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第三城》系列第二篇—潍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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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及艾的他依旧只是一个县令，对官场已有些许倦怠，但“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和“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依然在他内心鼓噪着。这一年，他从范县平调潍县。到任之初，恰逢大旱，颗粒无收，饿殍盈野，惨不忍睹。信奉“难得糊涂”的他此时理政一点糊涂，开仓赈灾，广设粥厂，推行以工代赈，大兴水利，修建城池，改革弊政，鼓励经商，不久潍县再现富商云集的繁华大邑景象。七载春风，郑板桥在潍县打理政务之余吟诗作画，留下许多赞美潍县的诗词，《潍县竹枝词》第一首写道：祖籍苏州的郑板桥，将潍县比作“人间天堂”的苏州，其中有对潍县“夜经济”繁华之景的赞美，大抵也有对自己施政得当的隐喻。其实，对于喜欢寄情山水的文人墨客来说，一马平川的潍坊并不是一个吟诗作赋的好地方。无聊的官场对郑板桥来说亦如牢笼般，七年后，他从潍坊辞官回乡。在写出“潍州原是小苏州”前，郑板桥刚到任时，专门写过一首题为《恼潍县》的诗：“行尽青山是潍县，过完潍县又青山。宰官枉负诗情性，不得林峦指顾间。”![]()
让郑板桥无法寄予诗情的平坦地势却让阡陌交通成本大幅降低，连通八方的地理位置更是造就了潍县日后成为省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也成为了青岛和烟台两大港口争夺的关键腹地。“环境、气候的诸多自然因素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造就了不同民族截然不同的命运。”推及一个区域的风俗文化、经济发展与环境、气候不无关系。改革开放后，潍坊各种先进“模式”频出，引领发展风气之先，而如今这些“模式”却似乎固化，稍显活力不足，以至于新任市委书记惠新安感慨道：因为现在的种种可能隐藏在过往被忽视的角落中。而解读过去的关键在于将支离破碎的线索赋予某种意义，而赋予这种意义的关键是人。01
一座城的命运与人有关，如郑板桥这样的决策者，也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小人物；也可能与事有关，也许这件事情发生时平淡无奇，并不为人们所关注。1898年，潍县的田野中出现了一群怪人，带着稀奇古怪的设备在路上走走停停，带头者长着一副不同于国人的面孔，装束迥异。老百姓像看怪物一样在一旁评头论足、窃窃私语，小孩子们也充满着惶恐，远远地尾随着这群人好奇张望，因为大人们吓唬他们说这些怪物会吃小孩。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们的人生轨迹即将因这个怪人而发生转折，他的名字叫盖德兹，一名德国普鲁士皇家土木工程师。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源于这年早春时节，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日薄西山的清政府与日益强盛的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澳即青岛99年，条约中允许德国在山东省内修筑两条铁路，其一即为胶济铁路。盖德兹此行目的就是为铁路选线而来，他从青岛出发，经潍县过济南至德州，往返行程1000多公里，历时两个半月，最终撰写《山东省考察旅行报告》。根据盖德兹的设计，铁路从青岛途径潍县、张店、济南直达德州，而实际上铁路抵达济南后就没有继续延伸，在具体站点上也有许多不同，比如在后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笔下红遍全球的“东北乡”所在的高密，就不在设定路线内。![]()
然而，最终建成的胶济铁路在这里拐了一弯，历史被按下了快进键，人们的命运被陡然改变。
修建者也没有想的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场轰轰烈烈地抵抗运动，100多年后，这个在东北乡出生的汉子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檀香刑》。“高密东北乡的几条好汉子以为火车是一匹巨大的动物，像马一样吃草料。他们异想天开地用谷草和黑豆铺设了一条岔道，想把火车引导到水塘中淹死，结果火车根本就不理他们的茬儿。”与潍县擦肩而过的还有铁路工厂。根据盖德兹的考量，铁路工厂的选址要考虑位置、地势、面积、成本以及未来运营等诸多因素，潍县是最为合适的候选地，位居铁路线中段可以兼顾两端维修。然而最后工厂却选在了青岛四方，100多年后，四方机车公司成为我国高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成了青岛一张靓丽的名片。这背后变更的原因已无从考证，即使是毫厘之间也会是天壤之别，这就是历史的“牛鞭效应”。就在潍县与机车厂擦肩而过之际，一个锔锅匠因走街串巷的缘故，与前来传教的美国牧师熟络，听闻了许多关于青岛的故事，于是决定带着两个儿子到青岛谋生，他的大儿子先给德国人做修路工，后考入德国海军青岛水师工务局马尾船坞公司，成为公司下属锻工车间的一名学徒，一干就是7年，直到一战爆发才失业回家。这位锔锅匠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他的大儿子名叫滕景云，后来以滕虎忱的名字被机械行业所敬仰，获尊为“中国内燃机之父”被载入史册，更是潍坊现代机械工业的“开创者”，潍坊“动力之城”的招牌上刻写着他的印记。滕虎忱能够拥有如此的成就，除了自己的禀赋以外，最应该感谢他的父亲。在那时封闭社会，能够通过微小的缝隙开始窥视外部世界，并在关键时候能够给予孩子指点，恐怕是农民少有的远识，但这种远识在近百年来潍坊的精英团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铁路开通后，途经的坊子煤矿成为了德国人掠夺的重要目标，他们在这里建起了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先后有8个国家在这里设领事馆、辟商埠、办公司、开洋行，商业快速发展，坊子火车站周边逐渐成为“南北三条马路，东西十里洋场”的繁华闹市。铁路通车两年后，位于济南与青岛之间的潍县被辟为商埠，成为抵挡德国人的最前沿。当煤炭、农畜产品等通过铁路运往青岛再转至世界各地时，世界各地商品也通过铁路线源源不断发往山东内地，而临近的烟台迅速被青岛所取代。
潍县处于山东半岛东西之间，又是半岛南北陆上通道的汇合点，得益于这一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开始了与世界经济互通互联。与此同时，潍县传统的城市封闭格局被打破，城市发展呈现出现代气息，城市化进程迈入新轨道。![]()
潍县疆域图（年代不详）
随着大量国外商品的输入，潍县许多传统的手工业开始瓦解。比如质量上乘的外国机制面纱输入，让“九千绣花女”失了业，而现今脚踏织布机的引进，更是让原有的“十万织布机”溃散。在先进的生产力面前，即使再庞大的传统经济体也是不堪一击。此时，滕虎忱的生活似乎也变得不堪一击。1920年，生活窘迫的滕虎忱决定回潍县创业，他将家中3间住房和土地变卖，与友人凑足3000元，租用东关大街民房合股开办“华丰”机器厂，不久，华丰仿造的铁制脚踏织布机开始上市，大受欢迎。华丰的欣欣向荣与滕虎忱的经营有方密不可分，特别是他对质量的重视。有一次，滕虎忱正要出差前往青岛时，发现柴油机甩轮精磨标准不够理想，强令将不合格零件砸碎，震惊业内。后来当海尔张瑞敏“砸冰箱”、潍柴谭旭光“砸发动机”时，不知道他是否受到滕虎忱的启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鲁商骨子里，质量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精于技术的滕虎忱对人才培养不遗余力，自建厂到七七事变前，华丰共培养了近千名技术人员，后来这些人分布潍县乃至山东各地，开办许多机器厂，为山东后来机械行业的发展做好了人才储备。除了本土人才培养，此时已有人远赴日本学习，学成归来的张干臣不喜欢在学校单调的教学工作生活，决定投身实业，返回潍县建厂。1931年，大华机器染厂投产，接着，潍县陆续开了七家机器染厂。到“七七”事变前夕，七家机器染厂与遍布乡村的染坊，一起将潍县的染布业推向鼎盛。棉花种植、商贸流通以及染布与织布产业链条的完善奠定了潍县“华北纺织工业生产基地”的地位。此时，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山东的经济重心区开始由鲁西大运河沿岸转移至鲁东沿海地区，正是在这一历史趋势下，潍县逐渐从鲁东一隅的商业重镇上升为鲁中乃至华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至此，潍坊的机械制造、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轮廓初现，商贸中心地位凸显。其后，由于国家贫弱、政局动荡，历经日本侵华、内战后，曾经鼎盛的局面不复存在，但早期积累的人才，因为山东人安土重迁的性格，为这些产业快速复兴奠定了基础。“我们蛰伏在战壕里，沉默而严肃地期待着一个命令。” 距离潍坊30多公里外的院子里，灯火通明，戒备森严，气氛凝重。房间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正面对作战地图，狠狠地吸了一口烟，一下子掐断烟头，随即下达了作战命令，著名的“胶河战役”打响，战斗持续9天，重创敌军，10日部队就撤出战场，挥师剑指省会济南。部队在离开时做了一件事，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留在了青州，以此为基础成立利华烟草公司，后来利华烟草公司与建华进步烟草有限公司、中国新群烟草公司（1946年由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创办）合并，迁往华东局驻地青州市，改成青州卷烟厂，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山东中烟公司。烟酒不分家。同一年，位于安丘的72家酿酒作坊集体成立了一家白酒企业——山东景芝酒厂。潍县和济南相继解放后，滕虎忱返回潍坊，在原二厂旧址的基础上重建厂房，华丰柴油机厂恢复生产。这一年，威海环海铁工厂并入兵工六厂，不久到潍县坊子筹建大华机器厂，1953年改名为“潍坊柴油机厂”，与此同时，在日本侵华期间被迁建至济南历山华丰机器工厂也改名为“济南柴油机厂”。至今在山东机械行业都赫赫有名的两大工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几乎同时，后来影响山东机械制造行业发展的两个关键人物也开始来到这个世界，1953年，济南章丘一个叫马纯济的小男孩呱呱坠地，8年后，另一个叫谭旭光的婴儿在潍柴家属区发出第一声啼哭。在交通并不发达的那个年代，章丘和潍坊之间200公里的距离使得他们走了39年，人生轨迹才开始有了交集。建国初期，由于国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封锁和战争威胁，国内经济建设仍然围绕国防安全展开，但对于潍柴来说却是发展的黄金时期。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潍柴新工厂落成，同时中速船用柴油机研制成功。除明星企业潍柴外，这一时期内还有许多新的企业诞生，比如1954年在苏联支援下成立的昌潍拖拉机站，1955年建成潍坊棉纺厂，1958年成立寿光县造纸厂等。除此之外，60年代，潍坊电子工业开始起步，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成立，开始了电子产品研究工作。同年，先后建立潍坊仪表厂、无线电元件厂等5家企业，第二年，又成立无线电工业公司，统一管理电子工业企业。建国初期，潍坊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谓不好，但不幸的是随着浮夸风以及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开局良好的发展势头顿时陷入停滞，进入了寒冬。与经济停滞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潍坊的行政区域不断调整，多个县区管辖权与邻近的青岛、淄博反复变更，原属于昌潍地区的胶县、胶南、平度划归青岛，胶县即现在胶州市，胶南则包含现在的黄岛，直到1983年总体才算稳定下来，基本形成了现在的区域划分格局，潍坊从此失去了最好的出海口，青岛则形成了今天的拥湾格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万物复苏的季节召开，潍柴研制的新型坦克发动机获得大会表彰。这一年，刚刚17岁的潍柴子弟谭旭光，进入工厂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该项目研发，可以推测得是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大概微乎其微。那时，他是班组里年龄最小的，但工作努力，工作之余就学习机械制图和政治经济学，晚上还攻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工友中间简直是一个“异类”。1979年，一家叫潍坊电讯仪表厂（后改名为潍坊计算机厂），被一项名为“748”工程的神秘项目组选定为系统生产单位，这个项目的牵头人叫王选。
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潍坊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积极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工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80年，潍柴的年产量达到3726台，实现利润2395万，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值，然而好景不长，1982年，企业效益和产量全面下滑。对潍柴来说，似乎每一次高光之后都会迎来至暗时刻，或许是偶然和巧合，抑或是成大事前磨砺。比如1957年，中速船用柴油机产量创新高，1958年就遭遇“大跃进”；1965年得到中央表彰，第二年文革突然来临；再加上80年代这次，如是重演三次，难免让人有了宿命的味道。改革开放伊始，冰封了许久的社会一下子春暖花开，之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耽误的种种怠后展露无遗，社会上各种物资缺乏，而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工具——汽车更为突出，我国汽车行业面临着缺重少轻的局面，国家决定引进重卡技术。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专家组对国外重卡进行考察，最终选定了规模不大、技术不是最先进的斯太尔，因为斯太尔车型最适合当时中国道路情况，也符合中国80年代初的机械制造水平。在最初的引进计划中，国内选定的厂家是重庆、杭发、济发，此时潍柴并没有进入候选名单，“不相信宿命”的潍柴决定主动出击。潍柴领导“六上北京，五下济南”，最终山东省以济发退出为妥协，潍柴成功拿下与斯太尔的合作权，而济发的总公司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正是中国重汽的前身。这次“截胡”也预示着以后两家的关系之路并不平坦。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成功与潍柴的积极争取密不可分，“不认命、不服输”成了潍柴未来发展的内在基因，当企业的内在基因与领导者类似基因碰撞在一起时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潍柴遇到这样的人还要等一段时间。但有一点被忽视或刻意回避的是，当时政坛上的胶东人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潍柴与斯太尔的合作与背后的乡土情谊密不可分。出生于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高度重视这次谈判，潍坊与济南相比，显然潍坊占了近邻优势。当然，这是一次正确的决断。1985年，第一辆斯太尔重卡下线，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斯太尔”就是重型卡车的代名词，成为引进技术的成功典范。就在潍柴紧锣密鼓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时，诸城一家农具厂改名诸城机动车辆厂，开始生产“鸣飞”牌农用车，希望能够借助四轮农用车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现实总是羁绊太多，怎么也飞不高，然而，潍坊的风筝却越飞越高。
1984年4月1日，第一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举行，来自美国、荷兰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风筝团体参加。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原本是一次民间活动，最后成了潍坊与世界互动的一个舞台，开创了“风筝牵线、文体搭台、经贸唱戏”的模式，潍坊人的创新和坚持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几年，“经济建设”这个主角要登上舞台，还要费些力气，对此年轻的齐乃贵深有体会。
3年前，34岁的齐乃贵出任潍坊第二印染厂党委书记、厂长，上任后，在全厂推行按劳分配，引起轩然大波，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们一时无法接受。
这时更多的企业已没有饭吃。1986年，原本等着退休的张恩荣，在天命之年出任上口农修厂厂长，这时全厂总资产不足30万元，负债高达200余万元。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读书的张恩荣做过许多工作，甚至赶过马车，做过苦工，但由于“爱好广，善交游”人缘非常好。
同样临危受命的还有53岁的陈永兴，时任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亲自陪他走进寿光造纸厂上任，这位副镇长原本也和张恩荣一样等待退休，结果被县委书记点了将，他果然也没有辜负期望，不久造纸厂就扭亏为盈。
1986年9月底，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由潍坊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中国第一套激光照排系统横空出世，其意义不亚于当前被热捧的华为芯片。第二年，华为才在深圳成立，潍坊电子产业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1987年10月，在高密城东一片20亩的土地上，孙日贵带领孚日走上了创业之路。纺织虽然自古以来是潍坊的优势产业，然而此时，落后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早已让纺织产业优势荡然无存。
1988年腊月，县委书记王伯祥见到了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说东北有人会种“过冬不生炉的大棚”，让他眼前一亮，拍板决定党员先试点。
但建大棚要砍20多亩青玉米，在“以粮为纲”的时代，这个责任谁来担？
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王伯祥说：“损失县里补偿，政治责任我来承担。”不久，17个黄瓜大棚获得成功，涌现首批种菜万元户，从此，贾思勰的故乡蔬菜种植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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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
1978年以后，随着春风渐劲，穷怕的人们在做着各种尝试。
十年浩劫，让无数企业毗邻破产的边缘，由于生产中断、人才断层，使得许多企业家被逼上梁山，有人一举成名，有人功败垂成。
历史记住了那些成功者，却不知更多的人被市场洪流冲击的无影无踪。
1979年，一个虚拟的人物红遍全国——乔厂长，雷厉风行、勇于改革的乔光朴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要当一名改革家却并不容易。
或许，退休后的陈光对这段岁月深有体会。
03
900多年前，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排斥的苏轼，从杭州通判升任密州（今诸城）知州，虽是升职，从繁华杭州到偏僻小城内心难免失落，因思念家人在这里写下了那首传唱千载的名篇佳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谁也没有想到这首词竟然会在900年后间接推动了一项影响全国的决策。且说1991年，34岁就当厂长的齐乃贵升任潍坊市长，一个月后，35岁的陈光被提拔为诸城市市长，与王安石被贬不同，此时年轻的陈光意气风发，锐意十足，准备大干一场。上任不久，诸城市人大向政府申请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连干部工资都发不出的财政局哪里有钱买车。而后，一份更震撼的调研报告摆到了陈光的桌案上，根据中央部署，1992年上半年，诸城对市属工商企业进行全面审计，结果 150家企业103家亏损，亏损面68.7%，亏损额1.47亿元，负债率接近90%。就在这时，一位老人决定为中国这些阻塞的大河疏通航道，铺路搭桥，80多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讲话。同年10月，十四大召开，大会报告中指出"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年轻的陈光成了第一个敢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一场后来被许多人称之为“卖光”的外科手术式改革启动了。就在陈光刚刚启动不久，26岁的王金玉当上了山东诸城机动车辆厂厂长，他想摆脱小作坊的现状，打算与北京汽车摩托车公司合并，但高高在上的北京公司置之不理，在北京呼家楼宾馆苦苦地思考了7天后，王金玉设想了一个近似疯狂的方案：取消诸城机动车辆厂的法人资格，采取资产重组的方式无偿并入北汽摩。他把这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和诸城市市长陈光汇报，陈光居然说：“好，一分不要，白送”，“不求所有，只求所在”。陈光又打电话向市长齐乃贵请示，方案得到了同意。就这样，诸城市车辆厂576万元的净资产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卖光"的外号开始在全国声名鹊起。曾经中国官场段子频出，官员的各种绰号流行能够窥视出官样文章之外不一样的趣事。比如陈光被冠以“陈卖光”，即巧借了他的名字，又暗地指责其操盘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诸如此类，无不折射出中国人小聪明的特性，也反映出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官场下民意的涌动，一度称之为“官场文化”。对于陈光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骂他变卖国有资产，罪不可恕；有人却极力推崇，认为他为国企改革创出了一条新路，甚至惊动了中央和高层。国家有关部委多次派人前去调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次派出12人前去调查，国资委，土地局、经贸委、体改委等部门多次派人前往。1996年2月3日，国务院调查组21人冒着严寒来到诸城。其后的事情许多人都已经熟知，正如许多媒体报道那样，调查组得出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带队抵达诸城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考察。官方报道说，朱副总理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经济日报》甚至连发五篇报道，并称之为“诸城经验”，《中国青年报》先后两篇报道《话说陈光》和《再说陈光》，一时间洛阳纸贵。不久，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了诸城。高层的态度决定了改制好坏的定性， 围绕诸城的争论戛然而止。或许是因得了高层肯定，一年后，背负着"卖光"名声的陈光升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时至今日，诸城许多人依然怀念陈光，无论是在龙城市场购物还是走在密州路上，都禁不住提起陈光当年的往事，这是陈光的幸事，却是诸城的不幸，因为人们不是喜欢回忆，而是因为没有更好接替过去。视察诸城后一个月，朱镕基在诸城的讲话以国务院办公厅《内部情况通报》印发，他并亲自写了按语：“……我确实肯定'诸城经验'，但并不是肯定他们的所有做法，而且对他们的‘股份制合作制’试点，在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我的讲话报道中，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试点，这并不是‘不坚持原则’，而是对基层、企业、群众进行试点的积极性要注意保护，不能泼冷水，对试点的结果还需要继续观察。”这段按语颇值得研究。今天，许多国有企业改制后遇到了各种问题，无不验证了朱镕基的远见，后来陈光也对这段改革进行了反思，认为改革过程中有些具体政策和技术性问题处理的有些粗糙，但任何改革都不完美，而这恰恰是改革的要义。这位当初的改革闯将最终只是从省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各种缘由大抵只有当事人明白了。（根据我的规划，后面我会单独写一个关于改制企业的系列文章。）但不得不说的是，诸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自然禀赋和地理位置并不突出，在陈光改革后，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陈光的贡献功不可没。更需一提的是，当年送出去的诸城车辆厂后来被王金玉带到北京，成了北汽福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实现了从农用车到轻卡、重卡等综合性汽车工业集团转变，多年来纳税位居诸城市榜首或前列。灰姑娘摇身一变成了金凤凰，真的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了。1992年不但是诸城改革的转折点，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这一年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转变。31岁的谭旭光出任新成立的山东潍柴进出口公司总经理。58岁的陈永兴，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英国投资基金公司，借着邓小平讲话东风，历经曲折促成了合资，一年后，寿光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成立。后来，又在陈永兴争取下，寿光造纸厂成为全省50家国有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单位，搭上了改制的头班车，改名“晨鸣纸业”，4年后更是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临朐的秦池酒厂里迎来了新厂长——姬长孔，一位正营级退伍军人。当时，这个成立于1990年的小酒厂，只有几间低矮的平房，一地的大瓦缸，还有满院子的杂草。此时，孔府家酒正凭借着“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广告语火遍全国，相对于强大的孔府家来说，弱小的秦池几乎找不到一丝抗衡的机会。几乎在同时，远在北京，一位叫谭希松的山东姑娘出任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谁也没有想到，秦池的命运因为姬长孔和谭希松二人的合作，马上会发生巨大的改变。1995年，张恭运与3名合伙人承包了一家倒闭企业的维修车间，希望产品能够好卖，于是给公司起了谐音“豪迈公司”。然而，事与愿违，产品并不好卖，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就亏损了18万元。就在张恭运为了公司生存而发愁时，此时，在姬长孔的带领下，秦池的销售额超过了1个亿，这一年的11月8日，穿着旧西服的姬长孔被谭希松邀请到北京梅地亚中心，在临朐县政府支持下，豪掷6666万拿下第二届央视标王。随后央视黄金档的广告一播出，全中国都认识了“秦池”。而“秦池”的销售额也因此暴增，当年的利润一下就达到了2.2亿，增长了6倍。就在秦池雄霸天下之际，潍坊也迎来了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时期，1991年至1995年工业增长速度保持在20%以上。快速发展的背后，与潍坊人民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关键的是潍坊政府每一项决策都踩在了时代发展的鼓点上，这与决策者的水平是密不可分的。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潍坊许多关键岗位的带头人都十分年轻，比如诸城的陈光，王金玉等30岁左右，寿光的王伯祥也不过50岁左右，即使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的齐乃贵还不到50岁。陈光、王金玉的大胆尝试前文讲过，王伯祥敢于突破计划经济坚冰，喊出：“百姓最重要！如果真有什么责任，由我一人承担”的豪言壮语，更是为了留住帮着寿光搞起蔬菜大棚的韩永山，大胆拍板：重奖8万元，一套120平米的住房，一辆挂1号牌照的吉普车，全家四口农转非。而王伯祥的妻子还是农民。齐乃贵在任内更是力排众议推动许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在泥质海滩开发潍坊港，建设飞机场，随后的发展无不证明了“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特别鼓励县域经济创新，诸如“农业产业化”“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革”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诸城模式”、“寿光模式”等引领风尚，今天潍坊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大的县域经济。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内，潍坊的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1994年营业的山东省首家主题乐园——富华游乐园，一度人满为患，竟惹得滨海之城青岛羡慕不已。政府指路，精英带头，群众努力，潍坊就这样一步步打造成了一座“硬核之城”。影响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因素纷繁复杂，但也不外乎两类，客观因素，比如区位、环境、资源、民风、文化、上级政策等，一个地方的民风和文化由于长久以来的沉淀，具有很强顽固性很惯性，因此也被视为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就是“一把手”这个关键职位。“一把手”作为体制内最高领导者，掌控者整个地区资源调配，他的能力、作风、视野在其任期内能够快速影响该地区发展，作用不言而喻，当然一把手的更替会直接影响一个地方政策的延续。城市规划对于所有的主政者来说都是一份沉甸甸考卷，有人考试时犯了审题不清的毛病，有人则喜欢不断地变换答案。比如潍坊是全国第一个邀请知名团队制定战略规划的城市，即使是今天看来，那时的许多规划并不落伍，遗憾地是许多好的规划没有变成现实，客观原因有之，但也有领导交替的原因。在宏大叙事的背后，还有许多新事物诞生将深刻影响潍坊、中国，乃至世界，比如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更有许多人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一场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幕即将拉开。
刚刚庆祝完改革开放20周年大会不久，明星企业潍柴再次陷入了生存危机，前文提到的“宿命定律”再次发挥作用。此时，账面全部资金仅有6万元，债务高达3亿元；企业拖欠1.36万名员工最长6个月的工资，由于拖欠水电公司水电费，整个潍柴被断了电。眼看马上春节就要到了，时任潍坊市市长王玉芬临时协调500万贷款，亲自送到潍柴，才让电力公司恢复通电，让潍柴职工过了年。改革迫在眉睫。1998年6月19日，37岁的谭旭光被任命为潍坊柴油机厂厂长。比谭旭光大8岁的马纯济则在8年前，也是37岁时踏上仕途，而且十分顺利，此时，更是升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潍柴在年轻的谭旭光带领下，大手笔推进内部改革，各种版本的故事都在诉说着谭旭光的英勇果断、雷厉风行，在此不再赘述。毫无疑问，潍柴需要谭旭光。但要对一个人进行客观的评价或许需要等他走下神坛，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10多年前，有一个很火的书叫《异类》，作者格拉德威尔说：“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对于谭旭光来说，他上台时，中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及时提出了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对于潍柴来说这是一个非凡的机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风口”。此外，有一点被忽略的是，安土重迁的山东人喜欢坚守在家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才流失，这大概就是异类中所说的文化特殊优势，然而今天这种文化优势正在消失。当然，激活潍柴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力挽狂澜，而恰巧土生土长的谭旭光出现了。
就在潍柴大打翻身仗时，中国重汽集团却已病入膏肓。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中国重汽进行战略重组，曾分管济南市工业的马纯济临危受命，还在日本考察的他被紧急召回，摆在他面前的比当初谭旭光的潍柴摊子还要烂。就这样，原本并没有交集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马纯济成了谭旭光的上司，然而尴尬的是作为中国重汽的子公司，在谭旭光的带领下蒸蒸日上，而总公司却揭不开锅。刚开始，二人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随后，由于与沃尔沃合资、潍柴上市等一系列动作导致二者最终分道扬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双雄斗”。![]()
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首先是两位当家人性格的不可调和，马纯济沉稳含蓄，谭旭光性格强硬；其次是政府之间的博弈，潍柴作为中国重汽的子公司，坐落在潍坊，市政府给予了潍柴发展极大支持，显然潍柴独立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件期盼已久的事情，而济南作为省会一直以来在经济上没有突破；最后是二者地位天平失衡。父强子弱可以维持，但子强父弱的格局纵然不会长久。就在谭旭光出任潍柴厂长时，一位厂长却黯然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明星企业，就是姬长孔。两年前，他以惊人3亿2121万1800元拿下第二个标王，不久，《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道使“秦池”在万人瞩目中遭到了棒杀，彻底把“秦池”拉下了神坛。就这样，秦池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陨落了，2000年秦池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法院起诉，最终被迫变卖商标抵债。至今，潍坊的品牌知名度依然没有出其右者，哪怕是现在如日中天的潍柴。秦池坠落使得整个鲁酒陷入了低潮，历史更久的景芝酒业却始终没有走的更远。
2001年，就在寿光第一届菜博会开幕后不久，从国企辞职的姜滨与妻子创办的“潍坊怡力达电声有限公司”更名为“歌尔声学”，此时，国际电信联盟刚刚正式公布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移动通讯的大时代马上就要来了，而他真正的快速发展机会是在6年后，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苹果手机，再5年后，歌尔成为苹果供应商。进入21世纪后，国际油价在经历短期动荡后，进入上升区间，一去不回头，石油行业迎来的新的繁荣。做农业机械的张恩荣发现了石油装备的利润更高，带领员工在胜利油田干了半年后选定了以潜油泵电缆夹子为切入点，在胜利油田打开销路后，转而向大庆、新疆等外区域油田挺进。2001年12月，公司改制为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4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H股成功上市。这一年，豪迈公司正式进入轮胎磨具制造行业，而带领寿光造纸厂改制的陈永兴则更早带领晨鸣纸业在更早的200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2004年3月，潍柴动力实现香港主板上市，不久后资本大鳄“德隆系”崩盘，其控制的湘火炬资产出售。拿下湘火炬，潍柴就能向动力总成延伸，掌握重型汽车核心技术，鹰一般的谭旭光当然不能错过这块肥肉，而这一系列动作也彻底打乱了马纯济的部署。潍柴收购湘火炬过程惊心动魄，尽人皆知。在人们歌颂谭旭光时，却忽略一个人重要性，那就是时任潍坊市长张新起。按照竞拍规则，潍柴短时间内兑现不出数亿元资金。关键时刻，张新起深夜坐在办公室指挥调度，协调银行和潍坊其它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帮潍柴筹集了10个亿。纵然，媒体将谭旭光与鲁冠球的谈判描写地再精心动魄，如果没有潍坊市政府的“米油”扶持，恐怕谭旭光也难逃“巧妇”的命运。2006年3月20日，山东省国资委发文批准中国重汽和潍坊柴油机厂实施产权分离。当年12月23日，潍柴与中国重汽签订协议书——潍柴彻底与中国重汽划清界限。至此，一场历时两年被业界炒得沸沸扬扬的“父子分家”事件划上句号。潍柴的独立对潍坊来说是一件好事，不枉费张新起当年收购湘火炬居中调度。谈到张新起则不能不说，此时在潍坊搭档的“二张”：市委书记张传林与市长张新起。这二人被潍坊老百姓称之为“黄金搭档”，一个善谋，一个能干，在他们任内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潍坊工业经济的发展。难得可贵的是，他们懂得经济规律，不蛮干，尊重前任成果，张传林对前任齐乃贵时期的规划十分认同，曾不同场合表示要贯彻执行下去，在那段“一任市长一个规划”的时期，这种境界十分少见，甚至在民间流传起来这样一句流行语：“二张十年不挪窝，潍坊赶上新加坡”，从侧面反映了老百姓对他们的认可，但是遗憾的是现实和时间无法给他们留下这么多的时间。张新起在出任潍坊市委书记后，提出了“青潍一体化发展”概念，但十年间，虽有进展但并不理想。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10年前张提出的“一体化战略”无不证明了一名优秀执政者的眼光和格局。也许是为了加快他提出的“青潍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2011年张新起从潍坊市委书记调任青岛市长，却不料引起一档“种树风波”而“闻名”全国。而他的老搭档张传林在2006年出任山东省省长助理，10年后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休，随着二张离去潍坊人民变成新加坡的愿望落空了。这里有一个插曲，2007年，张新起转任潍坊市委书记，这一年，市政府发布通知：中秋节放假一天。此举在全国引起轰动，并直接推动了中秋节成为全国法定节假日。自古以来，潍坊百姓格外重视中秋节，也许是这种习俗才在900多年前勾起苏轼的思乡之情，今天因市政府一次创新而造福全国人民也算是潍坊一项贡献。话说回来，张新起离开时潍坊拥有上市公司33家，股票37只，2011年就新增上市公司4家，当2018年他从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时，潍坊上市公司更新为36家，7年间只增加了3家。在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背后，一些如果放在其他年份轰动的事件在2008年则被冷处理，只因生不逢时。
这一年，恰好距离德国人盖德兹来到潍坊100周年，即将100岁的胶济铁路，过的并不平静。1月23日，由北京开往青岛四方的列车驶至潍坊市坊子区时，撞倒正在路轨上工作的中铁十六局工人，导致18名工人遇难，9人受伤。谁也没有想到，3个月后，一场更为惨烈的特大事故发生在胶济铁路线上。![]()
这条贯穿山东经济重心，见证了山东百年来的兴衰与荣辱的铁路。100年来，承担起山东省内运输重任，从来没出过重大事故。而如今却事故频发，是工程设计还是人为责任，亦或只是巧合，一时间成了山东人的心病。雪上加霜的是，在北京奥运前开通的胶济客运专线因环保被要求停运整改，更是无疑为山东铁路发展增添了疑云。2008年，山东的高铁起步并不晚，然后随后，当中国高铁快速发展时，山东这个以交通发达出名的省份却落后了，不知是否与这段时期的事故频发有关，抑或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就在通往青岛的铁路线一时受阻之际，时任市委书记张新起奔赴青岛就“青潍一体化”进行洽谈。3年后，张新起调任青岛市市长，然而遗憾的是兜兜转转，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今天，当长三角正日益外延成为一个“省”，珠三角正内涵发展为一个“市”时，山东半岛的融合却没有明显的进展，实力强劲的各市之间还是孤军奋战。自诩“大象经济”，却没有成为“象群经济”，群山无峰成为山东经济新动能的短板。“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意外，在山东成了人们默认的常态，感慨之余却似乎找不到病灶所在。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而至时，谭旭光发现潍柴单一的产业无法应对经济波动，开始走上了对外扩展的道路，实施欧洲并购“三部曲”，北美并购“二重奏”。经济危机时，国际油价突破新高，油套管价格每吨高达8000元，早已转型石油装备的墨龙迎来了好日子，一度入选“福布斯中国潜力100——最具发展潜力的企业排行榜”。张恩荣则将企业交给长子张云三，退隐太湖，侍书弄墨，痴迷收藏。然而，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墨龙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潍坊只有6家A股上市公司，分别是晨鸣纸业、山东海龙、山东海化、亚星化学、山东巨力和华光科技。这几家公司都是当地国企改制而来。但2008年后，这六朵金花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危机，2009年，山东海化亏损7.05亿元，被中海油收编。山东海龙被央企中国恒天集团接手。而曾经的华光科技，因连年亏损，如今已经变身为*ST华光。作为农机界的知名企业，山东巨力也曾因连年亏损被ST。现其已被潍柴重组，原有农机资产被剥离，更名为潍柴重机，晨鸣纸业之后也一度因多元化经营而陷入困境。这些企业的困境，抛开宏观经济环境外，大多与管理粗放以及盲目多元化有关，而与之相反的潍柴却在谭旭光的带领下心无旁骛攻主业，反而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与此同时，济南的中国重汽在马纯济带领下发展势头也很迅猛，二者均建立起独立的产业链条，成为卡车市场举足轻重的企业集团。2017年，中国重汽实现收入554.6亿元，净利润为30.23亿元；谭旭光执掌的山东重工集团收入达到2200亿元，净利润超过100亿元，虽然从数字上看中国重汽的收入和利润都逊色于山东重工，然则马纯济刚柔相济的功夫其实也是了得，因为中国重汽的包袱更重，牵扯的关系更为复杂。2017年12月，64岁的马纯济引退，告别了执掌17年的中国重汽，他的时代结束了。与此同时，谭旭光被任命为兼任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董事长，尔后将后者全部股权被划转至山东重工集团，第二年，传闻尘埃落定，谭旭光从当初“父子分家”到“重回故地”，一系列改革在中国重汽拉开序幕。虽然，今天谭旭光面对的局面比20多年前要好得多，实则他面临的压力更大。今天，在广东有任正非、马化腾、董明珠、浙江有马云、宗庆后、李书福，江苏有张近东、方洪波等一大批旗帜人物时，全国排名第三的山东除了张瑞敏外，急需要新的带头人。所以谭旭光不仅要搞好两大集团的重组，更重要的是要扛起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大旗，而留给58岁的“谭大胆”时间不多了……纵然，今年9月份，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若干措施(试行)》，提出国企一把手可以延迟退休，为谭旭光继续留任开了政策口子，但是与华为成熟的轮值制度、马云已成功隐退等建立起的成功交接班体制相比，目前谭旭光身后还看不到继任者的影子。再强悍的谭旭光也抵不过岁月的力量，这是近年来山东困境的另一个侧面。就在这些大企业沉沉浮浮之时，有一家并不知名的新兴企业因水电网暖等问题悄悄搬离了潍坊。2015年，诞生于山东的凤岐茶社将主要业务移师乌镇，仅3年多就孵化、改造了近60家智慧农业企业，总资产超过100亿元。乌镇如今是炽手可热的互联网“特殊标识地”，显然除了阿里巴巴这样的重要推手外，与当地政府对营商环境的重视和持之以恒的投入密不可分，比如凤岐茶社就是被乌镇政府邀请过去的。在潍坊见证了百年工业发展的坊茨小镇，也曾经有机会发展成为类似的“网红打卡地”。如今随着决策变更、投资撤出，那些残留的德日风格建筑，只能守望着荒废的原野，在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且说4年后，凤岐茶社却成了山东各级政府的座上宾，惋惜有之，责难有之，反思亦有之……“生”于山东却“兴”于乌镇，凤岐茶社的“孔雀东南飞”戳中了潍坊乃至山东发展的痛点。而让潍坊更恐慌的是，这种差距既源于现在，又来自未来。“相比南方五市，我们的差距之大显而易见。有的同志讲，看了之后，不仅具有强烈的危机感，而且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危机感源于今天的差距，恐惧感来自五年、十年、十几年后的差距。”在惠新安看来，潍坊与南方一些地市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发展水平、思想观念、工作作风、营商环境以及工作推进上，并针对这些这些差距导致的恐惧感开出了药方，这篇讲话红遍网络。在回答“怎么干”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在潍坊诸多问题里诊断下哪个才是病灶？2019上半年，潍坊GDP为3380.49亿元，增速6.09%，总量排名全省第四，但增速在前四强里面敬陪末座。虽然在今天，GDP已无法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但数字细微的变化依旧能够折射出许多发展的问题。比如从增速上，潍坊落后于青岛、济南、烟台，则恰恰与这两年四地发展感官相吻合，青岛依旧领先，省会济南在奋力直追，烟台同样面临转型阵痛但基础好，而潍坊的增速还主要得益于传统势能，新动能转换不足。
慢的背后的原因也许错综复杂，我们不妨先看看潍坊之前为什么快？潍坊曾经模式频出，并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认可。比如寿光，一个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优势，没有雄踞一方的工商业经济基础，也没有赖以直接拉动的都市经济圈为依托的县级市，而且曾经水旱灾害频发，如今却位居全国百强县37位，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菜篮子”，开创了以蔬菜产业化引领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带动农民富裕、城乡融合、农村城镇化，被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寿光模式”。
再如诸城，同样不具备优越先天优势的县级市，硬是走出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并且一度震惊全国，开创了包含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社区化等创新成果的“诸城模式”。还有峡山模式、安丘模式等丰富了“潍坊模式”。能够从点到面，从局部突破到全面开花在全国也不多见。在这些模式的背后，其实是一部潍坊改革开放史，在关键发展时期有一大批潍坊人勇于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里有这座城市的主政者、中基层干部、有企业家、学者、媒体人，更有众多建言献策的外部智囊团……他们敢于突破桎梏，勇于承担责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这些都汇聚成了潍坊磅礴发展的内在力量。比如王伯祥在担任县委书记时，第一要务是县域经济，千头万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他的做法是，抓懂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再如齐乃贵当厂长时就推行按劳分配，陈光的“卖光”政策更是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二张”主政时，更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汇集起潍坊发展的各种力量，拉开了潍坊“黄金十年”发展序幕，奠定了时至今日潍坊经济发展框架和城市建设格局。除了政府官员外，更离不开一大批精英阶层比如谭旭光、姜滨、王金玉、陈洪国等企业家，他们勇于搏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潍坊不断引领潮流的关键。但当一种行为被总结升华为“模式”时，就成了政绩牌坊，意味着生命力减退，成了束缚发展的铠甲，裹足不前，更别说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因为没有哪一个先进的模式是来源于研讨会、文件，也没有哪种模式能够一成不变，“一招鲜，吃遍天下”。但有“关键一招”永远不会变，就是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政府办好企业围墙外的事带动市场办好企业围墙内的事。2016年，原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受邀为潍坊100名领导干部授课时，讲到：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从城市抓起,关键在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坚持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以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践证明，只有把两个发展方式转变一起抓，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如果把两个发展方式转变割裂开来,必然是事倍功半。”强势的王国平曾被媒体人评价是杭州继苏东坡之后一千年一遇的好官，巧合的是苏东坡被贬后就来到潍坊诸城。但苏轼之于杭州，以一首词成就了西湖，西湖成就了杭州；而苏轼对于诸城，则更多地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消遣。对于官员来说，不同的任职背景和心境以及未来职场走向会影响了他为官一任的作为。张新起也被许多人私下称之为潍坊的“王国平”，无论是王国平之于杭州，还是张新起之于潍坊，随着卸任，他们的时代就过去了，但是这座城市的脚步没有停下。
在我国，频繁调动意味着行政主管不可能对自己辖区的特殊情况有深入了解，大多数事务要委之于当地中层以下官员，高层对基层的了解和催动，直接影响到施政效果，纵使近年来随着国家政府机构不断改革，但在特定区域内，历史传统所形成的积弊则非“一日之寒”，潍坊如此，之于山东亦是如此，所以用好一人可能就盘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一座城。此外，如何去凝聚激发存在于人民中间的力量，也是政府面对的时代课题。具体到产业规划上来说，推进潍坊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有机结合，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配套，农业与物联网相互融合，产业与现代金融结合，建立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有潍坊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而与世界接轨的最好办法就是拥抱青岛。2019年8月26日，中国国务院发文，批复同时建立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青岛、烟台三足鼎立，互成犄角之势。在改革开放已经全面深化的今天，自贸区的政策洼地已远非之前那么优势明显。在当前批复的所有自贸区里面发展也是参差不齐。同样的政策，不同的人解读和运用，结果也会不一样。而且山东的三个自贸片区各自优势明显，但短板也非常明显，他们最大的短板就是腹地不足，而潍坊就一块最好的辐射腹地，是三家的必争之地，而潍坊居中，正好借力。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融城的基础是产业融合，而产业融合需要在地域空间、产业特征、技术创新、制度文化等方面满足了相应的条件，而无论是地理位置相邻，还是二者历史文化、产业互补、血脉关系以及合作意愿。无疑，潍坊与青岛最为契合，坚定地融入青岛，比固守本土要更长远。当前，省政府提出建设“青岛都市圈”，这是10年前“青潍一体化”的升级。当然，概念的升级不代表融城的真实推进，需要更高层级的协调以及青潍两市决策者的积极推进，考验着双方领导的智慧。当然，潍坊还有许多短板，比如金融、交通、高等教育、城市建设、营商环境等……“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东莞的发展或许能够给予一些启发。毗邻深圳广州的东莞在政策上的扶持力度甚至还不如珠三角其他一些城市，东莞10年前产业转型中，保持发展定力，凭借土地、房价等优势持续承接深圳产业外溢，才有了今天成功转型。鸣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潍坊各界朋友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本文部分素材来源网络，引用内容受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如有不当或侵权，请与我联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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