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当我们在大学开设文化遗产学课程，建立文化遗产学科研究平台时，全国高校同行者还极少，今天，文化遗产学的教育、研究和知识传播作为新的学科方向已经在许多高校广泛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甚至成为国家最高决策层极为重视的现代化事业，党中央和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都把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考察事项。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已经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由原先《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组成的国家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将会更加完善，文化遗产事业成为体现国家和人民意志的重要领域。
然而到目前为止，高校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还显得滞后，人才培养的体系还不够健全。对于文化遗产学科建设，我们在长期实践和探索中获得一些认识：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现代科学。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创新性科学。表现为新理念、新资料、新资源、新领域、新空间、新知识、新技术、新教育、新人才、新学术、新事业等诸特点。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不同理论、方法和技术。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离开实践价值，文化遗产学科将无从发展。文化遗产学与其他科学一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大问题。
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保存到今天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事象。从文化资源而言，它是广义的，与“传统”和“传统文化”几乎是同义的；从文化事象而言，它是狭义的，与各类功能性历史文化形态几乎同义，为此，人们分出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城市遗产、乡村遗产、建筑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交通遗产、水利遗产、地名遗产、科技遗产、军事遗产、教育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不同类别的文化遗产。正是因为文化遗产学研究对象的多类型、多功能、多时代、多空间、多结构、多价值以及保护利用的多手段、多技术、多途径，文化遗产学才成为一门“交叉科学”。但是，文化遗产学的知识特性植根于文化学、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以及涉及的不同文化功能的相关知识，这是文化遗产学作为“交叉科学”的又一学科特性。
文化遗产学虽然涉及一系列学科知识，但是它无意取代也不可能取代原有的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以及所涉及的一系列学科领域，它拥有自己的认知对象、实践领域、社会价值、方法理论、技术系统和发展方向。
文化遗产学在人类智能化时代将会大放异彩。因为当智能化物质生产力越来越强大，人类需要更强大的精神生产力与之相匹配，从而建立起更加均衡的经济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文化遗产涉及人类对发展资源的重新认识、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数字文化世界的建设、人类多样文化的合作与分享、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协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人的个性化发展和新的就业空间的打开等现代化、趋势化问题。
文化遗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和现代知识体系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我们需要尽快把文化遗产学建设成为一级学科。目前，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而它们都不可能代替文化遗产学的实践领域、学术领域、教育领域和人才体系。文化遗产学何时成为一级学科还在等待中。
美国学者萨顿先生说：“科学的进步不能归因于单个民族的单独努力，而只能归因于所有民族的共同努力。”而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学术事业正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于西方，然后逐步影响到东方乃至全球。
奥地利学者齐尔塞尔先生说：“现代科学的产生须以高度发达的人文文明为基础。”这对拥有5000年以上文明和富有人文文明传统的中国而言应是非常恰当。
中国科学院袁江洋先生说：“只有有条件实施并善于实施文化汇聚、整合和创新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才有可能形成成体系的、以追求自然真理为目的的自然哲学或科学概念体系，才有可能将人类共同的自然哲学事业或科学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而当代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胸襟，“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也必将成为这样的学术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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