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栋 | 复归于骈：音律的勃兴与晚唐墓志文体的新变

文摘 2024-07-19 09:23 北京

《墓誌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變研究》

孟國棟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

復歸于駢：音律的勃興與晚唐墓誌文體的新變

隨著韓、柳等古文健將的去世，中唐時期的墓誌文體變革難以爲繼，駢體勢力捲土重來，晚唐時期的墓誌銘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復如初，不僅誌文中的駢體因素日漸增多，形式華美、講求聲律的四言長銘也再度成爲佔主導地位的銘文。晚唐的墓誌文體之所以會發生這種變化，一方面是因爲古文運動漸趨衰歇，另外一方面則與晚唐音律的勃興有莫大關聯。

葛曉音先生曾指出，駢文的復興與古文的衰落是密切相關的：“因古文運動以反對駢文爲目標，所以二者之間自然形成了互爲消長之勢。駢文的復興是古文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駢文之所以復興却又與古文運動的影響和局限有關。”[1]隨著駢文的復興，中唐時期墓誌銘創作中發生的新變也逐漸被掩蓋，唐代後期墓誌銘的内容和形式，又回復到初盛唐時期的狀態。

一

古文運動的衰落

元和十四年和長慶四年（824），唐代古文運動的兩位主將柳宗元與韓愈相繼病逝，古文運動漸趨式微。韓愈所提倡的文體改革未能持續下去，駢體勢力捲土重來，唐末文壇又被形式華美、講求聲律的四六駢文主導。墓誌文體在韓柳等人改革的基礎上也再次發生了逆轉，會昌、大中以後，駢體因素在墓誌銘中所佔的比重日益擴大。

駢文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内迅速復興，與古文運動自身的缺陷有關：一、古文運動領袖人物的革弊很不徹底。韓愈提倡的古文運動雖然以反對駢文爲主要目標，但並未完全革除駢儷文風的影響，這也爲晚唐五代時期駢文的再次興盛埋下了伏筆。雖然韓愈、柳宗元諸人在他們創作的墓誌銘中極力表現出去駢用散的狀態，但由於駢文的影響已深，短期内難有大的改觀。在駢文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韓、柳也難以將駢文的影子徹底從其文章中祛除。韓愈不僅積極吸取駢體中的有利因素，將其納入詩文寫作之中，還直接進行駢文創作。柳宗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方面大力反對駢文，另一方面却又大量撰寫駢體。他們在對墓誌銘進行改造的同時，並未能盡革其弊，對駢儷之風仍有所承襲，特别是柳宗元。他筆下的墓誌銘，不僅間或運用駢體，《趙秀才群墓誌》甚至通篇運用七言詩體寫就：“嬰臼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於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返柩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淒欷行路悒，追初憫夭銘兹什。”[2]古文運動的領軍人物尚且如此，其他文人的創作情形自是可以想見。二、古文運動後繼乏人。韓、柳的政治生涯並不如意，他們對文風的變革也缺乏來自高層的支持，其革故鼎新完全是憑藉過人的才力和堅强的意志在苦苦支撐。韓、柳逝世後，弟子與其後繼者們，如皇甫湜、李翱、樊宗師、沈亞之輩更加人微言輕、終生仕途不暢。而且他們對韓愈改革精神的領會也出現了偏差，最終將古文引向了標新立異、追奇尚怪和生僻艱澀的軌道上。這在新出的唐代墓誌銘中也有所體現，如《韓昶自撰墓誌銘》中説：“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中文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3]韓昶是韓愈的兒子，他所寫的文章，以怪奇著稱的樊宗師居然也無法讀懂，韓愈繼承者們文風之艱澀由此可見一斑。自身隊伍建設方面的缺陷，也使得古文運動在韓、柳逝世後日趨衰落。三、部分古文家改弦易轍。晚唐時期部分古文家開始轉向駢文創作，最爲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商隱。《新唐書·李商隱傳》説：“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4]《舊唐書·李商隱傳》也説：“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5]李商隱在《樊南甲集序》中，對其由古文轉向駢文創作的經歷記述甚詳：“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6]由古文轉向駢文創作以後，李商隱還直接將自己的文集命名爲《樊南四六》[7]，駢文的痕跡不言自明。雖然李商隱創作的駢文既精工麗密而又不晦澀難通，既外表華美而又不乏骨氣，開宋代駢文創作之先河，極爲後人稱道[8]，但在當時，他的改弦更張，對古文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古文運動興盛之前，很多應用性文體，如表、狀、箋、啓、碑文等大都用駢體寫成。古文運動興起以後，此類文體，甚至一些制誥、試策都改用散體來寫。但隨著古文運動高潮的結束，這些被散體奪走的文章學陣地又重新被駢體佔據。李、温而外，段成式、韋莊、羅隱、崔致遠等均寫有大量的駢體文章，很多人甚至還將他們創作的駢文進行過結集。這些文集又以制誥、詔册和表、狀、箋、啓居多，吴麗娱曾指出：“從上至下，從朝廷到地方，表狀箋啓的官文書信也是所謂大手筆、大文章而受到重視，這是晚唐五代社會一個不争的事實。”[9]表、狀、箋、啓在晚唐時期的大量結集，正反映出了這一事實。翟景運在《晚唐駢文研究》一書中專門製作了《唐代行政公文文集簡表》[10]，可參看。這些大手筆多用駢體寫就，也是當時駢體興盛的明證。而從李商隱、《舊唐書》中均用“今體”來代指駢體，也能夠看出晚唐時期古文的衰落和駢文盛行的情形。與表、狀、箋、啓等公文書相類似，此時的墓誌銘創作也融入了較多駢體因子。

二

晚唐音律的勃興

雖然從中唐時起，要求改革取士標准的呼聲即屢見諸記載，但晚唐的科舉取士仍然以詩賦爲主。在牛李黨争最爲熾烈的時期，由於李黨要員鄙薄聲律浮豔之氣，唐文宗還曾一度改變試詩的標准，開成二三年進士試詩改依“齊梁體格”。但隨著李黨的失勢，開成五年的科場試詩又復返聲律浮豔之舊途[11]。牛黨中堅楊嗣復、李珏等人在取士選官時更是以聲律和詞采爲先，科舉取士標准不但没有得到改變，甚至還有愈演愈烈之勢，朝廷的公文寫作、舉子的應試作答仍然以駢文爲主。白居易用駢體撰寫的一些賦、判，如《性習相近遠》《求玄珠》以及百道判，爲新進士競相傳誦。白居易本人也在《與元九書》中説：“日者又聞親友間説，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准的。”[12]此外，晚唐時期的律賦創作也極爲興盛。《唐故朝請大夫慈州刺史柱國賜緋魚袋謝觀墓誌銘》記載：“（觀）生世七歲，好學就傅，能文。及長，著述凡卌卷，尤攻律賦，似得楷模，前輩作者，往往見許。”[13]所謂“前輩作者，往往見許”，當可看作謝觀等人對中唐時期律賦名家開創的律賦題材和寫作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不僅如此，謝觀、徐寅等人還對律賦中原有的題材進行了大的拓展與改造，爲唐代後期賦體創作的繁榮增添了新動力。這些現象都是晚唐時期駢體創作興盛的典型代表。

駢體勢力之所以能夠捲土重來，並表現出迅猛的發展勢頭，與當時普遍重視聲律的社會風氣，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敦煌殘存的一些韻書寫本爲我們了解這一風氣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周祖謨先生曾對現存唐五代韻書進行過系統研究，部分韻書成書的年代雖然較早，但現存的唐五代韻書寫本多數爲晚唐五代時期所抄，如箋注本“切韻”一（S.2071）：“似爲九世紀人所書。”[14]箋注本“切韻”二（S.2055）：“原書爲卷子本，書法粗劣，抄録的年代也比較晚。”[15]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二（故宫博物院藏）：“書寫的年代可能比較晚。”[16]另外還有一些韻字摘抄和有關字母等韻的寫本抄寫的時代也較晚，如韻字殘卷一（P.2758）：“這個殘卷所根據的韻書時代一定比較晚，可能是晚唐五代時期流行的一種韻書，這種韻書最接近於《廣韻》。”[17]韻字殘卷二（P.3016）：“此卷所根據的韻書一定是晚唐五代間比較接近於《廣韻》的一種韻書。”[18]守温韻學殘卷（P.2012）“所根據的韻書一定是時代比較晚的書”、“神珙爲憲宗元和以後人，則守温的時代當晚於神珙，推想可能是晚唐時期的人”。[19]這些韻寫本的流行，實爲中晚唐時期重駢體、講聲律社會風氣的明證。

這一風氣在新出土墓誌銘中也有著清楚的反映，我們不僅能夠在晚唐時期的墓誌銘中見到“聲韻或非，畢擠厥疑”[20]、“公仁義之外，酷好賦詩，屬字精新，聲意微密”[21]之類的表達，甚至還有因編纂韻書而屢被授官者。新出土咸通三年（862）《唐故太子司議郎劉府君（干）墓誌銘》記載：“旋撰進《聲録》一十七卷，恩除萬年尉。重修進《切韻》一十二卷、《通纂通例》共一十卷。恩除河南丞。”劉干不僅因爲撰《聲録》、重修《切韻》一再被恩除萬年尉、河南丞，宣宗文皇帝還認爲其所進“可爲模楷，詔扃之于秘閣”。[22]此外，我們還在新出土中晚唐，特别是晚唐時期的墓誌銘中發現了許多旁注，這些旁注大多都與音律有關。爲求醒目，按時間順序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新出土唐代墓誌銘中與音律有關的旁注材料歸納起來可分爲三類：一是用直音法標明本字的讀音，這類音注多出現在銘文内，如《韋羽崔成簡合祔墓誌》《盧仲權夫人太原王氏合祔墓誌銘》《王惲墓誌銘》《盧就墓誌銘》《趙文信墓誌銘》中的兩處音注以及《薛崇墓銘》中的“繇音胄兆何言”均屬此類。二是用反切標明原字的讀音，如《苗弘本墓誌銘》《李潯墓誌》和《大唐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等。三是旁注四聲，該注音方式以標明去聲者爲最，共出現過13次，《李涿墓誌銘》《劉冰墓誌》和《薛崇墓銘》中均有兩處旁注去聲。上聲和入聲也有所發現，尚未發現旁注平聲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晚唐，墓誌銘中的音注現象表現得越突出，不僅音注在墓誌銘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更有多種音注同時見於一篇墓誌銘者，如《崔嬛墓誌銘》中既有用直音法表明讀音者：“其不在文行棲肅之並音旁。”“夫人生得明父母而教之，又獲良妃音配歸，有嚴姑氏而事之。”又有旁注四聲者：“仲尼所謂閔子騫不有人能間去聲言者。性著入聲古學，學爲其文必創已行而攄肆之。”音注現象最爲集中者則數《薛崇墓銘》，據拓片顯示，文章起首即用到音注：“甥薛嶽傳去聲，後同從父兄鄆侯平生履行、名官及胄緒……”其後亦多次使用，如誌文中的“曳起足去聲其數”，銘文中的“公以宏稱去聲”、“繇音胄兆何言”。既有旁注四聲者，又有用直音法者，對“足”、“稱”的聲調和“傳”、“繇”等字的讀音進行了説明。

雖然此前的墓誌銘中也偶爾會出現旁注現象，但不僅數量上難與晚唐時期抗衡，與音注有關者更是寥寥無幾。到了晚唐，墓誌銘中的音注却頻頻出現。這種現象既反映出墓誌銘在形制方面的重要變化，也體現出晚唐時期駢體的盛行和人們對聲韻的注重。古文運動的衰落和注重聲韻的社會風氣，共同促使墓誌文體發生了新的變革。

三

晚唐墓誌銘創作手法的復古

會昌、大中以後，駢體在墓誌銘中佔據的分量越來越重，這在傳世文獻與新出墓誌銘中均有反映。據翟景運統計，《全唐文》收録的墓誌銘：“卷七三一至七六〇駢體墓誌只有4篇，而散體者30篇，駢體占11.8%；卷七六一至七九〇駢體5篇，散體24篇，駢體占17.2%；卷七九一至八四〇駢體17篇，散體3篇，此時駢體占到了85%。”[50]由此可見會昌、大中以後，駢體的增長趨勢非常明顯。不過《全唐文》所收晚唐時期的墓誌銘過少，上述依據傳世文獻的統計僅涉及83篇墓誌銘。再參證新出石刻，更能説明晚唐駢體復興的態勢。翻檢《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我們可以發現，會昌以後，新出墓誌銘中的駢體勢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長，與傳世文獻中的記載可相互印證。但因爲剛經歷了古文運動，唐代晚期的墓誌銘創作不可能徹底恢復到初唐時期的寫作套路上去，總會在某種程度上受散體影響。因此晚唐時期的墓誌銘，既與魏晋南北朝和初唐時期的墓誌銘有所區别，又與古文運動鼎盛時期韓、柳創作的墓誌銘有些差異。其獨特之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誌文多用駢體寫成，駢中帶散。

與中唐相比，晚唐時期的墓誌銘，誌文中多數都有大段的駢偶之句，咸通五年（864）的《維唐故隴西李府君（扶）墓誌銘》：“大父諱曼，少耽詩酒，長傲風雲，逸器不群，壯心獨步，直志難摧，厭棄浮名，處士終老。府君即處士之子也。幼而聰敏，長抱全才，倜儻英明，智有餘仞。冠歲志學，有聚螢積雪之勤，無便僻進取之佞，承先人之遺志也。優遊雲水，靡不臻涉……南據吴渚，北倚秦泓，崗原膏腴，封疆秀楙，周視慨然，遂有棲止之趣，於是居焉。及寓於此，二十餘載，官僚親仁，閭裏仰重。門環多士，倒屣之清風大行；席擁琴書，雅韻之良音滿室。”[51]不僅用駢體寫就，不少文句還講求對仗的精工和字詞的妍美，如“少耽詩酒，長傲風雲”，“南據吴渚，北倚秦泓，崗原膏腴，封疆秀楙”等。再如作於天祐年間的《孫彦思墓誌》：“比謂泰山峻而難崩，何期蟾桂圓而易缺。秦雲斷處，叫天路以寧回；楚水分時，泣夜泉而安及……比恒山之四鳥，永訣難勝；似巴峽之孤猿，長號不絶。縣君以齊眉義重，結發情深，劍恨龍分，琴悲鶴去，莫不抱棺氣咽，撫臆心□。”[52]這段文字不僅注重四六對仗，還大大加重了用典的比例。

這一時期的墓誌銘中，鋪張揚厲、華而不實的風氣再度興盛，有些還極盡誇張之能事。如《唐故南内李府君（令崇）墓銘》在叙述李令崇的鄉邑與德行時説：“其望也：臥龍稱譽，一鶚傳芳，虞詡致書，比之東箭；顧榮入洛，號曰南金。其童也：情田萬頃，器宇百間，太華三峰，寒松千尺，清源見底，澄淑度之波瀾；心鏡孤明，懸仲尼之日月。其辯也：頰湧波浪，口吐雌黄，叙温燠即寒穀生暄，論嚴苦即春松落葉。袁宏受謝安之扇，式表仁風；曹丘揚季布之名，更高然諾。其達也：智能極物，愚足全生，知命樂天，居閑體道。阮嗣宗之操執，善惡短長；稽叔夜之行藏，未曾喜愠。”[53]鋪叙誌主之才華，並用古代的名賢與之作比，漢魏名士盡被攬入，其誇張手法不下漢賦。這也是當時誌文新變的一種表現，五代時期浮靡綺豔的駢儷文風已初現端倪。

不過畢竟剛經歷了古文運動的洗禮，晚唐時期古文的影響尚未徹底消除，故而也有許多墓誌銘在寫作過程中仍然吸收了部分散體因素，顯示出駢中帶散的特點。如趙璘《唐故處州刺史趙府君（璜）墓誌》云：“先君諱伉，自建中至元和，伯仲五人，登進士第，時號卓絶。雖奕葉文學政事相續，而士大夫最以孝友稱。先君韋氏之出，堂舅蘇州刺史應物，道義相契，篇什相知，舅甥之善，近世少比。佐鹽鐵府，官至監察御史里行……惟我兩弟，實金實玉，季既夭於貢士，仲又才及專城。顧餘庸虛，爲時所薄，齒髮衰矣，手足斷矣，神慮耗矣，榮華息矣。”[54]雖以駢體爲主，但鋪叙過程中又穿插了不少散體文句，仍然保留了古文運動影響的痕跡。個别墓誌銘甚至通篇運用散體，將具體場景和細節描寫得極爲傳神，如温庭筠之子温憲所撰《唐故集賢院官榮王府長史程公（修己）墓誌銘》載：“趙郡李弘慶有盛名，嘗有鬭雞，擊其對傷首，異日，公圖其勝者，而其對因壞籠怒出，擊傷其畫。李撫掌大駭。昭獻常所幸犬名盧兒，一旦有弊蓋之歎，上命公圖其形，宫中畎犬見者皆俯伏。”[55]程修己唐末著名畫家，尤擅竹、石、山、水，人物花鳥。唐文宗曾作《題程修己竹障》詩稱贊其高超技藝：“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忽睹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56]温憲繼承了韓愈開創的人物描寫手法，在墓誌銘中對程氏繪畫的情形描述得非常生動，講述的也是以假亂真的實例，與《題程修己竹障》詩的意思正相契合，非用散體起不到這種效果。

2．銘文回歸韻語主導，四言長銘重新出現。

南北朝時期，人們屬文大都講求駢偶和對仗，駢文盛行一時，因此當時墓誌銘的銘文均用四言韻語寫成，直到初唐時才開始發生變化，騷體與其他句法逐漸滲入墓誌銘創作中，但絶大多數銘文依舊用韻。其後，隨著古文運動的興起，銘文中駢儷成分逐漸減少，銘文日益縮短並出現了用散體寫成的銘文。晚唐以後，駢體勢力捲土重來，墓誌銘的銘文也日趨回復到六朝隋唐時期以四言韻文爲主的階段，僅有少量雜言和騷體銘文。《唐代墓誌彙編》收録的唐武宗會昌年間的56篇墓誌銘，用騷體寫就的只有5篇，銘文前半段以四言體寫就但最後幾句改用其他體式的有4篇，用雜言和七言撰寫者更少，分别有2篇與1篇。其餘的44篇均爲四言體，四言體所佔比重超過了75%。唐武宗以後各朝，四言體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騷體和其他體式的銘文日益減少。晚唐時期的銘文，通篇採用騷體寫成的不多，有的銘文雖然摻入了騷體句式，然而大多數也是前半段採用四言體寫成而最後幾句才改作“兮”字句。並且越到後來這種情况越嚴重，乾符以後的銘文除少數幾篇用騷體或七言、三言寫作外，其餘均爲四言體，四言所佔的比重超過了80%。而散體銘文則很少見，僅有《唐故泉州仙遊縣長官張府君及鉅鹿魏夫人祔葬墓誌》[57]等少數幾篇。

古文運動鼎盛時期，駢文作者爲求生存，對駢體進行了某些改造。晚唐時期駢文雖然再度興起，但勢力已不如六朝時期强大，因此墓誌銘的銘文很難達到以前可與誌文平分秋色的程度，不過四言長銘還是會經常出現，與初唐時期類似，而與古文運動興盛時期迥異。據筆者統計，《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所收的891篇墓誌銘中，20句以上的四言長銘共有92篇，佔比超過10%，40句以上的銘文也有26篇，最多的多達80句。部分誌文較短的墓誌銘，銘文字數與誌文接近，如會昌五年的《唐故柳氏殤女（老師）墓誌銘》；也有的銘文字數甚至超過了誌文，如會昌四年的《唐京兆韋承誨妻河間邢氏（芳）墓銘》[58]、大中九年的《唐故處士李府君（映）墓誌銘》[59]等，特别是邢芳墓銘，不僅標題徑直題作“墓銘”，大有忽略誌文之意，銘文更是嚴整的四言長銘，多達44句176字。

3．墓誌銘創作程式化現象有所回升。

隨著古文運動的衰歇，晚唐時期，韓、柳開創的極富個性化、“一人一樣”的墓誌銘創作模式迅速消失，類似《程修己墓誌銘》用大量篇幅進行細節描寫的文章並不多見。由於駢體在語言方面的要求比散體高得多，晚唐時期墓誌銘寫作過程中的程式化現象又有所擡升。原本程式化創作模式極高的宫女墓誌銘也發生了新變，語言形式變得更爲簡單，《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載有亡宫墓誌一方：“亡宫内人春宫長行銀娘年卌，唐咸通十五年四月廿五日於萬年縣長樂鄉王徐村葬。看守人王文建、王季旻。”[60]胡玉蘭認爲這是唐末墓誌銘程式化進一步加重的表現：“由此看來，唐亡宫喪葬儀式與墓誌撰寫發展至晚唐形式化更加嚴重。銘文的撰寫和宫女的安葬由有關部門負責，下葬有人監葬，葬後有人看守。生前没有得到禮遇，而死後得到善終，這大概是卑微一生的宫女們得到的最好待遇。”[61]

墓誌銘創作程式化現象加重的另一表現是在介紹誌主的姓氏來源時又恢復到六朝和初唐“劉氏必曰斬蛇，董姓皆云豢龍”[62]的模式上，《唐故盧府君（榮）墓誌銘》載：“盧氏之先人，自承神農皇帝之苗裔，太公之胤緒，因齊丁公之夫人生一子□□盧□分明……”[63]《張府君（諒）墓誌銘》亦云：“張氏之系，起於清河，弁冕相承……”[64]雖然世系之後，較少出現葉昌熾所批評的“輒云載在簡牒，可略言焉”[65]之類的套語，但對誌主的姓名、籍貫、世系進行介紹時仍大致沿襲了中唐之前的模式，即開篇先交待誌主的諱、字、鄉邑及祖、父情况，如《大唐故辛府君（仲方）墓誌銘》：“府君諱仲方，其先隴西人也。皇祖諱，皇考諱惟壹，歷代綿遠，英哲世生，修枝奕葉，榮爵不墜。”[66]

無論四言長銘還是程式化創作模式，均爲南北朝至初唐時期墓誌銘創作的典型手法。唐末的墓誌銘在很大程度上又複歸到了以前的創作傳統，直到宋代古文運動再度興起，墓誌銘中的駢儷因素才得到了較爲徹底的清除，墓誌銘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4．通篇採用詩體創作的墓誌銘有所增多。

由於整個社會對聲韻的重視，這一時期的墓誌銘也更講求韻律和形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此時出現了一些通篇採用七言詩體創作的墓誌銘。在駢文創作最爲興盛的六朝時期，出現過運用四言詩體創作墓誌銘的寫作方式。這種形式在中晚唐再度出現。除上揭柳宗元所撰《趙群墓誌》以外，作於咸通三年的《王容墓銘》也是運用七言韻文寫成：“王氏殤女其名容，名由儀範三德充，誦詩閲史慕古風。卑盈樂善正養蒙，是宜百祥期無窮，奈何美疹剿其躬。芳年奄謝午咸通，季夏二十三遘凶，翌月十八即幽宫。壽逾既笄三而終，晋陽之胄冠諸宗，厥考長仁命不融。外族清河武城東，中外輝焯爲世雄，今已矣夫石窌封。仲父刻銘藏户中，以紓臨穴嫂哀恫，古往今來萬化同。高高誰爲問圓穹，姑安是兮龜筮從，竢吉良兮從乃公。”[67]據拓片顯示，該墓誌銘僅於墓誌蓋上題有“唐故太原王氏女墓銘”，誌石上則全爲七言韻文，毫無枝蔓性文字。此外，咸通年間甚至還出現了頂針格式的銘文，如咸通十五年（874）的《唐故楚州盱眙縣令滎陽鄭府君（濆）墓誌銘》銘文云：“賓佐三邑，三邑革弊。爰居百里，百里懷惠。”[68]這些形式特殊的墓誌銘，既反映出晚唐注重聲韻的社會風氣對墓誌銘寫作形式的影響，也可以看出人們對墓誌文體内部誌文和銘文關係的新認識。

可見隨著古文運動的衰歇和駢文的復興，特别是晚唐時期講求聲律的社會風氣日益加重，墓誌文體，無論是内容還是形制方面都發生了新的變革，是晚唐駢體復興和音律勃興促使應用性文體發生變革的集中體現。

注釋

[1]葛曉音：《中晚唐古文趨向新議》。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5頁。

[2]柳宗元：《柳宗元集·外集》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8~1349頁。

[3]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9頁。

[4]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93頁。

[5]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〇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078頁。

[6]李商隱：《樊南甲集序》：“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複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見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713頁。

[7]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713頁。

[8]清人孫梅認爲李商隱的駢文是今體的金科玉律：“徐、庾以來，聲偶未備；王、楊之作，才力太肆。沿及五代，不免靡弱。宋代作者，不無疏拙。惟《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循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才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舍是，何從入乎？直齋顧謂‘當時稱工，今不見其工’，此華篋十重，而觀者胡盧掩口於燕石者也。”見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63頁。高步瀛云：“義山隸事精切，藻思周密……遂開宋四六之先聲矣。”見高步瀛選注：《唐宋文舉要·乙編》卷一，第1133頁。今人瞿兑之也稱贊其文云：“商隱的文章，雖然表面華縟，然而裏面是很有骨氣的。唐人的駢文，每每缺少庾子山那一種清剛蒼老的骨氣，而商隱不然……他的駢文所以如此出色，還是因爲從古文半路出家的緣故。大凡文章作得好的，所融合的派别也必很多，猶如講優生學的説，血緣複雜必能産優秀的子女一樣，商隱也不外此例。”見瞿兑之：《駢文概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109頁。

[9]吴麗娱：《唐禮摭遺》，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92頁。

[10]翟景運：《晚唐駢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94~302頁。

[11]杜曉勤：《六朝聲律與唐詩體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頁。

[12]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93頁。

[13]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28頁。

[14]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27頁。

[15]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834頁。

[16]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855頁。

[17]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951頁。

[18]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954頁。

[19]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第958頁。

[20]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93頁。

[21]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第435頁。

[22]胡可先、楊瓊編著：《唐代詩人墓誌彙編》，第392頁。

[23]毛遠明編著：《西南大學新藏墓誌集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頁。此處旁注“協韻”，意在指出“明”字本不押韻，可改讀以協韻。

[24]毛陽光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第530頁。

[25]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03頁。

[26]政協榆林市榆陽區委員會、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李浩主編：《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誌》，北京：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231頁。

[27]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113頁。

[28]毛陽光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629頁。

[29]毛陽光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647頁。

[30]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213頁。

[31]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241頁。

[32]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63頁。

[33]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252頁。按：“首”當爲“音”之訛字。

[34]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299頁。

[35]http://www.whysw.org/html/shuhua/shuhuashangxi/20200803/27660.html

[36]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22頁。按：“子淫反”當爲“陰”字之注音，本當作“於淫反”，一誤作“于淫反”，再誤作“子淫反”。

[37]政協榆林市榆陽區委員會、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李浩主編：《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誌》，第269頁。

[38]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54頁。

[39]政協榆林市榆陽區委員會、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編，李浩主編：《榆陽區古代碑刻藝術博物館藏誌》，第271頁。

[40]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第853頁。

[41]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041頁。

[42]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19頁。

[43]寒齋藏拓。

[44]毛陽光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771頁。

[45]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107頁。

[46]毛遠明編著：《西南大學新藏墓誌集釋》，第687頁。

[47]按：《孔紓墓誌銘》拓片見《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河南卷》第127頁，録文見《唐代墓誌彙編》第2467—2468頁，又《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重出，却釋作“久之，會大學士出將，□□”。將“去聲”二字當作正文録入，誤。

[48]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66頁。

[49]浙江大學圖書館碑帖保護中心藏拓。

[50]翟景運：《晚唐駢文研究》，第92頁。

[51]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03頁。

[52]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170頁。

[53]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536頁。

[54]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94頁。

[55]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98頁。

[56]曹寅等編：《全唐詩》卷四，第48頁。

[57]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62頁。

[58]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238~2239頁。

[59]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005頁。

[60]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1114頁。

[61]胡玉蘭：《唐代亡宫墓誌銘文的程式化演變及原因》，《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第45頁。

[62]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30頁。

[63]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97頁。

[64]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07頁。

[65]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四，第230頁。

[66]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38頁。

[67]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391頁，原録文訛奪之處已據拓本校改。

[68]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第2469頁。

（本文選自孟國棟《墓誌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變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第七章第三節。此據文字版錄入，作者有修訂。）

来源：唐代文学研究

供稿：刘晓

编辑、排版：曹迅

审核：查清华

辑刊征稿 | 《东亚唐诗学研究》

论坛征稿 | “东亚唐诗学”硕博论坛

唐诗学研究

欢迎关注投稿转发交流合作

dongyatangshixue@163.co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0ODczODE1OA==&mid=2247491120&idx=1&sn=66ea1bb2ff56942d19803db84166bb29

唐诗学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唐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诗学理论的探索与建构，关注海内外唐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