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9日，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 “双一流”高质量学术期刊提升支持计划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明至清初川滇交界土司社会的王权结构与地缘政治”在光华楼2201会议室顺利举办。本场讲座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胡箫白主讲，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主任杨伟兵教授主持，鲍俊林副教授等师生数十人出席聆听。
杨伟兵老师首先欢迎胡箫白老师，并对讲座主题作了介绍。本场讲座聚焦明至清初木氏土司不同阶段的统治策略与木里地区的权力结构变化，结合多种文献材料，探析川滇土司的统治文化与王权特征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意义。
讲座伊始，胡箫白老师带大家鸟瞰了明代边疆史中的“南北”与“东西”问题，从而发问：在汉藏走廊这一民族宗教关系复杂，政治派别林立的特殊区域，权力结构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国家权力又是如何进入地方的？在汉藏走廊谁才是真正的话事者？为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胡箫白老师提出了两个切入点，一是关注土司的区域王权建构，二是宗教势力，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影响。
一
从术语rulership（统治术/王权）破题，胡箫白老师谈到，王权的建立有赖于意识形态基础（Ideology base），维护统治则需要借助各种强化合法性的措施。云南土司的王权建构问题引人入胜，木氏土司个案则是透视云南土司统治文化的一面明镜。
明洪武十五年，木氏先祖阿甲阿得率众附明，获钦赐木姓。明初时，木氏土官一方面频繁配合明朝军卫系统参与战事，一方面通过姻亲网络建立政治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统治合法性都得到了有效维持。15世纪后期，在西番侵扰和嫡庶相争的消耗之下，木氏统治集团遭遇政治危机，急需寻找新的因应策略——儒家礼教意味的宗族实践由此在丽江展开。木泰为避免嫡庶争端不纳妾媵，其孙张大于木公编修宗谱、兴建宗祠，木氏宗族文化愈演愈隆。木氏对儒家文化的利用与转化体现在祖先叙事的文本结构中。《木氏宦谱》将地方传说中“亦神亦祖”的麦宗追叙为祖先，是出于神化先祖的考虑，也是为了使近祖木泰—木公的宗族实践与神祖麦宗收拢松散族支的事迹形成呼应，并最终落脚到确立统治的权威性上来。
如果说神祖事迹叙事是木氏土司对明廷文化政策的成功应对和转化，东巴文化则是木氏土司的统治合法性建构在本地文化传统中的锚点。木氏统治者努力钩连木氏宗族传统与丽江本地文化，出资修缮玉龙北岳庙，部分赋予其木氏家庙的性质，又增补神祖麦宗在玉龙雪山狩得神物移至庙处的事迹，这是利用了玉龙雪山在东巴教中的圣山地位。嘉靖三十二年木氏北征，占据东巴教的另一圣地白水台。胡箫白老师认为，嘉靖中后期木公、木高父子频繁向北用兵并新据广阔领土，是木氏土官将东巴文化进一步视作地方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并在木氏谱系建构中加入东巴元素的历史语境。
谈到十六世纪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发展与影响，胡箫白老师指出，木里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区域，其远离卫藏地区的位置特点与其强烈的藏传佛教传统形成了剧烈反差。成书于18世纪中期的《木里政教史》为我们了解木里的区域社会结构以及木里与外部世界的政教互动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信息。
嘉靖年间北征之后，木氏土司控制了木里地区。为确立木里统治，丽江木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派遣木氏官员，监督日常行政；改变人口结构，鼓励军事移民；控制矿藏，大规模开采黄金；推广东巴文字，进行文化整合。时逢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寻求格鲁派向东发展。格鲁派曾短暂在理塘以南地区传教，其弘法进程不久又因木氏土司倒向噶举派再度受阻。格鲁派转变传教策略，培养并支持出身于木里望族八尔家族的降央桑布在木里重新弘扬格鲁派教法，命其逐步夺取木氏权力。降央桑布在极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政治使命，其政治遗产为族侄桑登桑布继承，这其实是在继承权问题上用宗族逻辑取代了藏传佛教介入木里事务所需依赖的宗教逻辑。桑登桑布统治期间，平息蒙古固始汗支持下的降央巴丁之乱，迁延执行五世达赖喇嘛寻找木里活佛转世灵童的命令、限制活佛的世俗权力，这都体现了木里统治者寻求区域自决、优先本地利益的目标。其后木里更是游走于达赖、清廷、吴三桂之间而不乏周旋反覆。由此可见，木里的生存策略，实属审时度势的结果。
胡箫白老师总结，明中叶至清初滇西北木氏土司、川西南木里土司的王权建构方式是理解中国西南地方社会与地缘政治的重要取径。很长时间以来，学者们都对类似于木里的汉藏走廊边地政权的历史能动性缺乏细致的探索。对于汉藏走廊的边地政权，我们不应该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会无条件的接受外部势力的统辖和渗透。木氏土司、木里土司高超而富有创造性的政治智慧，是明清中国边地政权主观能动性的典型体现。
撰 文：王有为
编 辑：宗晓垠
初 审：程心珂
终 审：杨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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