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静如 张萍 | 民国时期日本制印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研究

双静如  张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注: 表中各套地图名称基本以图番信息确定，如“洵阳坝”的图番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陕西南部)二十一号”，则“洵阳坝”所在的整套地形图图名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各套地形图的理论数量指依据图表确定的数量，现存数量指除去重复地形图外的数量。本文将各地所藏同一套地形图中图名、图番相同的地图视为重复图幅。M、N、O分别表示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甲集团参谋部第二课。

整饰要素包含中国纪年标注且可查阅的2套翻印图，即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177幅)、《陕西省十万分一图》(186幅)，现各存164幅、235幅[11]，除去重复图幅，前者有116幅，后者有138幅。这两套图大部分图幅的测图、制版时间为中、日纪年混注，信息来源以复制为主。

要分析翻印图的信息来源，先应确定民国政府测绘陕西省相关地形图的情况。民国时期陕西省《十万分一图》[12]共完成两个版本，一版由陕西陆地(军)测量局(以下简称“陕局”)于1915—1920年勘测而成，可能还参考了方志等材料，共199幅[13]；另一版由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以下简称“总局”)于1929—1936年在陕局勘测图的基础上翻印完成[14]。1930年前，总局制版整套地形图的数量也为199幅;1930年起，总局陆续改制这套地形图，并且修改了部分陕西省界处图幅的图名；至1931年，整套地形图数量增至201幅[15]；1935年，全省地图改制完成，整套地形图的数量达到204幅[16]。

民国时期，陕西省《五万分一图》[17]编绘时全省的测绘工作并未完成，1915—1947年陕局和陕甘测量总队测绘关中、汉中地区283幅地形图[18]，所测地形图有新旧图廓之分[19]。结合现存地形图来看，陕局的测绘工作集中于1914—1920年，主要对关中地区的旧图廓地形图进行测绘；陕甘测量总队的测绘工作集中于1940—1942年，主要测绘汉中等地的新图廓地形图。总局翻印了这两部分地形图且基本未作修改，故总局制印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即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旧图廓)和陕甘测量总队所测《五万分一图》(新图廓)，新旧图廓地形图也均有了两个版本。

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177幅)被收录于《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中，1986—1992年在日本出版。目前统计的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均为旧图廓图幅，可以确定其信息来源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

日制有中国纪年的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比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信息来源复杂。前者杂糅了同一机构不同时期制印的地形图内容，部分地形图还增加了新要素，少数图幅改制了地形要素，需要仔细辨别、梳理。

逐幅比较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与民国政府制印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中的同名地形图发现，日制地形图是以总局制版地形图为基础复制而成。不过，复制内容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饰要素的复制与新增，二是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

(一) 整饰要素的复制与新增

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复制了总局制版地形图的图名、制印时间、标高与图式等整饰要素，部分地形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要素。从图名来看，大多数日制地形图为复制总局制印地形图而成。在测绘之前通常以图表形式规划好图名，其命名方式采用图内显著地物或地貌。图表中所示地形图图名按测绘者主观意愿设计，因而是分析地形图信息来源的重要参考。现存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图幅不全，也无图表信息，但据其接图表及图番信息可得该套图的图表(图2)，该图表包含了186幅地形图的图名信息。[20]

将这186幅地形图图名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对比，发现日制地形图与陕局制印地形图图名(陕局制版图表所示图名)相同的比例达80%，与总局制印地形图图名(总局1935年制版图表所示图名)相同的比例为96%。由图2可见这套日制地形图的图名相当一部分为自然村村名，由于自然村数量庞大，如果不是相同的测绘规划和测绘数据，很难出现图名高度一致的现象。这些图名与陕局、总局测绘地图相似度都很高，不能直接判断地图来源。不过，据省界处以邻省县城或市镇命名的地形图图名来看，该套图应是利用了总局制版的地图，因为陕局测制的地图无邻省县镇命名现象。

综合整饰要素内容，包括日制地形图中所注中国制印时间、标高与图式等，可知日制地形图基本以总局1929年后制印的地形图为模板进行复制，部分地形图在复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整饰要素。以台湾藏日制“鄜县”图幅为例，将其所注的整饰要素与北京藏总局、陕局制“鄜县”比较，详见表2。

由表2可见，日制“鄜县”图的中国制版时间、图式、标高与总局1931年制“鄜县”图一致，前者以后者为模板复制，但新增了方眼及接合线[21]。查看日制“鄜县”图可发现，图左侧还注有:“使用上ノ注意: 一、本方眼ハ經緯度方眼(約四粁)トス。二、茶褐色ノ——ハ槪ネ縮製圖(ヌハ寫眞測量圖)ト民國製圖トノ接合線ヲ示ス。”[使用时请注意: 一、本方眼经纬度方眼(约四千米)。二、茶褐色的线为缩制图(或写真测量图)所示空间范围边界线在民国图中的位置。]现存日制地形图中还有114幅加入方眼，34幅加入接合线，约占整套日制地形图的80%。方眼的插入旨在为读者提供平面直角坐标系[22]，以便使用；接合线为日军缩制图(或航测图)所示空间范围的边界线在民国政府制印地图中的位置，证明了日军在陕西省存在盗测的事实。[23]

(二) 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

据目前所统计的地形图分析，日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复制大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大部分日制地形图地形要素及注记以总局1929年后制地形图为基础复制。截取1938年日制“鄜县”图与1931年总局制“鄜县”图同方位局部图比较(图3)，可以发现两图所绘地形要素与注记高度一致。

图3中不规则面状地物为鄜县县城，圆形符号地物为人口规模最小的村庄，各村庄间有小径相连。“卍”符号地物表示庙宇，深色曲线符号地物为河流，其余曲线为等高线，锯齿状虚线符号表示河流两岸的沙滨等地物。通过两图中地形要素及注记的高度一致，可确定日制“鄜县”的信息来源为总局制“鄜县”，这种情况在存图中占绝大多数。

第二，陕豫、陕山交界处的少量日制地形图，其地形要素和注记复制于总局1929年制地形图。陕豫交界处个别图幅还对地形要素进行了修改。如台湾藏“昭和十七年复制”的“华岳”图中绘有少量河南省的内容，经比对发现，该图中陕西省的地形要素源于总局1929年制“华岳”图。又如台湾藏“昭和十七年复制”的“商南县”图，图中商南县的地形要素在复制总局1929年制“商南县”图过程中省略了“普峈村”“双庙”“宝和寨”等聚落，省界也利用了日军航摄边界线(接合线)。

因此，从整饰要素和地形要素来看，整套日制地形图的图幅信息来源大部分为总局于1929年后制印的地形图，仅陕豫、山陕交界处少量图幅为总局1929年制印内容，陕豫交界处个别图幅还对地形要素进行了改制。此外，约有80%的地形图在复制基础上增加了方眼及接合线。

这批日制地形图中有2套日本利用民国政府制印地图改制而成的编绘图，分别为《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42幅)和《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12幅)，现存分别为37幅、20幅，除去重复图幅，前者有33幅，后者有12幅。与翻印图不同的是，编绘图的中国纪年信息出现于整饰要素的备考内容中。此类地形图信息来源以改制为主，分缩制与改绘两种。

(一)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的缩制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缩制的日制地形图是《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以下简称“缩制图”)，该图根据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缩制而成，个别图幅加入日本航测资料。对比直接翻印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缩制图中所绘地形要素更为丰富，且精度高，利用价值更大。

以现存缩制图“渭南”图幅为例。通过比较地形要素及注记，可确定其信息来源主要为陕局1915年所测《五万分一图》中“渭南县”“厚子镇”“临潼县”“洩湖镇”4幅图(但不能确定《五万分一图》的测绘主体》)，图中西北方向铁路及渭南县城以北方向的聚落形态信息来源为1942年日军的航测成果。

再以对比整饰要素、地形要素及注记等，来判断其余缩制图的信息来源是否也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首先，从整饰要素看，两者均以陕局假定标高97米起算，均利用了1914年图式。又据接图表及图番信息，缩制图与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覆盖的空间范围一致，均为关中区域。所以，陕局的《五万分一图》大概率为缩制图的基本制图资料来源。其次，两者地形要素及注记高度相似。以缩制图“长武”为例，该图依陕局《五万分一图》中“长武县”“洪铺”两图等比例缩制，并完整保留这两图中所有地形要素，其中地物基本以真形呈现。如缩制图中长武县县城呈矩形，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之“长武县”)中长武县县城近方形，参照陕西省地政局1943年所测五千分之一《长武县城》[24]图可知，矩形的县城形态更为准确。最后，缩制图中长武县城北侧聚落依次是“大吉堡”“天水堡”，翻印图中“大吉堡”缺失。可见，缩制图所绘地形要素较翻印图更丰富、准确，史料价值更高。《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个别图幅还加入了日本航测资料。

(二) 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图的改绘

日制地形图《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以下简称“改绘图”)基于3套民国政府制印地图改绘而成，即陕西省1915—1917年《十万分一图》、1915—1917年《二十万分一图》和1931年《五十万分一图》[25]。这3套地图资料的原始测绘机构均不明晰，从制印时间(即1915—1917年、1915—1917年、1931年)推测为陕局制印。与缩制图不同，改绘图采用日本图式编绘，并在图中加入了新的注记内容。笔者将这3套地图资料呈现的中国制印时间与陕局制印相关地图的时间作比较，详见表3。

由表3可见，改绘图中所载地图资料的中国制印时间与陕局制印地图的时间吻合，陕局制印的3套地图极有可能是改绘图的制图参考。需要说明，陕西省《二十万分一图》[26]依据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进行编绘，并于1926年前完成[27]，目前仅见台湾藏有25幅编稿图。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也是陕局依据已有地图资料编绘而成，关中地区依据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陕北、陕南两区域依据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得到，在此基础上，图中增加了邮局、电报局等地形要素[28]。因此，改绘图制图资料应为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五十万分一图》。

逐幅比较改绘图与陕局制印地形图发现，改绘图整合了陕局制印3套地形图的地形要素及注记，并增加了新的注记。以陕西藏日制“西安”为例，据其备考内容可确定该图依据1915—1917年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绘制。将该图与陕局1915年勘测的“永寿县”“乾县”图比较，发现它们的聚落、河流、道路、庙宇等地形要素基本一致，只是前者采用了日本图式对这些地形要素进行改绘。且前者保留了后两者中聚落、庙宇及河流沙地、县道及乡村道等信息，并将县道、乡村道改制为野炮道、驮马道两个等级，将“⦾”符号表示的“监军镇”聚落归为小市街、巨邑，人口小于1000人的聚落都归为村落，还省略部分“○”符号表示的聚落。如此高度相似的内容，足以说明“永寿县”“乾县”两图是“西安”图的主要信息来源。

此外，其余改绘图中邮便局、电信局要素源于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图中部分县城的名称注记由古地名与民国地名混合标注，如“西安”县图幅中“大荔县”标注为“同州(大荔)”。

《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在改制陕局测《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了陕局所制《五十万分一民国图》中部分邮便局、电信局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了新的注记。

《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1幅)、《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14幅)、《五万分一××—××间空中写真测量路线图》(95幅，现存90幅)、《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23幅)，是仅标注日本纪年的4套测绘图。这批测绘图的信息来源以日军航空摄影成果为主，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的地图。这批图因利用了航摄资料，地形要素绘制精度优于翻印图及编绘图，对研究城乡聚落发展史、城乡聚落形态及城镇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针对日军在陕西省的航空摄影测量，文献中留下了部分记录。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广泛开展空中摄影测量，利用陕西西安以北，河南信阳、开封，江苏徐州等地区航测资料，绘制十万分一空中写真测量应急战用地图作为已有地图的补充[29]。据存图来看，这些应急战用地图中有宜川附近的15幅、西安北方的8幅。1942年，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在华县至咸阳的渭河以南地区进行航摄，测绘得二万五千分一地形图14幅[30]。除盗测以外，日军还秘密调查，获取陕西省的情报资料，用来补充地形图的附记说明。如日军的外务省情报处编制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史》一书记录的西北特区及延安抗日大学的资料[31]，很可能就是《肤施(延安)附近要图(陕西省)》附记中提到的参考资料。

图中大量地物注记均为中文[32]，且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中地物注记高度一致。这些注记大多为陕西省的村镇等小地名，在战乱年代，对于秘密盗测陕西的日本测绘机构来说，要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这些小地名显然不容易，因此这批测绘图的地物注记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民国政府测绘地形图的内容。关于这一现象，日本学者石原润曾指出，在1926年之前，日本测绘的中国地形图在图式上虽然较为精确，但在村落位置和地名上存在许多错误。相比之下，民国政府所测的地形图虽然图式不够精确，但内容上基本正确。因此，日本参照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制印的中国地图，尤其是在1926年之后制印的地图，在图式和内容上都相对更优[33]。经比对，《要图(十万分一陕西空中写真测量)》参考了总局制版《十万分一图》的地物注记。如台湾藏日制“延安”图幅中延安县城西南侧的村落名称“皮家圪塔”“柳树”与北京藏总局所制“肤施县”图中注记完全相同，与陕局所制“肤施县”图中注记(“皮家圪堵”“柳树巷”)略有差异，可见该套图的地物注记应是借鉴了总局制版的《十万分一图》。

同样，《五万分一××—××间空中写真测量路线图》《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的地物注记均参考了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的内容。不过，日军在绘制《要图(二万五千分一渭河沿岸空中写真测量图)》时更换了一些聚落名、山名、河川名，用方框标注，并在每幅图下备注“郡落名、山名、河川名ニシテ梓ヲ附シアルモノハ假名トス”[聚落名、山名、河川名制版时附了假名]。如台湾藏日制“渭南”图幅中位于县城西侧“五里铺”“周李家”之间的聚落“闫家”[34]，被日军更换为“大栗村”。至于其原因还有待探讨。就地形要素及注记来看，现存4套日制测绘图地形要素来源于日军的航摄成果，图中地物注记则参考了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

总之，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大体分为三类: 复制、改制及航摄。其中，复制、改制的基础主要为民国政府制印的陕西省《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其次为陕西省《五十万分一图》。基于这3种地图资料并结合日军航摄成果，日本共制印了9套地形图。各套日制地形图的信息来源详细情况如下(图4)。

(1) 翻印图陕西省《北/南“支那”五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为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翻印图《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为总局制版《十万分一图》，不过，部分翻印图增加了方眼及接合线，整套翻印图糅杂了总局不同时期制印地形图的内容，少量翻印图改制了地形要素。

(2) 编绘图《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陕局所测《五万分一图》，少量信息来源为日军的航测资料。编绘图《东亚五十万分一图》陕西部分在改制陕局所测《十万分一图》《五万分一图》地形要素及注记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加了陕局所制《五十万分一图》的部分邮便局、电信局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了新的注记。翻印图、编绘图共同的特点为整饰要素中载有中国纪年时间。

(3) 测绘图的地形要素信息来源为日军航摄成果，但图中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地图内容。测绘图整饰要素中的时间均为日本纪年。

从地图学史角度讲，学界对近代外国测制的中国地图普遍存在一些误解。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图测绘技术更好，绘制更精确，实际情况是近代外国所测的中国地图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信息来源复杂，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图分类讨论。

以民国时期日制陕西省地形图为例，现存458幅地形图中，约有72%的图幅基于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绘制。剩余约28%的地形图，虽然其地形要素源于日本航摄资料，但地物注记参考了民国政府制印地形图[35]。日本测制陕西地形图所参考的地形图在民国时期被视为军事机密，日本从合法渠道获取的可能性很小，大部分为战时掠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陆地测量局掠夺了大量关中地区《五万分一图》[36]。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南京并掠夺了陕西省《十万分一图》203幅、《五万分一图》4幅[37]。后来日本为实施所谓“西安作战”“四川作战”计划，复制、改制了这批地形图[38]。

不可否认，现存日制陕西省地形图很大一部分的绘制精度要高于民国政府所制地形图。民国时期，中国在陕西省实施航空摄影测量次数少、范围小，基本局限于咸阳、西安、潼关等地区。而4套日制测绘图可以更大范围填补高精度地形图测绘的空白。另外，《民国图缩制(陕西省十万分一图)》相比民国政府制《十万分一图》，所绘地形要素更为丰富，精度更高。图中乡村聚落不仅数量多，而且全部以真形呈现，对研究乡村聚落甚有价值。缩制图中的地形要素是据陕局《五万分一图》缩制，一幅缩制图包含2—4幅《五万分一图》的内容，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当然，近代日本依据中国测制地图来制印地图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军事地形图，也存在于其他类型地图，如近代日制中国城市地图的信息来源就涉及西方列强或国人所测地图[39]。地图作为一种重要文献资料，要想更有效利用其中的地理要素，充分发挥其价值，必须明确其信息来源和绘制精度。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本文深入分析了民国日制陕西省地形图的信息来源，以期作为学界引用相关地图时的可靠参考，也为探讨近代军事地形图的文献来源及资料特征提供一个代表性案例。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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