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真：施昕更先生于瑞安二三事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地区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的早期都市文明和区域性国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也意味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先生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校艺班，后为西湖博物馆工作人员。1936年6月至翌年3月，施昕更在良渚镇进行的调查和试掘工作，是良渚文化的第一次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记录这一考古调查和试掘完整过程的是出版于1938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良渚》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报告之一。

施昕更

（1912—1939，余杭良渚人）

《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称《施昕更》）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时局、余杭县地理环境和施昕更先生的家庭生活、成长教育、工作历练等，尤其是在浩瀚史料中，如实描述了良渚文化发现的全过程，本书引言中提到“是以证据讲话的民国人物历史考证的著作”，“我们决不照搬照抄，而是一一考辨，认真校刊，千方百计寻找新的证据，写好本书”，作者赵大川、施时英（施昕更的嫡孙）认真、负责，多处实地考察，寻找原始资料，小心求证，追求完美。应该说，此书是目前最详尽介绍施昕更生平的权威著作。《施昕更》写道：“施昕更大约在1938年五六月间到瑞安，在瑞安担任抗日自卫会秘书一年左右。”笔者是瑞安人，也是一位医生，对施昕更英年病逝在瑞安感到十分遗憾，对这一段史实也特别关注。

《良渚·卷首语》末尾，有“二十七年八月（1938年 8 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字样

《施昕更》第295页“英年早逝”一节第一句话：“1939年5月29日下午2时30分，施昕更英年早逝，逝世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那么1939年瑞安县立第二医院在哪里？经查《瑞安人民医院院志（1937—2007）》，在第一章“历史概述”中明确写道：

“1937年（民国廿六年）10月，由县长甘家馨倡议，举贤江溪新渡桥人洪天遂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医专，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外科医师）在县城西岘山东麓卫房宫（即现在瑞安戏院）创办了瑞安县第一所官办西医医院，隶属于瑞安县政府，定名为“瑞安县立医院”（后改名为瑞安卫生院，解放后更名为瑞安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当时有医护人员15人（均有名字，其中内科医师有何埒修、王湘衡等），另总务、勤工3人。设病床10张。院舍为三进平房18间，占地约700平方米。1939年4月，县长甘家馨调动，洪天遂亦辞职。院长频繁更换，何埒修医师当过院长。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医院惨淡经营。1941年日寇侵占瑞城，医院院舍及设备破坏殆尽。”

目前无任何1939年“瑞安县立第二医院”的文献记载或遗存发现。而且，《施昕更》第295、297页文中也有表述不一致的，如“逝世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后经投县立医院”“昨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死在县立医院二号病室”等。最近，找到1939年5月底《瑞安日报》原件（见后）后，确认书中所述“瑞安县立第二医院”是笔误无疑。当年施昕更在瑞安县立医院时，接诊医师很可能就是何埒修、王湘衡。

笔者简单地统计了一下，《施昕更》第277—300页内容涉及的报刊有《浙瓯日报》（提及数十次）、《瑞安小报》（提及2次）、《瑞安日报》（提及8次）和《瑞安时报》（提及1次）。

1930年9月1日创刊的《温区民国日报》，于1934年9月改名为《浙瓯日报》，出刊至1949年5月温州解放，是温州报业史上第一份规模较大、经营较健全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施昕更》一书中有关当时温州、瑞安的新闻报道，大部分均来自《浙瓯日报》。

《施昕更》中写道：“我们一行4人于2010年7月15日、16日两天，驱车直奔瑞安、温州，在当地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大力协助下，虽未获得施昕更先生的遗物，但拍摄到《瑞安抗日自卫会通讯录》《通知书》等实物，找到在省城也难得一见的一批《浙瓯日报》原件”，“《浙瓯日报》是温州发行的报刊，主要报道永嘉、瑞安、平阳一带新闻。1938年、1939年间瑞安并无专门报刊”，“我们在瑞安市档案馆查到有《瑞安抗日自卫会通讯录》，其上有甘家馨其人，但未查到施昕更”。当时的瑞安县县长甘家馨，大约在1938年2月底兼任瑞安抗日自卫会会长。

《瑞安日报》在书中提及8次，主要涉及施昕更的逝世“悼文”和“施昕更先生临终前一天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但据《瑞安市志》记载，19世纪末以来，瑞安人在瑞安创办、发行的报刊有《利济学堂报》《新瑞安报》《瑞安新报》《浙瓯日报》《阵中日报》等，《瑞安报》于1956年5月1日创刊，为中共瑞安县委机关报，2002年1月1日改名《瑞安日报》。

正迷茫之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王宁远主任帮助从“全国报刊索引”下载了《浙江战时教育文化》1939年第1卷第3期第32页的“出版消息：本省方面：《宣平新报》出版、《瑞安日报》复刊”，“《瑞安新报》为瑞安仅有的一张日报，前因经费关系一度停刊，已达四月之久，现经该县党部竭力筹备，业于四月四日儿童节出版，改名为《瑞安日报》云。”

从这篇报道来看，1939年4月4日复刊的《瑞安日报》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施昕更恰于一月余后的5月29日去世，有关消息刊登在《瑞安日报》是可信的。

但由于年代久远，瑞安市委宣传部所属融媒体中心积极寻找，未发现一张当年的《瑞安日报》，更何况是1939年5月29日那天的报纸。后来又经《瑞安日报》记者陈良和从她收藏的1939年《浙瓯日报》（影印版）里发现其1月24日报纸第3版中有“施昕更”的名字，这也是第一次在温州当时当地报纸上找到“施昕更”的名字！

《瑞安日报》复刊报道&《瑞安日报》1939 年 5 月 30 日报道

1939 年《浙瓯日报》

此时，浙江省考古所王宁远研究员又请上海师范大学专门从事民国期刊方面研究的洪煜教授多方查寻，得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民国期间的《瑞安日报》原件。紧接着，在北京瑞安老乡的多番帮忙下，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瑞安日报》，施昕更去世的消息果然刊登在1939年5月30日—6月1日的《瑞安日报》上！

中华民国廿八年五月三十日（1939年5月30日）《瑞安日报》（复刊第五十号）“噩耗抗卫会施秘书昨病逝”进行报道：

“本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施昕更，近因染病先在永嘉医治罔效，施即入县立医院疗治，兹经探悉如下：

施君在一个月前身染猩红热症后，经投县立医院，由何院长（很可能是何埒修医师，差不多时间任医院院长，或先副院长—笔者注）亲自诊察结果认为猩红热加腹膜肠炎，诸病夹杂，本极难治，但何君仍以猩红热为主要病症，经多方采购猩红热血清注射针，仅于九成药房购得十西西（10cc—笔者注），何院长于无奈如何中，只得将此仅有之针药为注射。继而施君认为既无西药，转请中医胡公冶诊治，本已逐渐起色，唯其因服中药，平日饮食不免疏于检点，前昨两日病势忽告沉重。吕县长闻讯，当即经派员前往该院，商请何院长以予有效方法仍改用西药为诊疗，后经该院王医师（很可能即王湘衡医师，解放后首任院长—笔者注）诊察，结果发现腹膜炎。始知两日来腹部膨胀作痛，是时已至无药可施矣。以及延至昨午后二时半气绝。病逝该院二号病室，移尸该院太平间收殓，吕县长闻报后非常痛惜，当即派县府沈主任抗卫会许干事办理善后事宜，闻施君生后萧条，吕县长饬属定本日上午十时在暂厝之西山下举行公祭云。”

同时该版面还有对施昕更秘书逝世的《短评悼》：

“（一）施秘书于昨天下午二时二十分死在县立医院第二号病室。

依施秘书的病是该死的，可是死后大家都像失掉一件最可爱的东西，这件东西本来不该失掉，而出乎意外的失掉了。

施秘书是杭州人，杭州人比较文弱，并且喜欢吃寒食，他因为不能例外，所以他死了。

施秘书的品行、道德、学问，当然说不上登峰造极，可是谁也指不出他的缺点来，这是他的可爱的地方。”

“（二）本县抗卫会秘书施昕更死了！真料不到，一个有为的青年，在抗战最严重、国家民族正需要他的时候，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施昕更不是世界闻名或是全国知名人士，然而他却有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他沉默寡言，他好学深思，他待人接物，处处给人以很好的印象，因此他的死，值得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感伤，落泪！

在无穷尽的时间，与无限大的空间中，一个人的死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事，然而年青的施君不应该就这么平凡地死去，他的死，虽不是以影响国家，民族，但至少，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失掉了一个有用的青年！”

以上两段5月30日《瑞安日报》的内容，《施昕更》第295—298页都有记载，只是当时找不到原报纸，其来源于施昕更儿子施忆良在20世纪50年代抄录的笔记本。5月31日《瑞安日报》的内容是这次努力查证之结果，第一次公布于众。

《瑞安日报》1939 年 5 月 31 日报道

中华民国廿八年五月三十一日（1939年5月31日）《瑞安日报》（复刊第五十一号）有《公祭施秘书》报道：

“碧湖团友会瑞安分会公祭施秘书情景凄惨无不涕泪交流前充本县县政府助理秘书，嗣调任县抗卫会秘书施昕更氏，于日前（二十九）下午二时半病逝县立医院，各情业志日昨本报，兹悉县府同仁暨碧湖战训团在瑞服务团友，以施君积劳病故，悼念同深，为尽友谊起见，除另定日期举行追悼会外，特于昨（三十）日午后二时，由吕县长率领县政府全体同仁暨碧湖团友等齐赴西山下县立医院太平间施君停柩处举行公祭。祭坛布置颇属简单，仅于灵柩前横置长桌一张，案头高插素烛一对，并陈设祭菜供酒等数事，桌前素幔低垂，旁烧冥镪，纸飞高扬，哀乐低奏，更加情景至为凄惨。布置就绪后，由警察局蔡科长世芳司仪，一面频频拭泪，嗣由刘秘书先沛宣读公祭文，情文兼至，但刘君以感伤过度，甫读数句，即泣不成声。吕县长更觉悲痛，与祭人员与施氏生前感情均佳无不涕泪交流，足见施氏感人之深。旋由吕县长报告死者生平，并提出本人对死者之认识数点，略谓施君好处，在率直而不好敷衍，能埋头苦干而不露锋芒，他不好说话，但并非骄傲，故与施君交，如吃橄榄，愈久而味愈隽永。施君富于艺术天才，兼富研究兴趣，彼于地质学有相当研究，并有著作问世，使天假以年，在学问方面不难成功。现君虽死，然而其在人类文化史上已有相当贡献，亦又永垂不朽云云，报告毕，率全体人员绕棺一周，即告礼成。兹将祭文探录如次：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三十日，碧湖战训团团友会瑞安分会团友吕律等，谨以香烛时羞之奠，致祭故团友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施君昕更灵柩前，而系之以词曰：吴山之秀，浙水之英，施君诞降，毓秀钟灵，幼而颖悟，头角峥嵘，长入浙大，得所师承，专攻地质，厥志弥宏，专著问世，学者震惊，假以岁月，必可成名。自入本党，矢忠矢贞，暴日入寇，义愤填膺，切志救国，投袂而兴，来瑞一载，劳苦剧增，簿书鞅掌，旧疾复萌，卧病两月，药石无灵，国难未已，遽表其生，赍志以殁，目当不暝，颜回命促，天道难凭，英灵不眛，虽死犹生，未尽之责，同仁共擎，抗建大业，终必完成，中原底定，奠告君灵，呜呼噫嘻，掬诚祭奠，灵其响应，尚飨！（又讯）施君家住杭县某乡，君之噩耗，已由其挚友沈浩君快函通知其家属，在其家属未赶到之前，施君灵榇，闻将暂厝某山云。”

从以上3篇简短的报道和一篇祭文中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施昕更的画像：年轻有为、热血爱国、品德高尚、为人诚恳、勤奋刻苦、不善言语、天赋异禀、身体羸弱……但也可见当时的瑞安官方很重视施昕更的医疗救治，并给予施昕更死后很高的评价和高规格的公祭仪式。

《施昕更》第300页：“施昕更儿子施忆良说，父亲逝世后，瑞安县政府将施昕更的财物、文稿、阅读过的书籍，专门委托一余杭籍熟悉施家住所的人，付给他足够的盘缠路费，将施昕更遗物送往施家。谁知，被委之人萌生歹意，把所有值钱财物变卖一空，窃为己有。惟有一份《瑞安日报》、一封家信，通过敌伪时期邮路辗转寄到我家，祖父收到，方知昕更已过世，悲痛欲绝。为了避免日伪搜查，包装后藏在柴草堆中。抗战前一年（1944），祖父仙逝。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柴堆中将仅存的两件遗物取出，妥为保存。1951年，我进入博物馆供职，后几番调动，一直视为珍物随带身边。岂料，‘文革’中，如此简单的行囊也被造反派几次三番翻天覆地查抄。仅有的一份《瑞安日报》和一封信的原件作为‘罪证’抄没遗失了。所幸我在20世纪50年代躬正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未被发现，方得以保存下来。……1986年春，余杭县政协一行四人，到诸暨施忆良家中搜集施昕更有关资料，施忆良才将笔记本上的记录重新抄录提供给他们。”

随着当年的《瑞安日报》找到，不仅疑问迎刃而解，更弥补了许多施昕更在瑞安时期工作、生活、患病和去世等宝贵信息。

时隔85年，仅凭施昕更逝世后的报道和临终前一天写给父亲的信所描述的临床表现来探讨当时的诊断，显然不够科学和严谨。然而医学就是在不断地质疑、肯定与否定中进步的，作为医师的职业敏感和兴趣使然，笔者先后请教了瑞安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授们，分析如下。

施昕更临终前一天写给父亲的信：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来谕早经收悉，因男自上月份起患病，迄今无力执笔，致劳廑念，深为不安。男自四月初起，身体时感不适，曾赴永嘉医治，费去数十元，并未见效。讵料至四月下旬，突发猩红热病，病势颇危，中西医束手，且当时时局颇紧，药品亦无法购到，男以为已无望矣。后幸有中医胡君，愿负责医治，经一星期左右，病情脱离险境，猩红热全退，全身脱皮，日渐愈可，庆幸间而全身发皮疯病状，系面部肿胀出脓水，全身脱皮屑，愈脱愈多，迄今将有一月未能医治；肛门又因热毒郁积，大便出血，痛苦万状，且元气大伤，身为瘫痪，未能离床褥一步，不知何日可以复原，心中异常焦急，现仍在服药诊疗。（代补笔）

谨请

钧安

男昕更叩禀

以上的信和报道是接下来病例分析的材料来源，尤其以患者施昕更自述的家信为主要依据。首先是起病时间：四月初。“男自四月初起，身体时感不适，曾赴永嘉医治，费去数十元，并未见效”，专家分析此时表现为身体虚弱，机体免疫力低下。

然后是诊断“猩红热”的时间：四月下旬。“讵料至四月下旬，突发猩红热病，病势颇危，中西医束手，且当时时局颇紧，药品亦无法购到，男以为已无望矣”，“施君在一个月前，身染猩红热症”。由此看出猩红热虽成人少见，但根据发热和皮疹的特点，当年猩红热诊断应没问题。

接着是“猩红热”明显好转时间：“后幸有中医胡君，愿负责医治，经一星期左右，病情脱离险境，猩红热全退，全身脱皮，日渐愈可。”此时猩红热病情已经明显好转。

紧接着病情突然出现反复。此时病情恶化应不是猩红热所为，猩红热一般不累及腹膜炎，况且已经明显好转。当时曾经用过10毫升血清治疗，推测很可能是继发血清过敏。由于猩红热未愈，又继发血清过敏，“全身发皮疯病状，系面部肿胀出脓水，全身脱皮屑，愈脱愈多”，病情急转直下。当时瑞安县医疗条件差，抗生素、支持疗法等“无药可施”，同时估计施昕更只身在瑞安工作，经济条件一般，饮食营养、护理照料等都跟不上，全身皮肤先后两度大面积出疹、脱皮，继发严重的细菌感染，最终不治而逝。

据《浙江医药通史（近现代卷）》记载，清末民国期间，温州地区发生过多起严重瘟疫，死伤累累，主要有霍乱、副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天花、结核病和鼠疫等。20世纪40年代，全市猩红热报告41例，2例死亡。1940—1949年，瑞安全县猩红热20例发病，虽多有漏报，但总体来看，猩红热发病率不高，且多以儿童为主。

今年是施昕更去世8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

感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瑞安市委宣传部、瑞安市人民医院、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对文章提到资料的大力支持！

（作者为浙江省政府特约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