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 李聪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4年10月刊
李家楼郑公大墓发现于 1923 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它发现之初正值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时期，加之当时政治、社会等因素，该墓虽出土了上百件文物，但并非科学的考古发掘所得，墓葬形式、规模都缺乏科学的记录。不过同时期印行的《新郑出土古器图志》一书弥补了一些缺憾，可以为当时挖掘情况提供细枝末节的信息。
《新郑出土古器图志》书影
《新郑出土古器图志》（以下简称《图志》）1923年12月印行。全书分为三册，分别是《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初编》《新郑出土古器图志续编》《新郑出土古器图志附编》（以下简称初编、续编、附编），其中初编收录1923年9月17日前李家楼郑公大墓挖掘所得器物，并以千字文对器物进行分类编号，共录有从“天”字至“署”字19类器物，分别为铜钟、铜鼎、铜尊、铜壶等；续编收录9月17日至10月17日挖掘和收缴之物，内容庞杂，有铜盘、铜簋等器；附编收录9月1日至11月10日间靳云鹗与各地军政要人间的函电，并附有《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碑文。《图志》虽详细记录了郑公大墓出土古物现状并附有影像资料，但因成书仓促，并未对所出器物进行整理研究，且器物名称多为许昌古董商张庆麟根据《西清古鉴》所定，并不十分准确。此外，《图志》所记述的古物出土时间与数量和函电中记载的有所出入。本文希望通过对《图志》一书进行深入解读，对相关问题进行爬梳，以还原当时之情景。
1923 年郑公大墓挖掘现场
《图志》辑录始末
编辑缘起
1923年8月25日，李家楼郑公大墓发现于新郑南门外李锐家菜园子。9月1日，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等人巡防至新郑时，得知发现古墓的消息，立即意识到此批出土文物的重要性，指出“鼎彝古物为先代典型所寄允，宜归诸公家，俾存国粹”，要求李锐将所得文物归公。
9月4日，靳云鹗在与徐寿椿的函电中称“后天派胡棣生带照相机去郑拍照，以便制成铜版编号付印，望即延请金石名家估看物上篆文、年代、名称以及原物用处，逐件记明并将发现来历及掘井工人姓名，并将李锐已卖三件得价若干追缴实情一一笔记，以明始末，吾侪办理此事，所愿公诸国人，垂法将来，胜于自私者远矣，尔来公物多被侵吞盗卖，言之痛心，宜乎，我国之有今日可慨也。”发现这批文物之后，靳云鹗开始安排相关人员对文物信息进行采集、定名等，记明文物发现始末，以公诸于世。靳云鹗在序言中提到编辑《图志》的目的“增学人稽古之资，彰先世文明之迹，见者色喜，闻者心藏”。
20世纪初期国内各地盗掘成风，大量文物流出国门，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将如此规模的文物保护下来收归国家所有，并对文物信息进行采集、拍摄、出版成书，在当时对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意义重大。
参与人员
《图志》辑录非一人之力所成，从文物定名到文物摄影、印刷成册等共涉及20余人。《图志》序中有记，“中华民国十有二年九月，陆军第十四师师长任城靳云鹗识于管城军次，监理者参谋长安平徐寿椿，鉴别者许昌张庆麟，编辑者正军法官吴县蒋鸿元、书记官长大兴卜競天、书记官江都石芝龄，经营者副官长永城练开印、副官内乡刘文田、参谋广平阎香泉，监工者副官西平陈国昌、参谋清苑王灿章，监视者新郑县知事合肥姚延锦、邑绅高烺、刘鸿恩、赵醴泉、李克良，监护者五十四团九连连长阜阳杨振清、排长亳县王永贵、宿县秦文芳、司务长汝南陈景荣暨全连目兵，摄影者鄂城严继陵，制版者镇海胡棣生，印刷者汉口中瀛照相馆”。可知《图志》编辑印行时人员分工明确，有负责监理的、有负责文物定名的、有负责编辑的、有负责记录的、有负责摄影的、有负责制书的。不足之处是负责文物定名的张庆麟为古董商人，并非专业的金石学家或者考古学家，定名和研究并不十分准确。
郑公大墓挖掘始末
之所以说“挖掘”，是因为它并不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工作。郑公大墓发现之时正值我国考古学的形成期，马衡等考古学家虽对此次发现极为关注，但囿于时局，并没有让专业的考古学家组织发掘，而是由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组织军队人员进行挖掘，其间也没有考古学家进行指导，墓葬形制、器物埋藏位置等相关信息均无记录。但它又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被盗掘的大墓，出土文物大量流散海外，郑公大墓所出文物除个别被隐匿外，基本归公，成为民国时期古物保存的一段佳话。
挖掘经历
郑公大墓的挖掘以尽快取出器物为目的，所以进程比较快，大概历经近40天。从《图志》中靳云鹗所作序言内容来看，郑公大墓初见于1923年8月25日新郑南门外，为邑绅李锐雇工在自家宅子旁的园圃中凿井时发现，先后挖得铜器十数件（具体数目一直不详），卖给许昌张庆麟3件铜鼎。
9月1日，时任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靳云鹗查防至新郑时，听说李锐家菜园子发现古物之事，他一方面派陈国昌与姚延锦一同去告知李锐，提取古物，以免散失；一方面将此事发电禀报吴佩孚备案。根据徐寿椿与靳云鹗电文内容看，9月1日，陈国昌与姚延锦在李锐家收缴“无盖大鼎六个、带盖二号鼎两个，带盖三号鼎三个，带盖四号鼎三个，无盖四号鼎一个，无盖五号鼎六个，带盖长方盒两个，带盖圆罍一个，两节四足大香炉一个”，共计25件，这批文物均为李锐组织人夜晚私自偷挖所得，大多破碎残缺。9月1日晚，陈国昌负责将该批古物押运至郑州，存放在军帐之中，由卫兵看守；由于井内还有未挖出的文物，遂将井封闭，禁止擅自挖掘，并留王灿章、姚延锦与卫兵在此看守。
9月2日，陈国昌返回新郑李锐家继续挖掘。徐寿椿通过电报向人咨询所出文物年代，经考证“当系郑国重器”。9月3日，赵辅卿回郑州告知徐寿椿在李锐家宅旁东南隅“又挖出大鼎、大钟、大炉及彝铎等共二十七件”，这次挖掘由陈国昌监督进行，挖掘比较细心，出土器物相对完好。9月4日，陈国昌从新郑运回所得古物49件（应包括9月3日所出的27件），“内有大钟四个，大小铎十七个，盘簠敦各一个，均尚完好，其余概有残缺”。由刘文田进行保管，陈国昌与王灿章回新郑继续挖掘。
9月5日，靳云鹗与徐寿椿函电称，张庆麟同意将李锐卖给他的3件铜鼎归公，并由第十四师筹垫购鼎之金返还给张庆麟。9月6日，由黄文学将张庆麟所购3件铜鼎运至郑州，此时已运回郑州古物共计77件。另据靳云鹗与徐寿椿函电“闻李锐尚掘得玉爵（实为玉玦）两个、玉块数件及铜片鼎耳等在伊当差人手内，着饬陈副官善为劝谕，令伊一律交出自当呈明巡座，优予报酬，一面仍令注意继续搜挖有无玉器，毋稍遗漏，是为至要”，可见李锐并未全部上缴所得，仍有私藏。
9月7日，“据王参谋灿章函报，刻又挖得彝炉三个、小铜鹤一对、铜猫、铜人、铜洗、尊、盖各一个……先后共九十件，仍在续挖”。9月8日，“八日自新开东北之井口内掘出盘一个、猫形长罐一个、有盖长簠一个、两耳长圆盆一个，又自新开东南之内口内掘出两耳长圆盆一个，并有始露头部之尸骨一具……八日下午八时携带前挖各件送郑”。
9月11日，“掘得圆簠一个”。9月12日，“下午六时在坑之西北方掘得圆簠一个、盘一个、三足猫形椭圆盆一个、两耳椭圆香炉一个”。9月14日，由陈国昌将11、12日所得运送至郑州。“十四日在前挖获古物处掘得破枪头一个，破戟翅一个，均系铜质，并铜块三叚”，共计“虺耳盘、螭首匜、夔耳簋、弦纹盦、螭耳舟各壹，粟纹镦壹、铜环书镇肆、扁铜铃壹、破玉片贰、小玉玦壹、环纹玉件壹、贝货柒、贝片叁、蟠虺薰炉盖顶壹、古铜片伍拾”。
9月18日，又得“小玉玦贰、贝片肆、贝货叁佰贰拾伍、箭头壹、戈头壹、碎铜片拾柒”。9月19日，挖得“小蟠虺钟壹、蝉纹仗镦壹、破瓷碗壹”。9月23日，挖得“汉砖陆”。9月23日后，继续挖掘并无文物出土。
10月5日，“据陈国昌报称自二批古物解运师部后，连日督工搜挖，并无发见物件，土质坚硬，已挖掘净尽。十月二日将所挖坑穴开始填土，至五日一律填平。李锐原挖之井亦随时修起并将所积土堆预备建筑一亭以留纪念。所有监护官长目兵已于今日一律回防……”
郑公大墓出土莲鹤方壶（河南博物院藏）
由上述可知，从8月25日发现大墓，到10月5日挖掘结束并回填，共出土文物100余件，以铜器为主，还有少量玉器、贝币、瓷器、砖瓦、陶器等。由于他们仅以发现古物为目的，并没有划分墓葬边界，出现了其他时代文物混入的情况，如宋代瓷器、秦汉砖瓦等。此外，从靳云鹗与他人的函电来看，也存在前后文物名称和数量不一致的现象，所以郑公大墓出土文物数量并没有很明确的数据。
文物收藏
这批铜器出土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当时极为罕见，故而出土之后的归属问题成了社会关心的重点。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所设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均表示了收藏该批文物的意愿，但未能如愿，这批文物最后留在了河南，不仅因为吴佩孚的电令，更归功于河南地方官绅、民众的共同努力。
9月5日，吴佩孚与靳云鹗电文：“古代遗物文化攸关，应宜妥善保存，以彰国粹，而供观览。查教育部于保存古物订有专章，此次发见古物俟挖掘净尽后，请即派妥员，并责成县知事尽数运交督省两长教育厅，转付古物保存处什袭珍藏，永垂纪念。”9月7日，吴佩孚电文：“古物搜挖完竣示知后当派员赴郑会同运汴保存，以昭郑重特覆。”9月8日，洛阳吴佩孚电文：“本署现派穆佐庭顾问于明日赴郑，会同贵师委员将古物押赴汴垣，向各界宣布妥为保存，以垂久远。”
9月7日，开封张福来督理、张凤台省长电文：“电请贵师长转饬陈副官，俟各古物挖掘尽净，即便会同该县知事选派安员尽数运送来省，以资交付古物保存所珍藏，是为至盼。”9月19日，开封张福来督理、张凤台省长电文：“敬祈饬属筹设河南历史博物馆，使新旧所得依次陈列用，备海内外学者研究参览之，资以彰我公提倡学术，保存国粹之盛美，感且不朽等因……”9月22日，河南省教育厅王幼侨来函：“此项古物世所罕见，暂以圣庙房屋存放尚可……查文庙之新设图书馆系上年冯督军拨款重加修整之室，轩敞爽快，规模宏大，门窗坚固，墙宇卓牢，又该馆原有经理员及司书、司事、夫役人等昼夜巡查，加意照管，可免疏虞，以之作为暂时存放古物之所尚称妥便。”
10月5日，河南省教育厅王幼侨来函：“弟于二日随同穆顾问、何参谋并尊委之石书记官、刘副官押运古物转汴，午后三时到省，复由敝厅职员及各校长分别部次帮同照料，下车妥慎，舁往前定存储馆所适军民两长已先期到馆监视，当有该图书馆长何日章眼同司事、司书并厅属职员逐一点收至晚六时收迄核与原簿号单件数均相符合并无丝毫损坏，军民两长观览之下，同深欢汴。”
至此，从最初吴佩孚电令将该批文物妥善保存，并交由河南省教育厅转付古物保存所进行保存，到开封张福来督理、张凤台省长的积极跟进联系文物相关事宜，再到河南省教育厅王幼侨积极寻找文物保存场所，几经努力，最终将文物运至开封文庙第一图书馆，由河南古物保存所进行收藏，这批文物也成为后来河南博物院建馆之初的重要收藏。
（作者为河南博物院文博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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