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坤考古工作记
文 图 / 刘玮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4年08月刊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天山北麓,汉代为西域三十六国之蒲类国所在。县域内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形成三山夹两盆的地形,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亦是见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天堂草原”,为今天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我们一行5人于2023年7月来到这片土地上,参加巴里坤大河唐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对周边地区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
追溯青铜时代的游牧遗址
公元前一千纪左右,东天山出现了大量游牧聚落,兰州湾子遗址就是典型代表。遗址距离巴里坤县城大约5公里,地处东天山北麓斜坡上。遗址范围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石结构建筑基址、墓葬以及岩画等遗存。我们一行5人从县城向西南方进发,沿着乡间公路徒步,在日落时分到达兰州湾子村。村子面朝巴里坤草原,南瞰西黑沟遗址群,实为一重要分界点。
兰州湾子遗址石结构建筑基址
穿过村子继续向南便是兰州湾子遗址石结构建筑基址,早先被称为“岳公台—西黑沟遗址之邵家鄂博石围墙建筑基址”,现立保护碑,定名为“大月氏古建筑遗址”,被认为是青铜时代大月氏王庭遗址。墙体由卵石块整齐堆砌而成,1983—1984年进行过考古发掘,揭示出清晰的平面布局,总体呈长方形,南北长23米,东西宽18米,分为主室和附室,主室居南,附室居北,两室间有门道相连。地表清楚可见多处柱洞,遗址内曾出土陶器、石器、铜器及农作物遗存。
兰州湾子岩画
建筑基址西南侧有一处今人为还原古代游牧民族祭祀仪式而修建的大型祭祀台,附近的草地上有许多石块,上绘各式岩画,大多以静态剪影表现图像,常见的元素有动物、骑乘、植物和太阳,沿着公路还能看到北山羊之类的野生动物图案。这些刻在大型石头上的岩画是语言也是文字,是先民们自行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更是我们复原先民生活的“会说话的材料”。
探寻巍巍大唐的军事体系
史书记载,唐王朝在平定高昌叛乱之后,加大了对西域的统治力度,设置西州和庭州,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统领瀚海、天山、伊吾三军。伊吾军驻地即今大河唐城遗址,遗址位于大河乡东头渠村东南,在天山与莫钦乌拉山之间的平原上,是哈密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唐代古城遗址。
古城呈长方形,中部有一道较宽的城墙将古城分为东、西两城。唐人围绕城址营建了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包括烽燧、驿站等。西城城墙保存较为完好,四周均有角台,东墙东南角部位的矮墙呈内收的弧形,形成了一座瓮城。站在西城南城墙上,周围一片旷野尽收眼底,这里水土肥沃、易于耕种,称为“甘露川”。城址被辟为耕地时,发现了多处存有大量碳化粮食颗粒和牛羊骨骼的窖穴,为研究唐代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翔实的物证资料。
大河古城东城城墙
中湖村烽燧
目前的考古研究表明,大河唐城西城的建造时间早于东城。西城最初的建造目的是战略防御,针对后突厥汗国的威胁,西城高大的城墙、马面、角楼与门墩构成了其防御体系的核心。后期加筑东城可能与伊吾军迁治有关,伊吾军最初驻扎在柔远县,后迁至巴里坤草原甘露川,目的在于形成军事屏障,遏制后突厥汗国的侵扰。当时唐军与后突厥军事冲突频繁,北庭成为主要的军事前沿,唐朝政府不得不调整军镇体系。所以,大河唐城东城是伊吾军在面对严峻敌情状况下,快速适应军事形势的产物。
伊吾军下辖的烽燧极有特点,比如位于大河唐城北67.5公里处的中湖村烽燧。整体基本呈方形,后期进行过加筑,边长约10米,残高10米。田野调查工作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条件,山里的天气变幻莫测。离开中湖村时,狂风阵阵并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一行人不得不改变原先计划,取消三塘泉烽燧的调查工作,改为考察十多公里外的四塘泉烽燧。四塘泉烽燧位于山包之上,依照其内外分筑的建造特点大抵推测其年代为唐代,用片石与土坯砌筑,清代经过加筑增补。烽燧整体呈八边形,残高约9米,长约4米,底部周长约40米。据考证,哈密境内的烽燧共计63座,这些烽燧与长城共同构成了一体化的军事防御体系。
四塘泉烽燧
2019—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清理出土了800余件纸文书与木简,为了解唐朝边塞守卫制度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唐朝的守卫制度以烽燧为核心,对于驻守士兵的生活与工作有严格与繁杂的要求。文书中提到“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说明他们不仅要站岗放烽,还要承担侦察任务与土地耕种等。士兵的工作如若失误会受到严厉处罚,出土的《诸烽候不警令》明确了这些规章制度。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中,行军和驻守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物资供应也极其有限,尤其是冬季衣物。出土的《唐天宝四载仇慕仙等兵士冬衣登记簿》显示,士兵的棉袄颜色多样,新旧差别明显。
触摸盛世大唐的物质文明
2021—2022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哈密文博院联手,对大河唐城遗址展开首次考古发掘,明确了城址的年代、形制布局、营建过程和建筑特点等。经过2年田野发掘,目前考古工作进行到文物资料整理阶段。城址出土大量陶器、陶片,整理工作也就从陶器开始了。
室内日常的陶片整理
起初我们面对体量较大的陶片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老师的指导下,拼接陶片的工作形成了一套范式。归纳起来就是“分”与“组”:“分”有两个步骤,一是先按照颜色将陶片进行分类,二是按照陶器的部位进行分类,如口、沿、颈部、腹部与足部;“组”即将归类好的陶片组合起来,是陶器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一块块破碎陶片经过修复黏合找到归宿,拼接处的裂痕好似一位老者的皱纹,映出沧桑又斑驳的历史痕迹。
出土陶器多见泥制灰陶、夹砂红陶与夹砂黄褐陶三类,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灰陶表面多带有黑色陶衣,红陶表面多带有黄褐色陶衣。器形主要有罐、盆、盏、盘、瓮、碗等。器身以素面为主,常见纹饰包括弦纹、水波纹、连珠纹、压印纹等,个别带有墨书、刻划符号,表面多见轮制拉坯痕迹,与同时期新疆奇台县唐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似。有的陶片口沿处还有戳印图案,或许具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除了大量陶器之外,遗址内还出土了铁器、铜器、骨器、石器、铜钱等。
值得一提的是,城址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有动物形象。出土小件中有一件精美且独特的石质兽形席镇,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底座,上部为兽身。底座平面近长方形,发现时已残缺一角。兽首嘴部残毁,可以清晰地看到眼眶与眼仁,双眼后上方刻有双耳,双耳之间雕有凸出的脊线。兽身似乎由多种动物拼凑构成,左后足似羊或牛蹄,尾却似鼠。还有一件造型憨态可掬的灰陶质地狮子,狮首保存完整。嘴巴大张,清晰可见其牙和舌,尤其下颚右侧的一排牙齿颗粒分明,似有5颗,牙齿最前端似有獠。双耳下方饰有水波纹样式的狮鬃。这件陶狮子与同时期西安地区的狮子造型有相似之处。狮子作为中亚和西亚地区艺术品的主要装饰题材之一,经丝绸之路传播,在唐代中国融入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玉雕、陶瓷、金银器、壁画线刻、大型雕塑等。
造型憨态可掬的陶狮子
探寻康乾盛世的物质遗存
巴里坤蒙古语意为“老虎的前爪”,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区域性指挥中心。康乾时期,清政府为解决军队粮草供需问题,推行屯田政策。巴里坤汉城就是这一背景下修建的军事和屯田基地。今县城主要区域基本被汉城城墙围绕着,于是我们一行选择徒步沿着汉城西街到汉城的西门城楼,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城址处于巴里坤盆地内,这里自然环境相对干旱,故保存情况相对较好。
汉城始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的驻扎地。相传岳钟琪每天在巴里坤南山坡上监督建城,运筹帷幄。在汉城南部一座形似巴掌的小山上有一座点将台,后人为了纪念岳钟琪,将其称为“岳公台”。
上图为站在岳公台上俯瞰巴里坤满城、汉城,下图为汉城南街清代粮仓
城墙高低不平,风化严重,但依旧可以辨认出其原有的轮廓,是新疆最长且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城墙。整体呈矩形分布,东西略长,南北略短,总长5788米,高7米,顶宽4米,底宽6米,城门4座,四周挖有护城河。墙体主要由黏土分层夯筑而成。西城门置瓮城,设有马面4个。门洞的石材或砖砌结构仍然清晰可见。
巴里坤清代粮仓亦是见证康乾时期屯兵屯田政策的设施之一,位于汉城南街,现建巴里坤文博园将其集中保护与展示。粮仓呈东西两排分布,中间院落将两排粮仓相隔。仓体为土木结构,为了防潮防虫,粮仓中设有粮食的专用槽,仓顶有通风楼,下铺木地板。
我们还对位于巴里坤县城南1公里,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的仙姑庙与地藏寺进行了调查。一进大门,可见雕刻精美的砖雕影壁,左面是地藏寺,右面是仙姑庙。地藏寺山门坐北朝南,在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东西供奉十殿阎王。仙姑庙里的主神是甘肃张掖一何姓女子,张掖地区的客商路过巴里坤,希望仙姑能保佑他们,于是修建寺庙供奉何仙姑。地藏寺和仙姑庙建筑群为我们展现了清代巴里坤佛教与道教共存的文化格局。
离开的前一天,我们来到距离巴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的巴里坤湖,此处海拔1500多米,是一处高原盐湖,四周傍山,水草丰美。沿着湖上的栈道一直走在湖泊中部,仿佛置身于仙境,四周的美景倒映在湖中,远处是若隐若现的天山,一幕幕工作场景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希望我们在新疆考古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越坚定越远行!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园林老师的指导与修正,特此感谢。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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