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念周振兴，究竟是要怀念什么？
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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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6 18:00
湖南
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宏大的叙事上和少数关键人物上，亦或关注平凡人的命运逆袭，但往往忽略或者误解了一批中坚力量，他们的作用不应被忽视。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人挺身而出，一同凿开时代的出口。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宏大的叙事上和少数关键人物上，亦或关注平凡人的命运逆袭，但往往忽略或者误解了一批中坚力量，他们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他们曾经主政一方，一个市或者一个县，虽然在百姓眼里已位高权重，但在政治体制内他们并不算是特别高的位置，放眼全国和他们同级别的官员不在少数。他们的决策无法影响全局，但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抉择，却会改变一个区域的走向和一方百姓的命运。优秀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地区的治理和发展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甚至一任优秀主政官员打下的基础能够奠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格局，与之相反，平庸的主政官员则会贻误一个地方的发展。4月23日，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原副书记，原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逝世，享年97岁。在改革开放萌动之际，在菏泽，以周振兴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凭着坚定信念、责任担当、非凡勇气，挺身而出，拉开了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甚至比小岗村还早了半年。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5个年头，那些早期弄潮者正在逐渐告别，但他们所有留下的那份改革魄力和政治勇气永远不会散场。改革开放前，菏泽基本处于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状态。以东明县为例，从1958年到1978年，东明县连续21年吃国家统销粮共计6.9亿斤，向国家贷款共计3400万元，生产队已经名存实亡，土地荒芜现象严重。1978年，东明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8元，位列山东省倒数第一。
1977年腊八这天，刚刚主持菏泽地委工作的周振兴，第一次到东明县小井村调研。此时的小井村土地盐碱化，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风沙还有饥饿。周振兴走进村民张殿兴家，看到了这样一幕：
“原本三间瓦房，却已拆掉了两间，木材和砖石拿去换了粮食，一家人只有一床薄棉被，在天寒地冻的腊八天却睡在麦秸上。”
后来，周振兴回忆说：“当时在张殿兴家，我问他吃什么饭，并走向他的厨房。老两口拦着我，不愿意让我进去。我从篮子里拿出高粱壳做的菜团子，掰开咬了一口，又苦又涩，咽不下去。张殿兴的妻子急急忙忙说：俺不苦，就是现在地里不收啥。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当时我就受到刺激了，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流下来了。”
这一幕刺痛了周振兴，离开时，他给小井村党支部留下三道“思考题”：
马上要过年了，能不能让社员吃上一顿饺子？
别管想什么办法，能不能让社员吃上饭、填饱肚子？
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来，看看群众生活有什么改善？
三道“思考题”让小井村的村干部发了愁，也正是看到的这一幕，让周振兴有了强烈改变的想法。
正是这三道“思考题”吹响了向饥饿宣战的冲锋号，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席卷菏泽乃至山东。
大道至简。让老百姓吃饱饭就是中国这场改革最原始、最朴素的动力，但是这个现在看来最基本的需求在当时得到满足并不容易。
作为主政官员，是继续观察政治走向待局势明朗再做决定，还是冒着风险让百姓少饿肚子，考验着他的勇气和智慧，更拷问着一个人的良知。
离开小井村返回东明县县委后，周振兴连夜组织开会讨论。
“东明县土地最多，可是群众守着土地挨饿，心里想不通，希望地委能给我们开个口子。”
祖祖辈辈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农民，如今土地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当晚，周振兴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全县盐碱地借给群众自种自食。
1978年大年初三，周振兴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整理出八条会议纪要，简称“菏泽八条”。“菏泽八条”主要内容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建立作业组专业队；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
还有几条没写在《纪要》里，但在开会时一并传达。如允许农村开办小磨坊、小油坊、小粉坊、豆腐坊；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运销，允许农村能工巧匠走乡串户，放宽发放个体营业执照等。
这些做法显然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背后的政治风险周振兴最清楚，但他更清楚地是让老百姓吃饱饭比自己的乌纱帽更重要。
此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
许多的人，特别是有的干部在迷茫、困惑、疑虑，临近的县区一些村的墙上、长途汽车上，随处可见“反对单干复辟”的大字标语，甚至国家权威媒体刊发读者来信，反对搞分田包干。
《人民日报看法》读者来信
1979年春节后，又一次召集三级干部会议，2000多人，周振兴讲了近8个小时。那时候地委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会后让各县复制录音带，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向全区农民开大会播放。
周振兴说：
“不要怕，如果这件事我们搞错了，上级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着去。”
在周振兴的力推下，东明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快速推广开来，随着土地改革的稳步推进，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
菏泽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而“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是对“大包干”最直接的解释。
周振兴在总结实施包干责任制时说过一句话：“办法越简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就是这句话，后来传到了来山东视察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耳朵里，又由万里传向了全国。后来周振兴调任青岛干第一书记，在全市迅速推开“大包干”责任制。有勇无智，改革将困难重重，改革者也会遇到很多麻烦；有智无勇，只能是纸上谈兵，改革将很难推动和突破。只有将勇气和智慧结合起来，改革才会冲破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一往无前。2018年，一篇名为《书记的耳光》的往事回忆文章在网络刷屏，作者“天阔”回忆一段真实经历，我转载至此。1980年仲春时节，时任中共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同志到曹县革命老区曹县韩集乡红三村，看一位杨得志将军当年的老房东、老共产党员伊巧云老人。到韩集后，周振兴书记没在乡镇和村委停留一步，直奔伊巧云老人家中。此时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周振兴握住老人枯瘦的手问老人还有什么要求时，伊巧云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说完，老人又后悔了，用另一只手拍打着周振兴的手背：“也就是这么一想，周书记别当事。”历来以雷厉风行、低调工作作风著称的周振兴，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双手握住老人的双手：“怪我，怪我们啊，老人家，对不起您。”他抹了一把脸，回身掏出自己衣袋中的一沓钱，递到赶来的乡镇书记手中，县、乡领导纷纷掏自己的衣袋，被周书记一把按住了。随后，周书记回到县城参加了县委的一个汇报会。会上他眼含热泪地讲了一段话：“伊巧云老人今年83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抗战时期，在抗战堡垒红山村，在做杨得志将军房东时，为接待来往的将士，她曾一天做过9顿饭，为让将士吃饱吃好，她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物件和娘家陪送的嫁妆。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说着，周书记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这一记耳光打得是那样清脆，话说得那样沉重。坐在他身旁的县委书记一下俯在桌上，低声哭出声来。一时间，所有与会人员都低下了头，收起了原先准备好的各自工作成绩的汇报稿。后来，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肉问题，周振兴就提出来“两把刀”政策——“‘一把刀’留给公社屠宰站，按照规定杀猪；‘另一把刀’给自己养猪的农民，经过市管所批准之后，他们杀的猪，可以上市。”这“两把刀”一经推出，整个市场大变样，“农民吃上猪肉高兴的不得了，但到了省里就不行了，通不过。”周振兴提出的“两把刀”，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省里会议上，周振兴和许多同志就此事争得不可开交。迫于周振兴的坚持和执拗，最后省里领导只好默许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证实‘两把刀’是行得通的，报纸头版也刊登了。”2018年，周振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对共产党人初心的理解，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初参加工作，就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做过的工作，能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可以了。臧克家说：“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改革者的良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来说，能够真正摸到头的地方政府并不多，因为改革就意味着风险。在晦暗不明的未来前景中，是选择自己的政治前途还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更多的是主政者们基于自己的良知和常识做出抉择。周振兴为了让百姓吃饱饭，他喊出了“分地政策若有错，我周振兴一人扛”的豪言壮语，“一耳光”打出的是改革者的良知。改革者的勇气。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是一部改革者以政治勇气突破种种阻力解放生产力、解放人性、解放市场的历史。从小井村、小岗村到深圳，从长三角到珠三角，我们的改革就是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推动的，他们不计个人的得失，他们顶着种种误解，他们冒着被撤职被唾弃的风险，甚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改革才能够在重重困难中柳暗花明高歌猛进。面对改革进程中的阻力与挑战、困难和问题，周振兴选择了勇敢面对，为了分地顶住外界的质疑，为了“两把刀”与上级争的不可开交，他没有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展现出了改革者的勇气。改革者的智慧。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革命时期如此，改革开放更是如此。周振兴说“办法越简便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责任越具体越好”，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谨以此文缅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原副书记周振兴同志!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