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答案

议程设置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经历了议程设置、属性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等多次变迁。

一、教堂山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第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在教堂山镇有关总统竞选的研究中发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该理论着眼于受众认知层面的效果，考察的是大众传媒中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效果，暗示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议程设置对摆脱有限效果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释了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但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到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二、1976年总统大选——属性议程设置理论

属性议程设置是麦库姆斯和肖在1997年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来自于1976年总统大选期间对议程关注对象的属性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传媒通过对特定的属性进行凸显和淡化处理，将对象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影响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观点态度。麦库姆斯认为，有关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有一个核心命题，随着时间推移，媒介议程中报道对象的显著性会转移到公众议程上，也就是媒介不仅能成功地告诉人们去想什么，而且能成功地告诉人们如何去想。

三、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网络议程设置

网络议程设置是麦库姆斯及其学生郭蕾于2011年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以及媒介生态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受到了新的挑战，该理论提出是为了解释新闻业基于媒介融合和社交媒体而变得日益“网络化”的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是如何继续发挥其效用的。其主要内容是：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建构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四、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也出现了一定变迁，新媒体环境以其开放性和即时性等特点改变了议程设置的传统模式。首先，议程设置的主体由传统媒体泛化为广大用户，随着生产传播权的下放，受众开始参与到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来；其次，议题的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与个性化趋势，大众娱乐、体育竞技等类型的议题逐渐增多；最后，议题的变化频次更加迅速与频繁，议程设置的效果向暂态化转变。

综上，“议程设置”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时代下，议程设置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情感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等理论创新不断回应人们对于议程设置理论的质疑，因此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典理论在现阶段的解释力。

议程设置最早由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首次提出，指的是大众媒体可以通过赋予议程的显著性程度来影响公众对身边大事的感知及其重要性的了解。新媒体环境下，生态的加速流变、多元主义的共同参与、话语空间的纷杂使“议程设置”在新媒体视域下焕发出新特点。

（一）议程主体：低门槛下的主体多元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通信技术的更新，技术的赋权让互联网的参与者走向分化，话语权的下放使议程设置的践行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媒体，相反，每一个传播个体都有机会参与到议程设置的活动之中。在唐山打人事件中，正是网友将施暴者的打人视频公布到社交平台之上，该事件便引起了多方关注和讨论，成为现象级的事件。

（二）议题属性：由公共性议题主导到“新黄色”议题充斥

传统大众媒体设置的议题多基于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议题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意义。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与信息边界模糊，新黄色新闻浪潮兴起，大量虚假演绎、缺乏五要素与事实核查的信息充斥。比如“秦朗寒假巴黎丢作业”事件中，不仅系虚假捏造，而且延伸出了大量无意义碎片信息充斥网络空间，挤压受众对其他议题的注意力。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公共性议题生存空间受到“新黄色新闻”挤压。

（三）议程机制：纵横交错的议程网络

万众皆媒、万物互联的互联网社会打破了点状与线性的一维逻辑，建构起了网络化的多维逻辑，议程设置结构也呈现出网络化特点。一方面，点状思维的破除，使得议程设置不再是通过单个议题产生作用，而是捆绑一系列客体或属性集合，影响人们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 “想什么”或者 “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例如，美国媒体在报道失业问题的时候经常同时提及 “中国制造”，受众就很容易将失业率增高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媒体构建了这样的联系，致使公众的认知网络与客观真实之间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线性桎梏的打破，使得议程设置呈现出垂直媒体与水平媒体纵横交错的“纸草社会”结构，使得议程设置在微观与宏观中均呈现网络化结构的特点。

（四）议程客体：用户思维下的客体他者化

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是一种“单向”结构，媒体以自身为依据设置议程，而在全新场域下，客体的“可见性”不断放大，成为了权威媒体设置议程的参照，客体随之呈现出“他者化”特点。在当下“用户思维”的驱使下，议程设置的主体愈发参照客体的意愿、想法进行设置议程，客体成为了主体设置的“他者”，使主体以此为据不断修正自己建构的议程。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新华社等媒体会采用大数据研判舆情热点，并据推出相应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客体的“他者化”特点。

（五）议程周期：注意力经济下的暂态化

经济学家郝伯特·西蒙曾言：“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议程在信息爆炸和注意力稀缺的矛盾中呈现出暂态化特征，新旧议题交替更迭，周期不断被压缩，微博热搜以分钟为单位进行更新正是议程暂态化的表现。在成都四十九中学生坠楼事件中，即使警方和权威媒体及时地做出通报，其报道还是轻易地被公民的其他话语覆盖，新媒体环境下议程周期的暂态化使权威媒体的公信力走向式微。

（六）议程设置手段：算法介入，引发个性化议程设置

在算法分发技术下，精准推送成为各个新媒体平台的重要手段，用户的信息浏览、点击和评论等，都会形成个人的用户画像。当网络中的个体频繁浏览某一类的内容时，滚雪球式的信息会越来越多，这会形成个性化的议程设置，又在类似的群体画像中形成圈层化的传播，铸成互联网中的一个个不同的小群体的议程设置。这由原来的同质性的议程设置变得更为多样，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媒体将议题强加于公众，使用户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让主流媒体所传达的重要信息被关在这些“信息茧房”外，重要议题难以达成共识和深入讨论。

正如学者史安斌教授所言，“任何经典理论要避免陷‘灰色’境地’，就要保持与实践持续不断的对话和思考。”新媒体语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各要素都发生了嬗变，新媒体对议程设置的种种影响长时间下来，将会消解议程设置进行社会整合的功能。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我们需要思考探索的是在传播格局大变之际，如何让议程设置顺应大环境变化，在新语境下得以延伸运用。

议程设置是由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的，即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件事物的具体意见或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人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为公众提供议程。网络传播相较于传统传播方式具有去中心化、传播迅速等特点，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也因此产生了主体泛化、内容多元化、迭代迅速化等新特点以及双向互动决定议题、意见气候影响传播、议程融合决定效果等新规律。

一、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现象的特点

（一）技术赋权下的设置主体泛化

正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网络时代，我们比以往更能成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在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环境下，塔奇曼所言的“新闻常规”在逐渐消解，这意味着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自媒体、用户都可以成为新闻议题的生产者。多中心、多主体、链式联动、节点辐射的信息传播网格结构使得议程设置主体泛化，呈现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传受一体新特点。

（二）网络互动下的议程内容多元化

网络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双向互动交流，人们通过关注、点赞、转发等模式影响议题热度，议程设置的内容不再是仅由传统媒体主导的“公共议程”，网络媒体与平台用户的“私人议程”也参与其中，丰富了议程设置的内容，且私人议程也可能影响传统媒体议程。例如，在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事件中，便是由网友的私人议程逐渐扩散，影响主流媒体关注报道的，私人议程的注入丰富了网络议程设置的内容。

（三）时效逼迫下的议题迭代迅速化

互联网时代对于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裂变式的传播下，很多情况下往往一个议题还没有解决就会被下一个热点迅速淹没，传播周期呈现出暂态化的特征，大量议题的涌现逐渐分割着公众微薄的注意力，传统的议程设置所讲求的长期、综合的效果在互联网场域中被削弱，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中的议题呈现出迭代迅速的特点。

二、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现象的规律

（一）议程形成：双向互动决定议题

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中，议题的形成在双向互动中决定。一方面受众对于周围不确定性和相关性较高的事件仍然存在导向需求，权威媒体的主动议程设置可以缓解受众信息爆炸下的信息焦虑，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个体的信息崛起和话语平权，媒体为优化传播效果也需要从公众议题中寻找议程设置的依托，如微博“热搜”等社交媒体中的热点榜单都是由公众对某话题的讨论热度决定议题排序。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现象在形成阶段往往具有双向性、交互性的规律。

（二）议程传播：意见气候影响传播

网络中的议程设置是在信息传播和意见传播两个层面上实现的，信息传播在网络时代更为便捷和高效，而意见传播才是网络中信息扩散的关键。传统信息传播的“中介模式”将信息先集中到大众媒体，再由大众媒体分发给受众。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逻辑使大众媒体绝对“中介模式”地位被削弱，一些能够获得群体认同，明显影响节点和社群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内容生产者再次形成了信息分发的中心，他们积极的意见表达会形成网络中的意见气候，影响人们对于相应事件的关注程度，使议程传播呈现螺旋式上升抑或螺旋式下降的趋势，如微博中诸多爱熊猫大v共同呼吁“接丫丫回国”，使议题热度不断攀升，意见气候主导着议程的传播趋势。

（三）议程效果：议程融合影响效果

“议程融合”的概念由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他们认为人们倾向于归属某些团体，因此需要寻找相关议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整合并融入自己的议程。网络传播中的受众主动性进一步增强，网络的跨时空交流为网民主动选择自己的归属社区进行议程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具备“融合”大众能力的议题往往无法影响公众议题和公众对于事件的态度方向，但符合大众“融合”需求的议程却往往能对大众产生较大的影响，如《长津湖》电影的价值观与大众群体归属需求相符，大众主动进行议程融合助力了票房大卖。因此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效果受到议程融合的影响。

正如德弗勒所说：我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假设人们对媒介的反应或所受到的影响是恒常的。任何经典理论要避免陷入“灰色”的境地，就要保持与实践持续不断的对话与反思。随着网络传播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更加深入，合理利用“议程设置”在网络环境中的特点与规律，将会帮助新闻媒体在“环境再构成作业”方面创造出更大的影响力。

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对选民的投票倾向进行了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体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作用，它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影响受众的认知和判断。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浪潮下，算法推荐技术对于社交媒体的嵌入极大地影响了公众脑海中对于社会景观的认知。它对议程设置的冲击和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一、议程设置的主体：从“机构媒体”到“多元主体”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议程设置的主体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但当下，智能技术的加持让每一个参与网络传输的节点都享有了信息的过滤权和推荐权，议程设置的主体极大丰富。“点赞”“投票”“推荐”等流量化机制成为了受众用户为自己所处的信息关系网络进行议程设置的主要方式。“众声喧哗”的局面下，媒体之间议程设置、议程互动与融合现象更为突出。不同主体在算法的加持下，形成了不同的媒体形态和算法类型，例如，《今日头条》的版面设定、资讯分类实际就是一个议程设置的过程。用户采取“智能算法+人工推荐”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议程设置。传统的议程设置主体是传统媒体，但在此类聚合类app里，还有众多自媒体品牌，共同为受众进行议程设置。

二、议程设置的动机：从“媒体公共性”到“商业利益至上”

新闻媒体的公共性要求媒体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公共利益至上是新闻媒体的第一诉求。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新闻媒体是社会稀缺公共资源的掌握者，这就要求媒体天然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公众利益服务，不能因商业利益而成为某一利益主体的传声筒和代言人。随着新兴商业平台的崛起，算法推荐技术开始在为用户制定议程的工作上发挥主导作用。各类咨询以井喷之势大量涌出，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受传者喜好成为平台资讯抢占注意力资源的主要筹码。受众主体权利上升，转型成为用户。传统媒体围困于市场竞争，一点资讯、新浪微博等商业化媒体平台纷纷崛起，媒体格局的变革宣告了议程设置的动机和机制开始发生了转型。对“流量至上”理念的盲目推崇，在满足用户信息个性化要求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媒体时代确立下的新闻价值要素和公共利益等原则，这不仅会削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妨害公共利益，甚至也是对媒体机构存在合法性的拷问。

三、议程设置的手段：从“编辑把关”到“算法把关”

算法技术的出现，进一步分化了新闻编辑人员的职业权力，属于人类的对信息的把关权开始向机器端转移。算法技术通过对用户进行技术性测量，并以技术化的程序介入到信息的生产、预测和分发环节，最终对用户设置议程。这虽然适配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由于缺少专业把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严肃新闻的价值性和竞争力。与此同时，算法的“隐蔽性”不仅会造成算法歧视，还会造成边缘人群的进一步边缘化，致使社会割裂，塑造虚假社会景观，进而影响社会公正。谷歌作为业界代表，早在2017年就提出要在机器学习中实现“机会平等”，从而避免基于一套算法属性的歧视问题。

四、议程设置的效果：从“公共议程”到“信息茧房”

学者刘鹏提到：“当用户从作为整体的‘想象的受众’转向作为个体的‘可测量的用户’时，基于用户的新闻传播就成为可能，以用户为最终效果衡量指标的“用户新闻学”就诞生了。”算法设置议程的基本标准是根据对用户使用痕迹和历史记录分析，对用户喜好需求的猜测和适配。依据喜好进行信息精准投递的算法逻辑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有效度，但“信息茧房”现象的出现和频繁化，成为了算法技术对于公众议程之影响的最大争议点。“个人议程”对于“公共议程”的对抗，也不利于整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与社会整合。

综上所述，在算法的影响下，议程设置在主体、动机、手段与效果四个层面上都体现出了新的变化。但正如芒福德所说：“技术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算法推荐虽然具有“黑箱化”的潜在风险，加剧用户“信息茧房”的可能性，但对个体意愿和个性的尊重关注也为公共议程凝聚社会共识、增加舆论引导工作的精准性提供了可能。因而，在技术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之于技术的驾驭之能。技术与价值的博弈缝隙，为新闻从业人员重新树立职业自豪感开辟了缺口。

希希点评

2024年9月8日，麦库姆斯逝世，享年85岁。对于传播学学科而言，议程设置理论是真正从传播学视角出发的里程碑式理论，对于新传学子而言，麦库姆斯留下的理论余晖格外漫长。关于麦库姆斯及其学术成果介绍，可以参考这一篇文章：☞《“议程设置”之父麦库姆斯逝世，在回顾一生中，重温理论的脉络与精髓》。

从考试角度而言，今年在议程设置理论上出题概率极大，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四道经典题目吧——

第1题，是对新闻传播学经典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因此对于经典理论的提出背景、研究发展、实际应用等内容都需要充分掌握。同时在作答时，可以根据分值来补充新媒体时代下经典理论的发展和变化，对答案进行了延伸，体现更深度的思考。

第2题，论述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特点，议程设置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之一，可从“5W+环境”思路来切入，如——

第3题，除了考察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新特征以外，还考察了“规律”，其本质上问的就是“变与不变”，该理论在网络环境中依然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去分析它的作用过程，从议程形成、议程传播、议程效果三个方面来答即可。

第4题，把算法和议程设置结合考察，是一个比较新的出题点，答案和第2题类似，只不过要改为算法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可以从议程设置的主体、动机、手段、效果等方面来谈，注意积累这道题的语料，很丰富！

举一反三

1.论述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意义以及在网络媒体时代的发展

2.议程设置理论从第一层发展到第三层，在智媒传播时代，遇到了什么挑战，你能否提出新的假设？

3.论述议程设置理论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参考论文

王军峰.算法推荐机制对用户议程的影响与反思——基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J].未来传播,2021,28(05):21-28.

论述第2题部分段落参考了学生优秀作业，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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