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与南宋庆元火灾

已知《二湖丈尺图》最早出自《敬止录》,在小隐山庄本《敬止录》中,该图被录于第3册《胜迹考·附碑刻墨迹》残卷最后一叶,首页为右半幅,次页为左半幅,图前为“碑刻墨迹”部分内容。从国图藏烟屿楼校本来看,这部分内容包括《唐刺史裴儆德政碑》等22种碑刻墨迹条目,故《二湖丈尺图》应摹绘了已佚的宋代碑刻地图,这在《敬止录》中亦有佐证,作者高宇泰在考证“感圣桥”位置时称:“按宋刻‘月湖图’,感圣桥近有保圣、崇教二寺。”[18]明言他所见的《二湖丈尺图》为宋代石刻,或许是作者于里巷之间发现该图碑,故未见自宋至明的其他传世版本。然书中并未介绍更多信息,因此尚需根据图中内容予以分析。

上文述及《二湖丈尺图》跋文署名为嘉定十三年四月初五到任、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离任的庆元知府俞建,如此图不伪,则成图必在这一时段,且图中地物不晚于此时间点。详考图内地名,图左下方绘有“广惠寺”(即广慧寺),该寺于绍定元年(1228)正月十三日更名为“万寿寺”,其街口“广慧坊”也随之更名“万寿坊”,图中皆为旧名,应为绍定之前成图。图中政治人物的宅邸标明了宅主官职爵位,亦是考察绘图时间的关键线索。笔者整理出图中出现的重要政治人物府宅及其相应信息(表1),可从中考证此图绘制时间。

表1 《二湖丈尺图》中政治人物的宅邸信息

注: 表中序号与图3中序号对应,表示各官宦宅邸在实测地图中的位置。

表1可见,《二湖丈尺图》中所涉政治人物官职爵位任期并无晚于俞建离任时间(即嘉定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者,且主要活跃于嘉定年间。关键人物如赵善湘于嘉定十二年兼任淮南西路安抚使,图中称“赵安抚”,嘉熙四年(1240)为之建“锦勋坊”,不见于图中。又如史浩于嘉定十四年八月乙丑日(十四日)追封越王,今本《二湖丈尺图》作“史魏王府”,各地方志引作“史越王府”。史浩生前封魏国公,绍熙五年(1194)死后追封会稽郡王,未曾封魏王,今本《二湖丈尺图》当误[19],并可知绘图时间应在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八日之间。又,今本《二湖丈尺图》有“丞相府基”,与其他宅邸之名不同,此处多一“基”字,当为在建府宅,与《宋史》所载“嘉定十四年八月,诏右丞相史弥远赐第”相符,则《二湖丈尺图》成图时间可判定在当年八、九月间。

由此,《二湖丈尺图》为南宋时地图无疑,成图时间比绘于绍定元年的《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早7年[20],为现存最早的宁波城市地图。该图反映了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日、月二湖周边的地理情况,可与绍定《罗城》图互为佐证,是研究南宋庆元府城的重要地图资料。

今本《二湖丈尺图》作为摹写本,细节上与南宋原图有所不同。如图中有误将“史越王”写作“史魏王”、“美禄坊”写作“黄禄坊”、“楼安抚宅”写作“楼家抚宅”等摹写错误,且绘图线条粗糙,图中楼阁、桥梁等处虽有意描画其建筑形象,却绘制得毫无美感。笔者详细比较图中字迹与小隐山庄《敬止录》抄本的其他文字,二者颇为相似,当系该本抄录者摹写。

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及其他方志地图不同,《二湖丈尺图》虽为庆元府官方组织绘制,但却并未绘出府城全貌,更未以府衙或附郭鄞县县衙为中心,而是以城内日、月二湖等水域为主要内容。宋人专门为河湖绘图者不少,如杭州西湖有《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传世。明州(庆元府)此类地图亦有绘制,如北宋曾巩作《广德湖记》云:“鄞县张侯图其县之广德湖。”元祐八年(1093)刘珵治理月湖并主持绘图,舒亶专门作《西湖记》“以冠诸图”[21],南宋宝庆二年(1226)胡榘治理东钱湖,公文云“东湖画图,内已贴说”[22]。古人兴修水利前后为水利施工或水域经界时常作图,《二湖丈尺图》应同属此类水域专题地图[23]。

日、月二湖在宋代明州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二湖既是达官显贵聚居并被赋予种种文化意象的城市园林,也是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火灾防治的水库。在人文景观塑造方面,南宋中后期,聚居月湖沿岸的史氏执掌朝政,楼、汪、丰等大族亦活跃政坛,形成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24]的局面,月湖遂为庆元府城内国家级的政治核心区,其地位实际超过了府衙所在的子城,甚至“细湖”“西湖”的旧名也大约在嘉定年间被“日湖”“月湖”这类雅名所取代[25],以营造出日月汇聚城中的意象。时人还将“四明”之名的由来附会在日、月二湖上,又将月湖中十个小洲比作道教传说中的海上十洲[26],以此塑造二湖这一四明大族汇聚之地的文化地理意象,使之成为明州城中又一文化中心。因此,对月湖水域的治理和保护实属重要工程,这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水利方面,维持月湖的水域面积是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需求与火灾应对的关键。明州城的水源主要在西南远郊的四明山区,北宋舒亶《西湖记》云:“明为州,濒江而带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饮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备旱。”受地形影响,明州城水易泄入江,故至晚在宋代,城内东隅已有名为“水喉”“食喉”“气喉”的三座水闸(图3)控制城内水位,旱时蓄水于日、月二湖,涝时则泄水于鄞江。宋时日、月二湖水质较好,“湖之支派缭绕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甚至城内酒务皆从中汲水酿酒。城北又开凿蛟池、蜃池、清澜池等储水池“以为御火备”[27],城内各处皆与二湖相通,因此确保二湖储水量尤为重要。

然而,日湖和月湖的水域面积在宋代总体是逐步萎缩的。北宋元祐九年(1094)舒亶所作《西湖记》详细记录了北宋前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据舒亶描述,城内之湖有南隅与西南隅二处,南隅之湖(即日湖)在他所处时代便已“废久矣”,西南隅之湖(即月湖)本无任何人造景观,大中祥符年间,章得象知明州[28],于湖之北端筑堤,在堤上修建“红莲阁”,于是月湖北端成陆;天禧年间(1017—1021)李夷庚知明州,于湖中央建造二桥“绝湖而过”(桥名“憧憧”,即《二湖丈尺图》中的东湖、西湖二桥),以便月湖两岸交通。北宋知州钱公辅(字君倚,1061年前后在任)于二桥间新建众乐亭,亭四周扩建湖心岛,是时该岛南侧已有小洲,此后逐步扩大。其后30余年间,“湖辄浸废不治,其亭(笔者按: 即众乐亭)南既堤以为放生池,濒湖之民又缘堤以植菱芡之类,至占以为田,淀淤芜没,几不可容舟”。时人据众乐亭南之小洲再筑一堤(约在《二湖丈尺图》中“湖心寺”一带),月湖因此一分为二,堤以南几乎被沿湖居民围垦殆尽,元祐八年知州刘珵到任,“适岁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29],利用淤泥营造10个景观岛,所谓“十洲”由此形成,于是刘珵组织绘图以界定湖域,才暂缓了月湖的萎缩速度。据全祖望考证,这十洲“大抵中央得四,而东西两岸各分其三”[30]。十洲景观在淳熙八年(1181)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完稿时尚存[31],而《二湖丈尺图》中除4座湖心岛仍在,其余皆无,可见其他6座小洲已并入月湖两岸。这与湖滨大族豪宅庭院的修建显然相关,如月湖中央4洲中的芳草洲、松岛2岛(图2“碧沚”“竹洲”处)及湖东岸的菊洲(图2史越王府处,今宝奎巷一带)、月岛等处皆有史氏宅邸,全祖望“谁移洞天,跨湖为薮。曰惟史氏,十居其九”[32]之语,并非妄言。又如月湖东岸“竹屿”本在湖东南隅,《二湖丈尺图》中却标为“楼安抚宅”[33],这一带皆为楼氏庄园,“楼参政府”的宅主楼钥自述:“城内一湖,旧有十洲三岛,最南一处适与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锦照堂。”[34]正是楼氏占据竹屿的明证。再如湖西岸的雪汀、烟屿旧址,《二湖丈尺图》中标为“赵观文府”“史春坊宅”“徐运使宅”等官宦宅邸。这展示了南宋中期月湖的变化过程: 在四明籍官员权倾朝野之时,营建于北宋的景观岛因被湖滨大族等居民所占而消失了六成。《二湖丈尺图》所记录的便是此背景下月湖水域再度萎缩的历史画面。

图2　《二湖丈尺图》所绘区域推定复原

资料来源: 图中南宋月湖与细湖依据《二湖丈尺图》图界推定,月湖湖心岛范围根据《二湖丈尺图》测量数据推定。对比南宋和民国时期,可见嘉定年间月湖总体略宽,湖心岛更小,宋以后月湖形态比较稳定。宋以后日湖南部变化甚微,北部细湖(属于日湖)则比后世宽。

利用近现代尚未发生形态剧变时的城市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结合《二湖丈尺图》的测量数据[35]和相关史料绘制地图,可相对准确地复原嘉定十四年庆元府城南部景观(图2)。对照实测图可知《二湖丈尺图》采取示意图形式: 城市街区比例缩小,日、月二湖比例放大,湖域面积占全图近一半。实际湖区只占绘图区域的五分之一左右。嘉定十四年的月湖北至红莲阁;西北至感圣桥、观音桥所在的“丞相府街”;西南至锦里桥所在街巷;东北至史越王府、丰尚书宅等宅第;东南至汪尚书宅、楼安抚宅。复原图清晰展示了靠近月湖两岸6处湖心岛消失的景象: 曾经的“十洲”景观已大多成为湖滨大族的私家园林,正如全祖望所说:“翠桷画帘,东西相望。如云祁祁,以为湖幛。下户寒门,蔑从依傍”[36]。

此外,《二湖丈尺图》首次展现了庆元府城南部的详细河道,其中部分(如自湖桥斜趋章耆巷桥的河道、广济桥以东至吴栏桥的河道)在后世各种地图中均不见踪迹。吴栏桥下断流的河道或许表明,流经城市中心地带的河道正经历着被居民侵占的过程。

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十三日,即《二湖丈尺图》成图前一年,庆元府城发生火灾,日、月二湖的萎缩以及城市河道的淤塞,无疑是这场大火未能及时被遏制的重要因素,也是俞建主持绘制《二湖丈尺图》的直接原因。《宋史》载: (嘉定十三年)“八月庚午,庆元府火,燔官舍、第宅、寺观、民居甚众”[37]。这场正史一语带过的火灾实际极为严重。毁于此次火灾的地物仅见载于《宝庆四明志》者便有30处(表2),其中官舍5处,佛亭1座,桥梁4座,各类庙宇20座。这30处失火地点呈现以城南延庆寺为轴心,西北至子城南,东北至东寿昌寺及市舶务的扇形分布特征,又以延庆寺至子城一线分布尤为集中(图3)。虽不知起火原因,但可以推断起火点很可能在日湖之滨的延庆寺一带[38],火势由南向北蔓延。

表2 《宝庆四明志》所载嘉定十三年火灾被焚地物信息

注: 表中序号与图3中序号对应,表示失火点位置。

图3 嘉定、绍定年间庆元府二湖周边官宦宅邸与失火地点分布示意

资料来源: 依据民国《鄞县通志》所附《鄞县城厢图》(1936)绘制。因1936年古河道多已消失,又据清《宁郡地舆图》、1883年日绘《浙江省宁波府城图》、1914年《最新宁波城厢图》等资料考证补绘。

绘制于火灾次年的《二湖丈尺图》对日湖与延庆寺的描绘颇为细致,图中标注延庆寺距离西侧荷花池[39]12丈6尺(约合今34.6米),荷花池距离西侧官路3丈4尺(约合今9.3米),官路西侧标注“延庆菜园”。延庆寺一带起火,很难越过西侧这片空旷区域而向西延烧,被约束的火势向北呈扇形蔓延。受灾寺庙中,被彻底焚毁后完全废为民居者(景德寺、西寿昌院、天封院、大中祥符寺、药师院等)皆在延庆寺北偏西方向,官员“第宅”受灾同样以延庆寺以北者最严重。[40]延庆寺至子城一线的火势以被明代人称为平桥河的河道(即宋代竹行桥—市心桥—新桥—捧花桥一线)及其沿河街道(大致对应今宁波市解放南路)为轴线展开,或许南北向街道形成通风道引导了火势走向,史弥远之父史浩的功德寺也毁于此灾,最终大火一直烧至子城与鄞县县衙之南。

虽然《二湖丈尺图》上没有与嘉定十三年火灾相关的直接记载,但大部分受灾区域都被绘于图内(图3)。《宝庆四明志》所载失火点半数被标于图中,加上《二湖丈尺图》的内容主要是官府对城市水库区域的界定,因此该图应绘于灾后重建背景下。

城市用水储备量是古代城市火灾应对能力的关键衡量因素,嘉定庆元府大火后,水利工程成为灾后重建的重点,河湖疏浚与堰闸修缮又是水利施工的主要举措,因此它山堰来水(后世称“南塘河”)与日、月二湖在火灾后受到关注。它山堰之水北上流入南水门,是二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时人言:“水自南门入,实流离宫,遇涸则火,此渠所关尤重,不当俟其涸而后浚。”[41]古人以八卦之中南方“离”位为火,由南向北的火势或更令时人深信不疑。次年,上游乌金堨的重修应也以此次火灾为契机,史载“耆老合词以请,少保大丞相鲁公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于郡”[42],并由任职于泉州市舶司的水利专家魏岘规划修缮。史弥远或对这场大火也尤为在意,他在火灾次年新建的宅邸特意避开了闹市,选址于月湖西岸四面环水之地。《二湖丈尺图》展示了知府俞建灾后一年内所做的善后工作: 由官方测量、界定二湖水域范围,并刻碑公示。这是当时地方官员疏浚河湖后的一般做法,如上述刘珵治理月湖后亦曾绘图标界;又如《二湖丈尺图》中“赵安抚宅”的主人赵善湘于嘉定十五年知镇江府时也曾因城内放生池被居民侵占而“命坊吏竿而步之”,又在疏浚放生池之后刻碑记录其事,并“图其曲折之形于碑阴以备他时考订”[43]。可见刻图标界是宋代的常见做法,被《敬止录》列于《碑刻墨迹》目下的《二湖丈尺图》显然亦属此类石刻地图。

《二湖丈尺图》成图后一个月内俞建便离任赴临安述职了,庆元府城的河湖水系因此并未全面疏浚。七年后的绍定元年正月十三日[44],府城因居民用火不慎,再罹回禄之祸。这次火灾大约从府衙所在子城向东南方延烧至东渡门、灵桥门一带(图3)[45],火势之大令“救焚者束手无措”,受灾区主要集中在府城东北厢,《宝庆四明志》记载东北厢几乎所有坊牌、桥梁均因火毁而重建,部分受灾区和嘉定灾区重合。庆元府城短短七年内的两次严重火灾令官府下定决心整治城内防火系统。史载,官府“既而掘视古沟,率在居民卧室之内”,这被视为火灾无法扑灭的主要原因。时知庆元府的胡榘于灾后向朝廷申请疏浚城内河道,于是“令下,禁塞水同者,食喉、气喉两碶桥浦不许立屋。凡街衢巷陌经火者,悉从厘正而并渠之”[46]。胡榘在全面疏浚城市河渠之后同样组织绘制了一幅地图,即绍定元年成书的《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图4)。

图4 国图藏咸淳八年(1272)后增补本《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

宋代城市火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远胜前朝。[47]地方为应对火灾,在社会组织方面划分厢区,设置厢官负责警报火情并及时组织灭火,庆元府城内的4厢便具备消防区划的性质。在城市建设方面,为隔离火势,官府常组织建设具有一定宽度并开通水渠的街巷,名为“火巷”。[48]上文所述“凡街衢巷陌经火者,悉从厘正而并渠之”便是开辟“火巷”的举措,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两次严重火灾的发生并非纯属偶然事件,应归因于城市建筑过于密集,民居侵占街道与河渠,导致河湖水系日益萎缩、湮塞,从而在火起时有缺水之患。南宋时,四明大族的鼎盛及其社区的扩张对城市水域和普通市民居住区势必造成挤压,这也是杭州(临安府)城进入南宋后火灾频繁且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两次大火,日、月二湖和东部闹市的水利问题先后得到整治,街区迅速重建,社会空间的渐变最终作用于城市的物理空间,其后直至宋末,文献中也再未见庆元府城发生严重火灾的记录。

分别绘于1221年和1228年的《二湖丈尺图》与《罗城》图,以图像形式记录了庆元府城火灾之后的景象,其中《二湖丈尺图》因被后世文献摹绘誊录得以保留,作为少见的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该图除了徐时栋所谓“斯世所寡有”的特点外,还隐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正如学者所论,中国传统地图并不能简单以是否科学或准确来衡量价值[49],“‘好’的地图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利、责任和感情”[50]。地图的隐喻、修辞等“文本”属性[51],是这种图像史料的核心价值所在,值得持续深入探讨。

编 辑：韩思祺

审 核：程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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