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璐 | 津阪孝绰《夜航余话》解题及其比较文学视点

津阪孝绰《夜航余话》解题

及其比较文学视点

董 璐

董璐，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向硕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唐宋文学域外传播和诗歌翻译研究。

诗话，最早源自中国，按照学界通论，欧阳修《六一诗话》被视为诗话真正意义上的滥觞。纵观中国诗话之题名，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最常见的命名方式为《某某诗话》，如《六一诗话》就是其例。又如《中山诗话》《后山诗话》《沧浪诗话》等，均可归入此类，且数量最多，占据了中国诗话的大部分。除此之外，又有一类名以《某某录》者居多，如《唐子西文录》《谈龙录》《钝吟杂录》《师友诗传录》《江西诗社宗派图录》等。余者如《诗人玉屑》《韵语阳秋》《木天禁语》《国雅品》《说诗晬语》等，未具相似之处，尚无法具体分入上述类别之中，此处统一视作一类，暂称之为 “杂名类”。不过，以上是从被修饰语“诗话”或“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诗”作为修饰语本体来看，则在“诗话”的家族之中，又有如《诗谱》《诗法家数》《诗筏》《诗镜总论》《续诗品》等。诚上所述，中国诗话滥觞于《六一诗话》，但如果亦可将清代诗人袁枚的《续诗品》纳入《六一诗话》之后产生的“诗话”类著作看待，那么，宋代之前的诗论类著作，如梁代钟嵘的《诗品》、唐代释皎然的《诗式》和白居易的《金针诗格》《文苑诗格》均理应纳入广义的诗话范畴。不仅如此，日本僧人空海的《文境秘府论》作为同时期接受唐代“诗格”理论影响之产物，本质上亦应归入“诗话”家族。如果将《文境秘府论》视为日本诗话之滥觞，那么到中世时期五山学僧虎关师炼的《济北集》中的《诗话》为止，日本诗话可谓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的一段时期。相较《文境秘府论》题名中并未出现“诗话”二字，《济北集》中的《诗话》则是日本汉文学史上第一处以“诗话”为题名的诗论著作，故而后人又有将之独立称为《济北诗话》的情况。江户时代，日本诗话迎来了成熟期，涌现出大量诗话著作。由于日本历史上长期接受汉文学之影响，因而在这些诗话著作之中，又可分为以汉文写就的“汉文类诗话”和以和文写就的“日文类诗话”。江户时期儒者津阪孝绰的《夜航诗话》和《夜航余话》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著作，前者是津阪孝绰的“汉文类诗话”，后者则是其用和文写就的“日文类诗话”。两部著作均以“夜航”为其题名，不同之处在于汉文名之为“诗话”，而和文则名之为“余话”。细究二者命名之微，仅“诗”“余”之别，但若从此细微迥异入手，或可一窥江户时代日本诗话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某种特殊 立场和细微的视角转换。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夜航诗话》《夜航余话》题名中“诗话”和“余话”内涵的考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一窥津阪氏诗话创作的基本态度和文学立场。

关于诗话的具体含义，中国历代诗话著作或多或少都有所记载。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卷首所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转自何文焕，1981:264），即奠定了中国诗话“以资闲谈”的总基调。许顗《彦周诗话》亦就此论诗之体进行了阐释，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转自何文焕，1981:378）。可以说，许顗对“诗话”的此番解读，除了“辩句法”可认为是真正意义上针对诗学理论的阐发之外，所余四项，皆是《六一诗话》所言“闲谈”在内容和功能上的引申和扩充。『日本国語大辞典』将“诗话”解释为「詩についての談話、評論。あるいは、詩や詩人についての逸話や説話。また、それらを集めた書物。」/（关于诗的谈话、评论，或关于诗和诗人的逸话、故事。另整理收集上述内容的书籍。）（日本国語大辞典編集委員会，1972:519）事实上，在欧阳修著《六一诗话》之前，梁代钟嵘的《诗品》和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已经具备了“诗歌评论”的诗学理论性质。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诗话”的基本内涵，此处不妨将之拆分为“诗”和“话”两部分，“诗”自不用赘言，此处的“话”，是“言”的意思，也就是人们用口所讲的东西和内容，也指这个行为本身。如此一来，“诗话”就可以理解为人们谈论讲评诗歌时所言的内容。除此之外，“话”还是“话本”的简称，而“话本”则是人们对宋代兴起的 白话小说的称呼。此处的“话”是当时流传于世的历史故事，而“话本”就是记录这些故事的底本。这一点在日语中亦存在相通的用法，日语中的「話」即存在“故事，传说”的含义，如「昔話」，即指“古老的故事”。

《夜航余话》书影

依据《日本诗话丛书》第三卷《夜航余话》所录解题和稽古精舍主人（东阳别号）的《夜航余话序》可知，《夜航诗话》完成在先，《夜航余话》则是作者津阪氏在“养病之余”写就，或故以“余话”为之题名。关于《夜航余话》中“夜航”的含义，可通过解题获知，其言“此书名曰《夜航》者，其义可据拙堂翁之序而明也。拟夜航杂载之客话，所述非一。或有发根本之议论，或有零碎之杂谈故事，若举其种类，则典故、韵法、句法、字法，凡诗学必用之属，一一录出。文体和汉兼备，引和歌俳句而论作诗之法。东阳翁以初学之士学诗为矢的，修经学之门户，以此等见地而著诗话，足以自成一家，而非寻常之作也。”（池田四郎次郎，1920a:1）清水茂等（1991:282）校注《夜航余话》中亦对题名中“夜航”二字的来历做了详细注释，可兹参考，此处不再赘言。但是，关于为何将此书命名为“余话”，《日本诗话丛书》的解题部分语焉不详，并无说明。『日本国語大辞典』对“余话”这个词条解释为「ある事件などに付随して生じた、ちょっとした話。こぼればなし。余談。余聞。」/（附随在某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闲言、碎语。余谈、余闻。）（日本国語大辞典編集委員会，1972:728）据此可知，“余话”的同义词有“余谈”“余闻”等。“余话”这个词条作为成熟的词语出现在明代，如明人韩殷有《读剪春灯馀话代田洙和薛涛四时回文词韵春》，又汤显祖的《啄木犯》《风入松》等曲子中均有“余话”这个词语出现，如汤显祖（1982:161）在《啄木犯》中说：“（旦）：柳衙内听根节。杜南安原是俺亲爹。（生）：呀，前任杜老先生陞任扬州，怎么丢下小姐？（旦）：你剪了灯。（生剪灯介）（旦）：剪了灯，余话堪明灭。”又《风入松》云：“[裴]：略知元老病根芽，说起一场新话。[萧]：是阁中机务所劳？[裴]：非关阁下伤劳杂，是房中有些儿兜答。[萧]：呀，难道卢老先生此时还有余话。[裴]：好采战说长生事大，皇恩赐女娇娃。”③（汤显祖，1998:2550） 从上述语境来看，“余话”大抵上可以理解为“闲言碎语”的意思，此即《日本国语大辞典》所言“附随某事而生的闲言碎语”。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两部以 “新话”和“余话”命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即《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薛克翘（1992:3）认为“余话”的“余”是剩余的意思，引申为继续。由于上述两部作品均为文言短篇小说集，因而，为了与“诗话”和“余话”从内涵上论述之便宜，此处稍引钱锺书的话，其言诗话“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1962:681），这种类型的文章“写得娓娓动听，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1962:682）。钱锺书认为“诗话”与“轶事类小说”存在类似的风格，那么，“诗话”理应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作为文言短篇小说集的特征存在某种逻辑联系。由于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即为“诗话”奠定了所谓“以资闲谈”的基调，故而“诗话”所论所述者皆为诗歌轶事（逸事），因而，此处《夜航余话》的“余”字，亦具备了上述这种“闲谈”和“轶事”的内涵。这也正是日语背景中“余话”所谓的“余谈、余闻”的含义。但是，通读《夜航余话》全文，类似中国诗话那种“以资闲谈”的零碎诗歌轶事并不多见，但当中却记录了一些“诗歌”创作之“余”应该注意的相关事宜。比如请人删改诗文时候的“用纸”“落款”“投递”事项等。由于汉语中“余”亦用以表示某正业之外所从事或执行的事务，例如“业余”，即指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如此来看，与《夜航诗话》的不同之处在于，《夜航余话》显然无法列入传统诗话大多使用《某某诗话》的正统之中，当然，也与那些名为《某某录》的诗话不同，此处的“余话”，很显然具备了中国诗话题名第三类的一些特点。比如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当中的“晬”字，本意是指婴儿满周岁时从盘子中抓取所承物品，测试其志向，俗言“抓周”。按王夫之等（1963:523）撰《清诗话》中提及的沈德潜在《说诗晬语》序言所云“每钟残镫灺候，有触即书。或准古贤，或抽心绪，时日既积，纸墨遂多。命曰晬语，拟之试儿晬盘，遇物杂陈，略无诠次也，然俱落语言文字迹矣”，大约是其关于诗学的一些感触和零碎的想法，就像周岁婴儿从晬盘中随性抓取物什一样，故名之《说诗晬语》。故此处“晬语”与《夜航余话》之“余话”，就具备了类似的特征，均指那些零散而不成体系的语料。另外，在上述所引『日本国語大辞典』“余话”的解释中，亦提及“余话”是“附随某事而生的闲言碎语”，因而从完成顺序的角度来看，亦可认为《夜航余话》是“附随”在《夜航诗话》基础上写就的“闲言碎语”。如此，从两部作品的完成顺序和内容来看，均符合“余话”的定义和内涵。

《夜航诗话》书影

经过以上分析，大致可推断出两部著作的创作理路。津阪氏的《夜航诗话》是处在汉诗本位立场上“就诗而论诗”的著作，故以“诗话”命名，而《夜航余话》则是“附随”于《夜航诗话》之后，在其“养病之余”创作的“和文”著作，是对《夜航诗话》所论内容的一种“补充”和“附随”，之所以使用“和文”，是因为要大量引用和歌、俳谐，虽然津阪氏本人可以用“汉文”创作《夜航诗话》，且其本人汉文水平和中国文学造诣亦颇深，但要让其在创作《夜航余话》时将所引述的和歌、俳谐翻译成汉文古诗体，毕竟还有一定难度，故而选择“和文”，一方面是引文的需要，另一方面亦是为了论述之便宜。

与《夜航诗话》专论汉诗不同，《夜航余话》充满了浓郁的比较文学视点，当中有大量俳谐、和歌与汉诗相互比较的论述。正因如此，成天娇（2022:59）认为二者在创作初衷上即完全不同，《夜航诗话》是为汉诗初学者而作，而《夜航余话》则是“专门针对和歌的著作”。不过，从整体行文来看，《夜航余话》的对象依旧是汉诗初学者，只是通过引用和歌、俳谐，希冀帮助彼邦诗人更好地理解汉诗的创作手法。因而成天娇的观点，似稍显唐突。《夜航余话》上卷以汉诗话题为中心，下卷则多引俳谐、和 歌。其比较文学视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两点：

首先，以俳谐、和歌事例，阐述汉诗初学者所应遵循的“相通”之道，兼及唐诗、宋诗之争。

如其言“诗者，吟咏世间万物，常人之语难书之言外趣味，是必以诗吟之，以歌咏之，方能述其情也。话头之语，若不能书于纸上，则不能达成其愿，成其事也，此亦口头之不足，必借诗而能及也。笔下不能述者，言而能得，是以诗歌之德，闻者亦感怀心魄，可成此等不可思议之妙用也。”（池田四郎次郎，1920a:42）此处阐述了诗歌创作的功能，就其本质，依然沿袭了“诗言志”的传统，津阪氏先论诗之创作趣味，即能言常人难言之趣味，能述常人难表之情。在这里，他将“诗”与“歌”区分开来，“诗”即指汉诗，“歌”则指日本和歌。表面看是在论述和歌创作之事，但其最终阐明了汉诗创作与和歌创作的相通性。又言“（俳谐发句）‘定睛绘马二三看，冬日小雨沥沥淅’，此句似盛唐之诗也。在田园而遇小雨，奔近旁神社避之，雨落丛林叶间，闻其声簌簌然，更觉风雅之趣。不言破而有弦外之音也。‘百里长松茂，日漏无人行’，此等发句，不劣杜工部、王右丞之律诗也。以绝少之文字，而蕴险峻变化之机也。至‘卖伞逢人讥，冬日初微雨’之发句，则似宋人之诗也。徒求功巧，而无余味。雨落伞上，有何等之趣味？但觉可惜，至此俗情。盖以此言表，实觉浅薄也。俳谐之技尚且如此，近来诗风卑劣如此，盖流于此弊也。”（池田四郎次郎，1920a:50）此亦是以俳谐而言诗风流弊的例证，不仅如此，通过所举的三个“发句”，尝试阐述日本俳谐发句与唐诗、宋诗的类似性，从其最后的总结来看，实则体现出津阪氏针对汉诗创作所持“宗唐抑宋”的观点，更具备了一定的文艺批判精神和独特的比较文学视点。在言及“百里长松茂，日漏无人行”这首发句时，津阪氏并提杜工部和王右丞之律诗，认为这首发句在风格上接近上述二位诗人，为了体现出中日诗歌的这种类似性，就需要在翻译上亦下足功夫，让发句的汉译更接近王维和杜甫的诗风。唯此，方能符合日文诗话翻译的最终目 标，这亦对译者提出挑战，必须兼备日文和中文的“双料”功夫，如译文只能做到字数和形式的对应，而风格并不能向杜甫、王维靠近，则必不能与日文诗话整体的风格和其创作目标保持一致。

其次，和歌、汉诗所用地名汉字表述的“雅俗”问题。

关于诗歌与地名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其实是文学地理学的问题，钱锺书（2011:695）在其《谈艺录》亦曾论及，不过这已经是晚近的事情了。在津阪氏的《夜航余话》当中，亦就地名及其表现方式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如其言“诗者，尚韵响之物也。文字之俗，难入诗也。故自古修饰所用者，皆恒例也。素为雅语之地名，好奇变更，实乃恶习也。以万叶假名为例，如‘爱宕山’作‘怨儿山’、‘船冈’作‘浮名冈’、‘高雄’作‘酡颜峰’、‘竹生岛’作‘筑夫洲’、‘品川’作‘脂那河’、‘国府台’作‘鸿台’⑥之类者，变雅为俗也。或书‘小仓山’为‘小暗’，称出自《无题诗集》；或‘长门’作‘穴户’，见于《日本纪》，此皆好引证古人、炫其博宏者流也。今世通用文字，反有不雅之古名者，何足珍重？淡海、五濑、浪华、赤石之类，应择之而用也。”（池田四郎次郎，1920a:16）此处所言，乃是日语诗歌中所涉及的地名问题，由于日本上代文学存在使用“万叶假名”进行训读的传统，故此处所举“变雅为俗”的例子，皆是将原先存在的“固有地名”，通过音训的方式对应了“万叶 假名”，因而导致了在汉诗中出现一些单纯通过汉字颇为难懂的地名，这些地名虽然使用了《万叶集》《日本纪》中古人常用的表达方式，但是却加大了汉诗的理解难度，原先“雅正”的诗作因为这些乖僻的汉字表达显示出“俗气”的特征。作为《夜航余话》的译注者，需要逐一对上述万叶假名表记的地名加以注释，让中文读者能够读懂、读透、读通。不仅如此，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地名层面，似还不能真正理解作者此番言论之苦心。津阪氏此处所言诗中用地名造成的“雅俗”问题，其实质亦指向中国诗歌的“唐宋之争”。如果将津阪氏本人在《夜航诗话》中的观点拿来作为互文性解读，恰好能与此处观点形成互补。津阪氏在《夜航诗话》中评论唐宋诗风时曾云“明何仲默谓：‘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诗，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善哉，其言之也。盖诗主于性情，而宋儒以理说，故取风人妙义，牵强附会，唐贤良工苦心，往往埋没理窟矣。其解三百篇，不免于高叟之固，不足怪也。”（转自池田四郎次郎，1920b:403）又言“宋人填词为一代绝艺，犹晋之字，唐之诗也。是以其诗，往往有词曲之调，昔人评张籍诗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余于宋诗亦云，甚则不啻入小石调，直陷张打油、胡钉铰矣，故学宋诗者，须知是弊，而避其辙也”（转自池田四郎次郎，1920b:439）。事实上，此处所论唐诗与宋诗之别，强调的是宋诗的弊端，在津阪氏的观念中，应该对宋诗的这种弊端加以规避，就其本质，亦是上述所言“宗唐抑宋”。

虽然津阪氏本人热衷汉诗，亦有非常深厚的和歌创作造诣，但据前述而言，他在《夜航余话》中引用俳谐、和歌，并非针对俳谐、和歌创作，就其本质，依然是以“论诗”为主要目的。俳谐、和歌的出现，只是作者在比较文学视点下对中日诗风的一种互文性关照。借此，亦是对前述成天娇（2022:59）所谓“《夜航余话》是专门针对和歌的著作”观点的一个矫正。

中国传统诗话中很少论及“诗礼”问题，但在《夜航余话》中，津阪氏多有言及作诗所用纸笔、请人斧正诗文时的“礼节”问题。就其本质而言，这与学界认为日本诗话注重汉诗初学者学诗之需的特定目标有关。作诗之前，要准备写诗的工具，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均需要提前按照要求准备妥当，特别是对于那些初学汉诗创作的人而言，在创作完成、书写完毕后必然要请老师指导斧正，此时对誊写诗作的纸张类别、裁剪尺寸、书写格式、落款印章等均有“礼”之要求，《夜航余话》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介绍。如：“请人教正诗稿，须用藤纸，三截之。半截者，不利案上批阅也。四截者，又短小而逼仄，苟涉鄙吝之相，须谨慎而避之。此亦士人道法心得之一。文稿可用册子装帧也。”（池田四郎次郎，1920a:11）此处详细交代了“请人教正诗稿”要使用的纸张和剪裁方法。不仅如此，《夜航余话》中还详细记录了“请人添删诗文”时，“须谨礼而用良纸，字画亦须缮写端正，字里行间须设留白，末具姓名，书‘谨请教正’，题‘上包鄙稿几首’，下记姓名，呈上”（池田四郎次郎，1920a:10）。以上是对初学之人“诗礼”的要求。对于收到此等诗稿的老师而言，亦须以“礼”对待。如津阪本人面对“此等初进之诗”，就能做到“仔细添删”，对那些“无特别添加删减之必要”的诗稿，则“仅指出瑕疵，返回允其自审而改之。及至再三，便返还其人。然仅凭师之全力，则不能独立也。故须决意放手，行不屑之教诲”（池田四郎次郎，1920a:11）。在此基础上，津阪氏援引了《孝经注》《唐六典》《唐才子传》的相关内容，详细说明了赠人诗作时如何书写落款和表号等基本的“诗礼”问题。这一点，与中国诗话截然不同。

《夜航余话》关于“诗礼”问题的论述，亦与津阪本人所处的儒者群体和其作为学馆督学的身份有关。从其所述这些“礼节”性注意事项来看，充分说明汉文学，特别是汉诗创作在彼时的日本亦具有非常重要的诗文教化和交际功能。汉文修养是江户儒林的必备品，对那些汉诗初学者而言，伴随学问之路产生的师承关系，则必须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和礼节修养基础之上。事实上，“诗礼”问题的根源在“诗教”，从津阪引用《孝经注》的内容来看，《夜航余话》中的这些内容，无疑是中国“诗教”观念在彼邦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汉诗初学者所应遵循的“诗礼”，其实是中国文学这个“他者”在日本文学上的一种“自我”投射。津阪氏及其所处的江户时代，此类“下帷讲学”⑦的学问方式实质上颇为盛行，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量“汉学塾”的存在，在这里，儒者身份演化成师者，“汉学塾”成为彼时日本所有私学的代名词。通过在“汉学塾”中接受良好的汉学（儒学）教育，江户时代的“师生关系”得以维系发展，而“汉诗”教育在其中发挥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夜航余话》中的这些“诗礼”问题，既是江户儒者“师生”之间“交际关系”的产物，又是传统汉学“诗教”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除了“诗礼”的问题，关于《夜航余话》的比较文学视点问题，王晓平（1994）一文早已详细考论，本文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将其中部分内容以译注者的身份和视点重新加以考察。所推进者，亦不过微小之一步而已。

《夜航余话》中的“身份自我”无疑是津阪孝绰本人，而投射在“身份自我”上的“文学自我”，则指和歌、俳句和日本人的汉诗创作。学界关于日本和歌、俳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日本诗歌中诗语的出典问题，围绕上述诗歌的汉译，也大多集中在对翻译形式、内容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上。事实上，津阪氏指出的和歌、俳句与唐宋诗的类似性，恰从诗歌艺术风格上指向唐宋诗之争，而唐、宋诗则成为津阪氏的“文学他者”，这个“文学他者”的意义在于，或可为翻译和歌、俳句提供指导。如本文将彼时日本发句译为“百里长松茂，日漏无人行”，不仅是从形式上译为五言，更重要的是，按照津阪氏指出的那样，这首发句具备了不劣于杜甫、王维的唐诗艺术风格，因而在选择五言的形式之后，作为译者，则尽可能要在遣词和句法的艺术风格上让这首发句的汉译朝杜甫、王维的诗学风格靠近。如此，一方面满足了翻译的本体需要，另一方面，则为那些研究日本和歌、俳句而不懂日文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基本方向，在对上述这首发句进行研究时，不懂日文的学者们就不至于将之与宋诗的艺术风格相联系。也正是如此，或可通过《夜航余话》指出唐诗、宋诗与日本和歌、俳句的类似性，借鉴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的优秀成果，指导日本和歌、俳句之翻译和研究。这或许是《夜航余话》及其译注所能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