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 白羽
头图 l 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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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终于停止了。
这场搅动朝野上下的论战发端于33年前，那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穿山东腹地东流入海。
彼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无暇顾及河务，打着“因势利导”的幌子，任由河水在河南、山东境内肆虐泛滥。
二十余年间，黄河几乎处于“无防无治”状态，下游河道频繁摆动，山东受灾惨重。
决口后，关于黄河“复道”与“改道”的争论此起彼伏，山东官员力主黄河“挽河归故”，以图摆脱黄河泛滥困扰，而对于好不容易摆脱“黄祸”的安徽、江苏来说，“改行山东”自然是求之不得。
双方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对于朝廷来说这是一项实难权衡的决策。最终顾及江浙为税负重地、又因复道耗费巨大财政无力支撑，采纳了淮军首领、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建议，决定“改行山东”。
山东开始自救，大规模修筑黄河大堤，期间，山东历任巡抚丁宝桢、张曜、陈士杰等人治黄政绩显著。
此外，还有一人贡献不容忽视——游百川，滨州人，曾见证大清河上舟楫林立，岸边商贾辐辏，也目睹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往日繁华化作东流水，无数百姓罹难。
1883年，游百川因了解山东情况，受命与山东巡抚陈士杰督办治河工程与赈务，他坚持“赈灾与疏浚”并举，一面散粮赈灾，一面修筑河堤。
5年后，黄河大堤山东段基本竣工。虽然因技术、财力原因导致大堤质量问题频发，尤其北岸更加脆弱，但肆虐的黄河总算有所约束。
至此，在上演了无数的权力斗争、尔虞我诈、贪墨腐败，付出了数以十万计生命后，黄河在山东基本安定下来，“复道”与“改道”的论战从此停息，但灾难并未停止，悬在头上的河道时刻威胁着两岸百姓生命。
在传统黄河治乱周期中，“河运”与“国运”定律时刻纠缠。
清末，黄河改道、运河堵塞，时代大潮奔涌而来，25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王朝谢幕。
此时，渤海之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镇的命运斗转星移……
1
在海之滨
滨州，顾名思义，海滨之地。
海滨之城在人们印象里往往是浪漫和美好。然而，对于滨州人来说，海却更多是痛苦和无奈。
由于临海地势平缓，海与岸没有天然落差，海水可以轻易漫上岸来，特别是当渤海湾持续刮起东北风时，潮水便伴着大风涌上岸形成海潮。
在滨州北部沿海，真正的大海距离海岸几十公里，在目视范围内几乎见不到海天一色的景象，到处是大片盐碱地和泥滩。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
“人类历史命运的决定因素是地理，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发展脉络。”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当地的文化、经济、社会都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独特的沿海地貌对于滨州人来说有着复杂纠结的情感。
先荡开一笔，滨州作为地名由来已久，但是现在意义上的滨州历史并不长。这片广阔的海滨之地现在很多老人习惯称之为“惠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主要以“滨州”来行文，涉及到区域变革时会用到“惠民”，读起来可能有些跳跃，请谅解。
我们再回来，在经历了复杂的行政区域变更后，现在滨州下辖2区4县1市，黄河横穿滨城区，黄河北岸分布有沾化区、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而博兴县、邹平市则位于黄河南岸，黄河的天然阻隔恰恰成了今天滨州经济格局的分界线，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黄河横穿滨州行政区域
黄河以南，泰沂山区的山前冲积平原地势高，土质肥沃，人口密集，当时修筑黄河大堤时南岸更加牢固，因此南岸决堤的概率远远小于北岸，百姓得以长居久安、财富得以积累。
北岸则频繁决堤，百姓流离失所，源源不断的泥沙随着黄河水滚滚而来，淤积出了大片泥质沙滩，这片黄河“滚出来”的新生土地，被称为“退海之地”，由于海水侵蚀，盐碱化十分厉害。
更关键的是，受制于泥滩坡缓，拥有240公里海岸线的滨州缺乏建设深水港口的地理条件。
港口之于一座城市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海陆物流的衔接点，枢纽地位毋庸置疑。且不谈世界著名城市中大多数是借助港口发展起来，纵观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崛起，都是依托大河入海口建立起强大的水运枢纽；即使山东境内青岛、烟台等城市，无一不是借助港口引进来走出去。
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港口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整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彰显。
曾几何时，滨州一直处于“临海不见海、有港难通航”的尴尬局面，黄河以北诸县南依黄河频繁遭受水害，北邻渤海望洋兴叹，严重封闭化，一直处于贫穷边缘；黄河以南因靠近济南、淄博等地市，交通便利，更容易受到经济强市的辐射和带动。
向北、向海、向未来，滨州始终没有放弃追逐大海的梦想。
1969年，在套尔河西岸建设两个500吨级泊位的东风港，主要出口原盐和砂石料，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东风港建设步履维艰，迟迟没有太大进展，吞吐量一直在20万吨左右徘徊。
套尔河所在位置
后来，由于套尔河上游兴建水闸，下游流量减少淤积严重，港口吞吐量逐年下降，港口危在旦夕。
上世纪90年代，渤海湾地区出现一轮建港热潮，滨州趁势而上。1991年5月，建立滨州地区港口建设办公室，在套尔河两岸建设滨州港两个3000吨级散盐泊位。
但这样的港口规模依旧对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微乎其微，就在滨州人苦苦追寻大海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
为输送陕北神木煤炭出海，国家需要在渤海湾兴建大型煤炭专用码头，在反复筛选后，最终确定了黄骅、滨州、龙口等三个主要地点论证选址，竞争异常激烈。
但最终与滨州擦肩而过花落黄骅，与滨州港面临同样地质条件的黄骅港成为了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跨世纪工程中的幸运儿，快速崛起。
改变命运的往往不是自身而是距离，此时的滨州之于大海近在咫尺，而世界远在天边，放弃还是继续努力成为滨州面前的新命题。
这一年，滨州在相隔40年之后迎来了历史性一刻。
1992年，惠民地区正式更名为滨州地区，再一次实现了地区名称与领导机关驻地名称的统一。
为何长久以来地区名称与领导机关驻地名称不一致？
更名后的滨州又会面临怎样的机会和挑战？
其间故事还要从一个小镇说起……
2
小镇之城
1899年，在黄河大堤逐渐成型后，蒲台县城南的道旭一带被辟为渡口，逐渐成为沟通黄河南北的交通要衢。
交通便利促进了人流聚集，道旭对岸逐渐成为商家聚集的集市，因位于蒲城和大清河以北，因此被唤作“北镇”。
清末民初，北镇已有商家近百户，每逢农历三、八，会有数万人聚集在这里赶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更好地领导革命活动，党中央在冀鲁边区设立了渤海专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时代设置的行政区划不再适应经济建设需要，渤海区被撤销，建立惠民专署，辖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利津、垦利、滨县、蒲台、广饶、博兴、高青、齐东12县，北镇也由原蒲台县划归滨县，领导机关驻地惠民。
1952年，为了利用道旭渡口的运输便利，便于对整个区域管理，惠民专区的党政领导机关由惠民县城迁驻北镇，北镇开始成为区域行政中心，从此，地区名称与领导机关驻地名称便不一致了，也引起了诸多不便。
其实，更早些时候，一些工厂也出于交通考虑搬到北镇。比如1951年，惠民实业公司铁工厂、惠民大众铁厂等合并搬迁到这里，成立北镇铁木工厂，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渤海活塞集团。
1963年，随着胜利油田开发深入，孤岛、河口、滨南等地油田开发所需物资需从北镇渡运，随着过往车辆剧增，道旭渡口的轮渡已远远不能满足物资渡运的需求，对码头进行了扩建。
上世纪70年代道旭渡口繁忙景象 来源：滨州档案馆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之于经济有天然吸引和推动作用，一个小小的渡口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大的港口，比如青岛凭借优良的港口条件快速崛起，纺织产业成为全国龙头，聚集了许多知名企业和品牌，与上海、天津一起被誉为“上青天”，更折射出滨州对于港口的迫切情感。
6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一、二线地区把重要的企业转移到各自腹地，被称作“小三线”。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山东从一线城市青岛抽调人力物力，在鲁西、鲁西北、鲁西南等棉花主产区地区建设一批棉纺织企业。
鲁西南土地条件最优，是两熟高效植棉区；鲁西北次之，是黄河故道一熟、两熟混作老棉区；而鲁北属于黄河三角洲滨海盐碱地一熟传统植棉区。
鲁北种植棉花是无奈的选择。由于大部分土地盐碱度高、又缺乏淡水资源，只有耐盐碱性强的棉花可以生长，而且经济受益相对较高。
1966年，国营青岛第四棉纺织厂在北镇开始建设分厂，这时的北镇与美丽的滨海之城青岛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是名副其实的小乡镇。
地委、行署机关都是低矮的红砖平房，唯一的一座二层楼是新华书店；只有几家作坊式企业，比如之前搬来的铁木工厂、印刷厂；镇上只有几条简易马路，是黄土和石灰混合铺垫而成，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沥青，一到春天路面就翻浆，大街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毛驴车。
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岛第四棉纺织厂援建人员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建成了北镇分厂，工厂投产当年，就创造产值313万元，成为滨州现代纺织产业的开端。
此时，整个地区的棉花种植也热情高涨。
1970年1月，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滨县杨柳雪大队因连续4年粮食单产超过500公斤，棉花单产超过50公斤，由靠吃国家统销粮一跃而成为向国家贡献商品粮大队，作为山东省的先进代表参加了大会。
会上，周恩来总理称赞杨柳雪大队是粮棉双丰收，超过农业发展纲要的典型，要求全国棉区向杨柳雪大队学习。《人民日报》以“棉区的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杨柳雪大队的事迹，一时间全区备受鼓舞，风光无限。
杨柳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引黄治碱”，通过兴修水利，引来黄河水，碱害大大减轻，同时引进了更为高产的棉花品种。
1972年，北镇分厂与青岛四棉脱钩，交由当地政府管理，名称改为国营北镇第一棉纺织厂。
作为第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在此后几十年经营过程中，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政收入，更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支援建设了二棉、三棉及印染厂等数家企业，为后来滨州纺织发展奠定了人才和产业链基础。
这一年，北镇黄河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成为当时黄河下游最壮观的黄河大桥，也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符号。
北镇黄河大桥通车仪式
除了援建工厂外，1970年，青岛医学院整体搬迁至北镇，4年后设立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这就是滨医前身，至今许多老人仍习惯称之为“青医”。
此外，北镇除了纺织厂外，逐步建起了印染厂、活塞厂、柴油机厂、曲轴厂、造纸厂、化工厂，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工业版图正徐徐铺开。
但，此时的北镇依旧只是一个小镇，无法被称为城市，与周边的德州、淄博相比，整个区域缺乏一个像样的中心城市，许多小镇就这样拼凑成了一个地区。
地域往往预设了对未来命运的想象。
那么，生活在小镇上的青年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3
小镇青年
邹平，距北镇100公里外的另一个小镇。
1931年，梁漱溟带领一群青年人，从济南下了火车辗转到这里，试图在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为破败的农村寻一条出路。
梁漱溟在这里创建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尝试运用儒家文化拯救农村，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进行改良。
6年后，日本侵华战火烧至黄河北岸，乡村实验随之夭折。
没有强大国家作为后盾，仅靠乡村治理无法拯救农村。
1945年，日本投降，邹平得以收复。
第二年，邹平魏桥镇上19岁的张钝河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按照家族辈分，中间应带“士”字，寄寓孩子未来平平安安，于是取名“张士平”。
张士平作为家中的长子，童年记忆最深刻的是饥饿，为了分担家庭重担，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谋生。
11年后的1957年，在离魏桥镇不远的韩店镇西王村村民王昌鹏先后生了3个儿子，分别叫王明峰、王明星、王明亮，他们小名都带有一个“星”字。
又过11年即1968年，22岁的张士平因为车间遭到迫害的老师傅打抱不平而受到了处分，被下放至山东德州庆云县劳动改造，任务是拓宽黄河河道，俗称“挑河”。
90年代以前，由于缺少大型机械设备，河道里的淤泥、泥土、水草杂物都是靠人工开挖、挑运，对于刚成年的张士平来说这份工作十分吃力，据说4个月体重骤降了20多斤。
就在张士平参与“挑河”这一年，大学毕业的张忠正坐“摆渡”过黄河，来到只有七八个人的北镇化工厂报到，成了一名技术员。
1969年，一位16岁的小伙子成了沾化县泊头公社店子村的一位民办教师，他的名字叫刘士合。
在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之下，任何个体的能动空间微乎其微。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是什么，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
从庆云回来后，张士平进入魏桥油棉厂上班，与“挑河”相比，推车、扛棉、打包对他来说显然轻松多了，所以干起来格外卖力。
刘士合在教学之余则坚持学习，两年后，考进了北镇师专英语系。
就这样，时光在他们的等待和恐慌中流过。1978年，中国巨轮转向，时代大幕开启，无数蛰伏待发的小镇青年们开始迎来自己命运的转机。
前一年，无棣县盐业学校毕业的年仅33岁的冯怡生被县委县政府点将，出任因生产原料硫酸匮缺而被迫停产的县磷肥厂负责人。
后一年，当了11年技术员的张忠正开始担任北镇化工厂副厂长。
此时，张士平工作的魏桥镇油棉厂已经连续亏损多年，濒临倒闭，工人们为了自救推荐35岁的张士平当厂长。这一年是198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已经度过了17年推车工、扛棉工的平淡岁月。
张士平一上任就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项就是推行了以“六定一包”为主要内容的目标成本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在企业内部率先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比1988年国务院颁布《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整整早了7年。
1984年，张士平抓住了国家对棉花市场统死、对油料市场放开的时机，果断进入油料加工领域，改变了棉花加工企业“半年开工半年闲”的窘况，并一举成为全国供销工业效益最好的企业。
油棉厂时期的张士平
与张士平从管理下手不同的是，冯怡生则选择了从技术攻关开始。他昼夜穿梭在济南、南京和北京之间，向专家们请教，并力争承揽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这一国家“六五”攻关项目，历时5年，最终盐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一次通过了国家级技术鉴定。
也是1981年，三兄弟老大王明峰请生产队长帮忙做担保，贷了600元，与两个弟弟支摊子，开了家机械修理部，后来又卖起了粮食加工机械、植物油厂，因兄弟三人小名都有一个“星”字，于是起名“三星”。
到了1984年，干了3年副厂长的张忠正走马上任厂长；同年，刘连民被任命为博兴县闫坊镇粮所所长，舒忠峰则成了博兴县供销社人事科办事员。
在那时，无论是粮食所还是供销社，都是炙手可热的求职单位，在老百姓心中，基本等同于“铁饭碗”，对于年轻的刘连民、舒忠峰来说，可谓风光一时。
但此时最风光的当属张士平。1985年，张士平被选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迎来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风光背后往往危机潜伏。这一年，全国棉花行业萧条，张士平的油棉厂积压了大量棉花无处推销。
面对积压如山的棉花，他决定：自己搞纺织，此后，陆续进入了毛纤、纺纱和织布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滨州一棉派了管理和技术工人到魏桥帮助管理和安装调试设备。
1986年，时年36岁，担任西王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勇，将自己经营多年面粉坊无偿捐献给村集体。
同年，邻县的博兴植物油厂建成，镇粮所所长刘连民被任命为厂长兼党总支书记。
1990年，已是博兴县供销社主任助理的舒忠峰，被调任到第三油棉厂当厂长。
1991年，“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正式在渤海湾畔宣告成立，冯怡生出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1996年，鲁北发展为产值达到3.39亿元，能够生产磷铵、硫酸等多种产品的化工集团公司，并且成功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农用化工第一股，风光无限。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说：
“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谓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的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
在滨州这块土地上，诸多商界风云人物开始登场，他们在特定的窗口期找到了自己未来的人生坐标，这是个人努力与选择的结果，更是时势使然，国家微小转身都意味着无数命运被改变。
这些生活在这里的青年们开始了自己人生突围，也在这片祖祖辈辈以农业为主、听天由命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场突围的大戏。
这一时期内滨州行政区域也不断发生变化。1982年10月，设立滨州市；同年，为了适应胜利油田开发，部分县区分出组建东营地级市，从此黄河改由东营入海。
199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2000年，滨州正式升级为地级市，比东营还晚了18年。
这一年，滨州市GDP为270亿元，在山东省17个地市中排第13位，排在枣庄、菏泽、日照、莱芜之前。
位于全省尾部的滨州未来如何突围？
4
突围之路
世纪之交，许多国有企业面临着几乎无路可走的窘境。
1998年，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确定了“三年脱困”目标，将问题最重、改革最难的纺织业作为突破口。
此时，曾经辉煌一时的滨州一棉也处在苦苦挣扎的边缘，于是在市政府主导下，由张士平执掌的邹平魏桥棉纺织厂收购，改组为魏桥纺织集团。
兼并滨州一棉后，市政府给了魏桥大量优惠政策，比如土地全免费，三年税收返还，邹平县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为魏桥后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收购并非一帆风顺，习惯了过轻松日子的职工因为不满张士平的严苛纪律而开始罢工，但随着销售收入和员工收入增长，质疑也戛然而止。
就在魏桥纺织集团成立元年，张士平任命自己28岁的儿子张波为副总经理，11个月之后，直接升任魏桥纺织总经理、执行董事及董事长。
几乎同时，鲁北集团冯怡生的儿子冯久田接替他出任董事长，也正是这一年，鲁北达到鼎盛时期，“鲁北化工”被列入沪市上市公司50强，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之一。
在商业发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成功案例，但失败案例亦比比皆是，等待张波和冯久田的又是什么呢？
吞并一棉后的魏桥开始迅速扩张，业界也愈发感觉到了“张氏刀法”的凌厉，但快速发展的魏桥面临着另外的麻烦，由于电力供应紧张，作为用电大户经常面临着被随意拉闸限电的情况，严重影响纺织企业生产秩序并大量增加成本。
为了破解用电难题，张士平决定建设自备电厂，1999年，魏桥第一热电厂建成投产，一时间引起当地国家电网震动，就在电厂投产第三天，魏桥就接到淄博电网通知，要求其必须从大电网中解列，甚至惊动了县长，倔强的张士平同意解列，其后的故事后来被业界所熟知，孤网运行反而成了魏桥后来快速发展的竞争优势。
十多年后，在一轮破除垄断、改革电力制度的呼声里，张士平意外地作为抗击垄断势力的先锋而被推进了舆论的漩涡，此是后话。
建成自有电厂后，魏桥更是如虎添翼，为了利用多余热电进军高耗能产业——氧化铝，在2001年成立魏桥铝业（“中国宏桥”前身），10年后，中国宏桥赴港上市，并在3年后成为世界最大铝生产商，此后又进入采矿领域。
2015年，魏桥以2014年营业收入2819.31亿元，分别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位、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第3位，连续5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5位。
30多年时间，张士平在偏僻的鲁北邹平小县城，把被公认为是夕阳产业的棉纺织和电解铝业务做得到全球规模第一，而他却更加低调，深居简出，几乎拒绝所有媒体采访，更很少参加企业家圈子活动。
但当地政府组织的会议上，张士平常常一改低调姿态，比如每年邹平县主要企业座谈会上，张士平轻轻说出纳税多少时，总会引起会场的骚动，县委书记刘士合曾是这场座谈会的主角。
2000年，教师出身的刘士合出任邹平县委书记后提出“工业兴县”口号，从此邹平全县的党政干部开始以工业发展为中心，政府密切介入到对企业的扶植中，甚至直接进入到企业肌体内部。
在“政府帮扶”带动下，除了魏桥外，山东三星集团、西王集团、齐星集团、宏诚集团、群星纸业等民营企业逐渐“羽翼丰满”，并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共同构成了资本市场上的“邹平板块”。
彼时，纺织服装、食品医药、装备制造、钢铁冶炼五大主导产业产值占邹平总产值的80%，给邹平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和“工业大县”的美称。也就是在这时，邹平工业发展达到巅峰状态，到2014年，邹平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中国糖都、中国玉米油城。
这个曾被梁漱溟寄希望通过乡村实验来寻找出路的小县城，通过工业实现了突围，而背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风起云涌。
从邹平扩展到整个滨州，除了邹平外，其他县域也有了点状突破，比如博兴金属板材生产规模、阳信肉牛加工量、惠民绳网市场份额均居全国第一，博兴、无棣化工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沾化冬枣更是远近闻名。
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粮食加工业，老百姓并不熟知的是，在中国人饭桌上的“粮”、“糖”、“油”中很大份额是来自滨州。
比如王明峰三兄弟创建的“三星集团”以及同村的西王集团，博兴县刘连民带领下的香驰控股、舒忠峰的油脂加工厂，培育起了西王、长寿花、十里香等一批知名粮油品牌，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粮食精深加工产业群，被称为“滨州模式”在全国推广。
县域崛起助推了滨州整体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也实现了从小镇到城市的蜕变，这一转变与孙德汉密不可分。
2002年，孙德汉出任滨州市委书记，他利用滨州的地域位置特点是靠近黄河，低洼盐碱地多的不利条件大做水的文章，开工建设“四环五海”，一下子拉开了滨州的城市格局。
此外，孙德汉利用航空工作经验，为滨州引进了全新的航空产业，充分利用其广阔的盐碱荒地和中国北方地区罕见的净空优势，从零发展起航空产业。
为了解决滨州南北发展差异问题，滨州实施“渡河战役”，把南部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与“北带”的资源、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加快“北带”建设，快速聚集起来一批海洋化工企业，毫无疑问，鲁北化工是其中的骨干企业，更是无棣县的招牌企业。
2005年，滨州GDP达到667亿元，比5年前翻了一倍多；完成地方财政收入32.1亿元，增幅居全省第1位，总量列全省第11位，这样的成绩，对于刚建市不久的滨州来说已属不易。
这一年，为了继续追寻出海梦想，滨州研究决定越过拦门沙建设深水大港，提出了跳出套儿河口，向外海跃进的“离岸建港”的思路。
然而，就在滨州经济社会突围之势逐渐形成时，知名企业鲁北集团却开始找不到北了。
其实，鲁北的隐患早在子承父业时就已经埋下。
5
退潮之痛
2000年，在冯久田担任董事长第二年，鲁北集团利润就开始下滑，到2006年，开始出现持续亏损，其后江河日下，2008年后各种问题集中爆发，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的风险，上市公司戴帽“ST”。
2010年，无棣县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工作组开始进驻鲁北整顿，冯氏父子出局。
对于当地熟悉鲁北集团的人来说，这一切并非偶然，在许多人眼里，鲁北被看做是冯氏的家族企业，实际上是无棣县属国有企业。在一个以家族成员为主、形同一个独立王国的国有企业中，其领导人私欲的膨胀和约束的缺乏必然会导致企业由盛而衰。
2008年，魏桥也曾虚惊一场，甚至社会上流传起来“魏桥倒闭”传闻。此时，魏桥也确实遭遇危机，但并未伤筋动骨，在短暂受挫后重拾快速发展之路，2011年进入高精铝板带箔、新材料领域；2014年进入了采矿领域，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3750亿。
这一年，张士平的父亲去世，他经常蹬个小三轮，戴着席帽子转悠。
村里人和他开玩笑：“你儿子能了（本事大了），你也直起来了。”
“我不直，直起来倒了怎么办，哪天倒台了呢。该咋着咋着。”
这位叫张钝河的老人生前似乎早已洞悉一切，其背后隐藏着农中国人的生存哲学。
魏桥真正的危机还是来了。
2017年3月起，魏桥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魏桥纺织、中国宏桥接连遭遇欧美机构做空危机，两家公司连续停牌近5个月，并导致2016财年业绩发布延迟。
2017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山东督察情况，魏桥集团因违规自备燃煤电站及电解铝产能严重超标等问题被点名批评，超乎寻常的高压态势已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庇护。
在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变化下，以传统纺织、电力和铝业为主的魏桥创业，从昔日的红海冠军，站在了新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一时江湖风声鹤唳。
此时，与魏桥同城的齐星集团爆发百亿元债务危机。危机伊始，邹平县政府、西王集团、齐星集团三方签署托管协议，西王集团开始实施对齐星集团托管。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齐星集团自救”还是“西王集团托管”，均没有挽其危局，反而使得原本无恙的西王集团严重失血、步履蹒跚。
齐星债务危机还连带将邹平县企业互保普遍的现象暴露无遗。西王集团、邹平县供电公司等企业接连进入互保名单。“互保链”担忧之下，西王食品、齐星铁塔等邹平上市企业均在资本市场遭到重挫。
在邹平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因为自身势单力薄，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支持有限，企业之间通常会建立互保方式，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铁索连舟”反成“火烧连营”的导火索，进而影响区域内的金融稳定。
当潮水退去时，任何阻挡的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
此外，邹平更是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曾经“腰缠万贯”的年轻人，有人以自杀结束了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2017年，邹平纺织服装业总产值下降14.8%，装备制造业总产值下降21.6%。
2019年，全部工业增加值下降1.6%。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仅0.1%，规上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1.9%。
曾为邹平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发展模式承受着转型阵痛，这一模式的开创者刘士合于2019年落马，而他的继任者王传民早一年落马。
最初这种带有强烈创业初期的草莽习性，模糊的政商关系为腐败埋下的祸端终于引爆。
作为滨州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域经济爆雷重创了全市经济。
2017年开始，滨州经济增速呈现下降态势，GDP增速6.2%，位居全省最后一位。
2018年第一季度，滨州更是出现负增长，为负1.28%，是山东唯一一个出现负增长的城市。
以至于主政者在大会上脱稿问到：
“为什么一个企业会对全市经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2019年，张士平去世。
前一年，张士平将自己一手打造的“魏桥帝国”正式交给儿子张波，宣布退休。在其隐退后，魏桥“帝国”规模依然庞大，但似乎不再强大到无可撼动。
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魏桥排名为273位，比2018年大幅下跌了88位，而最高时位于159名。
改革开放后，滨州主要依赖低要素成本等传统动能步入工业化快车道，滨州曾经引以为豪的诸多产业和巨型企业，几乎都集中于电解铝、钢铁、化工、焦化、水泥等高耗能产业，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滨州逐渐被锁定在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上。
随着经济新常态到来，成本和环保的压力令滨州传统产业优势不再，从而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此外，制约滨州发展的瓶颈交通，虽然有了跨越式发展，但是与周边地市相比仍然是短板，“山东17地市唯一不通火车”的曾被兄弟地市揶揄很久，被给予厚望的滨州港，在2021年预计实现吞吐量860万吨，而东营港202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6000万吨。
与东营相比，滨州的财政也相形见绌许多，而众多骨干企业暴雷更让滨州雪上加霜。
2020年，滨州GDP为2508亿元，依然排在全省第13位，原本排在滨州后面的菏泽此时早已跃居第8位。
但，有一项指标滨州却位居全国前列。2020年滨州用电量以1235.37亿千万时位居全国第三，甚至超过了深圳，接近苏州的80%，比第一名上海也不过少了340亿千万时。
然而，这一指标，并不能令人骄傲，这背后折射的是滨州产业结构之重，在未来“双碳”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日益迫近时，留给滨州转型的时间越来越少，任务越来越重了。
退潮之后才发现谁在裸泳。
见惯了潮来潮去的滨州人，能否再次踏上未来之路呢？
6
未来之路
2019年2月，刚从省商务厅厅长调任滨州市委书记的佘春明，在政协会议上发出“六问”，一时间在媒体引起热议。
“六问”归根结底是问未来。
知过往顺逆，不惑现在，才能不惧未来。
本文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追溯滨州的历史，试图透过历史的脉络，洞察现实背后的缘由，看清滨州未来之路。
纵观滨州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滨州基础差、底子薄。改革开放初期，滨州是典型的农业地区，工业增加值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7.84%，是全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在省内更是“欠发达地区”代表。
但基础差、底子薄不是发展慢的理由和借口。曾几何时，在滨州后面菏泽实现了率先“突破”，2020年，菏泽GDP上升到3483亿元，10年内增长123.16%，增速全省第一，省内城市排名也飙升到第八位，是山东省城市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
有人说，与菏泽相比，滨州上级政策支持不足；较之“济青烟潍淄”，滨州距离经济圈核心相对较远，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智力资本相对不足；即使与临近的东营相比，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人均收入低、社会贫富差距大……
实践证明，没有哪一个地区是靠帮扶发展起来的，关键还是内在驱动，政策只是一个助燃剂，熊熊烈火还是要靠本地的奋斗热量。
而且，滨州发展并不缺少国家、省级重大战略支持，比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都与滨州息息相关，但即使在同一个区域内发展也会不平衡，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好政策，如何抓住机遇。
近两年来滨州的发展态势也证明了发展还是要靠自己。
2020年，滨州工业技改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等增速列全省第1位，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利润总额、地方级税收收入、“四新”投资等指标增速列全省第2位，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增速列全省第6位；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滨州从2018年度的“不定等次”上升为2019年度的三等、第12位，2020年度跻身二等、第7位，是全省唯一实现连续两年位次前移的地市。
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是滨州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落后依然是滨州最大的现实，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滨州，有一系列矛盾问题要去正视和面对。
那么，滨州怎么办？
佘春明提出八策，回应六问，后续七富七强，可谓招招命中要害，但由于官方说法需要考虑周全，难免面面俱到，可能导致基层眉毛胡子一把抓难分重点。本文且以偏概全，抛砖引玉，谈谈个人浅见，难免有所偏颇。
黄河以北破穷根在于解放思想。当前，“南北差异”是制约滨州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黄河以北县域来说，长期贫穷对人们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影响，人们习惯了把“落后地区”挂在嘴边，表面是谦虚骨子里是自卑，最终反映到行动上畏手畏脚，错过了发展机遇。
此外，在面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是喜欢指手画脚、幸灾乐祸，凡事不敢争先，要看别人怎么干，别人干不好，还暗自高兴，贫穷和落后造就了思想的麻木。
滨州过去的发展告诉我们，一穷二白并不可怕，怕的是思想空白。滨州人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起了滨州港，在一片低洼大水坑建成了“四环五海”，在光秃秃的盐碱地上建成了园林城市，这些靠的都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一项必须持之以恒推进的工作。解放思想，就是不该在经济薄弱的情况下自怨自艾，单纯“等靠要”，要真正改变滨州北部经济落后面貌，就应该一切按经济发展规律发展经济，打破发展桎梏，把工作落实到发展经济中来。
黄河以南谋发展先要摆脱路径。曾经滨州邹平、博兴等经济强县发展路径被许多地区所羡慕，一度被称为“滨州标杆”，论路径锁定的程度、路径创造的难度，鲜有出其右者，然而，从来没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以“邹平模式”为代表的滨州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沉重，迫切需要转型，亟待摆脱发展路径依赖。
但转型并不意味着另起炉灶，产业结构偏重是滨州的劣势也是优势所在。这些传统行业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看似不需很多高科技核心技术其实有着很高的门槛，在沿海大城市并没有发展空间，但是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则有很高的资金门槛，滨州在相关产业上有先发优势。
而且随着国家“双碳”战略不断深入推进，外部势力在进入滨州相关优势产业会越来越难，这些产业会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头部集聚效应，显然对于滨州来说，这无疑是利好。滨州未来需要做的，是加大研发投入，吸引高端人才，推动产业升级，重构以价值链为核心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当政者善于谋划更要抓落实。“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长远谋划，但更重要的是落地，抓好每一项工作的落实，切忌喊口号。
此外，抓工作讲“实事求是”，要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既不能好高鹜远提出不切实际的妄想；也不能不顾自己的优势而一味地追求新、异。
落后地区的主政者难免心态上会着急，会有急于求成的念头，为了只求面子和形象可能会上一些“政绩工程”，最终结果是劳民伤财。
所以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胸和境界，一茬接着一茬干，少些短期算计，多些长远考量，做足基础功课，狠抓落实，合力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
写在最后：
近乡情更怯。
从求学到工作已离开家乡十六年，离家愈远，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短暂的假期贪求家人相聚，来不及更多观察家乡的发展与变化。写这篇文章时才猛然发现，对于滨州知之甚少，我仿佛是一个异乡人，开始惶恐起来。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四处搜集资料，访亲问友，试图最大限度把自己对家乡的情感写出来，在行文中反复纠结无关紧要的词语，以至拖延了至今。
遗憾的是由于未能亲历家乡近几年发展，所以写起来难免会有些东拉西扯、生搬硬套，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敬请谅解！也真诚希望看到此文的家乡朋友，能够与我（微信号：zhaigz）交流，以便后续进行补充和完善。
1988年6月23日，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病逝，一部分骨灰葬在了他所留恋的山东邹平黄山。
70年前一天，他的父亲梁济早起外出前遇到了梁漱溟。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如果问400万滨州人：“滨州未来会好吗？”
我相信，答案只会有一个——滨州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祝福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之地！
下一个城市东营，期待我们再次相会。
往期文章：齐鲁第三城 齐鲁双城记 山东激荡40年 石油风云40年
鸣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滨州各界朋友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资料：
1.《滨州文史1-6》，滨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历届滨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3.《从扛棉工到山东首富：极致实业家张士平走了，但魏桥传奇仍未谢幕》，每日经济新闻
4.《滨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忠正：半个世纪滨州情 实业报国中国梦》，海报新闻
5.《见证滨州撤地设市二十周年：2000年，一个见证历史的时间坐标》，滨州网
6.《ST鲁北四面楚歌 子承父业引灾难》，郑重 《投资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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