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娃们的起跑线
张登峰 / 文
01
村庄里的小学
我7岁那年，知青老孙招工回城，他住的生产队公房腾了出来。围绕“知青屋”怎么用，“扫盲班”上出现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议办一个米面加工厂，这样，机稻机麦不用再挑出挑进走远路；另一部分人提出办学校，好让娃们能就近上学。
双方相持不下，队长表现出了高站位。他说，办厂方便的是大人，办校方便的是孩子。当大人和孩子发生矛盾时，大人要让着孩子，何况庄稼人最不稀罕的就是力气，多跑几里路算不得什么。就这样，我们庄子第一所学校诞生了。
“知青屋”是两间草房，四面土墙，朝阳一面开有一道单扇门，没有后门，南北两面各有一个“猫洞”大的窗户，没有窗框，两根粗柳条竖插在窗洞中间，权当是窗棂了。屋里光线不好，墙上挂着两盏煤油灯，油灯附近的墙壁已在烟熏火燎中斑驳一片，像烧糊的锅巴。
我们16个娃成为首批学生。大家大小不一，大的超过10岁，小的不到6岁，都是一年级。父亲会一点木工活，提前为我打制一张带铰链、能收放的架子桌，做工有点粗糙，我却是满心欢喜。
第一次见到老师，大家都很好奇，也会胆怯。只是几天下来，我们的野性就暴露出来，免不了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毕竟散放惯了，很难一下子收心。老师倒也心宽，很多时候看到就跟没看到一样。
老师姓江，年近40，黑脸膛，瘦高个，住在几里外的南头庄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年中考超出了师范线却没能过“政审关”，稀里糊涂变成一个的农民。也是因为出身问题，直到30岁才娶到一位憨实的云南姑娘。此后，3年生了3个女儿，生活紧巴，却也不乏天伦之乐。因为有文化，村里物色教师一下就想到了他。
02
太阳当“手表”和我们的启蒙
老师每天都是跑着过，不为锻炼，那个时候不兴锻炼，农活加身的农民也无需再靠跑步健身了。老师跑步，只为抢时间。跑着回家，为的是干农活忙家务。跑着来学校，自然是怕迟到了。
物质匮乏的70年代，农家没有闹钟，更不会有手表。天天慢节奏，需要“准时”的时候少，就算偶尔需要，抬头看看太阳也就大差不差了。变天看不到太阳时，庄头电线杆上绑着的大喇叭就成了“时间播报员”。“广播都响了，能回家烧饭了”“你还没吃饭呀，广播都停了”，都是田间劳作的每家父母不知说了多少年、多少遍的话。
老师的到校时间不能大而化之，光靠“看天”和“听喇叭”不行。于是，他创新出一种“墙上手表”。他将太阳光照在墙上的“边线”刻在墙上，再在这道“边线”旁记下当时是几点。太阳慢慢升起，太阳光的“边线”向远处移动，他会连续记下每道“边线”对应的时刻。之后每天，只要看到太阳“边线”到达“返校时间”时，就会放下田里的活灰土土地往学校跑。
为防止万一迟到影响学生上课，老师把每天第一堂课设为“自习课”，提前把自习课作业布置下去，这样，有“早读”和“自习课”连在一起“垫底”，就算偶尔迟到了，班长也能把自习课任务落实掉。
整整一年，我们在“人小大太”这些汉字中“摸爬滚打”，看起来都是“浅显”的字，却总有人认错写错，倒笔划是常事，更大的问题是写得不好看。对此，老师没少教导，但写字不好看的学生还是大有人在。
为强化对每个汉字的理解，我们每天要写出一幅毛笔字，因为字很大，所以我们管这个叫“写大字”。“大字本”比常用练习本大几倍，每面都有20来个“米”字格，我们在每个“米”字格里面落下自己的一笔一划，一粒粒大字稚嫩地呈现出来，老师用红笔在好看的大字上画“O”，“O”越多，说明好看的字就越多，每天数“O”成为我们的期待。那是我们写毛笔字的开始，也是我们对汉字的最初审美。
教算术也难，一道简单的加减算式，答案一目了然，但要讲得让一个初学者听懂，常常会有“心里有却讲不出”的困扰。当然，会者不难，更多的学生还是手到擒来，于是，老师会给每个学生做鉴定、贴“标签”，贴上“笨蛋标签”的没少挨打，皮实的我们好像也都能禁得起打。
有意思的是，有的学生直接算加减时会出错，但只要用吃过的或者没吃过的东西做比方，正确率就会直线上升，于是，“3个苹果吃掉1个还剩几个”这样的案例每天都要被老师重复多遍。我们感兴趣的“道具”还有小木棍。按照老师吩咐，每个学生书包里都备有一把小木棍。上课时，我们用添加和减少小木棍来理解加减运算。下课了，我们用小木棍玩“挑木棍”游戏，运气差的学生时间不长就能把准备好久的一把小木棍输得精光。
好玩的游戏不止“挑木棍”一种，拾瓦子，摔皮卡，掼泥巴，踢方格，掏麻雀窝，逮蜻蜓，叠小纸船，叠纸飞机，编柳条帽，做竹子水枪，用秸秆瓤子做假手表假眼镜，这些上学前的各种玩耍没有一个被耽误，依然成为我们的课余最爱，学习的压力几乎没有。
也会有考试。因为没有卷子，仪式感不足，考试应有的紧张氛围被打了折扣。考试课上，老师发给每人一张薄薄的白纸，考试题抄在黑板上，学生照着黑板把题目抄在各自的白纸上，当场答题，答完上交，一场考试结束了。
聪明娃的卷子到处都是红红的“√”，他们常常考满分，甚至语文算术双满分，也有不少学生固定会错上一、两题，常用的解释理由是“粗心”，“粗心”似乎成了最容易被原谅的出错原因。不及格的也总有几个，他们的家长似乎也不太在意，也难怪，自己都还是文盲，都还没有脱盲，对学习意义的认知和帮助孩子提升的能力自然不足，辍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03
两个年级合在一起的“复式班”
二年级报名时，士兵家的老三没来。说是他家里养了一鸭棚的鸭子，需要人手放养，恰好老三愿意。他说，躺在田埂上，看鸭子在稻田里生龙活虎找吃的，这感觉比念书有趣多了。其实，老三的成绩并不靠后，下点工夫就是中等偏上，说不念就不念了，有点可惜。这是我们班的第一例辍学。
16-1=15，可升到二年级的不是15人，而是12人，缺口的3人留级了，这3人与新开蒙的10个新生一起，组成一支13人的一年级队伍。两个年级的在校生达到了25人。
没有新的教室，我们25人只能合在一起，我们管这个叫“复式班”，老师也只有一个，只能是管了这个班再管另一个班。为减少干扰，两面山墙各砌一个水泥黑板，一年级脸朝东坐，二年级脸朝西坐，时间久了，倒也相安无事。
二年级的知识难度大了许多，最难的就是写作文。听老师说，“作文”就像课本上的文章，照着写就是了。不这样说还好，越这样说，我们越觉得摸不着头脑，我们怎么能写出与课本一样的“作文”呢？于是，作文成为我们的“拦路虎”。
老师不知从哪找来一张报纸，他把报纸剪出12个方块，一人发一块。按照老师吩咐，我们开始抄各自方块上的报纸字，不认识的字很多，照着抄就是了。到下一篇作文时，前后位子交换报纸抄，一个本子很快就抄完了，而我们对作文的理解还是一头雾水。
对作文产生兴趣得益于帮老师家的那次收花生。那是一次义务劳动，当天一早，班长举着红旗，我们12个学生排成一路纵队，来到老师家的花生田。老师和师母在前面挖，我们在后面忙，自觉地形成三个小组，一组把花生秧抱到板车上，一组捡拾掉落地上的花生，还有一组用小锄头刨地，把遗落土里的花生刨出来。返校后，老师让我们写这个过程，我写的《记一次义务劳动》被教育局简报刊登，足有500字，轰动了全乡。
那是我的写作启蒙。那之后，我们有所开悟，感觉写作文就是“写生活”。我们听从老师的指点开始记周记，再后来就是记日记，记下泥土的味道和农家的日常，这才欣喜发现，壮阔农村感人的人和事俯拾皆是。
开心之余，也有伤感。成绩好的学生想提升自己，却没钱买课外训练题和作文选。老师想办法从大队小学寻求支援，搞到好题目就拿回来抄在黑板上，让大家思考，拓展大家的智力空间。
感谢舅舅家的表哥，他把一本作文选无偿地送给我，在当时，别说这是代表知识的范本，仅从纯粹的纸的角度看，一本书也是大人和孩子求之不得的宝物。那之后，作文选传遍全班，我们几个刻苦的学生甚至做到了整本书会背。
比没钱更伤感的还是随时会有的辍学。那3个留级生因为成绩还是跟不上相继离校。至今还能记得老师公布考试分数时那3张憋红的脸，那就叫“无地自容”吧。在念与不念之间，他们一定挣扎过，煎熬过，否则就不会满怀希望地选择“留级”，但最终，自尊让他们选择退出。
05
渴望奖状
因为校舍和老师有限，我们三年级升到了大队小学。学校离家4里多路，天干路晴我们自己跑，遇上下雨下雪才会是问题，但是，跑多了，路也熟了，就算雪地里白茫茫一片，我们也能大概知道哪里是路，哪里是坑，哪个坑里有水有危险。
也是因为路远上学不便，大队小学低年级人少，高年级人多，这是大队小学与村庄小学的不同。校舍依然很旧，还是土坯草房，只是大队小学的校舍多了不少，一个年级有了一间独立的教室。老师还是紧缺，通常一个老师教两门课，或是两个年级的同一门课。“复式班”情形没有了。
三年级特有的幸福感也多了起来。这一年，桌子换了，换成了四腿立地的“四方桌”，桌子上方用木板钉成一个封闭了的“桌肚子”，锁起来就是自己的领地，生命十年，那是我们第一个独立而踏实的空间。
这一年，因为上学离家远，因为要喝水，我们人人配有一个瓶口系着粗麻绳的汽水瓶，下课了，我们会奔向水井边打水，再放进两粒糖精，上下摇晃几下，等糖精化了，插进空心皮筋，边走边吸，那是我们的甜美时光。
最向往的还是能当上一名“三好学生”。这之前，庄子里小学不评“三好学生”，也不发奖状。这一年，第一次荣获“三好学生”，父亲在墙上开辟一块“学习园地”，把“三好奖状”贴在墙上，狠狠地满足了一次虚荣心和自豪感。只是这块园地也给小小的我造成了压力，因为它需要更多的奖状来填满。
那时候，很多人都是以念完小学为“顶级目标”，或者是念一天算一天。对于随时都可能离开学校的“短视群体”来讲，想不断取得好的成绩进而获得奖状谈何容易。课堂上，只有语文和算术，缺少目标激励，也不会有《弟子规》《千字文》这些额外的拓展。放学了，我们依旧玩耍，优秀一点的会在拾粪和打猪草当中选做一项。甚至到四年级之前，写字和读书都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
真正的压力是在五年级。因为我们是“五年制”，五年级上完运气好的就要到公社上初中了。当时上初一要过推荐和考试关，是一件困难事。记忆中，初一最多时候只有3个班，不到200人，而全公社五年级学生至少也有500人，这意味着有300多人没能如期上初中，除了少数属于留级，更多的是辍学了。“普九”教育的重大意义从一个公社的角度可见一斑。
而当这样的状况反馈到每个大队小学时，作为在读五年级的我们，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影响，一个是努力考上初中，另一个则是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
可我们不知道怎样努力，我们的老师似乎也不知道怎样努力，我们除了入学报名时领到的几本书，没有任何课外练习，没有任何强化训练的好办法。记得有一次，班里一个爱学习的学生问老师一道算术题，老师答复说，这是初一年级的题，不是小学的题。但这道题还是被我们几个娃联合攻克，它就是小学的题。
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每篇语文课背到滚瓜烂熟，同时把算术书上所有要做的练习题以及不是必做的思考题都一题不落地做个遍，只为了能够考上初一，因为我们想读书。
这一天，老师淘来一套小学升初中的以往真题，我们如获至宝般地做了一次“实弹模拟”，也正是这一次，暴露出两大薄弱环节，一个是，我们的拼读水平太差，z、c、s与zh、ch、sh颠倒，三声音调和一声不分。另一个是，我们的见识太少，许多题型根本没见过，许多题目在说什么我们几乎不理解。而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找到了问题，却无从解决。
06
倾力托举我们的民办教师们
我们是带着惶恐与不安闯进公社初中的幸运儿。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高档的老师，接受到了规范的教育，这才意识到，属于我们的起跑这才正式开始。而之前，我们是一群不懂得起跑线、没听过发令枪、没有跑起来的孩子，一群散放着的风筝，我们在有风的时候随风扬起，有的飘起来了，更多的跌落在原点。
写过一篇作文，试着对儿时教育做一点反思。如果当年能在“三好学生”之外多设置一些奖项、多发一些奖状，如果能在成绩单的评语栏中多写一些鼓励和赞美的话，那该是我们在知识和物质双双匮乏的年代可以拥有也能够拥有的宝贵“财富”，但我们错失了，我们失去了太多由此产生的幸福感，失去了前行的动力不断被激发出来的机会，埋怨和嫌弃之情挥之不去。
认知的提升始于一次聚会。那天，儿时的伙伴们与教过我们的“民师”齐聚老家，老师多为耄耋之人，很多赶上好政策转为“公办”，中途脱岗的几位也拿到了政府发放的专项补助。而中途退出的伙伴们也都打工有成，全在城里买了房子，过上了幸福生活。谈到儿时，所有人都抑制不住地兴奋，过往的一切全变成当晚的美好。
只读到初一的大柱子深情地说，如果不是恩师的教导，我们就没有书念，就会毫无悬念地像父辈一样成为文盲，所以，我们是幸运的，幸运地成了有文化的人，娶了一个有文化的妻，这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快乐，也才让我们的第三代接受到了更高更好的大学教育，这是属于我们的草根逆袭。
那是我们各奔东西后的第一次相聚，再次相聚不知会在何时。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你是渡口，是我的起点，是照亮我们漫漫长夜的油灯。”梦里，不写诗的我竟然“吟诗”一首，“诗句”模糊又清晰，渐渐汇成一曲优美的歌儿，那是我们的心声，送给永不落幕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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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日记主理人介绍
张登峰，安徽全椒人，现居明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自由撰稿人，头条文章签约作者，【登峰日记】创始人兼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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