九里山汉墓出土1件底部有圆形底座的铁虎镇,大致年代为东汉中期偏晚,动物形镇从此消失于徐州地区。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过去徐州没有的人形镇,如缪宇墓出土鎏金人形铜镇,坐姿,高髻,身披错金锦纹衣,左手上举,右手置于腿上,面部表情丰富,眉毛立起,双眼圆睁,嘴巴紧闭,嘴角下拉,应为供上层贵族娱乐的倡优人的形象。这件铜镇有鲜明地方特点,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人形镇细部有所不同,以致被学者误认为是佛教造像,其实这件面部表情收敛,表现的是老年说唱艺人的形象。
繁荣原因
徐州地区发现汉镇数量较多,主要与西汉时楚国强大的国力和楚王与中央朝廷关系密切有关。西汉初年,刘邦以韩信谋反为由,“(汉六年春)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两国。……立刘贾以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高祖封其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辖彭城、薛郡、东海三郡三十六县,刘交一系楚王共传八代。第一代楚元王刘交,年轻时跟随刘邦打天下,是刘邦创建汉朝过程中的得力助手和亲信,刘邦登基后,刘交经常出入刘邦的卧室,陪伴在刘邦左右,是刘邦可靠又得力的心腹。汉初诛灭诸吕后,群臣迎立代王刘恒为文帝,刘恒曾言:“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之,寡人不敢当”,获得刘交支持的刘恒即位后,将过去诸吕夺楚封地,重新归还给楚国,及至文帝再立太子,首先想到的是征求刘交的意见,“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刘交之子刘郢(客)掌管整个皇族的事务,常侍于文帝左右,文帝二年(前178年)嗣楚王位,也是由文帝作主的。即使景帝在位,距离刘交去世已经20余年,对刘交也青眼有加,以亲亲封刘交宠子五人为侯。西汉前期,楚王与中央朝廷关系密切,可能得到不少赏赐,因此徐州地区出土大型汉镇并不意外。当时楚国位于黄河下游,占据天下膏腴之地,依靠中原腹地,靠近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圈”,既有黄淮平原的地缘优势,又有刘邦故里的人和之利,刘交采取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农业和手工业获得充分发展,尤其是制玉、冶炼、纺织等高度发达,完全有能力制作大型汉镇。
徐州地区铁镇所占比例较高,与楚国境内铁矿资源丰富以及冶铁业发达有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全国共有40个郡国设置铁官,“彭城、沛县、下邳有铁官”,三地都在楚国范围之内。北洞山墓、狮子山墓、驮篮山墓出土大批铁器,其中有成套的凿、錾、锤等开山凿石工具,北京科技大学冶铁与材料史研究所通过对出土铁器的金相组织测定分析发现了最早的炒钢制品,表明当时工匠对钢铁制品的认识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外,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徐州境内还发现了铜山利国驿和睢宁冶铁遗址。
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镇,徐州汉镇的种类最为丰富、数量众多、延续时间最长。徐州与关中地区一起成为镇在汉代的两大分布中心,探讨徐州地区汉镇的演变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徐州汉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黄豫民为徐州博物馆副馆长、文博馆员;刘照建为徐州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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