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北去：聊城的“大与小”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

这年秋天，扬州四大徽班沿着大运河乘船北上入京，为皇帝祝寿。

此时，80岁的弘历正沉醉于治下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御极以来，他先后六次沿着运河南下，巡视这大好河山。

当这些名角弃船上岸，浓妆艳抹，在方寸舞台上演绎着人生命运和历史变迁时，世界与中国的社会前行进程，即将迎来骤然变轨。

戏如历史，历史如戏。

这条流淌千百年大运河如同一个横贯南北的大戏台，上演了几番帝王霸业的崛起与幻灭，看遍了无数达官贵人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也见证了无数黎民百姓的困顿与求索。

如今运河仍在，时代却早已在运河与海洋之间交错而行。

但运河特有的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成为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因运河脉动勃兴的沿河城镇，有的在宏阔历史进程中繁华依旧，有的则在岁月演变中衰落沉沦。

这兴衰沉浮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因与果？那些因河而兴的城市缘何又因河而衰？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他们未来如何寻回曾经的辉煌呢？

敲敲门推出山东专题之《运河北去》系列，旨在探究“水与城”的双向互动，解读运河变迁与城市兴衰沉浮关系，以史鉴今，探寻城市发展的密码。

01

大运河黄金时代

大运河滥觞于称霸的雄心。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勾践后乘胜挥师吞并邗国，为了北上图谋霸业，夫差决定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挖邗沟，吴军战船经邗沟驶入淮河，北上泗、沂、济诸水，霸业遂成。

怎料吴国霸业昙花一现，而发端于邗沟的大运河则经久不衰。

公元前179年，汉朝吴王刘濞开凿了另一条邗沟，两沟相交，水网初成，漕运、盐运、水运日渐兴盛，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日益彰显。

其后，几经王朝更迭、战火摧残，北方渐渐不复旧日繁华，东晋衣冠南渡，南方得以开发，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政治重心仍以北方为主。

若缺乏有效的联通方式，经济与政治重心南北暌离势必危及王朝的安全。

统治者自然知晓其中利害。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疏浚邗沟，并疏凿江南运河、永济渠，直抵涿郡，使得物资源源不断运抵京师，随着大运河运输功能日益完善，其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强大塑造力逐渐显现出来。

元朝将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隋朝以洛阳为终点的运河无法满足需要，于是统治者采纳了寿张（今阳谷）县尹韩仲晖和太令史边源的建议，挖通了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从此，南来漕船无须转运洛阳而能直达京城。

京杭大运河河道变迁

运河改道改变了沿线城市运动的轨迹和方向，开封、商丘等中原城市开始衰落，而徐州、济宁、聊城则摇身变成商贸中心。

在火车发明前，水运无疑是最经济、快捷的运输方式。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导致河流多东西航向少南北沟通，大运河功能的日益完善弥补了这一缺陷，不但成为维系王朝统治的补给线，更是触发了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塑造了历史前进方向。

在运河中往来的不仅有漕运官船，无数民间的商船、货船、客船也日夜穿梭于运河之上。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自然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于是，“运河经济带”慢慢隆起。

大运河聊城段，地势高，水源不足、船运不畅，只能修建水闸借水行舟，过往的船只不得已在此等待通行，船工和行人便停船上岸在此停留。

于是，聊城这个原本位于鲁西北交通闭塞的小城，逐渐成为了“商贩所聚”之地，迎来了长达400年的“烟火”繁华。

借漕运之利，临清的“贡砖”源源不断运至紫禁城，用以修建巍峨的宫殿增加统治者的威严 ；南方的丝绸、茶叶、竹器，北方的棉花、皮货、煤炭纷至沓来又分发往全国各地，但在清代之前，聊城的发展远逊于临近的济宁和临清。

临清钞关更是长久以来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最高峰时占全国课税额的四分之一，是山东全省税额的近十倍，地位显赫。

经济与商业的繁荣也使文化、宗教、艺术得以兴盛，清代聊城不但出现了傅以渐、邓钟岳、任克溥等文化名人与仕宦家族，书院遍布、刻书业等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1792年，徽州商人汪永椿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北上寻找商机，行至山东临清，见街道两旁商铺林立、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特别是酱菜生意尤为火爆，商业嗅觉敏锐的汪永椿决定留在临清，在后营街口购置宅子，办起了“远香斋”的酱园，由于他制作的酱菜用料精良，制艺独特，很快从众多酱菜铺中脱颖而出。

运河上熙来攘往的过客在漫漫长路上习惯买一些咸菜以备长途之需，而恰好途径此地的盐商为了逃避临清关税，过关前低价将食盐卖掉，从而为腌制酱菜提供了低廉的食盐。

后来，汪永椿取《左传》中“世济其美，不损其名”词句之意，将“远香斋”改名为“济美酱园”，后来与北京“六必居”、保定“大慈阁”、济宁“玉堂”，并称江北四大酱园。

1822年（道光二年）济美小菜、豆腐乳被清廷列为御用贡品入宫名噪京城。

就在北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享受着临清酱菜带来的口舌之欲时，一场漫长的口水战正在朝堂上愈演愈烈。

这场注定没有赢家的辩论，却关乎着这条已经流淌了两千年的大运河命运，也关乎着运河两岸众多的黎民与苍生。

02

大时代背影远去

1793年，前来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庞大英国访华团失望地离开北京城。

他们借祝寿为名，实则力图实现与大清国互建邦交以促进通商，但遭到了乾隆的拒绝。

为了让访华团感受泱泱中华之地大物博，乾隆特意安排官员陪同访华团沿运河南下，游历山东、江苏、浙江以及江西、广东，沿途随行画师记录下所见所闻。

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图

然而，这一切在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看来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他说：

“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

此时的大清国不过是“饥饿的盛世”，吏治腐败、纷争四起，国家机器逐渐失灵，社会危机展露端倪。

漕运的盛衰曲线往往与一个王朝的兴亡轨迹相起伏。

运道淤塞堵溃、漕务废弛腐败，南方的钱粮再无法顺利送达京师，财政捉襟见肘的朝廷亦无力对运河进行持续维护治理。

1803年，乾隆已驾崩4年。黄河决口，冲垮了运河河道，漕运受阻，无力修复河道的嘉庆皇帝下令江浙地方官讨论漕粮转海运的可行性，由此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拉开帷幕。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兵戈扰攘，风雨飘摇的大清国更加无暇顾及运河的维护，山东段由于年久失修淤积成了陆地，丧失了航运价值。

临清首当其冲，关税额随之大幅削减，街市开始破败萎缩，人口从数十万急剧跌落至清末不足4万人。

聊城与临清相比要幸运些，因未遭受战争蹂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繁华。

但随着海运优势的凸显以及海运机制的成熟，至关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通道从黄河或运河转变为铁路或海港，标志着原本在旧时代框架下享有重要地位的区域逐步沦为边缘，聊城的未来从此分野。

1853年之前，聊城、临清与济南规模相当，聊城商业甚至能够与天津媲美。进入20世纪后，随着济南开埠，胶济、津浦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河道废弃让越来越多的山陕商人离开聊城，空留下巍峨的会馆矗立在东昌湖畔，凝望着昨日的辉煌。

其实，临清也曾有机会逆转。1898年德国人曾计划修建两条铁路，其中一条支线通向临清，由于国际政局变化以及当地请愿者们的反对而落空。

1912年，与大运河走向几乎一致的津浦铁路的全线通车 , 逐渐替代了运河的运输功能，济南因为胶济、津浦两路的交点而获益最大，青岛则通过胶济、津浦铁路将腹地扩大至山东西部地区 ，山东半岛“齐鲁双城记”大戏拉开帷幕。

随着以沿海城市和铁路枢纽城市为核心的新市场体系逐渐成形，铁路干线取代京杭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连结起来，大运河成为了时代远去的背影。背影之下，则是这个古老帝国蹒跚走向暂时的沉沦，运河商埠聊城繁盛的景象也随之消散。

除了交通因素重大变化外，聊城、临清的运河沿线城市的衰落也与自身单一的经济结构、缺乏广阔腹地支撑有关。

依靠运河兴起的转运贸易的商业模式抵抗风险能力孱弱，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严重缺乏。故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于缺乏强劲的内生动力，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基础分崩离析。

交通变化导致运河沿岸经济结构的变化，小农经济中被迫投入大量劳力而不顾边际效益急剧递减，“内卷化”已不可避免。

美国著名汉学家彭慕兰在他的著作《腹地的构建》中说：

“黄运衰败是由于国家政策和资源倾注离开那里。国家退出之后，地区“公共物品”，如治水、安全、交通、生态等难以由市场机制提供，导致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恶化。”

除此之外，社会的动荡不堪，让这些地区失去了喘息机会。

清朝灭亡，军阀混战，在经过短暂平静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内战破坏，聊城境内农业、工业、商业均遭到极大破坏。

03

黄金大十字降临

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上不止有行人和货物，还有无数故事和传说，它们在千里行船途中回味、雕琢、放大，沿途播散。

江苏人施耐庵在江阴撰写《水浒》时，正是得益于这些故事的滋养。

他在《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到：

“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

这个关于英雄与酒的故事，备受国人津津乐道，发生地阳谷就位于聊城南部，日后这里扯起了扯起了阳谷“英雄酒文化”的大旗。

1947年，要打倒国民党“纸老虎”的刘邓大军，将强渡黄河指挥部就设在阳谷，聊城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气概不输当年武松。

建国初，隶属平原省的聊城几乎一穷二白，国民经济中占大头的是手工业，全区仅聊城县有一个国营工厂，阳谷有一个小型织布厂，莘县有两个集体所有制厂，临清（时属河北省邯郸专区）好一点，有13个私营工厂，8个全民所有制工厂，3个集体所有制工厂。

1952年，平原省撤销，聊城、菏泽划归山东省。这一年，临清划归聊城地区，临清第一二油厂、卷烟厂、益华机械厂、济美酱园等一批企业划归，增强了聊城工业经济实力。

临清烟厂老照片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内聊城经济并亮点不多，但在这片沉闷的土地上，一些种子开始萌芽。

1964年，在高唐城关修配社当起了6年学徒的刘义发调到砖瓦厂当会计，从此命运开始转折。

1970年，在原种场劳动了2年的大学生刘维志，因为技术出色，被调到一家阿胶厂当电工。

1971年，刘学景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因为识文断字当了生产队长，后来又在村里办起来豆腐坊。

刘义发、刘维志、刘学景三人被称为“聊城三刘”，他们在后来分别代表着不同企业运营体制活跃在聊城乃至山东经济舞台上，上演了别样的经济“三重奏”。

1972年，当了10年乡村教师的张学信辞掉了工作，进了刚成立的茌平县发电厂，当起了电厂职工。

1974年，秦玉峰走进了东阿县阿胶街78号，开始了自己的胶工生涯，成了刘维志的徒弟。

1976年，鲁西化工前身“大化肥”万吨级合成氨装置建成投产。

这时期，聊城最耀眼的企业非手表厂莫属，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聊城手表厂生产的海军船钟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风光无两。

聊城手表厂老工人刘铭芳教徒照片

1978年，随着豆腐坊生意的成熟，刘学景又创建阳谷县植物油厂，随后搬进县城，成立了谷山贸易公司，掘到人生第一桶金。

但从改革开放至1992年，聊城整个经济发展并不突出。

1992年，山东省考核的８项工业经济指标中，聊城有５项处于倒数第二位，有３项居倒数第三位，仿佛成了运河上缓慢前行的“船尾”。

失去了运河加持的聊城，最痛的莫过于交通。

但，上天总是眷顾聊城，扭转乾坤的机遇从天而降。

1992年9月，大京九建设全线拉开，山东境内路经9个县市，仅聊城地区先后经临清、聊城、阳谷3县市。

此后，“京九”、“邯济”在此交会，“黄金大十字”形成。

京九与邯济铁路在聊城交汇

依托京九铁路，聊城建设了化肥、矿石、棉麻、粮食、煤炭等8条货运专线，建成了聊城、临清、阳谷3个大型货场，许多产业依托京九铁路快速发展起来。

1991年，莘县从台湾引进了冬暖式大棚蔬菜技术，聊城蔬菜开始沿着京九铁路沿线销售并北上至北京，此后，山东“蔬菜江湖”中的“北寿光、南兰陵、西莘县”三驾马车，各有所长，并驾齐驱。

1992年，脱胎于车辆修理厂的聊城客车厂产量达到1344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在全国交通同行业中，人均效益跃居第一位，产量跃居第二位，被同行业称为“南扬北聊”，成为全国交通系统的骨干企业。

这一年，刘义发出任高唐县时风机器总厂厂长，后出任山东时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时风时风，路路畅通”的广告语响遍山东的大街小巷，农用车成为高唐县的支柱产业。

1994年，43岁的刘学景拿出全部积蓄，在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种鸡场，后来又扩建了饲料厂、商品鸡场和宰杀冷藏厂。

早一年，东阿阿胶由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刘维志出任董事长，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1996年东阿阿胶上市，从此奠定了自己在阿胶行业内第一品牌的地位。

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聊城各项经济指标也快速前移，1995年工业销售收入、利税、利润和财政收入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1998年，聊城撤地设市后，聊城发展进入新时期，“江北水城”建设全面拉开。

1999年，茌平热电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成立茌平信发铝电集团，张学信出任集团董事长，其后，信发集团在他的带领下快速成长，特别是2005年后，信发集团在国内氧化铝市场迅速崛起，甚至深刻改变了茌平当地的社会与环境。

一个企业可以改变一座城。

信发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茌平这座小县城社会经济结构，影响着当地资源、财富和话语权的流向，各种变化应运而生，导致铝业在当地的口碑向正反两个方向延伸。

2003年左右，中国“重型化”工业开始发力，而食品加工行业利润率开始走低。或许受益于张学信进军铝业的启发，54岁的刘学景开始二次创业，建立祥光铜业。

对于铝土矿和铜矿匮乏的聊城来说，有色金属产业在张学信和刘学景带领下发展成了千亿产业，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而同样被称为“奇迹”的还有东阿阿胶。

在被华润控股3年后，2006年秦玉峰接替刘维志成为东阿阿胶的掌门人，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上任伊始，烧的第一把火是“提价”，从此，东阿阿胶价格狂飙，零售价翻了40倍，即使是暴涨的房价都望尘莫及。

秦玉峰表示：他的终极梦想是将东阿阿胶打造成一个千亿级的跨国企业。

此后的10年，东阿阿胶突飞猛进，迎来了自己“黄金十年”。

但，到头来却是“十年一觉黄粱梦”。

04

为何又成船尾

2020年1月19日，年关将至。

东阿阿胶发布业绩预告，公司2019年度业绩预亏近4亿元，与此同时，更爆炸的新闻是执掌公司14年的秦玉峰宣布退休。

在秦玉峰黯然隐退的背后，是这家明星企业业绩不佳的窘境。

多次提价和过度营销，让消费者对阿胶的价值产生了疑惑，继2018年收入和净利润首次双双下滑后，2019年的东阿阿胶更是全面溃败。此后，为了扭转局面，东阿开始了跨界与多渠道探索，但至今效果并不明显。

东阿阿胶老照片

与东阿阿胶一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泉林集团，这家脱身于高唐造纸厂的大型企业曾经一度高居全国造纸业十强，在2017年暴露资金链问题后，最终还是未摆脱破产重整的命运。

曾经的明星企业中通客车似乎也不再闪耀。2020年半年报显示，中通客车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为23.52亿元，同比下降28.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750万元，同比下降46.85%。

中通客车于2000年登陆A股市场，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新能源客车的研发和制造，是行业内最早开始新能源客车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与当前正火的新能源汽车相比，却有点“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018年，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山东交通工业集团变更为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而山东重工的掌门人正是现在风头正劲的谭旭光。

与中通境遇相同的是，2020年上半年，鲁西化工利润大幅下滑，早在2019年9月，山东省发改委发布了关于调整2019年省重点项目的通知，有5个项目调整退出2019年省重点项目名单，其中就包括鲁西化工的“100万吨／年聚碳酸酯绿色循环一体化项目”。

能耗与环保是悬在聊城经济上方的达摩克斯之剑。

市委书记孙爱军说：

“聊城连续多年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倒数第一，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企业排放远远超过了我们环境承载力。聊城有些企业，瞒报煤炭消耗量几百万吨，我们发现后就主动曝光。煤炭消耗量聊城每年4000万吨，在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怎么行？这些水分我们不能不挤。”

讲话中既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流露出现实的严峻与无奈。

微观经济个体的困境是宏观经济的折射。

2020年3月25日，山东省委、省政府约谈了聊城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因为在2019年度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中，聊城市排名后3位。

这样的约谈对于聊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网络舆情对于聊城来说亦是波涛汹涌。

1996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天下不敢小聊城》轰动一时，文章中发出的诘问，至今振聋发聩：

“聊城，从历史的辉煌中走过，又在各种挫折积淀的重负中长期踟蹰不前。曾几何时，聊城以贫困闻名，成为山东经济快速发展之船沉重的“船尾”。”

这篇文章曾经极大地鼓舞了聊城人民干劲，以至今日都令人怀念。

但时至今日，聊城为何又重蹈覆辙，重回山东经济“船尾”？

问题出在哪里？

或许聊城几百年的沉浮与兴衰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聊城因河而兴，运河除了最基本的运输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其承担起了聊城与外界交融互通、让她接触到外面的空气、不断吸纳新元素以保持内在活力。

聊城因河而衰，除了运河运输功能丧失外，聊城在很长一段时内内无法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能快速融入新的网络，后来随着京九铁路通车，交通短板逐渐补齐，但并未像当年畅想那样美好。聊城在对外开发过程中依然无法找准定位。

在2019年“聊城要发展，我该怎么办”大讨论中，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但“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物”，聊城的问题其实也是许多山东乃至全国众多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质量不高等，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问题相同，药方却未必一样。

在此，作为局外人，仅谈一孔之见。

区域定位模糊。聊城人喜欢以“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介绍自己，大有“三省通衢”之意，位置上东接沿海、西连中原、承东启西、引南连北，政府亦希望能够“左右逢源”、“东融西借”、“东成西就”。

但仔细体味则不难发现其中的无奈与尴尬，在省内，游离中心，始终边缘，对于省外，更是扮演“搭便车”的角色，在众多把聊城纳入的区域战略中，都无法成为核心和主力。

这也直接导致城市发展战略摇摆不定，从而影响到具体政策连贯实施和工作重心的确定，众多政策繁杂而缺乏头绪，更是频频出现“搁浅”现象。

市场活力不足。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质量是反映一个区域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聊城A股上市公司只有4家，分别为东阿阿胶、鲁西化工、中通客车和阳谷华泰，其中除了华泰外，其他三家均以为国企控股。2004年，华润控股东阿阿胶，2019年中化成为鲁西集团控股股东，中通客车更是国企。

聊城企业喜欢“嫁入豪门”本也无可非议，从侧面也反映了聊城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的现实。

反映到薪资收入上，聊城月薪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房价高企，从而令人才对聊城“望而却步”。

市场活力不足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角色错位。《问政山东》栏目曾经曝光聊城营商环境问题，其中聊城特色品牌“聊·胜一筹”也被指服务欠佳、销量造假等，看似服务问题，实则是政府没有看好“自己的手”，干了市场该干的事。

聊·胜一筹

思想包袱过重。8月13日，聊城市委书记孙爱军在全市“全市干部作风整顿动员大会”上直指干部“作风十弊”，振聋发聩。在聊城思想大讨论中，也指出发展的问题实则是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思想观念问题。

其实，有一点容易被忽视：聊城人思想包袱过重。聊城人喜欢沉醉于过往辉煌的历史中，但又因之前发展缓慢信心不足，历史与现实在许多聊城人思想中复杂交织。许多人认为聊城在全省内地位不突出、重视不够，“爹不疼、娘不爱”，从而心理失衡，产生畏难情绪；有的人看着周边其他地市奋起直追，而无动于衷、自暴自弃。

在5月20日举行的聊城网友暨网络监督员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孙爱军脱稿讲了一些内容。他说：“过去一年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甩掉了很多包袱，当然很多包袱还没有甩掉，挤掉了很多水分。”

除了经济发展的包袱外，最难甩掉的是思想的包袱。

除此之外，融资难、创新能力不足、开发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薄弱、环保压力大等问题，亦是政府报告中的“常客”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天下不敢小聊城》中说：

“人们关切：有凤凰城之美名的聊城，能否在当今转轨时期振翅腾飞？”

24年前之问的答案在哪里？

05

何以不敢小聊城

当京九铁路开通时，许多人曾经这样预言：

“借助京九铁路和亚欧大陆桥的联接，由聊城可南达香港、北至俄罗斯、西连荷兰鹿特丹，从对外开放的“腹地”跃为“前沿”，由“内陆”变成“窗口”。”

虽然，京九铁路开通极大带动了聊城众多产业发展，但是比之前期望落差较大。这些年来，聊城被边缘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一直以来，聊城不断“东融西借”，开展跨省区域合作，无论民间，抑或官方，多有实践。

如何重构区域经济地理，摆脱被边缘化的劣势？是摆在聊城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实，聊城主政者十分清楚聊城面临的现实，施政举措频频，本文针对前文提到三个问题，抛砖引玉，略陈一二。

拥抱济南借势雄安。环顾四周，拥抱济南是当前最为现实和可行的发展战略，而且做强做大省会是当前山东重要战略之一，这也是聊城的机遇。聊城与济南空间相接、产业相连、人缘相亲，在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大战略中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从地域上聊城与济南相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为便捷；从产业上，聊城与济南互补性大，聊城的农业、有色金属、化工、旅游等优势产业能够在省会经济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前不久，聊城市与济南市签署《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交通、农业、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坚持以济聊一体化为引领，有序推动聊城与省会经济圈城市的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展望未来，350公里外雄安新区设立是聊城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雄商高铁建成后，聊城全年融入北京“两小时生活圈”。在产业结构上，聊城充分发挥有色金属、化工、从业等优势，全面对接北京、雄安高等科研机构和对外沟通资源，借势借力。但是如何真正互动性强的经济联系，需要聊城执政者们开动脑筋，抓住战略机遇期，做好当前与济南全面融合，又要谋划长远未来。

招商引资更需苦练内功。聊城连续了两年在全省双招双引考核中排名靠后，政府不可谓不努力。2019年聊城到位资金327.26亿元，同期，泰安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到424.44亿元，差距明显。2019年发布的全国经济总量前100城市营商环境指数排名榜单中，聊城排名第82位，与近邻济南相较，落后66位。

网上被诟病的多为：房价虚高、人才外流、交通问题、营商环境等问题，政府在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同时，不如先练好内功。

政府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自己，读懂“市场逻辑”，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的边线，找准政府和市场相互补位、协调配合的结合点，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最佳结合，推进简政放权，抓好政策标准、政策执行、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建设，把力气用在营造良好环境和搞好服务上，鲜花盛开蜂蝶自来。

此外，聊城是一座制造业底蕴深厚的城市，形成了有色金属及金属深加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十大制造业集群，打造了一批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骨干企业。聊城还拥有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一批新兴产业集群。

虽然产业结构有些偏重，但也正是聊城优势所在，政府多出实策，支持这些企业在能源环保下功夫，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在区域发展中形成自己产业特色。

依靠政策更要自己实干。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三具其一，就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人们往往只把目光聚焦在“天时”和“地利”上。许多城市发展受阻，首先归因于地理位置不佳或者上层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却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因素。

聊城市井文化的惰性与粘滞显而易见，“慢纤牛”的外号虽是调侃亦能反映许多问题。

一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撑，但任何政策的落地，需要一座城市自身的“内生动力”，聊城在抱怨自己“边缘化”时，不如甩掉所有包袱，撸起袖子加油干，除了主政者大声疾呼外，基层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将影响一座城市的未来。

这座涌现了武训、孔繁森等名人的历史名城，聊城应以更高的境界要求自己。

江北水城东昌湖一景

最后，本文何以“大与小”来写聊城？

聊城“大”。厚重的历史与现实机遇让聊城“大”的名副其实，大历史、大运河、大京九、大水城。而且，纵向与自己比，聊城发展成绩颇大，但横向与周边比，差距拉大也是现实。

聊城“小”。边缘化的现实让聊城人觉得自己被“小”看，有人说：“开会，不敢往前坐；发言，嗓门放不大。多年的发展粘滞，使得许多人的视野在变“小”，格局在变“小”。

本文以“大与小”来切入写聊城，意在希望聊城融入区域要有“大布局”，谋划发展要有“大格局”，干事创业要有“大气魄”，但更重要的是抓工作抓落实，更要做好“小事情”、“小细节”。

且看聊城重抖擞，

天下不敢小聊城。

下一篇《运河北去：济宁的“商与儒”》，我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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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成文过程中得到各界朋友支持和帮助，因避免给各位造成困扰，恕不能具名致谢，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1. 《天下不敢小聊城》，人民日报记者 李仁臣 徐如俊 王科

2.《人民日报两篇旧文，再“聊”这座城》 ，人民网

3.《聊城通史-现代卷》，程玉海主编，李泉、王芸副主编，中华书局

4.《聊城正青春：老聊城变身大聊城，更是大美聊城》，赵宗锋，聊城晚报

5.《“鲁西崛起”的聊城，为什么抢不到“人”？》，编辑/澍野，新浪山东原创

6.《山东聊城：鲁西的经济突围》，吴泳王战龙，郑州晚报  

7. 《腹地的构建》 ， [美] 彭慕兰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2002-2020年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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