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遣唐使·在唐僧：
《白氏文集》東傳日本政教背景新證
文 / 陳 翀
（日本國立法人廣島大學文學部）
［提要］本文以筆者所收集到的古文獻記錄為中心，從天皇、遣唐使、在唐僧三種視角出發，對諸如嵯峨天皇是通過什麼路徑獲取到白居易詩文、慧萼為何又要冒着會昌毀佛之危險繞道至蘇州南禪院花費長達三個月的寶貴時間去抄寫《白氏文集》、慧萼抄本幾乎同一時間被入唐僧圓仁所帶回來的《白家詩集》《杭越唱和集》等又為何未見錄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等問題予以考論，並對學界鮮有觸及的隋唐時期文人別集東傳之日本方面的政治、外交、文教背景等問題予以剖析，指出中晚唐乃至宋初，白詩席卷整个东亚，俨然成为了包括渤海、朝鲜及日本之东亚汉文圈判断诗作水平的不二标准，甚至演变成了东亚诸国外交上定位国格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正是在這一大時代背景之下，《白氏文集》的東渡，成為了影響日本之後數百年國運橫跨政教的一部至尊無上的寶典。
［關鍵詞］天皇 承和遣唐使 在唐僧 慧萼 圓仁 白氏文集 江談抄
作者簡介
陳翀，日本國立法人廣島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語學研究室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及東亞漢籍交流史研究。代表著作有《白居易の文學白氏文集の成立：廬山から東アジアへ》（日本勉誠出版）、《日宋漢籍交流史の諸相》（日本大樟樹出版社合同會社）等，另在《文學遺産》、《中華文史論叢》、《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日本中國學會報》等發表過論文百餘篇。
日本明治時期文部省各種官立高中（舊制高中）及師範院校的入學考試中，有一道題為“針對平安時代文學興盛之狀況做一個概述”的常出問題，當時的考試參考書所提供的模範答案如下：
在漢文方面，六朝樣式的文章大為流行，《白氏文集》尤為注重。文以僧空海、小野篁、都留香、菅原道真、三善清行、橘廣相為代表，編有《本朝文粹》《菅家文章》《性靈集》等文集。詩以小野篁、菅原道真、紀長谷雄等為名人，編有《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詩集。而參與修國史者，《六國史》中除《（日本）書紀》之外，均為本朝俊彥所撰，另編有《類聚國史》《古語拾遺》《新撰姓氏錄》等良史。國文方面，本朝初期雖未彰顯，但假名發明之後則得到了極大發展，以紀貫之《土佐日記》為嚆矢，到一條天皇朝，涌現出了紫式部《源氏物語》、清少納言《枕草紙》等名著。此外，《大鏡》《榮華》《伊勢》《竹取》《蜻蜓》等各種物語也多成立於這一時期。和歌雖未達到全盛時期，但出現了諸如在原業平、僧遍昭、大友黑主、小野小町等歌仙，已成規模，迺至延暦年間，紀貫之、凡河內躬恒等奉勅命編纂《古今和歌集》，則是更趨繁榮。此後，屢次編集勅選歌集，尤其到一條天皇時期，更是出現了諸多才媛。（參見吉留丑之助編《最近九年間文部省教員検定官立諸学校入学試験問題要解 高等日本史》，東京：寶文館，1908年，第74-75頁。）
明治時期的八所高等學校是升入帝國大學的唯一路徑，而國立師範則主要培養全國高中小教師，因此，參加這一入學考試的人，均為明治時期的精英階層。要之，這則概述，可視為明治知識階層對平安朝文學流變史的一則基本常識——作為必答的唯一一部漢籍，即使是千年之後，《白氏文集》乃被認定為奠定平安文學繁榮之最為重要的基石。
那麼，《白氏文集》又究竟是何時傳入平安朝廷的呢？對於此，江戶初期的大儒松下見林（1637-1704，本姓橘，字諸生，號西峯山人）在其《異稱日本傳》中考云：
今按，《江談抄》曰嵯峨太上天皇得白居易《文集》珍之。又越後守平貞顯金澤文庫所藏《文集》卷第三十三後書曰：“會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為日本國惠萼上人寫此本。”西峯謂：樂天所謂日本傳寫者，正謂是耶。惠萼本題曰“文集太原白居易”，乃此本流傳於世，故我朝古之人引《白氏長慶集》惟稱“文集”，《源氏物語》《江吏部集》等俱曰“文集”是也。其後，中國印本《文集》渡於我朝，題曰“白氏文集”，爾來亦僉曰“白氏文集”，《詠歌大概》曰“白氏文集”是也。各知其有出矣。（參見近藤瓶城編《改定史書集覽》第20冊《新加書 通紀類第3》所收《異稱日本傳》卷上二，東京：近藤出版部，1901年，第60頁。）
松下見林指出白居易文集東漸日本始於日本僧慧萼於唐會昌四年（844·日本承和十一年）所抄之南禪院本《白氏文集》，此集一經傳來便成白集之不二定本，影響之大，以至於此本之內題之“文集”演變成了這一系統本的專用名詞。而後傳來的刻本白集，則被稱為“白氏文集”，被用以區別於之前的慧萼抄系統本。
按，刻本傳入日本乃宋初之事，一條天皇（980-1011，第66代天皇，在位期間986-1011）時期的攝政大臣藤原道長（966-1028）在其日記《御堂關白記錄》對此有所記載，其卷一“寬弘三年（1006·北宋景德三年）十月二十日”條記云：“己丑，參內，着左丈座。唐人（曾）令文所及蘇木、茶垸等持來，《五臣注文選》《文集》等持來，冷泉院御方違小南”，又卷二“寬弘七年（1010·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記云：“次御送物，摺本《注文選》、同《文集》，入蒔繪筥一雙，袋象眼包、五葉枝。”（參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大日本古記錄 御堂關白記》第一冊卷一“寬弘三年十月二十日”條、卷二“寬弘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條，第82-83頁、196頁，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又，而後入宋僧寂照及天台山僧常智又相繼送來了刻本《白氏文集》，卷二“長和二年九月十四日”條云：“唐寂昭〔照〕弟子念救入京後初来，志摺本《文集》并《天台山圖》等，召前問案内，有所申事”，第243頁；第二冊卷三“長和四年七月十五日”條云：“唐僧念救歸朝，從唐天台山所求作料物送之。齊〔濟〕家朝臣母馬廿疋獻，（中略）又唐僧常智送《文集》一部，其返物貂裘一領送之。”第18-20頁。又，有關日本古代文獻對《白氏文集》之言及與解題，可參照拙稿《慧萼抄南禪院本〈白氏文集〉的卷數及其正統性》（任雅芳譯），《中外論壇》2021年第4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5-134頁。）考後一則記錄的是將裝幀好並配上華貴書盒與精美書袋的曾令文携來書籍正式奉入宮中之事，由此可知宋商曾令文所帶來的《五臣注文選》與《白氏文集》均為“摺本”，也就是刻本。又由知至少在北宋景德初年，《文選》及《白氏文集》就已經被官刻出版。此本當就是松下見林所謂的後被平安朝文人稱之為“白氏文集”的“印本白集”。（宋初刻本除了脫落與訛誤之外，其文本形態大致與南禪院系統本相同。只是其對分帙作了一些調整，白居易自編本為一帙十卷共七帙七十卷，而宋初刻本則將其調整為一帙七卷共十帙七十卷，今存朝鮮銅活字本及那波道圓活字本均保存了宋初刻本編次。相關考論可參照上引拙稿《慧萼抄南禪院本〈白氏文集〉的卷數及其正統性》。）
不過，嵯峨天皇（786-842，第52代天皇，在位期間809-823）卒於日本承和九年（842），也就是唐會昌二年，並沒有見到慧萼會昌四年於南禪院抄寫、於大中元年（847·日本承和十四年）才帶回日本的這套七十卷本《白氏文集》。（慧萼抄《白氏文集》之經緯，可參照拙著《白居易の文学と白氏文集の成立》第六章《慧萼と蘇州南禪原本〈白氏文集〉の日本傳來—會昌四年識語を読み解く》，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第177-198頁；拙稿《慧萼東傳〈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開山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44-54頁。又，慧萼抄南禪院本《白氏文集》，以往學界多據《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誤其為六十七卷本，然諸如江戶時期新間正路、市河寬齋、近藤正齋所考，此集當為七十卷定本。其實，對於慧萼本之卷數為七十卷本，今存金澤文庫本所見豐原奉重批語已有所言明，詳考參見拙稿《唐鈔與宋刻之融合：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抄校經緯新證》，擬載卞東波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待刊。另外，慧萼資料，亦可參照田中史生編《入唐僧惠萼と東アジア 附惠萼關連史料集》，東京：勉誠出版，2014年。）那麼，嵯峨天皇又是通過什麼路徑獲取到白居易詩文的呢？慧萼為何又要冒着會昌毀佛之危險繞道至蘇州南禪院花費長達三個月的寶貴時間去抄寫《白氏文集》呢？而與慧萼抄本幾乎同一時間被入唐僧圓仁所帶回來的《白家詩集》《杭越唱和集》等又為何未見錄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呢？以下擬就筆者所收集到的古文獻記錄為中心，從天皇、遣唐使、在唐僧之三種視角出發，對以上問題略作剖析，同時亦對學界鮮有觸及的隋唐時期文人別集東傳之日本方面的政治、外交、文教背景等提出一些淺見，以供學界參考。
一
松下見林云“《江談抄》曰嵯峨太上天皇得白居易《文集》珍之”，考此事最早見載於平安後期大儒大江匡房（1041-1111）之言談錄《江談抄》卷四，其原文如下：
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行幸河陽館，弘仁御製）
故賢相傳云，《白氏文集》一本渡來在御所，尤被秘藏。人敢無見此句在彼集。叡覽之後即行幸此觀，有此御製也。召小野篁令見，即奏曰：“以遙為空最美者。”天皇大驚，勅曰：“此句樂天句也，試汝也。本空字，今汝詩情與樂天同也者。”文場故事，尤在此事，仍書之。
首先，如甲田利雄、川口久雄等所考，嵯峨天皇的這句“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乃是襲用了白居易《春江》詩中一聯。（參見甲田利雄《校本江談抄とその研究》上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87年，第353-355頁；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校註《江談證註》，東京：勉誠社，1984年，第614-617頁。）白居易詩現見收於卷十八，全詩如下：
炎涼昏曉苦推遷，不覺忠州已二年。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鶯聲誘引來花下，草色勾留坐水邊。唯有春江看未厭，縈砂繞石淥潺湲。
朱金城繫此詩為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日本弘仁十一年）忠州刺史時的作品，花房英樹與謝思煒亦同。（參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90-1191頁；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468頁；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京都：中村印刷株式會社，1960年，第547頁。）兩相對讀，可知嵯峨天皇所詠一聯，只是將白詩前句“只聽”改為了“唯聞”，後一句“上樓空望”改為了“登樓遙望”。不過由此可推知，嵯峨天皇手中秘藏之白詩卷，至少還涵盖到了白居易忠州時期的作品。
《江談抄》著錄此詩為嵯峨天皇（弘仁為其年號）行幸河陽館時所詠。“河陽”語出潘岳“即是河陽一縣花”，此句深爲嵯峨天皇喜愛，因以此為典故營造了一所河陽宮，退位之後在宮中園林頻開詩宴，君臣參照六朝隋唐詩，以眼前景物來遙想唐土唐風，吟詠唱和，風靡一時，影響深遠。（嵯峨天皇與眾臣河陽唱和詩，見《文華秀麗集》卷下《河陽十詠》。相關研究可參考井實充史《河陽文學の初發—〈凌雲集〉河陽關連作品の考察》，《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 人文科學部門》第71卷，頁59-72，2001年12月；同《山崎駅・河陽宮と嵯峨朝漢詩文—旅情表現の形成とその背景》，《福島大學人間發達文化學類論集》第20卷，2014年12月。又，新間一美《嵯峨朝詩壇における中唐詩受容》，《アジア遊學 日本古代の‘漢’と‘和’:嵯峨朝の文學から考える》（第188號），頁48-69頁，勉誠出版，2015年9月。有關嵯峨文學對中唐文學的刻意模仿，亦可參照此號所載其他論考。）嵯峨天皇所詠漢詩，考小野岑守（778-830）、菅原清公（770-842）等編《凌雲集》錄《河陽驛經宿有懷京邑》詩云：“河陽亭子經數宿，月夜松風惱旅人。雖聽山猿助客叫，誰能不憶帝京春。”又錄《和左大將軍藤冬嗣河陽作》詩云：“節序風光全就暖，河陽雨氣更生寒。千峰積翠籠山暗，萬里長江入海寬。曉猿悲吟誰斷得，朝花巧笑豈堪看。非唯物色催春興，別有泉聲落雲端。” （參見《新校群書類從》第六冊收《文筆部·凌雲集》，東京：名著普及會，1978年覆刻版，第115-116頁。）藤原冬嗣（775-826）、菅原清公等編《文華秀麗集》卷下則選錄了其《河陽十首 以三字為題，以終字為韻》中四首，詩如下：（參見《新校群書類從》第六冊收《文筆部·文華秀麗集》卷下，第135頁。）
河陽花：三春二月河陽縣，□□從來富於花。花落能紅復能白，山嵐頻下万條斜。
江上船：一道長江通千里，漫漫流水漾行船。風帆遠没虛無裡，疑氏仙查欲上天。
江邊草：春日江邊何所好，青青唯見王孫草。風光就暖芳氣新，如此年年觀者老。
山寺鐘：晚到江村高枕臥，夢中遙聽半夜鐘。山寺不知何處去，旅館之東第一峯。
細細品味其詩，雖仍保留了濃厚的六朝遺風，但確實已隱約帶有了一抹元白氣象。尤其是《和左大將軍藤冬嗣河陽作》詩中“就暖”一詞，其作為詩語唯見白居易有所使用，如《立春後五日》（卷八）“迎芳後園立，就暖前簷坐”、《和自勸二首其一》（卷二十二）“就暖移盤簷下食，防寒擁被帷中宿”，《就暖偶酌諸詩酒舊侶》（卷三十五）更是徑以“就暖”為詩題。朱金城、花房英樹繫《立春後五日》詩為長慶三年（823·日本弘仁十四年）、《和自勸二首》詩為大和三年（829·日本天長六年）、《就暖偶酌諸詩酒舊侶》為開成四年（839·日本承和六年）。（參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一冊卷八，第435頁；第三冊卷二十二，第1484-1484頁；第四冊卷三十五，第2393頁；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第512、609、663頁。又，《和自勸二首》詩朱金城未繫年，此處從花房英樹。另外，“就暖”一詞，唐詩之中，白居易之外僅見韓愈《鳴雁》“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第闊棲息稀”一聯。然《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未見著有韓愈文集，彼時韓愈文集尚未傳入平安，因此可將典出韓詩之可能性排除於外。）從繫年來看，嵯峨天皇應該就是從《立春後五日》詩汲取到“就暖”這一詩語。如此考不誤，我們又可以將嵯峨天皇秘藏白詩抄卷之作品下限延後到長慶三年。也恰好是這一年，嵯峨天皇退位為上皇，與橘嘉智子（786-850，史稱檀林皇后）皇后一起，開始精心營造位於洛外的離宮嵯峨院（之後的大覺寺），並以洞庭湖為藍圖在院中修建一所大澤池，完工之後就於天長十年（833）十月與橘太后一起離開京都搬入了此園。而上引的這些河陽館詩，也應該大多都是嵯峨天皇退位搬至京都郊外之後與侍臣一起所唱詠的作品。
由上考可知，嵯峨天皇使用過白居易長慶三年詩中的詩語，據此推測，其所藏“《白氏文集》一本”極有可能就是後被著錄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白氏長慶集二十九卷”。眾所周知，元稹於長慶四年（824·日本天長元年）為白居易編撰了《白氏長慶集》五十卷，又為自己編撰了《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如嵯峨天皇所獲真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的《白氏長慶集》的話，那麼，其傳入日本之時間應該就是在日本的天長年間（824-833）。（有關《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錄元白集之相關考證，可參照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985-1998頁。）也就是說，雖然不是足本，然《白氏長慶集》在編成不到十年的時間，其大部分詩卷就已經被抄入到了隔海相望的平安朝廷，受到了喜好漢文化之嵯峨上皇的鍾愛與秘藏。
圖1 室生寺本《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書影
毋庸置疑，嵯峨天皇存世之時，七十卷本《白氏文集》雖然尚未傳入日本，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白居易之文名卻早已在以嵯峨帝為中心的漢文學圈子中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亦可以《文德實錄》中的記載為證，《文德實錄》“仁壽元年（851·唐大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條附《藤原岳守卒傳》中提到，藤原岳守（808-851）曾於承和五年（838·唐開成三年）被貶任太宰少貳時“因檢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悅”。（參見佐伯有義編《六國史》卷七收《文德實錄》卷七，東京：朝日新聞社，1930年，第49-50頁。）藤原岳守在點檢貨物时注意到唐人私人物品中有一部《元白詩筆》，便將其截獲獻給了嵯峨上皇，可見藤原岳守亦對元白詩文並不陌生，因此能夠當機立斷，將原屬於商人之私人物品的這部文集截留下來獻給朝廷，從而獲得了嵯峨上皇之歡心，順利返回了京都朝廷任官。（另外，在後文還要提到，小野篁於承和五年因擅自脫離遣唐使團而被被剝奪了官位流放到了隱岐，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白居易《春江》詩出自此書之可能性。）
二
上引《江談抄》記載所提到的小野篁（802-853），乃嵯峨天皇親自栽培的俊彥。小野父子顯然也早就察覺到了上皇的最新愛好，對白居易詩文也有了一定的收集與學習——也正是這一時期，海東諸國已經興起了一股追捧白詩的狂潮。對於此，元稹在長慶四年十二月所作的《白氏長慶集序》中寫道：（參見元稹撰，冀勤校點《元稹集》卷五十一《白氏長慶集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54-557頁。）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毎以一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可知在江南士人的追捧之下，白居易的許多詩篇亦也迅速傳播到了以新羅為中心的東亞諸國，而“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一文，則說明這些異國的白詩愛好者已經對白居易許多詩歌諳熟於心，甚至具備了很高的鑑僞水準。而長期盤踞在平安文壇最中心、侍讀於天皇左右的小野岑守、小野篁父子，顯然對嵯峨上皇所密藏的白集也不會視而不見。在前文提到過，嵯峨上皇所作“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句，乃是對白居易“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句的襲用。小野篁並未指出此句乃白居易詩，只是委婉地指出“以遙為空最美者”，既恰到好處又一鳴驚人，得到了上皇之“詩情與樂天同”的最高贊賞，奠定了其在平安文壇上的頂級地位。
圖 2 《前賢故實》所載小野篁像及小傳
小野篁，後人尊之為“野相公”，是平安前期最頂尖的漢文學者，擅長漢詩文且精通和歌，《三代實錄》譽其為“詩家之宗匠”。（參見佐伯有義編《六國史》卷九收《三代實錄》卷三十八，東京：朝日新聞社，1930年，第213-214頁。）《文德實錄》卷四“仁寿二年（八五二）十二月癸未”條錄其《卒傳》云：（參見佐伯有義編《六國史》卷七收《文德實錄》卷七，東京：朝日新聞社，1930年，第67-71頁。又，有關小野篁的生平事跡之考證，亦可參見岩井美奈《小野篁の研究》，フェリス女學院大學國文學會編《玉藻》第52號，2018年，第103-127頁。又，中略部分為：“官加訊鞫，漸將讞斷,而世論嗷嗷，爲善愷成私曲。由此朝廷更論此事，延至分爭。名例律私曲相須之二義，或以爲一，或以爲二，弁官上下，還罹其網。遂令明法博士讃岐朝臣永直考之，考曰：‘私曲兩字，混處一科，是相須之義也。當今之事，只有一犯，不足結罪。’事未斷畢。十三年五月爲權左中弁，新關其事，即據律文，以爲“私与曲明是二也，若私若曲，有一於此，未免其罪。”而連渉日月，不肯决斷，仍上請議定私曲律義之表，并所執状以糺法家之不熟律義，明弁官之可處私罪。篁初恨此論之不平，作《傷時詩》卅韻寄參議滋野朝臣貞主。後重令諸儒傍議，其文曰：‘被右大臣宣稱。奉勅據參議小野篁朝臣上表及所執律文。議定可考申。謹依宣旨。覆案律文。公罪謂縁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疏云。私曲相須。公事与奪。情無私曲。雖違法式。是爲公坐〈云云〉。私罪條疏云。私罪謂不縁公事私自犯者。雖縁公事。意渉阿曲。亦同私罪者。由此案之。私者不縁公事。自犯之名。曲者雖縁公事。意渉阿曲之謂也。相須則私与曲。二事相待之理。然則無私無曲。可爲公罪。一私一曲。不免私罪。而永直等説云。私曲者謂私之曲相須者。合私曲兩字爲一義。以連讀之意云云者。文義相錯。公私不分。此説之迂。難可據信。篁朝臣所執。誠爲允愜。’”）
篁，參議正四位下岑守長子也。岑守，弘仁初爲陸奧守。篁隨父客遊，便於據鞍，後歸京師，不事學業。嵯峨天皇聞之，歎曰：“既爲其人之子，何還爲弓馬之士乎？”篁由是慚悔，乃始志學。十三年春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元年拜巡察彈正，二年爲彈正少忠，五年遷爲大内記，七年爲式部少丞，九年授從五位下，拜大宰少貳，有詔不許之官。其夏喪父，哀毀過礼。十年爲東宮學士，俄拜彈正少弼。承和元年爲聘唐副使，明年春授從五位上，兼備前權守，數月拜刑部大輔。三年授正五位下。五年春，聘唐使等四舶，次第泛海。而大使參議從四位上藤原常嗣所駕第一舶，水漏穿缺。有詔以副使第二舶，改爲大使第一舶。篁抗論曰：“朝議不定，再三其事。亦初定舶次第之日，擇取最者爲第一舶。分配之後，再經漂廻。今一朝改易，配當危器，以己福利，代他害損。論之人情，是爲逆施。既無面目，何以率下。篁家貧親老，身亦尫瘵。是篁汲水採薪，當致匹夫之孝耳。”執論確乎，不復駕舶。近者太宰鴻臚舘有唐人沈道古者，聞篁有才思，數以詩賦唱之，毎視其和，常美艶藻。六年春正月遂以捍詔，除名爲庶人，配流隱岐國。在路賦《謫行吟》七言十韻，文章奇麗，興味優遠。知文之輩，莫不吟誦。凡當時文章，天下無雙。草隷之工，古二王之倫。後生習之者，皆爲師摸。七年夏四月，有詔特徴。八年秋閏九月叙本位，十月任刑部大輔。九年夏六月爲陸奧太守，秋八月入拜東宮學士，其月兼式部少輔。十二年春正月授從四位下。于時法隆寺僧善愷告少納言登美眞人直名爲寺檀越枉法状，訴之太政官。（中略）九月遷左中辨。十四年春正月爲參議，四月兼彈正大弼。十五年春正月轉左大辨兼信濃守，夏四月又兼勘解由長官。仁壽二年春正月轉右大辨，餘皆如故。明年春正月加從四位上，夏五月以病辞官歸家。嘉祥三年四月加正四位下。仁壽元年春正月遙授近江守。明年春病瘳，復爲左大辨，後又病發不朝。天皇深爲矜憐，數遣使者，趁視病根，賚賜錢穀。冬十二月就家，叙從三位，及困篤，命諸子曰：“氣絶則殮。莫令人知。”薨時年五十一。篁身長六尺二寸，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所當，皆施親友。
這篇《卒傳》中提到小野篁從小就受到了嵯峨帝的關愛，因此一直為嵯峨朝的重要文臣，受前後三代天皇之垂愛，其唯一一次受貶是因為承和五年擅自脫離遣唐使節團而導致嵯峨上皇之震怒。對於脫離遣唐使節團之緣由，《卒傳》雖然有些語焉不詳，然其被貶之勅書被保存在了《續日本後紀》卷七“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條中，由此可一窺其中經緯，其文云：（參見佐伯有義編《六國史》卷六收《續日本後記》卷七，東京：朝日新聞社，1930年，第130-131頁。）
是日勅曰：“小野篁，内含綸旨，出使外境，空稱病故，不遂國命。准據律條，可處絞刑。宜降死一等，處之遠流，仍配流隱岐國。”初造舶使造舶之日，先自定其次第名之，非古例也。使等任之，各駕而去，一漂廻後，大使上奏，更復卜定，換其次第。第二舶改爲第一，大使駕之。於是副使篁怨懟，陽（佯）病而留，遂懷幽憤，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也。其詞率興多犯忌諱，嵯峨太上天皇覽之，大怒令論其罪，故有此竄謫。
出使大唐乃平安朝廷之最重要的外交事務，抗命者依例當處以絞刑。為何小野篁敢違命擅自脫離使團呢？這是因為，此次使節團與以往的遣唐使不一樣，除了上京謁見唐皇之外，還肩負着一個不同尋常的使命——拜見白居易，並策劃小野篁與白居易舉行一場詩宴。《江談抄》卷四記此事云：（參見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校註《江談證註》卷四，第648-652頁。）
著野展鋪紅錦繡，當天遊織碧羅綾。（內宴春王，野相公）
洗開蟄戶雪翻雨，投出蟠龍水破冰。
古老相傳，昔我朝傳聞唐有白樂天巧文，樂天又聞日本有小野篁能詩。待依常嗣來唐之日，所謂望樓為篁所作也。篁副使入唐之時，與大使有論不進發。會昌五年冬樂天亡，而後年也《文集》渡來。中篁所作相同之句三矣：“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野蕨人拳手，江蘆錐脫囊”“元和小臣白樂天，觀舞聞歌知樂意”等句也，天下珍重篁者也。
細讀此文，可知大江匡房的這段話中蘊含了一段不為人所知的信息，就是承和遣唐使節團派遣之初所設定的主要任務就是拜見白居易。且從其記載可知，當時傳聞白居易讀過小野篁的詩歌並予以過贊許。這或也正是承和五年小野篁敢於拒絕遣唐大使藤原常嗣（796-840）提出的換船要求並擅自離開船隊之底氣所在——他認為如果此行沒有他使節團絕不可能成行。而藤原常嗣乃出自藤原北家，家格本來就遠在小野家之上，且其本人亦是一代文宗，自小就將《文選》《史記》爛熟心中，並未將小野篁放在眼里，竟然命令船隊如期出發。於是在這個駛向大唐的使節團中，沒有了本來應該成為主人公的小野篁。
三
對於唐日歷史上的這一最後的遣唐使之承和使節團的遣唐活動，江戶中期儒學家安積澹泊（1656-1738）《大日本史贊藪》云：“藤原常嗣奉使，則適會唐室不振，禮遇之詳，不可得而聞焉。”（參見安積覺稿、賴山陽抄《大日本史贊藪》卷五《外國傳贊》，平樂寺版，1869年。）其實，之所以平安典籍中未對承和使節團之在唐活動予以記錄，與其說是“唐室不振”，還不如說是因使節團之內紛，尤其是藤原常嗣一怒之下置小野篁而去而導致的一出悲劇，以致於此後史籍對此事諱莫如深。
通過以上這則大江匡房的語錄可知，藤原常嗣回國之後向朝廷報告其一行見到了白居易，且白居易在會談中再次贊許了小野篁並為其創作了一首《望樓》詩。《古事談》中亦對此事有所記錄，其文云：“文書載，聞聽小野篁以遣唐使渡來，白居易大悅，構望海樓待之，然未見之。太政官符上記錄：雖無霧明朗，然小野篁舟風帆未現。”（參見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十冊收《古事談》卷六，原文如此：“（文書）小野篁遣唐使ニ渡ト聞テ，白樂天悅テ，搆望海樓待給ケルニ，ミエサリケレハ。太政官符露點雖明，小野篁舟風帆未見ト被書ケリ。”東京：近藤出版部，1906年，第130頁。）由此可知，藤原常嗣對大唐也隱瞞了小野篁擅自下船的事實，而只是說承載小野的船只沒能安全抵達大陸，以致於特意為小野篁“構樓”而待的白居易扼腕長嘆，遺憾不已。
當然，這一切均只是藤原常嗣的謊言。這是因為，開成以後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身份一直住在洛陽，藤原常嗣一行在長安應該是無法見到這位名動天下的白傅。而所謂的《望樓》詩，當是今存白集卷十八的《寄題楊萬州四望樓》，其詩云：“江上新樓名四望，東西南北水茫茫。無由得與君攜手，同憑欄幹一望鄉。”朱金城考“楊萬州”為“萬州刺史楊歸厚”，詩作於“元和十四年（819），四十八歲，忠州刺史，忠州”，（參照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第二冊卷十八，第1186-1187頁。）當然不會是寫給小野篁的。不過，當時《白氏文集》尚未普及於平安朝野，藤原常嗣的謊言也就不會被尋常官僚所揭穿。然藤原常嗣不知道的是，嵯峨上皇及小野篁等之前已經秘藏有《白氏長慶集》詩卷，此詩乃白居易忠州時作，自然也已收於集中。其之回奏所謂的白居易為小野篁作詩贈答一事，豈又能騙過嵯峨上皇之法眼。嵯峨上皇之所以沒有揭露其謊言，或是考慮到藤原常嗣入唐之辛勞及其家門之名譽，或是更有另一層之政治上的考慮——這一謊言又恰恰為小野篁解了套，為說服平安貴族赦免小野篁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借口。因此，仁明天皇（8810-850，第54代天皇，在位期間833-850，嵯峨天皇與橘皇后之第二皇子）也就隨水推舟，立即召回了流放還不到兩年時間的小野篁。小野篁於承和七年（840·唐開成五年）返回京都，且又度過了僅一年四個月不到的蟄居生活，便於承和八年（841·唐會昌元年）官復原位，高調出任橘嘉智子皇太后的皇后宮大夫及仁明天皇朝中參議（丞相）。如《三代實錄》所譽，小野篁可謂平安初期文壇最高手，然其侍才傲物，口無遮攔，又被時人稱為“野狂”，雖因狂言獲罪，又終因文才免禍。然而，當初棄小野篁而不顧的藤原常嗣卻沒有這麼幸運。千辛萬苦完成了遣唐偉業的他因為心力交瘁，又恐謊言被揭露而犯下欺君之大罪，於翌年四月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終年僅四十五歲。或許當時誰也沒料到，這一次的入唐朝貢，竟然成為了歷史上最後一次成行的遣唐使，藤原常嗣本人，也就成為了入唐朝貢最後一位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大使。（根據《入唐求法行禮巡記》及《唐會要》等記載，藤原常嗣使節團是在開成四年（839·日本承和六年）正月十三日與南詔國使一起拜見了唐文宗，遞交國書，隨後就踏上了返程，由此可確證其一行未到洛陽。又，有關承和遣唐使的考證，可參照佐伯有清《最後の遣唐使》，東京：講談社，2007年。）
圖 3《前賢故實》所載藤原常嗣像及小傳
藤原常嗣對大唐及新羅隱瞞了小野篁脫離了使節團一事，而是以小野篁所乘坐的遣唐船未能順利抵達大陸而予以搪塞。這就又導致了另一出悲劇——遣新羅使紀三津（生卒年不詳）事件。對於此，《續日本後記》卷五“承和三年十二月丁酉”條記云：
十二月乙未朔丁酉，遣新羅國使紀三津復命。三津自失使旨，被新羅誣刧歸來。何則所以遣三津於新羅者，遣唐四箇舶，今欲渡海，恐或風變漂着彼境。由是准之故實，先遣告喩，期其接授。而三津到彼，失本朝旨，稱專來通好，似畏怯媚託，私自設辭，執事省疑與太政官牒相違。再三詰問，三津逾増迷惑，不能分疏。是則三津不文，而其口亦訥之所致也。故執事省牒中云：“兩國相通，必無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爲憑。”但其牒中亦云：“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夫修聘大唐，既有使頭。篁其副介耳，何除其貴，輕擧其下。加以當爾之時，篁身在本朝，未及渡海。而謂帆飛已遠，斯並聞商帆浮説，妄所言耳。荷校滅耳，蓋在茲歟。又三津一介緑衫，孤舟是駕，何擬爲入唐使哉。如此異論，近于誣罔。斯事若只存大略，不詳首尾，恐後之觀者莫辨得失，因全寫執事省牒附載之。
新羅國執事省牒：日本國太政官，紀三津詐稱朝聘兼有贄贐，及檢公牒，假僞非實者。牒得三津等状稱：奉承王命，專來通好。及開函覽牒，但云修聘巨唐，脱有使船漂着彼界，則扶之送過，無俾滯遏者。主司再發星使，設問丁寧，口与牒乖，虚實莫辨。既非交隣之使，必匪由衷之賂。事無摭實，豈令虚受。且太政官印，篆跡分明。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不知嶋嶼之人，東西窺利，偸學官印，假造公牒，用備斥候之難，自逞白水之遊。然兩國相通，必無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爲憑。所司再三請以政刑章，用阻姦類。主司務存大體，舍過責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國寬弘之理。方今時属大和，海不揚波，若求尋舊好，彼此何妨。况貞觀中，高表到彼之後，惟我是頼，唇齒相須，其來久矣。事須牒太政官并牒菁州。量事支給過海程粮，放還本國，請處分者，奉判准状，牒太政官，請垂詳悉者。（參見佐伯有義編《六國史》卷六收《續日本後紀》卷五，第95-97頁。）
承和三年初，遣唐使出發之前，考慮到遣唐使船萬一會被漂流到朝鮮半島，平安政府按照慣例先派遣了紀三津出訪新羅以通聲氣。大使紀三津給新羅朝廷傳遞的信息是擔任此次遣唐大使為小野篁，如其船不慎漂流到朝鮮本島依例請新羅政府提供襄助。由此可知，在紀三津出使新羅之際，當初極有可能是由小野篁來擔任遣唐大使。而紀三津在出使新羅之後，遣唐大使的職務才被調整為家格更高的藤原常嗣。這就導致了新羅政府之後所掌握的情報——大使為藤原常嗣且小野船已經快到大陸了——與大使紀三津所云不一。因此新羅政府勃然大怒，懷疑紀三津乃“詐稱朝聘”之僞使，竟將其逮捕押回日本要求平安朝廷予以嚴懲。（紀三津事件之詳考，可參照西別府元日《9世紀前半の日羅交易と紀三津“失使旨”事件》，岸田裕之編《中國地域と對外關係》，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第3-28頁。另外，日本此時尚未獲得建造海船的技術，其遣唐使船的建造均由新羅政府負責，因此每次遣唐使的派遣及歸國均要與新羅政府商量。）
另外，由於藤原常嗣並沒有見到白居易，當然也就無法順利帶回《白氏文集》。平安朝廷只能轉將希望寄托於在唐活動的慧萼。慧萼此前入唐前往江南的目的，本來是受橘嘉智子皇太后之命，招聘禪僧修煉禪學並將禪宗傳入日本。或正是接到了這一命令，會昌四年（844·日本承和十一年），慧萼帶著招聘到的禪僧義空一行，才冒著危險從天臺山繞遠路到蘇州南禪院抄寫了院藏《白氏文集》。然而沒料到會昌毀佛愈演愈烈，武宗發布海禁命令，無法回國，一行只能長期潛伏在楚州。（慧萼生平事跡及其抄寫《白氏文集》的相關考證，可參照前引拙稿《慧萼東傳〈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開山考》及《慧萼抄南禪院本〈白氏文集〉的卷數及其正統性》（任雅芳譯）。）而此時經藤原常嗣允許留在大唐的請益僧圓仁也逃到了楚州，或許是為了彌補藤原使節團的缺憾，在他的行囊之中，包裹着《攬樂天書》一卷、《杭越寄和詩集並序》一卷、《杭越唱和集》一卷、《任氏怨歌行》一卷、《白家詩集》六卷等與白居易有關的諸多詩文書卷。
大中元年，會昌毀佛運動落下了帷幕，圓仁與慧萼、義空等人也先後乘船回到了大宰府。與慧萼等人受到了熱烈歡迎之不同，圓仁接到的竟然是不準其入京的詔命。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最後一章，圓仁提到其於九月十九日住進太宰府鴻臚館，在十月十九日“太政官符來太宰府，圓仁五人，速令入京”，然風雲突變，二十六日又“不獲入京之狀，出於府衙”。圓仁當然知道這是出自對承和使節團怨嗟甚深的小野篁之阻礙，只得於二十五日拜托入京的太宰少貳小野恒河（807-860）帶去了給“小野宰相”等人的求情信，然終不得立即見諒。直到日記最末尾之十二月十四日，圓仁還仍舊滯留在太宰府。（參見白化文、李鼎霞等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卷四，第520-526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又，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第四巻承和十四年條，第318-341頁，鈴木學術財團，1969年。）而此時的京都，已經沈浸在白居易手定大集七十卷本《文集》及禪宗首傳的洋洋喜慶之中。平安的貴族文人們，通過新傳來的“文集”中確認小野篁的詩作中竟與其所載詩有三聯之多 “偶同”，這就凸顯了嵯峨上皇對小野篁“詩情與樂天同”的先見之明，也讓小野篁迎來了人生的最高光時刻。
而圓仁帶來的六卷本《白家詩集》，在慧萼抄寫的白居易手定南禪院七十卷本《文集》面前，顯然是那麽的微不足道。如果不是慧萼抄來了白居易手定大集，想必這本《白家詩集》一定會在平安貴族文化圈中引起巨大轟動。然而事實卻是如此殘酷，由於宰相小野篁的嫉恨，圓仁不但遲遲未能進京復命，甚至連其抄來的二十余部外典，也未能按規矩納入大學寮予以“施行”——因此也就均未被收錄到之後藤原佐世所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圓仁的幾種在唐送進書目，均已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二卷《佛教書籍目錄第二》（東京：佛書刊行會，1913年）及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五卷（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8年）。除了上舉與白居易有關的五部書籍之外，其他的書籍依次為“：《開元詩格》一卷、《祗對義》一卷《判一百條駱賓王撰》一卷、《祝元膺集》一卷《詩集》五卷、《嗣安集》一卷、《百司舉要》一卷、《兩京新記》三卷、《皇帝拜南郊儀註》一卷、《丹鳳樓賦》一卷、《詩賦格》一卷、《進士章嶰集》一卷、《仆郡集》一卷、《莊翺集》一卷、《李張集》一卷、《杜員外集》二卷、《臺山集》一卷、《雜詩》一卷”。又，《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雖見錄有“杭越寄詩二十二卷”、“兩京新記四卷”，與圓仁所抄卷數不一致，顯然不是圓仁將來書。其他考證參見孫猛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第904-907、2083-208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另外，有關圓仁送進書目的研究，還可參照小南沙月的系列考證：《円仁將來目録の研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と〈慈覚大師在唐送進録〉の成立過程》，《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學編》第14集，第 27-47頁, 2015年3月、《円仁將來目録の研究：〈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と〈慈覚大師在唐送進録〉の諸本の分析》，《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學編》第15集，第1-47頁, 2016年3月、《史料紹介：慈覚大師円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録〉》，《史窗》第74集，第67-111頁, 2017年2月、《慈覚大師円仁將來目録の研究：〈入唐新求聖教目録〉の概要》，《京都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研究紀要·史學編 》第16集，第1-34頁, 2017年3月。又，小南妙覺《慈覚大師円仁將來目録の研究:入唐求法の活動と成果》，京都女子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從後來編撰的《前唐院見在書目錄》可知，在圓仁返回比叡山之後，這些外典就與其他佛典一起被直接搬回到了比叡山，沒有被裝幀整理就被塵封到了前唐院經廚子的葉子箱之中了。（於此可參見神田喜一郎《慈覺大師將來外典考證》及佐藤哲英《前唐院見在書目錄について―慈覺大師將來佛典は如何に傳侍されたか―》，均收福井康順編《慈覺大師研究》，第91-139頁，京都：天臺學會，1964年。又，根據《前唐院見在書目錄》記錄這些外典書籍均為放在“葉子箱”中，又可知這些書籍直到納入前唐院還是以散葉的形式存在，並沒有被裝裱成卷軸。又，圓仁直到翌年改元，也就是嘉祥元年（848）三月才被允許率性海、惟正等人進京，隨即便返回比叡山巡禮，六月份授傳燈大法師位，並允許其舉行灌頂儀式。參見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十二冊《別記第六十四·慈覺大師傳》，第58-73頁，東京：近藤出版部，1906年。）
四
又，《江談抄》所錄的《內宴春王》事，過去常因“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乃劉禹錫詩而認定此事乃江家所杜撰，沒有多少史料價值。（參見川口久雄、奈良正一校註《江談證註》卷四，第648-652頁。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現被認為是劉禹錫詩。又，先行研究中一般認為《白氏文集》傳入日本乃大中年之後，據此懷疑此乃江家吹捧小野篁所編撰而成的一則軼事，如比較早期的研究可參照齋藤惇《嵯峨天皇小野篁の詩材を試みたまひし事の眞偽》（《國學院雜誌》第15卷第5號，第52-63頁，1909年5月。）不過，如本文所考，慧萼抄本《白氏文集》在傳入日本之前，應該就有不少白居易詩卷乃至元稹編《白氏長慶集》就已經傳入了日本，因此單據慧萼本白集傳入時間及劉禹錫詩事尚不足以否定這則軼事的真實性。）然事實並非如此，如細考其文，以此為線索，我們又可勾勒出慧萼抄寫南禪院本《白氏文集》之尚未揭開面紗的另一些史實。
首先，對於《內宴春王》詩之寫作時間，現存《江談抄》諸箋注本均未予以過考證。考“內宴”是指天皇在內廷所召開的私人宴集，“春王”典出《左傳》隱公即位始年之“元年春王正月”，與第四句“投出蟠龍水破冰” 相呼應。由知此詩當是小野篁在正月內宴為慶祝新天皇即位筵席上所作之詩。淳和天皇（786-840，第53代天皇，在位期間823-833，恒武天皇第三皇子）即位於弘仁十四年（823·唐長慶三年），翌年元月五日改元天長（824·唐長慶三年），彼時小野篁二十出頭，剛被任命為巡察彈正，尚未具備出席淳和天皇宮中內宴之資格。仁明天皇即位於天長九年（832·唐太和七年），翌年元月三日改元承和（833·唐太和八年），正是此年正月小野篁被任命為參議及遣唐副使（如按紀三津所云極有可能為正使），因此，此詩當就是小野篁於仁明天皇承和元年正月內宴之筵席上所作。
《內宴春王》文中所提到小野篁所作詩與慧萼傳來《文集》中詩有三聯相同：“元和小臣白樂天，觀舞聞歌知樂意”出《新樂府·七德舞》（卷三）；“野蕨人拳手，江蘆錐脫囊”不見今存《白氏文集》，亦未見錄於其他唐人文集；（《和漢朗詠集》卷上錄小野篁詩為“紫塵嬾蕨人拳手，碧玉寒蘆錐脫囊”，詩題“晴後”，《和漢朗詠集私注》注云：“紫塵者，薄紫色也。嬾者，弱也。初生之蕨鈎而似人拳也。釋曰：賢者之居國如錐在囊中，是參議小野篁朝臣作也。”參見山內潤也等編《和漢朗詠集私注》，東京：新典社，1982年，第127頁。）“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則為劉禹錫《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子楊八庶子》，原詩云：“曾向空門學坐禪，如今萬事盡忘筌。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心知洛下閑才子，不作詩魔即酒顛。”（參見陶敏、陶紅雨校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卷六，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第357-358頁。又，陶敏繫其為寶暦元年（825·日本天長二年）春和州所作。）過去學者經常以此作為這則軼事不實之證據，其實卻忽略了重要的一個細節——大江匡衡所云為“會昌五年冬樂天亡，而後年也《文集》渡來。中篁所作相同之句三矣”，只是說明此三句均見於慧萼抄《文集》之中，並未說此三句均為白居易本人所作。
慧萼抄《文集》中錄有他人詩歌，這可以卷十一慧萼跋語為證，其文云：
大唐呉郡蘇州南禪院，日本國裹頭僧（恵萼自寫）文集。時會昌四年三月十四日，日本承和十一年也。寒食三月八日斷火，居士恵萼九日遊呉王劔池・武丘山東寺，到天竺道生法師昔講涅槃經時五百阿羅漢化出現聽經座石上，分明今在。生公影堂裏影側牌詩：元稹，我有三寶一百僧，偉哉生公道業弘。金聲玉振神跡遠，古窟靈龕天香縢。石龕中置影像。此一首不是集内數。
這是慧萼在遊蘇州虎丘寺所錄的一首元稹逸詩，還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最末一句之“此一首不是集内數”，（有關元稹佚詩的相關考證，可參照拙稿《元稹佚詩〈題虎丘山生公講堂影牌〉》，《文獻》2010年第1期，第167頁。）要之，慧萼在抄錄此詩時還對校了《元氏長慶集》，確認了元集未收此詩，因此將其抄錄於《白氏文集》卷十一之卷末。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南禪院不但奉納了《白氏文集》，還收藏了《元氏長慶集》。大江家因講釋慧萼抄《白氏文集》而世襲為天皇侍讀，可謂對其所載每一個字都了然心中，所云自當可信。（大江匡衡《近日蒙綸命，點文集七十卷。夫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聖代千古維時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曆聖代維時齊光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祿御寓齊光定基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爰當今盛興延喜天曆之故事，匡衡獨為文集之侍讀，舉周未遇昇。欲罷不能，以詩慰意》詩云：“研朱仰鳳點文集，汗竹割雞居武城。若用父功應賞子，老榮欲擬昔桓榮。”參見塙保己一編《群書類從》第六輯收《江吏部集》，東京：經濟雜誌社，1893年，第983頁。另外，大江家學統及世系，可參照井上辰雄《平安儒者の家 大江家のひとびと》，東京:塙書房，2014年。又，《江談抄》所見其他全唐逸詩，可參照拙稿《日本古文獻〈江談抄〉所見全唐佚詩句輯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第96-101頁。）而劉禹錫的這首詩亦恰恰就是寫給白居易的一首唱和詩，因此，極有可能是慧萼據《劉白唱和集》將此詩轉錄到其所抄《白氏文集》卷中或卷背之上。要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所錄之“元氏長慶集二十五卷”“杭越寄詩二十二卷”“劉白唱和集二卷”，有可能均是慧萼於南禪院所抄寫一同帶回到平安的。由此又可推測，“野蕨人拳手，江蘆錐脫囊”當就是載於慧萼抄本的一首白居易逸詩，（慧萼抄本卷十二原載有八十五首詩，宋本僅載二十七首，今存金澤本卷十二乃豐原奉重據宋本改裝，已非慧萼抄本之原貌。於此刻參照拙稿《新校〈白居易傳〉及〈白氏文集〉佚文彙考》，《文學遺產》2010年第6期，第9-19頁。）即非白詩，亦是與白居易有關係之唐人詩作，今後應將此句補入《全唐詩》。另外再附言一句，其實，慧萼一行不但在南禪院抄寫了以《白氏文集》為主的別集，根據筆者最新的調查，其同時應該還抄寫了藏於南禪院的一批佛經，如《青蓮院門蹟吉水藏聖教目錄》錄《深沙大聖傳》之跋語云：“大唐會昌四年日本承和十一年仲夏之月，從蘇州白居易南禪院請來。”（參見《青蓮院門蹟吉水藏聖教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第166頁。）由此可知，慧萼在南禪院的抄書活動遠不止一部《白氏文集》，值得我們去做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
此外，以嵯峨上皇為首的平安朝廷之所以策劃派遣小野篁渡唐謁見白居易，極有可能還具有更深一層次的外交上的考量，及通過這一活動來提高日本於東亞諸國的地位。根據《入唐求法巡禮記》中的記載可知，日本遣唐使在唐活動均由新羅在山東設置的赤山法華院管理。當時東亞諸國以新羅為馬首是瞻。上引紀三津事中所引新羅牒稱日本為“小人”，呼本國為“大國”，不問青紅皂白就將日本國使繫獄送還，亦可看出新羅政府在處理東亞事務態度之跋扈。而紀三津返朝之後，因為在對應新羅官吏詰難時沒有表現出凜然之態度有失國格而遭到嚴懲，又可看出平安朝廷不甘居於朝鮮之下、希望與新羅分庭抗禮的對決心態。
如何在大唐廣泛宣傳日本之美名，提高日本的知名度，彼時已經成為了平安朝野乃至遣唐使、在唐僧的一個悲願。這在慧萼傳抄《白氏文集》的跋語中亦有體現，其卷五十跋語云：
時會昌四載四月十六日，寫取勘畢。日本國遊五臺山送供居士空無，舊名恵萼。忽然偶着勅難，權時裹頭，暫住蘇州白舎人禪院，不得東西。畢達本性，隨方應物，萬法皆心性如是，空門之中何曾憂悶。若有澤潞等寧，國家無事，早入五臺，交關文殊之會，擬作山裏日本國院，遠流國芳名。空無有爲境中，雖傳癡状，遙奉報國恩。世間之法，皆有相對，惡無者，何有善。
要之，《白氏文集》東傳日本，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平安朝野為了提高本國的外交地位及文化水準，以舉國之力所精心策劃的一場寄託了日本國運的政教活動。承和遣唐使的派遣雖未達到這一效果，然其後在一眾蘇州僧侶的協助下，冒着會昌毀佛的危險，慧萼等人雖歷經千辛萬苦但忠於成功地將《白氏文集》帶回了日本，並在日本完成了白居易晚年將《文集》視為“轉法輪”的根本心願，賦予白居易為文殊菩薩及觀音菩薩之化身的殊榮。而這部七十卷本《白氏文集》的入朝，不但迅速提高了平安貴族的文學水準，還通過對其的訓讀及和語化，催化了一批女流“才媛”作家的出現，從而開啟了日本和漢文化的雙雙繁榮。以至於時至千年之後，明治的學人仍將其作為概述平安文學時必答的唯一漢籍。
而另一方面，大中年間，在唐僧慧萼於普陀山創建了“日本國院”之不肯去觀音院，取替了在會昌毀佛運動中遭到摧毀的赤山法華院，成為了晚唐執掌東亞諸國入唐事務之牛耳的重要外交與宗教設施。（相關考證可參照拙稿《中國の觀音靈場〈普陀山〉と日本僧慧萼》，東アジア地域間交流研究會編《から船往来―日本を育てたひと・ふね・まち・こころ》，福岡：中國書店，2009年，第171-185頁。）而在日本本土，菅原道真（845-903）則在與渤海國大使裴頲的外交詩會中，因為詠唱出了與白詩風格極為相近的詩篇而被尊為日本之白樂天，一舉奠定了日本與渤海國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於此可參照《平安時代國際交流の一齣―菅原道真・島田忠臣と渤海使裴頲との贈答詩を読む》，《武庫川國文》第78集，2014年，第23-30頁。另可參照川口久雄《平安朝日本漢文學史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 1964年增訂版）、金子彥二郎《平安時代文學と白氏文集》（全三卷，東京：講談社，1943、1948年）中的相關考證。）換句話說，中晚唐乃至宋初，白詩席卷整个东亚，俨然成为了包括渤海、朝鲜及日本之东亚汉文圈判断诗作水平的不二标准，甚至演变成了东亚诸国外交上定位国格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正是在這一大時代背景之下，《白氏文集》的東渡，成為了影響日本之後數百年國運橫跨政教的一部至尊無上的寶典。
*本文屬於JSPS科研費21K00327“慧萼鈔南禅院本《白氏文集（詩集）》の復元に関する文献的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转自“中国古典学”公众号，文章原载《中国古典学》第四卷，引用请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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