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 | 唐诗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陈伯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唐诗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开局，着重谈构想，兼及研究的初始发动情况。

首先要交代一下，我为什么将唐诗研究名之为“学”，是否有“拉大旗，充虎皮”、以学理高深来唬人的用意呢？绝非如此。而是我在自己钻研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唐诗研究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诗学”专业下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中国诗学”包罗甚广，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作为其分支学科早有定论，但把断代诗歌研究称之为“学”的尚属罕见，而我以为“唐诗”可作为特例。唐诗自然指唐人所写的诗，但它不同于一般断代诗歌，在前人心目中，它属于古典诗歌的典范，是后人所当效学的对象。宋代文人就开始效学唐诗，到元代提出“宗唐得古”的说法，认为宗范唐诗即可掌握整个古典诗歌传统，至于明清，学唐就更成为主流。应该说，唐诗这种典范意义是一路承传下来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将其视为民族诗歌传统的代表。而“唐诗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问，就是为要探讨唐诗的典范意义和生成条件，以及其后1000多年来人们对其典范意义的体认和研究过程。这自是我将唐诗研究名之为“学”的一个主要依据。

既然名“学”，即当有一个学理构架，便于把它的原理阐发出来，而不能像写一般文学史、诗歌史那样按照初盛中晚的顺序一路写下去。所以当初构想时便拟定了三大板块的基本框架，即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的相互配合。

为什么要从目录学入手？研究一门学问，首先得知道它有哪些书哪些资料可供采用，才能够进入它的门户，而掌握资料又必须了解这些资料出自哪些书籍与文献，以便于查找，这就是目录学要做的工作。整理书目可能比较机械，就是抄书名、录提要，记版本出处，但这是敲门砖，如果没有目录学的构建，大门开不了，学问就很可能做得片面或有差错。所以就整体工作而言，整理目录虽只是引进门户的第一步，却又是开启全局的关键，不可忽略。

然后就是史料学。建立一门学问，须有充足的资料，不能流于空口白话式的纯议论。材料的建构也大有讲究。唐诗相关材料很多，既不能全都堆起来，也不能单纯按年编排，让大家自己去引用，这样只是一团乱麻式的资料，构不成学问体系，所以要动一番脑筋来制定方案。我一开始便确定了三本书作为构建唐诗史料学的框架，即《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以及《唐诗汇评》，一横一纵，见宏见微，足以展示“唐诗学”的基本面貌。

《唐诗论评类编》就是从历代对唐诗的论评中筛选其较有意义的评语，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分类汇合，用以显示唐诗研究的概貌。这一编排方式取自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该书就是把评论唐诗的资料分类组合以显示其研究状况的，很有启发意义。但分类层级只有一层，且史料收集截止到明末，总共仅30万字。我们设计的《唐诗论评类编》按四个层级区划类别，资料收到清末，共120多万字，不仅材料较为齐全，且经过细心编排，唐诗学的学理构架即有可能较为细致完整地展现出来。

《历代唐诗论评选》一书则重在提挈唐诗学的发展概貌，其编排方式学自今人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该书大体按历史线索组合，意在提挈中国古文论的发展线索，但并非简单地一路排将下来，乃是以单元组合方式体现。每个单元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论材料作为打头篇章，用以引领若干篇相关文字作附文，再加上编者的说明文字，以形成一个中心问题。全书即按各中心问题出现的历史顺序排列，一路读下来，对古代文论的历史概貌及其问题意识的发展状况能有较清晰的把握，就我个人而言受益良多。为此，我考虑我们的《历代唐诗论评选》也采用这个体例，按问题顺序来编排历代文献，俾使“唐诗学”在唐以后的历史发展线索得以明白呈现出来。

以上两部书都是以问题意识为构架的，《类编》注重横断面的整合，《论评选》则着眼于纵向演绎，但除了谈问题，唐诗论评中还有大量针对具体诗人诗作而发的评语散见各类文本，其间也自有不少可供采摘的精意。为了较全面地体现唐诗学的成果，我又定下编写《唐诗汇评》的计划，初步打算录诗人500家（占《全唐诗》五分之一）、诗作5000首（《全唐诗》十分之一），每位作家名下精选历代对其人的评论，每首诗下也选录对诗作的品评，便于从微观方面更全面地反映唐诗研究的成果。这三部书的构想有经有纬，有宏有微，体现了我对唐诗史料学建设的基本架构，有此立意，建设工程也就可以开始上马了。

不过要真正建立起合格意义上的“唐诗学”，理论阐说自亦是必不可少的，无学理怎能称得起“学”呢？在这方面我做得并不理想。原初的设想是在目录学和资料书基本齐备的时候，来写一本60万—80万字的总结性论述，就定名“唐诗学”，分上下两编，上编谈原理，下编讲发展史，用以总结个人对这门学问的学习与思考所得。不料资料书的出版拖延得太厉害，中间又发生许多波折，要等待出齐，理论构写就遥遥无期了。况且1984年国庆，我奉调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行政事务一大堆，还要争取各级课题并关注时下新方法新思潮的探讨，难能专心致志从事唐诗研究。两年下来，自觉内心酝酿的唐诗学的影子越来越显淡薄，很有时过境迁的危险。于是考虑将原先积累心头的一些想法先行录写出来，立此存照，俟机待补。这样就写成了《唐诗学引论》，总共16余万字，与原先设想差得太远，在整个“唐诗学书系”里成为一顶不衬样的“小帽子”。后来也有人劝我增补改写，但我觉得，基本的观念、理论都已讲出来了，若没有新见解，只是在原来压缩的话语中掺水分，解说得详细点，在我这个年龄不值得了，不如做点其他事情为好。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我的理论概况作一点介绍。《引论》一书由“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五章构成，其中最关键也较富于创见的属“正本”篇，它是全书核心所在。我们知道，建立一门学科，要明确把握研究对象及其内在质性，这才有可能进行深入的探讨。《正本》篇关注的正是唐诗的“质”的构成方式，试图回答“唐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诗，其典范意义又当如何理解”的，这也正是整个“唐诗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故以之为《引论》的开篇，其余“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各章皆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

然则，究当如何来把握唐诗的质性问题呢？我们知道，既往论述唐诗，重点多放在辨别其“特点”，即唐诗不同于他类诗歌的表征所在。这个方法可以采用，但不周全，因为特点多是从比较中得来的，而比较又可以是多方面的，难以执一为准。比如拿唐诗跟宋诗比，人们常讲“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自有其切合处；而若换一个角度，拿唐诗跟《古诗十九首》比呢，可能会感觉古诗比唐诗更“主情”，实际上是古诗作者更注重情感的直接表露，而唐人则不免在情景互衬上多用心了。这意味着“特点”往往要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比照中得来，它的针对性亦便是局限性，常只能显示事物的一个侧面而不及其余。研究唐诗的“质性”，要从多侧面来把握，不能局限于某个突出之点或其简单叠加。

“正本”篇的做法乃是将“质”的形成归结于其自身各要素的组合，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有了变换，合成的质就不会全然相同。我以此思考唐诗质性，从当时唐人概括的名称中，归纳出构成唐诗风貌的六个要素：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风骨”“兴寄”乃陈子昂提出，属唐人对汉魏诗歌传统的自觉发扬。“声律”“辞章”承自齐梁，经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改良而适用于表现唐人情思。“兴象”则作为“风骨”“兴寄”与“声律”“辞章”相结合的产物，初盛唐之交才开始得到标榜，它要求将饱满的情兴蕴含在简省、精炼的语言表达之中，给人以生动有力且又悠游不尽的感受，作为唐诗独创的精神，实际上即构成其核心要素，建立在前此各要素有机组合的基础之上。至于“韵味”则多出自中晚唐人的讲求，实际上是“盛唐气象”衰减后“风骨”与“兴寄”减弱、“兴象”更趋于追求“有余不尽”风神的产物。六个质素各有其成因，也各有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但在唐代大体保存齐全，才会有作为共同体的“唐诗”的存在。这是我把握唐诗的前提，故题作“正本”置于卷首。

“正本”以下各篇，皆围绕“正本”而展开。“清源”篇探讨唐诗质性的由来，从社会结构、文人生活、文学传统三方面系统梳理其生成缘由。“别流”篇考察唐诗的流变，但没有遵循初盛中晚的传统分期方式，而以唐诗质性的形成、转型和蜕变为标志划为前、中、晚三个阶段，取“安史之乱”的发动和“元和中兴”的收结为切割线。因此，虽然李、杜年龄仅相差11岁，一般文学史也多以二者并称，但我将李白定位为前期诗的顶峰，而以杜甫为中期的开创者，正是着眼于他们在把握唐诗质性上的某种差别，至晚唐温李则又更倒向韵味的片面追求了。“辨体”篇进以研究唐诗体式。古风、律诗、绝句中都有“唐音”存在，但体式差异会使其偏重于发扬唐诗风格的某些方面，如律诗特讲求声律，古风更注重风骨和兴寄，绝句多追求韵味等等，这也为唐诗内涵的丰富多彩提供了证明。于此看来，我这本《引论》基本上是围绕唐诗“质性”问题来组织论述的，在解说“唐诗之为唐诗”上确也下了功夫，虽然只写了16余万字，也还算用了心思。

接下来讲一讲编纂“唐诗学书系”的历程，可归结为“三起三收”，也就是经历了互相间隔的三段时间。这个问题各册书的序跋里有所交代，不妨讲简单些。

第一波是1985到1994年，完成《唐诗书录》《唐诗学引论》《唐诗论评类编》和《唐诗汇评》4种。

首先是《汇评》。1984年暑期前夕，我调任上海师大古籍所副所长，时任所长程应镠先生让我牵头来搞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当时就找了孙菊园老师，由她组织所内一帮人员从事具体操作。我把过去汇集的评语交给她做底，继而负责从《全唐诗》里辑选诗人、诗作，她则根据所选诗人诗作，带领一帮同志跑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图书馆补充收集和汇总评语，经挑选后分编于各诗人诗作名下。这件工作十分细致且费力，花了大家很多神思，做了将近10年才得以完工，交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计470余万字，算得上较显眼的成品了。

其次是《唐诗书录》。我让古籍所交我带培的研究生朱易安承担，把自己原先去北京图书馆查抄的资料全交付于她，让她继续添补其他图书馆的藏书，尽量把有关唐诗的书目材料收全。与此同时，还要求她从历代诗话、笔记中摘录涉及这些唐人诗集的记载和评语，附在每条书目下面，自己的概括说明也附见于后。所以现在每条书目下面都有个简单介绍，先介绍版本，再附记评语，这全是朱易安独自完成的，我只是出了点子，打下了一点材料基础。书成后，共收录有关唐诗的书目2700余种，计40余万字，齐鲁书社1988年出版。

再次便是《唐诗论评类编》。当时我找了中文系刚毕业的黄刚老师和即将毕业的张寅彭同学，请他们两位来承担。我把自己在北京积累的一箱子卡片全交付他们，让他们大体按照这个体例分类编排，同时再去查阅各种诗话笔记等书籍以作补充。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每人都会带来一大摞做好初步标志的新卡片，经我审检后正式归类编排。就这样忙了好几年才成书，于1991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再有就是我个人写的《唐诗学引论》了。因为是论著，相对容易被接受，1988年写出来后就交给了在上海的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批书作为构建“唐诗学”的第一波，原本打算在此基础上不断组织新著陆续推出，也跟一家出版社约定由他们全套发行，不料1987年后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出版社要讲成本效益，估计这套书挣钱不易，把原定的协议废了。已上马的几种都要费尽心力去一家一家出版社谋出路，怎还敢贸贸然“上”新著呢？于是“工程”到此暂歇，这就算是“唐诗学”建设的第一波了。

《唐诗汇评》等4个项目于90年代前期完成后，由于没有出版社承接新的课题，工程搁置了相当时间，处于“半拉子”状态，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一直待到20世纪之末，我被上师大特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开始收带博士生（第一届里就有查清华等人），事情才有了转机。博士生除了读书进修，还必须搞研究，我就让他们从学业第二年起试做《历代唐诗论评选》，并让后续的研究生接着编写《唐诗学史稿》，我提供相应资料并负责指导与通审，他们也须努力查找、增补资料并撰写成稿。这个阶段从1998年延伸到2004年，几届研究生都干得很认真，以他们的接力攻关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论评选》与50来万字的《史稿》。我也抓紧在外出开会期间寻觅书稿的出路，总算找到河北大学（出版社）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分别承担了出书任务，算是给二期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样一来，我原初为“唐诗学”建设构想的几个主要项目多已落实，目的基本达到，也就不再萦念于心了。

未曾料及的是，2010年冬，我去南开大学参加唐代文学学会年会，要我做大会发言，我趁便介绍了一下我们搞“唐诗学”的缘由以及所完成六部书的大致内容。会议间隙，很多学者来询问详细情况，并反映书出得分散，且早期著作已难以寻觅，达不到应有的效应，建议我将其集合起来作一次性推出，可产生较大影响。我深知出版之不易，只能笑以应答。不料同去开会的朱易安回来后就向上师大科研处报告，建议学校以本课题申报上海市重大项目，用此经费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书系。这样一来，“唐诗学”建设又将第三次上马了。

新设的课题自不能停留于“炒冷饭”，几经商议，最终决定重新修订原六部著作且添补两种新书，集合成套。

新书中的一本是我跟上师大李定广老师合作的《唐诗总集纂要》。原来编《唐诗书录》时，我就觉得唐诗总集尤其选本很有特色，但《书录》只收书名、版本等，介绍极其简单，《总集纂要》则要像《四库总目提要》那样详细撰写内容介绍，再附上后续各家的评议，对各选本的了解便具体得多，或可在此基础之上开发唐诗的“选学”研究。于是我把自己过去积存的有关百来种代表性选本的相关评论、资料全交付给李老师，请他跑各图书馆去查对核实并增补齐全，也可适当添加若干选本。此项工作花了他三四年功夫，做得还比较成功。

另一本新著则是由我自己来撰写的《意象艺术与唐诗》。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整套书系谈艺术的部分较弱。《引论》讲原理而未能充分展开，《史稿》重在梳理学术史，对唐诗的艺术分析也难以顾及，想补充一点这方面的论述。正好新世纪初期我对诗歌意象艺术产生兴趣，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资料，于是想专门考察一下唐诗的意象艺术。该书从“意象”的界定和意象艺术原理谈起，在回溯唐前意象艺术的发展过程之后，接续讲唐诗的意象艺术，以“意象思维”“意象结构”“意象语言”三条线路为纲，按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其演化过程，兼带涉及中晚唐后意象艺术向宋诗、宋词过渡的迹象。这对唐诗艺术的理解自亦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至于原出的6种书，经原作者的加工改造，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唐诗书录》添加了1988年以后出版的新著和过去未曾收录的港台书目，由原来的2000余种增补到4000余种，书名也改作《唐诗书目总录》。《史稿》加强了明清两代的论述，从原来的50万字扩充到70余万字。《论评选》《类编》《汇评》等也都有相应的拓展。最终定稿后，于2015年初一并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书系”的名义于2015—2016年间全套推出，算是完成了此项建设。回想起来，从1984年初始立题，到2015年正式结项，三起三收，前后历经30年之久，也算得上一项大工程了。

最后再花点时间做个展望，也就是今后要做的工作，当然不再由我承担，眼下查清华老师他们已经在做了。我只谈一点想法，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首先是拓展唐诗学的研究范围。我们现在完成的这套丛书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实际上，唐诗学在近现代学人手中还在继续发展，就地域而言，还传播到东亚甚至整个世界。所以要开拓唐诗学的研究事业，既要从中国走向东亚和世界，也要从传统走向近现代。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当前主要搞东亚，从中国拓展到东亚，需要有一个比较文学的视野，因为同一个现象从原发地进入传播地区，其意义有可能发生变化，须加仔细辨别。

举个例子，我国明代盛行格调论诗学，它最初是因反对元末的理学诗和明初的台阁体而产生的，所以标榜“主情”，要回归古典诗歌发扬情感的传统，并将盛唐奉为主情的典范，大力提倡效法盛唐。但是明代不同于唐代，社会条件不一样，文人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无法生成唐人的情怀。怎么办呢？格调论者主张倒过来学，即从模仿唐诗的体格和声调入手，积久熟能生巧，自能写出近乎唐人风格的作品，这就走向了形式主义。明后期的性灵说者大力批评它专事模仿前人格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也一直指斥其“拟古不化”，评价普遍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格调论于明末传到日本，却受到江户时代日本文坛的热烈欢迎，他们正要打破此前流行的理学诗，于是强调从“主情”入手来效学格调派，着重发扬了其积极的一面。由此可见，唐诗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效应，需要有比较文学的眼光，今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唐诗，考察它如何走向欧美，走向世界，更需要具备这样的眼光。

拓展视野还包括从古代进入近现代。我们这套书系主要讲的是古代，20世纪以后唐诗学的研究自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全清诗话》《民国诗话》等提供了一些早期材料，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林庚等在研究唐诗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们应用新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唐诗，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后来的港台学者中得到延续。大陆则于20世纪50年代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于改革开放后也大力引进各种西方新观念。这许多变化都应当好好梳理和总结一番，以利于唐诗学的不断推陈出新。

开拓之外，另一个迫切的要求是深化。怎么个深化法呢？既往桐城派讲做学问，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兼顾。我们现有的这套书虽然也考虑到兼顾，但因为构建一门学问总要资料先行，理论概括须从资料中生成，所以收集、整理资料仍占有较大比重。这方面的开发自然还要做，今后利用人工智能或许能做得更顺畅些。但唐诗学不能光限于资料。前人讲做学问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考据是基础，在考据的基地上打造辞章，最后提升为义理。我们现在有了一定的材料依据，迫切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辞章之学，就是怎样阅读和欣赏唐诗，在文理上把握了唐诗的脉络，才谈得上有效地进入其义理的门户。眼下诗歌比赛搞得如火如荼，这本是一种良好的弘扬方法，在传播普及、提振兴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还可采取多层次推广策略，如举办阅读会、座谈以至专题研讨，等等，把单纯的欣赏引向深入的学习和钻研，逐步推进对唐诗的深层思考，体认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及艺术魅力。这才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利于唐诗和中国文化艺术之走向世界，也可算是我个人对唐诗学建设前景的一点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