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西安大白杨唐代粮仓遗址初识

唐朝的粮仓主要有六种：正仓、太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和义仓，其中太仓是都城储粮的大仓，向长安城百万人口供应粮食，意义十分重要。由于唐长安城遗址大部分叠压在现代建筑之下，对相关遗迹的寻找存在一定的困难。近年来，陕西省出台《关于加强考古工作的实施意见》《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全面落实，使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可以更为从容、更为精细、更为系统地进行，唐代粮仓遗址随之不断发现，长安城太仓的布局及范围也逐步明确。

大白杨唐代粮仓遗址位于西安莲湖区原大白杨村，地处龙首原高地之上、唐长安城北禁苑之内、汉长安城东南。2012年，此地未央区住保大厦项目建设时发现粮仓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粮仓10座，推断周边至少存在3排24座粮仓。发掘者根据以往文献记载、出土遗物及地形地貌关系等判断此处为唐朝太仓所在地。

为配合基本建设，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一范围内梨园路以南、天朗大兴郡蔚蓝君城以北、大白杨路以西、大兴家苑以东区域进行考古，共清理汉代墓葬80座、沟1条，唐代粮仓11座，明清井2座。

汉代墓葬数量多、分布密集，以小型土洞墓为主，亦有少量砖室墓，大多被盗掘，出土器物较少，多为普通陶器，包括仿铜陶礼器、模型明器和实用器等，还有少量铜器及玉器，包括铜镜、铜盆、铜车马器、玉璧、玉片。

唐代粮仓为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南北成排，东西成列，有部分打破汉代墓葬。粮仓上部已被破坏，形制不详，现存部分开口平面均呈圆形，仓壁呈斜坡状，整体为口大底小的缸形。下部壁面垮塌，原始壁面残留较少，部分粮仓壁面存在烘烤现象，壁面及底部发现大片黑灰及白灰色土，应为木板腐朽而成的板灰。粮仓内填土为一次性回填，较纯净，黄褐色，土质较硬，内未见包含物。

结合以往发掘的粮仓推断，本次发掘的粮仓的修筑方式为：首先从地面向下挖口大底小的缸形窖仓；随后将底部修理平整，人工夯打结实，烘烤周壁后在侧面及底面铺设木板；最后铺席储粮。粮仓内未见明显粮食残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崔启龙博士对底部遗存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发现粮仓底部大多残存有植硅体，主要种类有水稻扇形、芦苇扇形、垂直排列哑铃型和并排哑铃型，说明可能存储过水稻或者粟黍。

本次发掘的粮仓与2012年发现的同为唐代，且位于其东350米处，距离较近，粮仓形制与其相同、修筑方式相近，因此两者应属同一遗址范围内，性质上同属唐朝太仓遗址。大白杨唐代粮仓遗址处于龙首原之首400米等高线之上，地势较周边高且平坦，方便排水，是墓葬埋藏及粮食储存的理想区域。

隋唐时期，都城北设置有禁苑，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六载：“唐禁苑在宫城之北。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东接灞水，西接长安故城，南连京城，北枕渭水。”大白杨唐代粮仓遗址位于唐长安城以北区域，周边有属皇家的唐朝梨园遗址，且未发现唐代平民墓葬，说明其位于唐朝禁苑范围之内。

汉唐漕渠与运粮

汉唐时期关中地区作为都城所在，人口众多，所产之粮无法满足需求，需从东部调集大量粮食进行补充，水运是最为合理的运输方式，汉初定都之时便有“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的建议。汉武帝时，大司农郑当时指出：“关中槽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潜水九百余里，时有难处。”为解决漕运问题，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凿了漕渠。根据学者推算，武帝至宣帝时期漕渠漕运岁额一般保持在四百万石左右。

汉代漕渠虽一直沿用到隋代，但由于渭河水量减少，漕渠东段逐渐堵塞，漕运亦逐渐减少，难以满足都城所需。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以“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之由，命宇文恺“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学界多认为隋文帝时期所修隋渠主要是沿用汉渠故道，部分区域或有所变动。

隋朝修建的广通渠为潼关至大兴城东，大兴城东终点具体位置不详。唐天宝时期（742—756年），玄宗再度整修广通渠，路径上无较大变化，仅进行疏浚及维修，并于城东新修东渭桥仓和广运潭以方便运输。《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渠“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创下了隋唐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由此可知，唐代长安城漕渠运输集散之地已转移至城东广运潭。唐代灞河以西段漕渠大多利用汉代漕渠，局部略向南偏移，自浐灞交汇的广运潭西南向经泘沱寨、汉大仓，延伸至大白杨一带，该条线路在唐代应为漕运主线。

此外，徐龙国先生根据以往钻探资料分析，认为“汉代护城壕南确有一条唐代漕渠，由西南三桥方向而来，在城墙西南角与汉代护城壕并行向东，局部稍偏南改道，该漕渠疏浚汉代护城壕而成”。祝昊天先生对隋唐时期漕渠进行过考证，认为“沿汉长安城东侧的护城河北出，还有一条专门为城内引排水所设计的明渠支线，今址仍有漕运明渠在沿用”。从走向上，看东西两渠及北侧明渠应交汇于大白杨区域。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记载：“大白杨村东南部，东距朱宏路约100米存在大白杨漕河码头，是汉唐时期长安城的漕运码头遗址。”综合以上材料可说明，在唐代，大白杨区域位于多条漕渠交汇之处，存在可供物资运输的漕运码头，在周边建粮仓可充分利用码头交通便捷之优势，将各地所运来的粮食就近存储。

太仓布局与范围

关于唐朝太仓位置及组织管理等内容有较多讨论，但大多依据文献记载及采集的“粟砖”等进行。随着洛阳含嘉仓城的系统发掘以及大白杨区域考古工作的接连进行，多个地点发现粮仓遗迹，利用考古证据分析唐朝太仓布局与范围成为可能。

《唐六典》记载：“皇朝置太仓令三人，东都则曰含嘉仓”，可知洛阳含嘉仓与长安太仓同为国家核心仓储设施，其布局可能也较接近。洛阳含嘉仓城经系统发掘，对其布局的分析研究也较为透彻，大白杨太仓的布局与分区研究可以参考进行。

霍宏伟先生对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布局进行分析后认为，仓城可分为起储量作用的仓窖区，量覆、扬掷谷物的场区，漕运码头的纳粮区三部分。大白杨漕河码头遗址西侧300余米为本次发掘区，发现有唐代粮仓；码头遗址南侧200余米为2023年发掘的大白杨汉代墓地，未发现唐代遗迹，存在大面积空白，或具有一定特殊功用。大白杨太仓作为都城重要粮仓，其布局若与含嘉仓城相近，那么大白杨漕河码头及周边可能为纳粮区，西侧大白杨粮仓即为仓储区，2023年发掘的大白杨汉代墓地附近区域（唐代遗存空白区）可能为量覆、扬掷谷物场区。

目前大白杨周边区域唐代粮仓已有较多发现，可大致划出仓储区范围。以往修建大白杨小学及二环北路时都曾发现粮仓遗迹，未央区住保大厦项目抢救性发掘了一批粮仓，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阳光台365项目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成组分布的唐代大型窑址，在项目的东南角发现了一些粮仓遗迹，两者无叠压关系且存在一定间隔，说明太仓仓储设施的西部边界应为阳光台365项目东南区域。上述几处均位于今二环北路以南，二环北路整体上已靠近龙首原北端，其北还有汉长安城护城壕，地下水位较高，不适宜粮食储存，因此唐朝太仓北部边界应在二环北路附近。本次发现的粮仓则位于最东侧、最南侧，其东侧约250米是同年发掘的大白杨汉代墓地，在约1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未发现粮仓遗迹，说明太仓仓储设施的东部边界应在两项目之间。

从太仓铭砖中“十二街”“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大街西，从北向南第一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等记录，可知太仓的规模应是十分庞大的，且中间有纵横十字大街和由其分割成的不同场院。本次发掘区南部发现10余米的空白，或为场院间的道路；以南区域已基本被现代建筑所覆盖，太仓南部边界尚无法确定，需期待未来基建考古工作的进行；以北区域已位于龙首原边缘，不适合作为仓储之地，故太仓仓储设施的东侧北部边界应在本次区域北侧不远。

综上，结合以往发掘发现资料，可推断太仓应不仅包含以大白杨粮仓为主体的仓储区，还包括大白杨漕河码头及周边区域的纳粮区，以及一定范围的量覆、扬掷谷物的场区。太仓仓储区应整体位于龙首原之上，其东边界应在本次发掘区与大白杨汉代墓地之间；西边界应在今阳光台365小区东侧；北边界东西略有差别，西侧应在今二环北路附近，东侧应在本次发掘区域以北不远；南边界尚无法确定。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