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东流:突而待破的菏泽困局

乐活   历史   2021-10-09 09:42  

谨以此文向正在参与抗洪防汛的家乡父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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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 白羽        

头图 l 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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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6月,咸丰五年,河南铜瓦厢。

在连绵数日的暴风雨中,浊浪滔天的黄河水终于撕破了堤坝,如脱缰野马般倾泻而出。

刚上任不久的河道总督蒋启扬一面组织抢险,一面派人将险情奏往京城请求支援。

由于狂风大作,巨浪掀腾,决口越来越宽,人力已无法应对,广袤平原变成汪洋一片。

几日后,“暂行缓堵”的旨意从北京传来,失去希望的蒋启扬不久卒于陈桥黄河工地上。

肆虐的河水遗弃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河道,在铜瓦厢先奔向西北,再折转东北,夺大清河从山东东营流入渤海,所经之处泛滥成灾。
黄河改道示意图

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家和国的命运开始转向。

黄河在河南决堤,相邻的山东亦无法幸免。

黄河阻断了运河南北水路,沿河城市迅速衰落(参见:运河北去),而又恰逢时代剧变,海运兴起,山东沿海青岛、烟台等港口城市快速崛起;铁路修建,济南、潍坊等内陆城市交通地位提升,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重塑了齐鲁格局。

山东社会经济轴心由沿运河纵向分布演变为沿港口和铁路的横向布局,山东迅速参与到了以海洋为纽带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但由于内部地域分工的差异导致了省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近代以来山东全新的经济格局逐渐成型。

与宏观上经济格局循序渐进重构不同,黄河改道带来的破坏对于个体来说是残酷的。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无暇顾及黄河治理,致使决口10多年间未被封堵,任由河水肆意横流,天灾叠加人祸,灾难反复上演。

后来,它有了一个饱含苦难的名字——“黄泛区”。

政府腐朽混乱,百姓民不聊生,传统乡村原本的社会秩序快速坍塌和瓦解,温良的小农社会演变成了悍匪争斗的丛林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治黄斗争。

70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现状得到根本遏制,黄河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

昔日桀骜不驯的黄河如今岁岁安澜,但这只是黄河治理万里长征第一步。

今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沿线城市面临着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黄河治理进入全新阶段。

山东沿黄九市(菏泽、济宁、泰安、聊城济南、德州、滨州、淄博、东营)因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历史文化、发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平衡。

有的受益于黄河泥土滋养、有的受困于黄河滩区,有的依旧望河兴叹、有的开始拥河发展……

昨天,城依河究竟演绎着怎样的历史纠葛?

今天,河与城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互动密码?

明天,如何唱好城携河高质量发展的大戏?

我们在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中,试图在有限的知识背景和空间中寻找一丝对未来的启发。

敲敲门推出山东专题之《大河东流》系列,特选取菏泽、滨州、东营三市作为代表来探究大河与城市相处模式,窥探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基因的互动关系。

那么,我们先从黄河流入山东第一站——菏泽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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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困局

菏泽,位于山东鲁西南腹地。

古称曹州,上古九泽之一,历史文化悠久灿烂,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近现代以来,这里被视为山东最贫穷的区域,至今都无法摆脱落后的帽子。

菏泽困局,从何而来?

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

铜瓦厢决口后的20余年,河道在铜瓦厢和张秋之间不断南北迁徙摆动,每一次河道迁徙背后都是环境的灾难和生命的悲剧,而菏泽正处于这片区域的核心。

黄河改道不但带来了洪涝灾害,更破坏了原有生态平衡,水系被破坏,排水不畅,土壤盐碱化不断加剧,蝗虫灾害频发,几乎年年颗粒无收,久负盛名的牡丹种植亦毁于水患。

无法填饱肚子的百姓纷纷外逃,人口锐减,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遭受巨大破坏。

天灾的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为了应对外来挑战,维护既有统治,国家政策被迫转向,朝廷工作重心从内陆特别是大运河沿线转向沿海区域,放弃了对内地基本的服务职能,腹地成了国家和时代的牺牲品。

由于政府在治水、治安、救灾等传统职能上的缺失,陷入困境的群众只能选择自救,对清政府统治逐渐失望,于是揭竿而起者云集,菏泽正是大刀会这类组织的重要发源地。

灾难、饥饿、匪祸,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开始崇尚习武以自保,后来演变为暴力文化,也就是今天所流行的“内卷”。

周锡瑞说:

"他们喜好寻衅的气质和好斗倾向,争吵、喧闹和械斗是山东每天都有的事,特别是在曹州府。"

灾难中形成的群体文化究竟对菏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后面再分析。

苦难产生绝望,绝望滋生空虚。

各种迷信思想、宗教势力趁虚而入,占领信仰空白。

就在这远离海洋500多公里的内陆,发生了一件改变了山东沿海城市走向的宗教事件,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7年11月1日夜,阴云密布,巨野。

10多人闯进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两名在此传教的德国传教士。

一直觊觎山东半岛的德国人以此为借口立即出兵占领了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究竟是谁杀了那两个传教士,并不那么重要了。

就在巨野教案发生50年后,这里又再次成为改写中国命运的地方。

1947年,蒋介石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堵口,使黄河水全部流入黄河故道,企图利用滔滔黄河水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

然而黄河水并没有阻挡住解放军,反而让国民党的重载武器深陷其中,战斗力大减。

6月30日晚,刘邓大军4个纵队从菏泽临濮集至张秋镇150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国民党统治绝望的菏泽老百姓纷纷推着小车支援前线。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1948年9月,菏泽全境解放。

次年,临河、鲁西南、运西专区的部分县合并为菏泽专区,划归新成立的平原省,两年后,平原省撤销,菏泽、湖西专区归属山东省

新中国成立之初,菏泽全市工业部门仅有棉纺织和金属制品制造两个行业,仅有手工制作烟草、火柴、铸锅等企业12家,工业总产值只有219万元。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响应国家“小三线”建设,一批国有企业从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迁来菏泽,确立了区域内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但由于各种因素限制,菏泽工业生产仍长期性处于后进状态,整个菏泽经济几乎是“一穷二白”。

经济上的长期匮乏也深深影响了菏泽人的思想意识。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不少菏泽百姓逐渐形成了不敢积累、不愿意积累、无意识积累”的生活习惯。

直到改革开放前,菏泽基本处于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状态。

以东明县为例,从1958年到1978年,东明县连续21年吃国家统销粮共计6.9亿斤,向国家贷款共计3400万元,生产队已经名存实亡,土地荒芜现象严重。1978年,东明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8元,位列山东省倒数第一。

1977年腊八这天,刚刚主持菏泽地委工作的周振兴,第一次来到东明县小井村调研。

此时的小井村土地盐碱化,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风沙还有饥饿。

周振兴走进村民张殿兴家,看到了这样一幕:
”原本三间瓦房,却已拆掉了两间,木材和砖石拿去换了粮食,一家人只有一床薄棉被,在天寒地冻的腊八天却睡在麦秸上。”


周振兴在小井村调研时的情景

这一幕刺痛了周振兴,离开时,他给小井村党支部留下三道“思考题”
马上要过年了,能不能让社员吃上一顿饺子?
别管想什么办法,能不能让社员吃上饭、填饱肚子?
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来,看看群众生活有什么改善?
三道“思考题”让小井村的村干部发了愁。
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这三道“思考题”吹响了向饥饿宣战的冲锋号,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席卷菏泽乃至山东。
2
土地破局
离开小井村返回东明县县委后,周振兴连夜组织开会讨论。

他问在场的干部:我们的穷根在哪里?

此时,有位同志愤愤地发言道:

“东明县土地最多,可是群众守着土地挨饿,心里想不通,希望地委能给我们开个口子。”

祖祖辈辈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农民,如今土地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周振兴陷入了沉思……

土地是破局的关键。

当晚,周振兴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全县盐碱地借给群众自种自食


只是想让老百姓吃饱肚子的周振兴并不知道,此举开启了山东土地改革的闸门,比400公里外的安徽凤阳那个掀起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夜晚早了半年。

在通讯几乎隔绝的年代,同属于“黄泛区”的他们在能否活下去的命题面前选择了相同的答案,但这两种选择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

30年前,刘邓大军从菏泽发起总攻,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30年后,一场向饥饿发起进攻的土地改革蓄势待发……

1978年大年初三,周振兴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整理出八条会议纪要,简称“菏泽八条”。
“菏泽八条”主要内容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建立作业组专业队;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
还有几条没写在《纪要》里,但在开会时一并传达。如允许农村开办小磨坊、小油坊、小粉坊、豆腐坊;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运销,允许农村能工巧匠走乡串户,放宽发放个体营业执照等。

这些做法显然与当时的政策相违背,背后的政治风险周振兴最清楚,但他更清楚地是让老百姓吃饱饭比自己的乌纱帽更重要。
此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
许多的人,特别是有的干部在迷茫、困惑、疑虑,临近的县区一些村的墙上、长途汽车上,随处可见“反对单干复辟”的大字标语,甚至国家权威媒体刊发读者来信,反对搞分田包干。

人民日报看法读者来信(图片来源:齐鲁网)
怎么办?
周振兴就在各种会上反复做思想工作,他说:
“不要怕,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搞错了,上级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着去。”
在周振兴的力推下,东明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快速推广开来,随着土地改革的稳步推进,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足十分之一的菏泽,输出了山东六分之一的商品粮。
1982年,在首届央视春晚上,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传遍了大江南北,而此时菏泽的田野上也处处充满了希望。
1983年底,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推开。菏泽在周振兴的带领下整整早了3年,少挨饿了3年。
这是菏泽的高光时刻,这片曾经充满灾难的土地开始回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而这背后是生产关系的重塑与生产力的解放。

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下,也是个体命运寻找出路的开始。

1979年,24岁的余庆明在东明县建筑队当了一名泥瓦匠,由于他吃苦能干很快成了负责人。

同年,在河南一家军工企业工作了7年的退伍军人刘法来回到了家乡巨野县。

1981年,29岁的楚德留成为成武县苟村农机修造厂厂长,开始为这个手工作坊寻找新的出路。

这一年,王金书从部队退伍回到了东明老家,此时,村里人均收入只有200元左右,由于他有想法点子多,3年后,他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

1986年元月,王银香当选为曹县五里墩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时的五里墩还是典型的贫困村,连照明用电都没有,不仅如此,村集体还欠着两万元的外债。

还有两个人。

1980年,单县郭村镇朱楼村朱之文的父亲因病去世,极度困难的家境让他辍学回家,干农活并不在行的他喜欢唱歌,被村里人视为不务正业。

1981年,赵步长在新疆工作了18年之后,带着四个儿女来到咸阳核工业部215医院,做了一名普通的大夫,此时的他与菏泽并没有关系。

就在普通人开始探索自己人生方向时,深藏在菏泽地下的丰富资源也破土而出。

1975年,中原油田发现。

1988年,中原油田生产原油722万吨、天然气12.88亿立方米,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第二大气田,菏泽东明是中原油田的重要产区。

在中原油田快速上产之际,1986年,东明县抓住机会在县城东北角的一片林地建立了一座炼油厂,一年后改名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1987年,山东煤田地质公司在巨野、郓城、菏泽、成武4县(市)发现一储量约50亿吨、面积1500平方公里的优质煤田,该储区为巨野煤田

石油和煤炭的开发,奠定了后来菏泽工业基础。

但可惜的是,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乡镇企业开始百花齐放时,率先进行到土地改革的菏泽却没有抓住工业发展的机会,很快再次成为了山东省的“吊船尾”。

1994年,郓城宋江武校表演的《狗娃闹春》登上中央台春节晚会时,主持人不会读“郓”字,晚会字幕上的“郓城”竟写成“恽城”,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菏泽当时的尴尬境地。

1997年,菏泽GDP在山东省排名从1978年的第10名下滑至第15名,全省倒数第三,人均GDP更是位列末位。

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规模,三省接壤的地理位置,菏泽具备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菏泽为什么又再次被困住?

周振兴破了菏泽发展的土地困局,那么经济发展的困局谁来破呢?

菏泽,静待破局人。

3

突破菏泽

1997年6月,在诸城推行国企改革获得认可的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

报到那天,陈光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我驱车来到黄河大堤,一口气跑到河边,双膝跪地,连磕了三个头,捧起一捧泥土,使劲地看啊!嗅啊!然后对着黄河大声说:‘黄河!母亲!儿子来到你的身边啦!’”

“改革者”的性情展露无疑,此时意气风发的陈光豪情满怀。

然而,情怀能否禁得住现实的考验呢?

此时的菏泽,县以上工商企业总资产93亿元,企业总负债114亿元,负债率高达122%,银行不良贷款达80%,平均资产收益率-37%,90%企业亏损,其中70%资不抵债。2/3的企业已经停产,24万人的县属国有、集体企业中,有9.2万名职工赋闲待业。

9个县区的主导产业几乎全是纺纱、造纸、酿酒,产业高度雷同。

面对着比曾经诸城还烂的摊子,在诸城被称为“卖光”的陈光很快出手了。

上任两个月后,他进驻菏泽原第二制药厂,经过资产评估后,以84万元卖给一家民营企业康得斯生物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恩奇制药有限公司。康得斯入主后先期注入资金600万元,不到半个月企业便起死回生,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999年向地方政府缴纳税金227万元,还解决了400多人就业。

比“卖光”更猛的是“送光”。

年底,菏泽市政府又将山东达驰公司整体划给山东省企业托管经营股份公司,达驰公司被注入资金2500万元,当年实现扭亏为盈。

1998年,时任物资局局长的刘法来被任命为花冠酒厂厂长,此时总资产3013万元的企业,负债7367万元,负债率高达244%,工人们已7月没领到工资。

1999年,在菏泽改制政策支持下,花冠酒厂实行了股改,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

花冠酒厂老照片

这一年,东明制药厂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厂内1000名工人面临下岗。在建筑行业已小有名气的余庆明出资对东明制药厂进行了整体收购。2002年东明县化肥厂和天源化工公司破产,余庆明又开始涉足化工产业,成立了山东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然而也并非“一卖就灵”。

接手菏泽第二制药厂的康得斯,不久因为投资出现问题,资金链紧张,便引进山东鲁银投资有限公司,但因鲁银投资1998年度配股计划流产,鲁银恩奇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加上管理决策失误,到2001年鲁银恩奇难以为继,再次破产拍卖。

2001年,远在陕西的赵步长因为看中了原菏泽制药厂生产的国内唯一的稳心中药药号——国家级中药“稳心颗粒”,接盘了鲁银恩奇,组建山东步长恩奇制药有限公司(步长制药的前身),当年便实现利税4000万元。

后来,在西安的步长制药准备扩大规模需要土地支持时受阻,他们的打算被陈光得知后,他指示牡丹区领导:“用‘八抬大轿’把‘’步长’抬过来!”

时任牡丹区区委书记正是刚出任浙江代省长的王浩,更巧的是在之前他是西安市委书记。

个性语言的背后是眼光和果断。

之后,陈光多次去步长陕西总部,赵步长最终决定入住菏泽。

对于步长制药为何选择菏泽作为总部,菏泽媒体说:“企业围墙里面的事,企业自行解决;企业围墙外面的事,政府全部包干”。

菏泽是否真的做到了所谓的“企业围墙外面的事,政府全部包干”,菏泽的企业家自有判断。

但对于步长集团来说,菏泽提供的“围墙外面”的支持力度之大,让赵步长一直感慨菏泽是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地方,这背后一把手的重视因素肯定不能忽视。

落子菏泽后,步长集团发展迅速很快发展成为年收入过百亿元、员工1000多名的明星企业。

菏泽步长制药于2008年建成投产,一个占地不足20亩的车间一年贡献的利税超过了8个亿,而这一年菏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过50.48亿元。

2016年,步长制药成为菏泽第一家上市企业,填补了当时山东17市最后一个没有A股上市城市的空白,而步长集团为公众所熟知,则是因为留学风波,因为此事与本文主题无关,在此不做评论。

从1998年到2000年,菏泽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发出1号文件,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进行全面部署。

2000年菏泽撤地建市,这是山东省最后一个撤地建市的地方,陈光当选为第一任菏泽市市长。2002年12月,陈光又被任命为菏泽市委书记。

到2006年,已进行改制企业293家,改制面达到98%,其中“送出去”的有90多家。为何“送出去”?

因为,没人愿意买!

到2002年,菏泽全市企业亏损面由90%降到了12%,亏损企业亏损额由18亿元下降到4473万元,当年国家锁定的19个大中型亏损企业已经全部扭亏为盈。

2002年,国家扭亏脱困办公室总结推广了菏泽企业改革脱困的经验。

2006年,陈光任职菏泽的第9年,全市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第一次领到了全额工资。当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比上一年净增8.9亿元,增幅列山东省第一位,但总量仍是最末一位。

当然,菏泽的发展除自身努力外,与全省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从1998年开始,山东省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突破菏泽”战略。

全省帮扶菏泽,从省财政拿出部分资金用于转移支付;采取东西联动,引导东部企业到菏泽开工办厂;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菏泽一定倾斜。

但,泽的官员不会抓工业,只会抓农业2003年陈光下令市、县、乡三级都成立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一半干部在家主持工作,另一半出招商,陈光还亲自带队出去招商。

自己努力加上全省扶持,2003年菏泽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3亿元,而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超过40亿元,2006年菏泽市固定资产投入更是超过500亿元。

巨大的投入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至2005年,菏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3.2%、17.1%和17.2%。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得到显著调整,2004年菏泽工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

虽然菏泽国有企业改革在陈光的主导下获得了成功,“突破菏泽”战略也倾注了山东省主要领导以及全省兄弟地市的心血,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菏泽来说,总体上贫困的菏泽依然没有改观,菏泽经济的各项指标依然徘徊在山东的谷底。

“突破菏泽”却一直“突而不破”!

就在“突破菏泽”战略焦灼之际,一种意想不到的突破出现了。

4

网络新局

2009年的春节晚会上,《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

这一年春节,曹县大集镇丁楼村的任庆生听朋友说开淘宝店赚了不少钱,于是年底,夫妻俩花了1400元买回一台电脑,抱着尝试的心理,开了第一个淘宝网店,卖服装。

但直到2010年才接到第一单,卖了16件衣服,挣了200块钱。

第一次“触电”便有了不菲的收入,任庆生面前的路一下子开阔起来。扔掉锄头点击键盘鼠标,长满老茧的粗手,化作互联网的“绕指柔”。

与任庆生命运一起发生转折的,是整个丁楼村。农村是熟人社会,“任庆生开网店挣了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一时间,“开网店挣大钱”成为丁楼村人人追逐的焦点,淘宝店在丁楼村迅速推及开来。

2010年底,丁楼村经营演出服装的网店达到14家,2011年迅速发展到100余家。2013年12月27日,在首届中国淘宝村论坛上,丁楼村作为全国二十个专业淘宝村被阿里巴巴授予“中国淘宝村”称号。2014年、2015年、2016年连续被评为“中国淘宝村”。

2013年起,苏永忠任大集镇党委书记,当时对网店一无所知,但是他选择了对这一新鲜事物积极引导,镇政府专门成立了淘宝产业发展办公室,出台扶持政策,亲自掏钱为企业办理证件。

截至2016年年底,丁楼村300户农户中有280多户开有淘宝网店,注册表演服饰公司40家,年销售收入过100万元的服饰加工户40多家、过500万元的10家,吸引周边村庄及乡镇近万名村民从事服饰加工行业。

菏泽从丁楼村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168个淘宝村的燎原之势,成为中国淘宝村最多的地级市,并实现了电商平台全覆盖,形成了独特的“菏泽模式”。

2021年,曹县成了网红顶流,人们才发现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县城真牛!

曹县西北角的庄寨镇,是中国最大的桐木加工生产基地,木制品加工产业可追溯到明代末年,更被业界称为木艺之都,尤其擅木雕。合适的木材、精湛的雕工,曹县承包了日本人最后一程的体面。

据日媒数据,曹县垄断了日本近九成的棺材。在日本的丧葬习俗中,棺材会与遗体一同火化,而曹县生长的泡桐木——这种当年焦裕禄在隔壁河南兰考县为防沙而推广种植的树木,由于生长快、木质更轻且易燃,成为了绝佳材料。

此外,时下流行的“汉服热”中,据统计这里占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和汉服基地。

据统计,曹县的大集镇承包了淘宝70%的演出服,镇里有80%的村民从事演出服饰加工的上下游产业,全县2000多家汉服产业商家,构成了曹县庞大的“汉服帝国”。

而淘宝百强县榜单上,菏泽市的2区7县全部入选,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淘宝百强县名单》中,曹县以17个淘宝镇、151个淘宝村的数量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成名已久的浙江义乌。

不为人所知的是曹县还有“真牛”。中国首批本土克隆牛就诞生在曹县,这使得中国成为继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之后,第四个克隆牛研究成功的国家,这正是源于五里墩村支书王银香对科技的追求。

2020年曹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3.82亿元、全市第一,同比增长4.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8亿元、同比增长14.1%;税收29.8亿元、同比增长9.6%,增幅全市第三;完成进出口总额85.6亿元、全市第二,同比增长19.4%,其中出口82.36亿元、全市第一,同比增长19.2%。

但是如果放眼全省乃至全国,网红曹县还只是一个很普通甚至有些落后的县城。

2020年曹县GDP是463.8亿元,排名全省136个区县中的45名,属于中间梯队。2020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超7.2万元,山东省人均生产总值约为7.3万元。但曹县的人均生产总值只有约2.7万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省内也处于垫底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也拖了全国的后腿。2020年,国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山东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2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53元。曹县这一数据分别是29232元、14971元。

从此,也足以折射出整个菏泽的窘境。

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菏泽的努力,是实力与运气并存的偶然和必然。

从菏泽在电商领域取得的成就来看,恰恰是交通区位和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制约因素,倒逼菏泽叩开了一条全新的脱贫之路。

菏泽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是落后农村经济嬗变的缩影,也是菏泽人敢为人先的成长和突破。

菏泽其实一直不缺网红。

2011年,“大衣哥”朱之文参加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选秀类节目《我是大明星》,凭借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火爆全国,总决赛上演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夺得冠军。

虽然菏泽的网红都带有很多的“土味儿”,但流量惊人,菏泽网红频出的背后隐藏着产业发展的逻辑。

近年来由于自媒体和直播带货兴起,埋头于小实体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拥抱转型,政府也大力支持网红经济,对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有助推作用,培养了大量直播、短视频团队以及相关从业人员。

出圈靠运气,长红靠实力。

在网络的滤镜背后,菏泽还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是:人均GDP在山东省仍然靠后,换句话说,菏泽依然无法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如何在好运气加持下,把“大衣哥”的网络流量转化成发展经济动力,是摆在今天菏泽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让“北上广曹”不止于段子照进现实,网络对于菏泽来说一条超车的绝佳赛道,但菏泽人需要开创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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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局

有人说,山东是中国的缩影,而菏泽就是山东的“西部”。

早在酝酿“突破菏泽”战略的2003年,菏泽市当年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4;人均财政收入仅有180多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00多元。

到2011年,菏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75亿元,也仅占全省的3.2%,而菏泽的总人口占到全省的10%。同年,荷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是排名山东省倒数第一。

到2020年,菏泽GDP上升到3483亿元,10年内增长123.16%,增速全省第一,省内城市排名也飙升到第八位,是山东省城市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

2021年上半年菏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7亿元,可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速7.2%,分别高于全省、全国1.1个、1.9个百分点。

同时,菏泽6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省前三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好于预期的良好态势。

这样的成绩对于菏泽来说实属不易,是几十年持续努力的结果。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落后依然是菏泽最大的现实。

对于878万人口的菏泽来说,人均GDP位于全省倒数第二,人均39663元,与全省72619元相比,几乎低了一半。

从菏泽所在的鲁南经济带来看,菏泽与济宁、枣庄、临沂、日照相比,虽然经济总量居中,人均GDP依然是副班长,更不用说和沿海的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东营等地市相比。

如果再把视野放宽至省外,相邻的徐州2020年GDP7319.77亿元,高出菏泽近4000亿。

未来,菏泽如何破局呢?

破局的关键在于解局。

菏泽困局一直突而未破的原因在哪里?

陈光曾经这样感慨:这1.2万平方公里像一个大魔方,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个个能成事,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为什么不敢干事、难以干成事?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激进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恰恰相反,是制度、文化和宗教等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

观念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

民风、作风,氛围、文化,在长期的熏染中影响了菏泽人的思想、观念,限制了人们改革探索的欲望、勇气,制约了当地经济开放搞活的生机、活力,至今,许多落后的思想和观念并未根除。

根源于长期艰苦的环境有关系,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不少菏泽百姓逐渐形成了不敢积累、不愿意积累、无意识积累的生活习惯。

贫穷往往和愚昧结婚,生出个孩子叫落后。

生活上的贫穷往往与麻木和懒散密切相关。

容易满足、不思进取的民风不仅影响百姓的行为,甚至会影响当地干部的工作作风,使他们对待工作的标准降低、不知创新,甚至随心所欲、推诿扯皮,乃至敷衍塞责、无所事事。

所以,菏泽落后的根源在于思想,破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思想。

近几年,菏泽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与山东沿海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了。表面上看菏泽差距在经济 , 但核心差距在观念。比如,很多菏泽官员为近几年发展沾沾自喜,尤其是菏泽成了网红后更是有些骄傲,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千万要不得。

目前来看,欠发达仍然是菏泽最大的实际,菏泽的人均GDP要达到全省平均发展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切不可半路上就志满意得,停滞不前。

菏泽人要树立起强烈的危机意识,特别是菏泽的干部更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慢不得、停不得,树立起“只为发展想办法,不为落后找理由”的发展观。

其实,菏泽并不缺少勇于改革精气神,比如周振兴带领下的土地改革,陈光推动的国企改革,以苏永忠为代表基层干部所因势利导的菏泽电商,无一不充满着菏泽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对一些不适应当前菏泽经济社会发展的陈规旧制和思维方式、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必须勇于变革、大胆革新。这是一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但是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思想转变,通过下沉乡村、网络、政府动员等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影响、改变群众的思想。

菏泽具有其他地方所羡慕的人口红利,只要推动观念转变,就能不断释放出惊人的经济发展动力。

其次,自立更生是根本。

“突破菏泽”战略实施了将近2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进一步滋长了菏泽干部“等靠要”的思想。

2019年,张新文从省发改委主任调任菏泽市委书记,他在讲话中说:放眼全国,没有哪个发达地区是靠扶持发展起来的,过去省里大力度支持菏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支持政策和方式也会发生明显变化,菏泽要快速成长,“必须靠自己的骨头长自己的肉”。

这样的认知即中肯又客观。外因辅助作用,内因是关键,正所谓“救急不救穷”,对于一个地区帮扶也是如此,只能帮一时,而不能帮一世。事实也证明,给再多的优惠政策,也没法让一个欠发达地区实现腾飞。优惠政策只是一个助燃剂,熊熊烈火还是要靠本地的奋斗热量。

菏泽发展最终还是要靠800万菏泽人自力更生。用心把握菏泽作为人口大市、农业大市的优势,发挥和弥补区位交通、市场空间、创业氛围等条件,找到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努力变优势为强势,只有靠自己。

第三,营商环境是抓手。

在市场经济下,营商环境的好坏取决于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企业是否愿意去菏泽投资办厂,关键取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菏泽当地的投资环境状况。

步长药业的例子在菏泽并未遍地开花成为普遍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了菏泽许多地方的营商环境并未像步长药业感受一样,反而许多地方政府做着与营商环境优化背道而驰的事情,比如有的项目盲目大干快上,论证不严谨、协议不规范、不对等,为后续矛盾埋下了隐患;有的项目前期靠口头约定“随意运作”,后期出现纠纷找不到依据“骑虎难下”,有时政府有苦难言,而外界不明真相,有时企业吃了哑巴亏,用脚投票,这都是“不专业”的表现;还有的“重承诺、轻兑现”,说违约就违约,严重影响了企业家对菏泽营商环境的认知

所以,政府做好“裁判”前提是自己带头坚守契约精神,做到言必慎、言必信、行必果,签订的合同必须兑现,承诺的事项坚决照办;此外,还要增强专业性,谈判过程要仔细论证、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要在企业家心目中建立起长期稳定预期,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最后,职能转变是重点。

政府的政策支持往往都会变成简单的“市长的手”,而忽视了“市场的手”的配置作用。

同山东省其他地市尤其是东部地区相比,菏泽地区在所有制结构、现代企业制度、要素市场等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有的方面还相当严重。

菏泽的市场化程序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

如何做好“市场与市长”的关系,考验着菏泽政府官员的智慧,也关系到菏泽的未来。

从“大包干”到“国企改革”,再到“指尖触网”,菏泽从不缺乏打破桎梏、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勇气,过程中充满着菏泽人的坚毅,更饱含着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菏泽牡丹“性宜寒畏热,喜燥惧湿,生于高敞向阳而性舒”。

这恰如菏泽人的写照。800多万菏泽人只要经受住寒冷,禁得起吹捧,耐得住寂寞,摒弃掉浮躁,向下深扎根向上吸收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一定能够盛开出更为灿烂的花朵!

菏泽突破,指日可待!

下一个城市我的家乡滨州近乡情更怯,期待我们再次相会。

往期文章:齐鲁第三城  齐鲁双城记   山东激荡40年  石油风云40年 

鸣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菏泽各界朋友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资料

1.《历届菏泽市政府工作报告》  

2.《陈光:从诸城改革到“突破菏泽”》,决策杂志

3.《陈“卖光”今昔》,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

4.《菏泽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亮眼”》,王豪杰 刘银春 菏泽报道,闪电新闻

5.《菏泽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电商+特色产业”成就曹县网红顶流》,中国商报

7.《被捧红的曹县:“这种县城,跟俺中国一抓一大把”》,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

8.《菏泽百年名人大观——经济潮人》总编撰 纪震

9.《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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