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勇|杨亿诋杜甫“村夫子”考论

孙尚勇

1傅抱石杜甫像图轴，133.6*79.6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杨亿斥杜甫为“村夫子”或“村夫子诗”，仇兆鳌《杜诗凡例·杜诗褒贬》视作历代贬杜先锋而以为浅陋不足辩［1］，晚近则多以为恰中杜诗朴实、俭陋或酸腐的一面［2］。杨亿“村夫子”论是如何提出的，其实质指向究竟是什么？这是关乎宋代文学和杜诗学的重大问题，近年学界关注渐多［3］。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拟分两条路径：一是在宋代诗学的历史语境中探讨“村夫子诗”的诗学内涵，二是在杨亿的时代语境（政治语境和诗学语境）中探讨其现实内涵，揭明其可能的意义指向。

杨亿谓杜甫为“村夫子”，今知较早记述者为活动于仁宗至神宗时期的刘攽。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己袠卷二《江汉》诗末注引刘贡父云：

一般多引刘攽《中山诗话》和阮阅《诗话总龟》［5］。相较之下，赵次公所引似更见语足义丰。赵次公在引录刘攽的话之后只是淡淡地说：“然则杜诗之全者，读之未觉其超绝，至阙一句、少一字而补之，乃尔天冠地屦矣。”似可推测，“村夫子诗”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潮，而欧阳修等人提出的“诗禁体物语”恰恰针对这一风潮。

北宋“诗禁体物语”创作始于欧阳修，继者主要有苏轼、苏辙等人，参与理论探讨者则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蔡载、叶梦得和罗大经等人。

2欧阳修石刻像，安徽省阜阳市会老堂

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知颍州，与吕公著、刘敞、王回等人于聚星堂咏雪，“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6］，结果与会者“往往皆阁笔不能下”［7］。刘攽《中山诗话》曰：“欧阳永叔、江邻几论韩《雪诗》，以‘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为不工，谓‘坳中初盖底，凸处遂成堆’为胜。未知真得韩意否也？”［8］韩愈《咏雪赠张籍》一诗［9］，“坳中”二句为禁体物语，“随车”二句则为体物语。

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苏轼作《江上值雪效欧公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10］。

蔡载（元丰三年1080进士）记录了元丰年间王安石退居江宁对雪事：

以上荆公所言“穷极变态，无如退之”，当指韩愈《咏雪赠张籍》，这是欧阳修提倡之禁体物语的唐代典范，为宋人所熟知。荆公讨论咏雪诗强调“少陵超迈”并非偶然，其时间恰在欧阳修和下述苏轼相隔四十一年禁体物语咏雪创作之间。王安石之标举少陵，或许隐涵地批评欧公以“禁体物语”始于韩愈的错误。上面引文中的“伯氏”，为蔡载之兄蔡肇，字天启，元丰二年（1079）进士及第，未赴官，随王安石读书于钟山［12］。

元丰七年七月，苏轼过金陵，见王安石。荆公与东坡此次晤面，可能标志了宋代诗学的转向。苏轼《与滕道达》三十八：“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13］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三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14］《与王荆公二首》：“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15］《西清诗话》云：“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学，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16］是知二公此番见面一度朝夕相处，甚为融洽。

赵令畤《侯鲭录》卷一：“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17］“冻合”二句，出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于密州所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二［18］。《侯鲭录》称“在黄州日作”者，可能因为东坡由黄州至江宁始以此诗写呈荆公。王安石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19］。赵次公注提及荆公婿蔡卞［20］，卞元丰七年五月至八月奉诏到江宁慰问荆公［21］，知荆公读眉山集咏雪诗在江宁之会时。

元祐三年（1088），苏轼为子苏过书《评诗人写物》曰：

苏轼针对石延年《红梅》专门写了一首诗说明何谓“写物之功”：“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桃红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23］王文诰案：“本集论咏物诗，以曼卿此联为至陋语，乃村学堂中体。”据此，苏轼批评石延年的所谓“村学中体”（“村学堂中体”）的特征之一就是使用体物语。

3清端方题墨拓东坡像圆扇，故宫博物院藏

三年后，苏轼知颍州，继欧公之后，与诸客会饮聚星堂，作《雪》诗。《引》曰：

苏轼《聚星堂雪》诗末四句曰：“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故后来称禁体物语诗为“白战”。

合观苏轼时隔三年所写上引两篇文字可知，“写物之功”即强调“禁体物语”。“禁体物语”要求禁用体物语，是更为宽泛的概念；“白战”则是禁体物语之下一个相对狭窄而且专门的概念［25］。由下引蔡载“屏去白事”等表述来看，“白战”的“白”当指雪色之“白”，在苏轼及其同时代人眼中，“白战”的意思应该指创作咏雪诗时与“白”为战，禁用“白”字和涉及白色之类描绘雪性状的一切语词意象。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技二首》其一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26］此诗赞王主簿折枝遗形取神。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条：“东坡尝见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故东坡作诗力去此弊。其观画诗云：……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世之浅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诗便说‘明’，做雪诗便说‘白’，间有不用此等语，便笑其不著题。此风晚唐人尤甚。”［27］故《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技》诗中“形似”“赋诗必此诗”云云，可与苏轼论“写物之功”参看；“见与儿童邻”，可与上引苏轼“村学中体”和下引罗大经所云“儿童之属对”参看，“村学中体”无疑就是杨亿所说的“村夫子诗”。

欧阳修《六一诗话》：“国朝浮屠，以诗名于世者九人，……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28］许洞，吴人，咸平三年（1000）进士，与杨亿并时［29］。许洞或为宋代诗禁体物语最初的尝试者。

蔡载较早评论欧、苏《雪》诗曰：

可知无论在欧、苏禁体物语雪诗创作中，还是宋代诗学话语中，杜甫始终是一个潜在的规模对象和诗学准则。

稍后，叶梦得对“诗禁体物语”问题作了历史追述和理论反思［31］。《石林诗话》云：

很明显，叶梦得的这段话受到蔡载“荆公尝与伯氏在钟山对雪”记录的影响。他认为晚唐郑谷《雪中偶题》，合于禁体物语，但气格卑弱；而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以双关体物语玉楼、银海状雪景，诗意却超然飞动；杜甫《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不避云月”，《对雪》亦用风雨字，体物而诗亦工绝。叶梦得两次提及的“退之两篇”，其中一篇当指韩愈《咏雪赠张籍》，另外一篇逯铭昕认为可能是《喜雪献裴尚书》［33］。

罗大经可能是两宋诗禁体物语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反思者，他说：

罗氏所引“水流”二句出杜甫《江亭》，“野色”二句出郑獬《月波楼》［35］，“乐意”二句出石延年《金乡张氏园亭》［36］。杜甫《绝句》着重客观再现自然之美，罗氏所举后三诗与《绝句》意味不尽相同。对于前者，罗氏以为“做景物看”，可体会“两间莫非生意”“万物莫不适性”；对于后三诗，罗氏以为“做景物看”“做道理看”均可。

宋人对杜甫“儿童之属对”的批评当系受到欧阳修和苏轼所提倡的诗禁体物语风尚的影响所致，其渊源可能正是杨亿的“村夫子”论，后世针对杜甫绝句这方面的批评则更为常见［37］。宋时诗家多有为杜甫辩护者。如韩驹以为杜甫不甚留意绝句是视“绝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葛立方承认杜诗有“对偶太切”者，但并不像一般诗歌那样“俗”［38］。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九所载溪堂七绝《雪》八首、刘埙称“尚禁体”为“举子业之余习”［39］，凡此皆说明宋代一度流行创作禁体物语绝句。刘埙承认此体写作极有难度，“体物精切”“精工敏妙”，虽为“文人乐事”，但他也格外强调禁体物语绝句是“儿童小技，而非诗之极致”。

4《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程千帆推测晏殊“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是欧阳修等禁体物语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40］。由欧、苏禁体物语诗和宋人所举诗作来看，体物语的特点大略有二：一是用常见语或习用语直接描绘事物，二是属对浅近。以上第一点，程千帆等有很好的概括［41］，第二点则未见学者措意。由罗大经和刘埙等人对杜甫《江亭》“水流心不竞”等诗句的分析评论可知，“儿童之属对”实际上就是苏轼所批评的“村学中体”，亦即用“体物语”属对。“禁体物语”所要求的是不用体物语体物，而不是禁止体物［42］。杨亿“村夫子诗”与苏轼“村学中体”相应，刘攽记述“村夫子诗”时郑重提到的“属对”与罗大经等讨论诗禁体物语提到的“儿童之属对”“儿童小技”相应，由此可以肯定，杨亿“村夫子诗”跟“诗禁体物语”恰相对立。杨亿“村夫子诗”之说，应该视作欧、苏禁体物语诗学思想的直接来源。要之，“村夫子诗”的诗学内涵主要是体物语和浅近属对［43］。

《王直方诗话》：“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扬州同孙巨源、苏子瞻适相会。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曰：可则可，只是杏李花不敢承当。一座大笑。”［44］事在熙宁七年（1074）［45］。王居卿以林逋二句亦可咏杏、桃、李，苏轼十四年后郑重讨论“诗人有写物之功”，大约亦就此而发；无论如何，王居卿之说恰恰证明禁体物语可能导致读者无法确定所咏对象，这是诗禁体物语的不成功之处。与刘攽和叶梦得看法相近，清代贺裳认为欧、苏在颍州所作《雪》和《聚星堂雪》两诗“殊不足观”，禁体物语的做法则纯属“钓奇立异，设苛法以困人”［46］。苏轼称欧公《雪》诗之后“四十余年，莫有继者”，南宋初胡仔述欧、苏《雪》诗之后亦说：“自二公赋诗之后，未有继之者，岂非难措笔乎？”［47］可知专门的禁体物语“白战”体虽在理论层面引起较为普遍关注，但在创作实践中并未引起大的反响。

诗禁体物语体现了欧、苏超越庸常的诗歌审美追求，在诗歌美学上无疑有重要意义［48］。如果说“禁体物语”的提出标志着一种“于艰难中特出奇丽”的诗歌审美追求，那么，杨亿提出的与“禁体物语”相对的“村夫子诗”这一诗学范畴，就断非仇兆鳌“所见者浅”一语所能概括者［49］。故可初步判定，杨亿“村夫子”论所针对的可能正是宋初诗坛与体物语相关的某种创作流弊。

从唐宋诗歌史的长时段来看，韩愈视作摹仿对象、王安石和蔡载看成禁体物语典范、程千帆判为欧阳修和苏轼禁体物语诗“导夫先路”的杜甫诗［50］，决非以浅近对语进行体物为主要特色的“村夫子诗”。

刘攽之后，宋人似曾努力阐明杨亿“村夫子”论的内涵。李石《何南仲分类杜诗叙》称杨亿“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语’”［51］，似乎杨亿的确曾经认真研读过杜诗，摘出其诗中的“村”语言，逐一批驳。戴复古《望江南》词亦以杨亿“村夫子”论为指斥杜甫言语之“村”［52］。

据邵博《闻见后录》，欧阳修较早明确批评杜诗语言“有俗气”，但遭到了“刘中原父”的反对［53］。苏轼《记董传论诗》记己称杜子美“不免有凡语”，遭到董传的批评［54］。如仇兆鳌《杜诗褒贬》所指出的那样，至明清时期，对杜诗语言小巧、粗俗、笨拙、纤巧、凡稚、板涩之类苛评尤为激烈，甚者以为“诗道之大厄也”［55］。这些苛评颇难解释。

苏轼《次韵和王巩》曰：“谪仙窜夜郎，子美耕东屯。造物岂不惜，要令工语言。”［56］苏轼亦称子美“工语言”，可见以杜甫“不免有凡语”，确为苏轼一时兴到之言。与欧、苏不同，王安石极力推崇杜诗语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57］很显然，在王安石看来，杜诗是卓越的，显然不能视作村夫子语或村语。现代语言学家的专门研究或许最能说明问题。高友工、梅祖麟在对《秋兴八首》进行语言学批评实践之后指出，杜诗无与伦比的语言艺术构成了其作为伟大诗人的“诗歌自身的内在尺度”［58］。

李石和戴复古之外，宋金人更多表示杨亿“村夫子”论不可理解，或径如后来的仇兆鳌一样以讥嘲否定应付了事，而无从探其究竟［59］。李石和戴复古都将杨亿“村夫子”论与西昆体相联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

宋初三体中白体较早代表诗人徐铉和李昉等都出生、长成于北宋立国之前，西昆体杨、刘、钱等则皆出生、长成于北宋立国之后。故《蔡宽夫诗话》曰：“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60］与白体和晚唐体更多晚唐五代文学之延续不同，西昆体于北宋一代文学无疑更具标志意义。

据杨亿序可知，《西昆酬唱集》所集为景德二年秋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预修《册府元龟》诸人唱和之作［61］。其中杨亿和刘筠皆为七十余首，钱惟演五十首，余人一首或数首。有意味的是，在北宋的相关记述中，每每能看到参加修书却未预酬唱的陈从易其人。欧阳修《六一诗话》曰：

田况《儒林公议》亦曰：

田况所记与欧阳修差异颇多。欧云《西昆集》编行之时“当时文方盛之际”，田则云杨亿“变文章之体”，“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而尽”。欧表彰陈从易当时“独以醇儒古学见称”，田则称从易“颇好古，深摈亿之文章，亿亦陋之”。二人所记皆颇客观，但很显然，他们的立场大不相同，欧稍重陈从易，田则偏重杨亿。

田况称杨亿编述《西昆集》之后，“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西昆体之得名当在大中祥符元年年末或稍后，这一称名并非出于争相仿效的后学，而是“佻薄者”。显然，西昆体之名起初带有较为强烈的否定和讽刺意味。由是可以推知，从编述《西昆酬唱集》的大中祥符元年年末起，朝中对杨亿的批评甚为激烈。天禧三年（1019）陈从易策问别头进士事则具有标志性意义［64］；至景祐二年（1035）石介撰《怪说》［65］，遂使这一批评登峰造极，以至于田况发出“岂至是耶”的深长慨叹。

可资对比的是，早在杨亿之前，李昉曾将他和李至分别掌“南宫师长之任”和“内府图书之司”时所唱酬之诗123首，编为《二李唱和集》［66］，其时未见有什么特别的反响。《西昆酬唱集》与《二李酬唱集》性质相近，为什么前者引起这么大的波澜？陈从易策问别头进士则值得特别关注，此前至少还有两件事跟杨亿编述《西昆酬唱集》直接相关。

一是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王嗣宗弹劾杨亿等人景德四年作《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词涉浮靡”，真宗乃下诏风励。陆游认为《宣曲诗》指斥真宗刘妃和杨妃［67］，其说或误，当以《长编》注引江休复“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说为是［68］。王仲荦说：“岂真宗在潜邸时，曾召幸丁香，及后为帝，丁香仍入掖庭。景德之末，郭后死，刘、杨并有盛宠，而丁香或不复见幸，遂愁闷悲思以终，故馆臣因以为咏也。”［69］实际情况可能是，王钦若指使王嗣宗劾奏杨亿，于是真宗乃下诏严谴“属词浮靡”。

杨亿等唱和《宣曲诗》在景德四年，其意在借古讽今，时隔一年多以后王钦若和王嗣宗才正式发难，其原因可能正是《西昆酬唱集》的编叙和流布。杨亿此举彰显了其文学相较于政治的权力优先观念。《儒林公议》“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一语或许道出了其中消息，西昆体之得名主要缘于真宗对《西昆酬唱集》的反感，于是反对者遂“佻薄”地以杨亿等人的诗为“西昆体”。宋代针对西昆体的批评，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70］，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政治权力和文学权力冲突而引发的政治问题。

石介《祥符诏书记》对杨亿的严厉苛责，正出于维护政治权力的立场。此文详载真宗诏书［71］。诏书所用“教化”和“名教”等语，已充分说明其政教指向，即要求文学不得批评嘲讽政治，而要维护和歌颂政治。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西昆酬唱集》提要称“真宗之诏，……初不缘文体发也”［72］。

5 宋真宗像，故宫博物院藏

二是优人为义山。此事见载《中山诗话》［73］。刘攽的记述前半写杨亿等人当时遭受的嘲弄，后半以杨亿和晏殊的诗为他们辩白。由此可知，优人为义山事件发生时间在“祥符、天禧中”；事件发生场合是“赐宴”，即真宗君臣共同参与的宴会；事件的主体其实不是宴会，而是优人表演“义山”杂剧以嘲讽西昆体诸人。不难猜想，借优人弄义山以嘲讽打击杨亿等人，当是真宗授意。由这则材料中“诸馆职”一词，可推测此事极可能就在真宗下诏风励学者前后。

据杨亿自述［74］，至道（995—997）年间，二十二岁上下，杨亿偶然接触到义山诗百余篇，未甚留意。至咸平、景德间，独推李商隐、唐彦谦。杨亿《西昆酬唱集序》说他与钱、刘二君“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昌和，互相切劘”，虽然序中未明言，但他们的唱和诗作显然是模仿李商隐，这一点在杨亿编述《西昆酬唱集》之时馆阁内外都应当极其清楚。这可能正是真宗通过优人弄义山以申斥他们的原因之一。

杨亿自述所言“大声不入于俚耳”云云，显然直接针对陈从易策问所云“或下俚如《皇荂》”。以真宗为代表的批评者的理由是杨亿等人诗歌的侈靡浮艳、雕刻小巧，由此指责他们仅仅学到了义山诗的“雕章丽句”和用典缛丽［75］；杨亿的自述则郑重申明自己借鉴学习的是钱若水所指引的义山诗“后人何以企及”的“措意”。这“措意”显然就是杨亿等写作《宣曲诗》的用心所在［76］。我们能感受到杨亿的道义坚持和价值选择，这种坚持正是对文学权力的维护和尊重。

宋祁（998—1061）写呈刘筠的《座主侍郎书》于刘筠称许有嘉［77］。文中“于是倡始多士，作为连章”之说显然指杨亿、刘筠等唱和之作，“盛气注射，英辞鼓动，思泉流唇”之语更是对杨、刘创作的高度肯定。

与刘攽注重发掘杨亿等人的“措意”不同，欧阳修则继承宋祁之说，同样从单纯文学的层面替杨亿等人作了辩解，肯定了西昆体的诗学价值。《六一诗话》曰：

按此段与前引欧阳修论陈从易一段中对西昆体的评述相比，在语气和情感立场似有相当的差异。这段话既为杨亿辩解，亦回护反对杨亿的“先生老辈”，足见欧公智慧非凡，其策略当是希望让文学问题回归文学本身。

综合田况、欧阳修和刘攽的记载，会发现陈从易和杨亿之间存在极深的纠葛。杨亿是建州浦城人，陈从易是泉州晋江人，二人先后预修《册府元龟》。他们既为同乡，又同时在馆，因知刘攽记述中再三强调的“乡人”就是陈从易。宫中宴饮弄义山，尚属小范围，陈从易天禧三年策试，继大中祥符二年诏书之后又一次强调对西昆体批判的政治意味。参与天禧三年考校的知贡举钱惟演，权同知贡举王曙、杨亿、李咨、陈从易等并降一官［79］，从易更是以“坐失举送”出知吉州［80］。他的外放可能正是因为这次策问激化了各方矛盾。

《杨文公谈苑》“雍熙以来文士诗”条曰：“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闻文士多矣，其能诗者甚鲜。”其中举到“前辈”“当时侪流”“后来之著声者”“布衣”“钱氏诸子”“乡曲”等多位文士，又举诸人警句若干［81］。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述评曰：“右杨大年所纪，庆历以前人才略备。……盖通一代计之，不专同调同事也。”［82］“不专同调同事”，足见杨亿诗学视野和为人心胸之开阔。

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曰：“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83］王鸣盛《跋李义山诗集》引《漫成》之后曰：“王、杨、沈、宋，俪青妃白之技，一笔抹倒；眼明手辣，特举李、杜，极力推尊，知其宗法有在矣。”［84］李商隐《樊南甲集序》：“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冻饿。”［85］杨亿当读过李商隐《漫成》，即便他未曾读到或未读过多少杜甫诗，亦当由此诗对杜甫获得深刻了解；退而言之，杨亿必知李商隐对杜甫的推崇。后来王安石和叶梦得都说李商隐为中晚唐学习杜甫较为成功的第一人，王安石甚至说学杜当先学李商隐［86］，杨亿于此亦当有所解会。

仇兆鳌评杜甫《佳人》诗曰：“杨亿诗‘独自凭阑干，衣襟生暮寒’，本杜天寒翠袖句，而低昂自见，彼何以不服杜耶。”［87］许总又举出几条杨亿学习杜甫的例证，认为杨亿“学杜而反杜”［88］。

在刘攽的记述中，杨亿指斥杜诗为“村夫子诗”，所直接关联的是陈从易用“江汉思归客”一句来考验杨亿属对的能力。陈从易的这一做法纯粹是村夫子考查学童属对的行为；而且，若单就字句而论，“江汉”“乾坤”作对、“归客”“腐儒”作对，并不出奇，皆为常见语。如此看，杨亿指斥杜甫“村夫子”，就应该是在体物属对之外加上跟杜甫相关的某种因素或某个现象。这可能与当时人们对杜诗的普遍接受状况有关。欧阳修所举陈从易等人在馆中补“身轻一鸟”句的脱字，与刘攽所记陈从易让杨亿属对“江汉思归客”的做法一样，都与宋代诗学中的“村夫子诗”存在内在关联。故可推测，在政治纠葛之外，杨亿“村夫子”论所针对的正是宋初在字句层面学习杜甫的时代风尚。

郑再时评杨亿《许洞归吴中》说：“此诗作于洞应识韬略运筹决胜科，负谴报罢后。其归吴中，当在景德三年春，故云‘春渚归艎’。史言就除均州参军，必洞未就也。是时洞方三十七岁，故云‘青丝如葆恐逢秋’，仍从‘不暂留’来。三句赞洞之文章，四句许洞终能得志，五句言不就均州参军，六句言其瑰意琦行不能混世和俗，结言归吴中。”［89］由此可知，杨、许二人相知甚深，二人相交亦正在杨亿于馆中修书之时。上引欧阳修《六一诗话》表彰西昆诸公亦曾郑重提到许洞，可知杨、许诗学观念亦或相近。故杨亿“村夫子”论与许洞之困九僧容有相通之处，二人所针对的同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流弊。

“乡人”陈从易诗传世无多，虽然欧阳修称“其诗多类白乐天”，但当时似不以能诗名。《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三：“王文穆罢相帅，朝士皆有诗，陈从易诗最佳，云：‘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90］据此记载，似乎时人皆认为陈从易赠王钦若诗“最佳”，但江休复《嘉祐杂志》仅曰“冀公称重之”［91］。从易诗中的“过”字，可能正是学习杜甫“身轻一鸟过”的收获。从易诗中的“百尺竿头”，乃晚唐五代以来常语。杨亿奉旨刊削并作序的《景德传灯录》卷一○《湖南长沙景岑号招贤大师》偈曰：“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92］若以此偈为注脚，则陈从易“百尺竿头稳下来”一句似有幸灾乐祸或讥嘲之嫌，至少用来送一个贬官的宰相并不得体。可以说，杨亿“村夫子”论恰为讽刺如陈从易辈学习杜诗却未谙诗道者而发。

被视作西昆后期代表诗人的宋祁，在为赵抃祖父赵湘（959—993）《南阳集》所作序中说：“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故陈言旧辞，未读而先厌。”［93］此段话举出了北宋初年之诗规摹的唐代诗人杜甫、王维、白居易、贾岛和薛能。在宋祁看来，宋初诗人尚未形成自家独特的气象，大多学唐人以名家。故真宗和优人嘲笑西昆诗人“挦撦”义山诗，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6 宋人集绘册-宋人梅竹双雀页，故宫博物院藏

宋初文人学习杜甫的早期代表者有郑文宝、王禹偁，稍晚有王洙和苏舜钦等。诸人最有代表性的学杜之事有：欧阳修表彰郑文宝“水暖凫鹥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二句［94］，王禹偁以“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为“暗合子美”［95］，王洙自诩“槐杪青虫缒夕阳”一句［96］，李淑（献臣）、叶清臣（道卿）、王洙（原叔）改杜诗以嘲刁约（景纯）［97］，苏舜卿改杜诗作七言［98］。其实，郑文宝诗句不难读出杜甫的影子［99］，王禹偁诗句正是老杜“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的改写，王洙诗句当系少陵“青虫悬就日”的增字版，苏舜钦“峡束苍渊深贮月，岩排红树巧装秋”无疑袭自杜甫“峡束苍江起，岩排石树圆”。诸公雅谑事不过是“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而已，但杜甫《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中“才名四十年”的感慨却荡然无存。凡此诸事，证明直到王洙编序《杜工部集》之时，篡改剽掠杜诗之风仍然极为盛行。较早对宋初学杜作总结的是校勘刻印王洙编《杜工部集》的王琪，其《杜工部集后记》指出的学杜之弊有剽掠句语、模画险字和尤效质语等［100］，此流弊正值真宗（968—1022）时期。凡此皆斤斤于字句影响之间，不正是“村夫子”所为吗？故可推知，杨亿“村夫子”论所批评的正是此种剽摹杜诗的时代风尚。

“村夫子诗”与宋代“诗禁体物语”的创作和理论主张存在某种潜在的关联。

杨亿“村夫子”论的提出，事实上与西昆体在宋初的遭际存在关联。综合欧阳修、田况和刘攽等人的记载，可推测“村夫子”论的政治语境如下：景德四年，杨亿等于馆中作《宣曲诗》；大中祥符元年秋，杨亿编述《西昆酬唱集》，《宣曲诗》随之盛行都下；在此前后，真宗于君臣宴饮之时授命优人弄李义山以嘲笑诸馆臣，西昆体之名遂被赋予贬义；大约在此前后，以古道自任的“乡人”陈从易遂告诫杨亿放弃李商隐，改宗极少“非圣”的杜甫，作为回应，杨亿提出了杜甫“村夫子”论。但“村夫子”论却不是直接针对杜甫或杜诗。从与杨亿并时稍早的郑文宝、王禹偁，比杨亿稍晚的王洙、苏舜钦、宋祁等人的创作、佚事，以及王琪《杜工部集后记》来看，杨亿的时代，流行一种斤斤于字句影响之间的剽掠句语、模画险字和尤效质语的学杜风尚，杨亿本人亦未能幸免。杨亿“村夫子”论，正为此而发。

杨亿“村夫子”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中祥符初到天禧四年杨亿去世之前的十数年间两种文学派别之间在文学权力上的论争。从此，杨亿被大多数人认定为“浮靡”的破碎大道者，他对文学权力的坚持，除了少数具有超越精神者如田况、欧阳修和苏轼等之外，无人再有呼应。杨亿“村夫子”论虽未必针对杜甫而发，却无意中触及了杜诗的某些重要方面［101］，影响深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杜诗的经典化进程，杜诗遂成为宋代诗学的中心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

7 《西昆酬唱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2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