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历史地理学广阔的学术田野中，历史政治地理学兼具悠久的学脉传承与崭新的学术使命。回溯既往，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范式自沿革地理-政区地理转换而来，学科面目愈发清晰，学术视野日渐宽广。立足当今，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主要工具的数字人文，又为这一传统学科创造出新的可能。11月20日，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胡恒教授，立足多年治学经验，就历史政治地理学领域内的数字人文应用问题分享心得，以飨学界。讲座系本刊“双一流”高质量学术期刊提升支持计划学术讲座第二讲，线上举行，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徐建平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胡恒教授由学术史入手，简要勾勒当今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基本面貌。胡恒认为，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与周振鹤先生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意义非凡，前者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后者则构建了历史时期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序列。自周振鹤先生提出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学界在沿革地理、政区地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历史政治地理的若干命题展开了有益探索。同时，胡恒也指出，历史政治地理学科体系远未成熟——核心问题模糊、基础方法不明均制约着学科发展，尚需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完善。
放眼中国史学界，向来有重视地理空间结构的传统，如王瑞来、郑振满等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强调历史过程中的“空间”概念。正如郑振满所言，除行政空间外，研究者也应关注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层次、流动性的空间，并将之视作分析历史现象的工具。在此基础上，胡恒提出，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和地理空间相联系。建立这一思维，能够极大拓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
在梳理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源流与内涵后，胡恒教授介绍了数字人文学科发展概况。2004年，《数字人文指南》（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的出版标志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启。其后，风起云涌的数字人文研究，俨然在全球人文学界成为国际潮流，但直至2015年前后才在国内学界渐成气候。时至今日，数字人文的研究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研究，诸如GIS分析、史料文本分析、人物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等皆为学界熟知，VR可视化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知识图谱的应用路径也在逐步探索之中。
数字人文技术如何深度参与历史政治地理研究？胡恒教授强调，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放在工作首位。在该领域，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主持的“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正在搭建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地方志”及“清史地理信息系统”等，均可服务于历史政治地理研究。随后，胡恒利用“清史地理信息系统”与“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地方志”等进行信息综合，以动画形式展示了清代名臣于成龙仕宦生涯的时空过程，并以宣统三年为断面，对全国“冲”字政区分布做可视化呈现，并介绍了《清实录》实体抽取如何服务于政治基础数据的提取。
胡恒指出，数字人文研究应规避对于新技术的抵触或偏信，采取“中庸”路径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他提出，基于整体历史结构的宏观分析与基于具体个案的微观分析相结合，可有效推动政治史和政治地理研究，以至建立新的历史学解释系统，数字人文技术可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多年以来，胡恒教授尝试以清代政区为载体，将“政治分析”与“空间分析”结合，深入探究清代政治地理。在报告中，他从政区分布与官僚资源空间调配、地方官空间流动、政区幅员、地方官籍贯及“智能体”概念引入等五个方面，阐释数字人文方法在清代政治地理研究中的应用路径。回顾研究历程、结合研究所思，胡恒提出几点展望：
首先，我们不应仅仅将地理视作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以作为解答人类文明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利器。
其次，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中，除了基本的政治地理原则与思想外，我们还应充分留意“技术性原理”的重要性。
复次，在研究政治事件时，必须梳树立整体性思维，注重其背后的“空间结构”。
最后，在更为细致的文献研读外，我们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着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政治体系的基本架构，催生新的理论框架与认知体系，进而推动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影响不止于历史学范畴，而应扩大至地理学界、政治学界。
本场讲座主持人徐建平教授认为，胡恒教授的分享兼具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条理清晰、引人入胜，必能启迪后学。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二百余位师生相聚云端，共话史地。与会师生围绕数字人文教育、史料存量的时空差异、县辖政区的数据建库等话题，与胡恒教授展开深入交流。
撰 文：毛宇卿
编 辑：韩思祺
初 审：程心珂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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