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洁鑫 | 观念重构与方法转型：日本唐诗文献学索引方法的确立及其影响

宋洁鑫

学界在研究日本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的唐诗学时，往往关注其学术思想上的变化，而鲜少关注方法论的变迁。实际上，1917年桑原骘藏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中就指出了科学方法之必要:“研究中国，实地调查其现状固为紧要，然欲穷本溯源为根本的研究，则非参考中国书籍不可，但其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等，其本文亦多无从批判者。要之，此等书策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整理之后再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始可。”日本的唐诗学文献数量丰富、种类驳杂，亦亟待科学系统地整理。此时西方科学实证思想传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索引编制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反响，以吉川幸次郎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开始了将索引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实践，并结合日本唐诗学文献本身的特色进行从观念到方法上的一系列探索。

1868年初，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幕府正式废除，日本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日本的近代开始了。随着幕府统治的终结，新政权亦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重重矛盾，为摆脱国家危机，日本紧接着开始了明治维新，在经济大力发展的同时，实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政策，在生活习惯、教育、思想上开始向西方学习，在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大量雇用外籍教授。这些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对于此时期日本汉学产生的新变化，他们已有所认识。

日本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江户时期以前儒学的最大特点即贵族化、政治化，显然已经从现代学科建立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汉学。“这个时代（江户时代以前）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从没听说人民中有过学者。”“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同时，他还指出近代西方学术研究与传统日本汉学研究在观念上的差异，“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近代西方学术以实验观念为指导，而传统日本汉学，从应仁天皇时期《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以和为贵”中对于中国儒家典籍的征引，以汉唐注疏为日本古代学术的开端；到“应仁之乱”前后以宋代理学为诠释经典的依据；再到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为官学，伊藤仁斋“古义学”、荻生徂来“古文辞学”，以儒学为中心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阐释。福泽谕吉作为接受西方新思想的学者，在肯定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同时，对儒学未全盘否定，而是肯定了其对日本自我思想文明建构的起源和引导作用。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对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的日本汉学进行探究应注意，江户时期不是日本传统汉学研究的末期，而是过渡期，正是在此时期，带有浓厚儒学色彩、重材料的学术研究为明治时期作为独立学科的独具日本特色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日本近代唐诗学研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建构的。

首先，江户时期的印刷术为日本唐诗学提供了文化普及的先决条件和可用于研究的文本。与此前比较，江户时期文化市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印刷技术的发展，包括雕版印刷重回印刷市场以及新技术活字印刷的应用。福泽谕吉也提到了印刷技术对文化之影响，“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印刷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书籍商品化，促进了文化下移，随之而来的则是学术下移。江户时期的儒学已经不再是上层贵族的专属学问，而是打破阶级界限，向庶民阶层扩展，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开始产生融合。唐诗在庶民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众多的唐诗选本就可以说明唐诗在此时期的地位，无论是由中国传入的旧题李攀龙的《唐诗选》、周弼的《三体诗》，还是日人所编的唐诗选本，如葛西因是的《通俗唐诗解》、皆川淇园的《唐诗通解》、赖山阳的《唐绝新选》，都可以说明当时唐诗在日本的流行。唐诗在江户时期就已经是汉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随后的明治时期中国学研究中，吉川幸次郎、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平冈武夫（1909-1995）等都对唐诗有着深入研究。江户时期，随着海上贸易，中国的唐诗文献不断传入，同时，日本社会庶民传媒发展，活字印刷的引进和雕版印刷技术的重新应用为大量唐诗文本的刻印提供了技术支持。例如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刻的马元调本《元白长庆集》，其中的《白氏长庆集》，日本于后西天皇明历三年由和泉掾刊刻并于万治元年（1658）、嘉永元年（1848）、明治二十八年（1895）多次重印。日本著名儒者那波道圆于1618年以朝鲜铜活字本为底本刊刻了《白氏文集》，为白居易诗文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文本，更是带来了江户时期日本白居易接受的全集时代。

其次，江户时期的儒学传统和诗学观念的影响力虽然随着近代“脱亚入欧”思想的蔓延而逐渐衰退，但依然存在。文献分析的方法是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日本的唐诗学是以江户时期传统的诗学观念为基础，加以科学实证的方法，结合唐诗文本的特色进行建构的。明治时期中国学包括唐诗的研究者在内，都和江户汉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本身为江户末期的儒者，或者是师承江户时期儒者，沿袭汉籍训点、注释的文本处理方法，这些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但其研究仍然可见江户时期的影子。例如小野湖山，是梁川星岩的学生，编有《新选三体诗》，其以传统汉学为思想基础，走的也是江户时期传统汉学研究路径。铃木虎雄，其曾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悌轩均为江户时期的汉学家，铃木虎雄幼年时接受过传统的以儒学为主的汉学教育，并创作有大量汉诗，后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学科学习，著有《白乐天诗解》、《杜少陵诗集（日译）》、《李长吉歌诗集》、《杜诗》（共八册）。铃木虎雄的研究既有传统汉学重视文本、注释的特点，同时又提出“区分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看法，即将中国文学看作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解释李商隐诗歌时，他认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有些诗歌和道德没有什么关系。而不具道德性，却带有文学的价值的诗歌，也所在多有。”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研究观念是中西结合的，其研究建立在举例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将中国古代诗歌“当作学问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是鉴赏的对象”，其研究模式成为京都学派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范式，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出于铃木门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都体现出这一点。

在方法上，明治初期以东京大学为首的研究机构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文献的训点、校注、翻译上，对文本的处理停留在整理和考镜源流上，鲜少从思想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唐诗学依附于儒学研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如井上经重（灵山）选注《选注白乐天诗集》、日本支那哲学研究会译注《白氏文集（和译新注白氏文集）》等，都沿袭了江户时期的汉学研究。李庆《日本汉学史》的前言中介绍近代日本汉学的特点，其中第2条表明“日本的汉学研究，就其主流而言，非常注重资料”；第5条表明“对工具书和基础工作的重视。这不仅是日本汉学的特点，也可以说是日本汉学的传统”。注重资料，对工具书和文献展开整理、加点、校对等基础工作都是江户时期及以前日本传统汉学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近代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中并没有消失，而是逐渐与新方法融合，日本的唐诗学研究也是如此。

江户时期的唐诗学与之前和之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日本唐诗学的流变来说，江户时期不能笼统地归为传统汉学的时代，唐诗学也不能笼统的归为儒学视域下的唐诗研究，唐诗学从传统汉学中的剥离在此时期业已开始。虽然江户时期的汉学和明治时期的中国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但转折的契机已然产生。明治时期无论是在诗学观念还是研究方法上都部分地延续了江户时期，江户时期的唐诗学已经开始为日本近代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研究做准备。

近代日本唐诗学的转折是在江户汉学向明治中国学过渡的背景下发生的。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变使日本的唐诗学从江户儒学之下独立出来，成为作为中国文学的唐诗研究。随着研究机构与现代大学学科的设立，将唐诗作为中国文学这一学科之下分支的研究观念确立，日本诠释唐诗的观念改变了，不再是基于其文化内部的片面化解读与鉴赏，而是作为外部的客观的批判对象。研究观念指导研究实践，在新观念浸染下，日本唐诗学研究逐步实现了方法的转型，日本唐诗文献索引的编制与应用就是这种转型的集中体现。

在明治日本“脱亚入欧”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唐诗学并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风尚，尤其是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纵观明治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初期仍受江户时期儒学研究的影响，到了中晚期，日本近代中国学才逐渐摆脱樊篱形成并确立，产生质的蜕变，那就是京都学派的确立。明治中晚期京都中国学在方法论上的发展是向清代乾嘉学派的复归。19世纪上半期，西方校勘学的基本操作便已经规范化，拉赫曼方法通过保罗·马斯的《文本校勘》得以固定，即通过汇校（recensio）、判断（examinatio）和订补（emendatio）对传世文本进行整理。兼备江户时期传统汉学素养与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新派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了西方校勘学的同时对传统汉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和吉川幸次郎对清代的考据学予以高度认同。

内藤湖南对乾嘉考据学的学者如数家珍，“清二百余年，朴学之士辈出，历代所罕见”。他认为“近世学术的进运，须各专业的钻研”，对欧美各国的学术研究有了学科视角的认知，并以此来反观考据学，称赞清代考据学为“智慧发挥的方法”，使得学术研究极为便宜。吉川幸次郎显然受到钱谦益的影响，“钱谦益的注释是少有的一流学者的作品。对于杜诗反映的历史事实，他将新旧唐书等正史与几种野史进行追踪和比对，其实证的态度，可视作其后清朝实证学的先驱”。对其注释杜诗所采用的“诗史互证”方法所体现出的言必有据的实证精神，吉川幸次郎表示佩服，认为钱氏的研究方法开清朝实证学派的先河。

因为对清代考据学派的熟悉和认同，内藤湖南在接受了西方实证思想之后，认识到明治初期日本汉学研究默守成规的弊病，转而在清代学术中挖掘方法，将清代乾嘉学派置于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下的汉学研究视域内，认为其重实证的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日本学术应该向重实证的清代学术靠拢。“清朝学者则俨然如‘西欧近人之学士’习得合理性的学问方法。日本学界应将学问提升至清朝考证学的水平，确立研究方法，开拓东洋学术，甚至世界文明的新局面。”1920年，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中心而创刊的《支那学》杂志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也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研究确立的标志之一。日本中国学在近代西方科学思想浸染下，内核是向清代考据学派的复归，这也启示着日本近代唐诗学，不仅吉川幸次郎的唐诗研究体现出这一点，出自京都学派的平冈武夫、花房英树（1914-1998）等也继承了这一观念，并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

如果江户汉学的遗响和对清代考据学派的认同与复归是明治日本唐诗学转型的内部因素，那么，国际上将索引用于学术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中国古代文献索引的编制则是促使其在方法上转变的外部动因。

索引方法用于学术研究，始于美国。早在1737年，美国就出现了专书索引。1848年，美国编制出最早的期刊索引。稍晚，霍瑞斯·宾尼（Horace Binney）向国会建议，强制书籍编制索引，否则不仅不予版权登记，还将进行处罚。出版业对索引的重视可窥一斑。在索引领域，威尔逊公司最出名，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索引机制。自1877年以来，欧美各国逐渐意识到索引在学术研究上的作用，成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并出版期刊。美国对索引编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进行完善，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曾拟定美国标准索引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1930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宣告成立。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开始了学术转型。一批以传统国学教育为基础的学者在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之后，用现代学科思维观照传统文史研究，探索新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方法。191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整理国故”，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又指出“国学的系统的整理的第一步”是“索引式的整理”。1910年，王国维《世界图书馆小史》将“索引”一词及其概念引进中国。1925年，史学家何劲松主张将传统典籍成系统地编制成索引。一时之间，学术界纷纷响应，制定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古籍索引编制实践与方法探索，引起了一场“索引运动”。“索引运动”的实施对象为中国古代文献，而主体则是个人与团体都有。洪业（1893-1980）是其中的一员，1923年洪业归国后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引用到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中。哈佛燕京学社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1928年创办的汉学研究机构，校长司徒雷登用从霍尔基金获得的100万美元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其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研究。而哈佛燕京学社也成为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关键。1922年洪业与司徒雷登相识，接受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宗教史助理教授的聘请，回国后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编纂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引得丛刊，共64种81册，为中国古代典籍索引的编纂实践，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特点，用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所附《引得编纂手续纲要》，对引得编纂到出版做了详细的规定，既是编纂处的工作指南，也为引得的编纂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索引理论《引得说》则是对中国古籍索引编纂方面的理论研究。

受到欧美索引编纂潮流影响而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索引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完备之后，反过来影响国际汉学研究，带动了国际汉学研究编制索引的潮流，使之不断发展完善。国际汉学界的古籍索引编制因而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洪业的《杜诗引得》成为该类研究的典范，其对杜甫诗歌加以科学系统的整理，从语言语素的角度进行拆解，使唐诗研究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美国的学术索引机制及其影响下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中国引起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质变，而中国学界建立起的一整套引得编纂方案又影响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汉学研究。日本在此潮流之下，中国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索引迅速发展，从观念到对待文本的方式均发生新变，建构起日本近代唐诗文献学，最终引起了日本唐诗研究的变革。

明治初期的日本中国学研究受到法国实证和德国系统化研究的影响较深，例如青木正儿的《元曲研究》就受到德国汉学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的影响。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汉学研究的转型时期，如果说法国德国引导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思想上向科学化、系统化迈进，“引得丛刊”的出版在研究实践上恰与日本探索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呼应。日本学者参考丛刊体例或者在引得基础上，编制了各种古籍索引。据统计，日本所出中国学索引占世界的80%。首先日本编制的中国文学文献索引具有种类多、范围广、数量大的特点。其次编制索引在日本不仅仅是学者的个人行为，还有很多研究机构和团体参与，日本的很多期刊也会对索引进行刊载，由此可见日本学术界对文献索引编制的重视。日本所编中国文学索引还具有系统化的特点。

而日本所编制的中国文学索引中，唐诗文献的索引占很大一部分。通过网络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国立公文书馆馆藏，仅仅是以唐代诗歌为原始文献的索引专著就有将近三十种。而与唐诗学相关的索引，还包括唐代诗人作品集后所附索引、日本学者唐诗研究专著中所附索引，以及和唐诗研究密切相关的人名地名索引、唐诗评论索引等资料性的索引。

日本编制中国学索引最早始于古屋蜂成（1764-1852）的《四书字引捷径》，应用于唐诗文献则较晚，先是1935年松云堂出版由饭岛忠夫、福田福一郎编制的《杜诗索引》，直到1957年平冈武夫的《唐代研究指南》（唐代研究のしおり）出版，唐诗文献索引才开始大规模编制并应用于唐诗研究。日本的唐诗文献索引十分全面，首先，有饭岛忠夫、福田福一郎的《杜诗索引》，和田利男的《杜诗事类索引》，花房英树的《李白歌诗索引》，平冈武夫、今井清的《白氏文集歌诗索引》，目加田诚的《唐诗选语句索引》，禅文化研究所的《唐诗选·三体诗综合索引》，杜甫、白居易、李白、《唐诗选》、《三体诗》等江户时期的唐诗学热点索引的编制说明明治以后的中国学研究与江户时期唐诗学研究存在相同的关注点。其次，唐代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人都有，除了上述的李白、杜甫相关索引，还有安东俊六《陈子昂诗索引》、松冈荣志《沈佺期诗索引》、花房英树的《韩愈歌诗索引》、岩间启二《温庭筠歌诗索引》、芳村弘道《王昌龄诗索引》等，并且有《唐诗选》《三体诗》这样的选集索引。最后，还有吉川幸次郎《中国诗人选集总索引》、左久节《汉诗大观索引》。这也弥补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纂的唐诗文献索引只有《杜诗引得》的不足。

在日本编制的大量唐诗文献索引中，花房英树的《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以白氏文集索引为主展开研究，并将索引利用在其白居易研究中，为日本唐诗文献索引开创了新的范式。

平冈武夫的《唐代研究指南》包含九种唐代文献的索引，其中七种涉及唐诗文献，标志着日本的唐诗学文献索引开始以一个主题为中心，成系统地进行编制。

日本接受唐诗由来已久，从平安时期就开始了，到江户时期积累了大量的唐诗原始文献，这不仅体现在诗人和诗集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文本上，同一个诗人及其作品存在各版本钞本和刊本，其中有从中国输入，也有日本本土的，在文本上具有差异。以白居易诗文集为例，平冈武夫在《白氏文集的校订》中使用了37种文本，并且其论文《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走向宋刊本》在比对了村本文库藏王德修校本与其他文本的差异之后，揭示了又一种宋刊本的存在。为比较各个版本的不同，做出严谨的谱系分析，需要清晰的排列和比对。由于作为诗歌的唐诗本身的文体特点，唐诗相较于其他文体也更适合进行系统化分析，诗歌既是碎片化的又是整体化的，诗人所用意象体现出诗歌的个性化，所用典故则体现出诗人的诗学渊源。在唐诗研究中，需要对唐诗文本进行拆解分析和结论整合。单从唐诗文献的特点上来说，对唐诗文本进行科学研究从方法上就与索引相适应，当索引应用到明治中国学的研究中，日本学者很快发现了其对唐诗研究的推进作用，开始大规模、系统化地编制唐诗文献索引，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特色的日本近代唐诗文献学，进而对日本近代唐诗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吉川幸次郎到平冈武夫，再到花房英树，日本唐诗文献索引体系的建立，是京都学派以史学方法考证文学研究思想在方法论上的体现，成为日本近代唐诗文献学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直接影响了日本唐诗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使得日本唐诗学研究在方法上彻底摆脱江户时期儒学视域下的汉学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吸收西方实证的科学理念，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日本唐诗文献索引，不仅影响着本国的唐诗研究，更是反过来带动了国际汉学背景下的唐诗研究，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新视角、新材料。

日本唐诗索引方法的建立与应用具有范式意义。其对文本的处理方式，如穷尽文献式的文献汇集、字典式的注释、细致具体的索引分类，充分利用了唐诗文献材料，使之具有工具性。花房英树对唐诗文献索引的完善与应用，包括文本的分析、文集的复原、诗歌系年的考证等，为唐诗研究在方法上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指导意义。日本的唐诗文献学索引到花房英树这里，已经成为研究的一部分。编纂索引成为日本唐诗研究的基础工作，一系列的索引研究成果作为唐诗研究的重要资料和工具，成为国际汉学的重要参考，对中国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观念决定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反过来影响研究观念。在京都学派研究观念指导下的唐诗文献索引改变了处理文本的方式，使日本的唐诗研究开拓出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哲学研究、更细致的文本分析、语言语义上的阐释等，使得考证服务于文化研究。

以洪业为中心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的64种81册引得丛刊虽然对引得应用于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其中仅有《杜诗引得》为唐诗文献索引。真正大规模、系统化、团队化编制唐诗文献索引的是日本学者，在日本唐诗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有索引，弥补了洪业的不足，且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分类，在方法上更加科学。

在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向明治时期中国学嬗变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式形成，唐诗作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分支，不再是日本文化自我建构的一部分，而是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日本唐诗学开始了近代性的建构。日本唐诗文献索引真正完成了日本唐诗学从江户儒学研究向明治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转型。日本唐诗索引根据唐诗文本本身的特性在日本近代唐诗学研究转型中逐渐完善，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并广泛应用，成为日本唐诗文献整理中的重要一环，以及日本近代唐诗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原载《唐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辑（总第25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原文。感谢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