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叶菲：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出土玉器的初步观察

良渚文明是中国史前最为耀眼和突出的区域文明，其高度发达的玉器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体现良渚文明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反山、瑶山等遗址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术界对琢玉工艺、玉料来源、玉器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在良渚古城遗址周边发现的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以下简称中初鸣遗址群），又为研究良渚文化玉器生产和流通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初鸣遗址群位于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西南距良渚遗址群18公里。民国《德清县新志》就有当地出土玉料的记载。20世纪90年代，村民开挖池塘时发现了大量玉料，并不时有盗掘现象，引起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推测这一区域可能存在面积较大的制玉作坊遗址。

为了推进“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课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于2017年10月—2022年12月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对遗址群的整体面貌和基本内涵有了系统认识。

中初鸣遗址群基本呈长方形分布，总面积100余万平方米。遗址群内遗址众多，东北部有保安桥、王家里、小桥头等遗址，均保存较为完好；中部有田板埭等遗址，叠压于现代建筑垃圾之下；南部有杨墩、鲁家坝、西坝头等遗址，因开挖池塘等原因破坏严重；东南部因现代建筑垃圾堆积而未能进行考古工作，遗址分布情况不明。经初步勘探，在遗址群内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营建土台28处。

2017—2022年，先后对杨墩、保安桥、王家里、小桥头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均揭露出人工营建土台。土台平面形状呈长方形，面积400—600平方米，土台顶部发现有房址、墓葬、灰坑等，土台外围为斜坡状的废弃堆积，并发现有灰坑、灰沟、井等。墓葬主要随葬镯、半圆形饰、锥形器、管等玉器和玉料，钺、镞等石器，鼎、豆、罐、双鼻壶等陶器。外围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与制玉有关的边角玉料、玉器半成品、残件（以玉锥形器和管为主），以及作为工具的砺石、磨石、燧石钻具和刻划工具等。

根据保安桥、王家里、小桥头墓葬中出土陶器器形判断，中初鸣遗址群的相对年代应为良渚文化晚期。对杨墩、王家里、小桥头提取的测年样本进行了¹⁴C测定，其中王家里6个样本、小桥头6个样本获得有效数据，为距今4800—4500年。

经初步鉴定和统计，中初鸣遗址群出土的边角玉料以蛇纹石为主，所占比例超过80%，说明中初鸣遗址群是良渚文化晚期专门生产以蛇纹石为主要原料的玉锥形器、玉管的制玉作坊群。

中初鸣遗址群目前共出土玉器247件，以玉锥形器为主，其次为玉管，玉镯、玉饰等其他玉器极少。玉锥形器178件，包括杨墩5件、保安桥95件、王家里69件、小桥头7件，以及试掘过程中出土的2件，除墓葬出土的为成品外，其余均为半成品或残件。玉锥形器的半成品主要表现为尖部或榫部未加工完成、榫部未钻孔、器表可见切割痕迹等。玉管23件，包括保安桥13件、王家里10件。玉管除墓葬出土的为成品外，其余均为半成品，半成品主要表现在钻孔未钻透或器表可见切割痕迹。

此外，出土边角玉料近3000件。近三分之一的边角玉料因保存较差，器表酥粉或孔蚀导致无法观察，其余多可见片切割痕迹，部分玉料可同时见片切割和线切割痕迹，线切割痕迹多出现在较大的平面上。这些玉料按加工程度可分为未见切割痕迹的毛料、经初步切割的坯料和基本成形的长条形粗坯。

对经初步切割的坯料进行观察，发现片切割的深度多在1厘米左右，深度较大的也仅1.5厘米左右。如保安桥出土玉料T0301⑧：135四面均经片切割，切割深度最大为1厘米。保安桥出土玉料T0401⑧：254整体器形较大，其中一侧经多次片切割后呈台阶状，可见大量横向摩擦痕迹，推测至少经过7次不同方向的片切割，切割深度最大的为1.6厘米。

另有一些较厚的玉料可见双向片切割痕迹，如保安桥出土玉料G4：193、王家里出土玉料T1333⑭：54，推测这些玉料在加工时选择了双向片切割的方式，在片切割后再通过敲击或者掰断的方式一分为二。选择这种双向片切割的方式应该是因为良渚文化时期片切割的深度有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制玉工艺和遗存》一文中对良渚遗址群西北的塘山遗址（金村段）T1③：118玉料标本进行了观察，发现其“切割进深基本在1厘米左右”，提出“良渚文化缺少合适的用于大进深的切割工具”。中初鸣遗址群中出土的大量经片切割的玉料，切割深度也在1厘米左右，进一步证明良渚文化时期玉料的片切割深度有限，当时可能缺少合适的片切割工具。

中初鸣遗址群出土了大量长条形玉料，以蛇纹石为主，与遗址群内出土的玉锥形器、玉管玉质相同，尺寸则略大于玉锥形器、玉管半成品，应该是玉锥形器或玉管的粗坯。

除上述大量玉料、玉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砺（磨）石和燧石工具。这些砺（磨）石体形差异较大，最大的砺石（ⅣT0401①：4）长29.3厘米，宽8—9.6厘米，厚7.5—8厘米，最小的长度不足2厘米。不少砺石表面可见多道竖向或方向不一致的凹槽，可能是打磨时形成的。砺石的粒度也有很大不同，多为粗砂岩、细砂岩，也有少量泥岩，推测在打磨玉器时会先后使用粒度不同的砺石。

经淘洗后发现了一些燧石工具。在发掘过程中，考虑到部分玉器、玉料体形较小，为避免遗漏，对所有土台外围废弃堆积进行了全面淘洗工作，获得了大量玉锥形器、玉管、玉料和燧石工具。燧石工具大部分为石核，其余可判断为钻具和雕刻器，钻具可见明显的钻头，部分已在使用过程中残损，雕刻器可见明显的尖部。

1982年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第一次发掘清理了约相当于崧泽文化中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制玉遗存，地层中出土了10件玉料和5532件石制品。这些石制品除少数为玛瑙外，其余皆为黑色燧石。磨盘墩打制石器包括石钻、刮削器、尖状器和似雕刻器四种类型，以石钻和刮削器为主。发掘者对出土石钻做了三种实验，提出石钻“是钻刻玉石的理想工具”，而“刮削器是修理钻杆的最适宜的工具”，认为“遗址下层是一处石钻的制作场所”（南京博物院、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张敏研究员在《治玉说》一文中认为燧石细石器“除了其中一部分作为钻孔工具外，有些则很有可能作为镂刻工具”。

考虑到中初鸣遗址群加工的玉器主要为玉锥形器和玉管，而玉管多采用管钻的方式进行钻孔，因此推测燧石钻具可能用于玉锥形器榫部的钻孔。中初鸣遗址群出土的玉器并未见纹饰，因此推测雕刻器可能用于玉料切割前的打样。

根据这些出土的玉锥形器、玉管半成品、边角玉料、砺（磨）石、燧石工具，大致可以复原良渚文化时期玉锥形器的制作流程：首先，在玉料上进行片切割，以获得长条形粗坯，若原始玉料体形较大，则可进行多次片切割，以获得多件长条形粗坯；其次，用不同粒度的砺石对粗坯进行打磨；最后，用燧石钻具在锥形器的榫部钻孔。

浙江省内良渚文化遗址数量众多，但经正式发掘的制玉作坊遗存仅杭州良渚钟家港古河道、塘山遗址（金村段），德清中初鸣遗址群。

钟家港古河道位于良渚古城内莫角山遗址以东，古河道南段河东岸的钟家村台地边缘堆积中出土较多玉器（包括琮、璧、锥形器、管、锛、凿、片饰、坠饰等）、玉料、玉钻芯、石钻芯、骨器等，说明此段河岸台地存在玉器、石器、骨器手工业生产活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南段2016年的发掘》，《考古》2023年第1期）。

塘山遗址（金村段）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北部，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残件（琮、璧、钺、环、镯等）、玉料和石质工具。玉器残件均有再次切割利用的痕迹。玉料上的切割痕迹多为片切割，可以切割长柱体的粗坯，以便加工为锥形器、管，证明这是一处以制作锥形器、管等普通玉器为主，间或对残件玉器改制再加工的制玉作坊（方向明：《良渚塘山（金村段）2002年度的发掘》，载《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方向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制玉工艺和遗存》，载《浙江考古（1979—2019）》，文物出版社，2019年）。

对比这三处遗址，尽管均制作玉锥形器和玉管，但中初鸣生产的玉器种类更为单一，仅玉锥形器和玉管，专门化程度更高。而钟家港除制作玉锥形器、玉管外，也制作片饰等，甚至存在石器和骨器的加工，是一处更为复杂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塘山遗址（金村段）发现大量玉器残件改制再加工的痕迹，但中初鸣仅发现一件玉琮钻芯、一件玉钺残件存在再加工的现象。这可能因为中初鸣遗址群距良渚遗址群更远，难以获得高等级的玉器残件。

玉锥形器在良渚文化玉器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良渚遗址群出土锥形器的数量基本占整个良渚文化锥形器总数量的一半，瑶山和反山等高等级墓葬中随葬有成组锥形器外，还随葬单件锥形器。卞家山、北村等遗址的中低等级墓葬中也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锥形器。此外，临平遗址群、嘉兴西部等地的墓葬中也有不少玉锥形器出土。

中初鸣遗址群玉锥形器除了出土于墓葬，其余均为半成品或残件，据此推测作坊内制作的玉锥形器成品可能已运输至其他地点。中初鸣遗址群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发达，西南距良渚遗址群约18公里，东南距临平遗址群约20公里，距离嘉兴西部地区65公里，可通过东苕溪、古江南运河等水路往来交流，玉锥形器、玉管可能运往以上地区。

综上，中初鸣遗址群的发现是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为讨论良渚文化的玉器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和流通提供了重要支撑，更是良渚文明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重要体现。

（作者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