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Redian | 汗八里文艺之声 | 一文说透：俄罗斯与乌克兰，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增补版）

一文说透：俄罗斯与乌克兰，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增补版）

文化 2024-08-23 13:17 北京

截至目前，俄乌两军依然在库尔斯克地区展开激烈对峙。结合各方报道看，现在的俄乌局势大概是这样的：

驰援库尔斯克的俄军以后备部队为主，大部分精锐依然驻扎在乌东地区；
在乌东战场，俄军步步紧逼，乌军全面告急；
乌军之所以主动进攻库尔斯克，主要就是想缓解乌东战场的压力；
至少在普京看来，局势整体可控。

坦诚说，此情此景还是挺让人唏嘘不已的。按道理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民族，不仅都属于“东斯拉夫民族”后裔，在文化领域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甚至还有着长达300余年的“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两国关系现如今变得如此势如水火？换言之，两国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今天的乌克兰，无疑处在十字路口

“俄乌合并”到底是咋回事？

公元9世纪末，以东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基辅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强势崛起。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955/960年—1015）出于政治需要，在迎娶了拜占庭王朝的安娜公主后，正式宣布“东正教为国教”。

在今天看来，东正教的传入，不仅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宗教环境，更让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民族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罗斯受洗

1）基辅罗斯的崛起与分裂

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子、被后世尊称为“智者”的雅罗斯拉夫一世（约978—1054）即位后，基辅罗斯的国力进入巅峰期。

就拿疆域来说，基辅罗斯的版图东至伏尔加河口，西抵喀尔巴阡山脉，北起拉多加湖，南近黑海，是当时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乌克兰格里夫纳上的雅罗斯拉夫一世

在外交领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王朝、西欧基督教国家乃至一些阿拉伯国家均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政治和贸易领域的往来。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段灿烂辉煌的历史一举奠定了俄乌两国具备共同文化基础的格局。以至于直到今天，两国依然以“基辅罗斯的继承者”自居。

遗憾的是，伴随着雅罗斯拉夫一世的去世，基辅罗斯的颓势就开始显现了出来。进入11世纪中期，整个国家分裂为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公国。尽管在12世纪初，弗拉基米尔二世（1113—1125）曾试图恢复国家统一，但并未取得成功。

进入12世纪30年代以后，统一的基辅罗斯已经不复存在。对此，俄罗斯历史学家如是评价道：

他们彼此之间再无正义可言，各个氏族相互争雄，内讧不休，战乱频仍。在这些公国当中，王公和诸侯们主宰一切，亲自处理国家的军事、政治、司法、经济等各种事务，各诸侯之间进行着频繁的战争，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基辅罗斯的分裂

2）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长子西征”结束后，拔都建立了金帐汗国。其中，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的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各个公国，均沦为了金帐汗国的“属国”。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莫斯科只是一个位于奥卡河支流的小市镇，但却是个如假包换的风水宝地：

首先，这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适宜农业发展；其次，这里向南可以通过奥卡河、伏尔加河和顿河抵达黑海，向西经斯摩棱斯克与立陶宛相连，西北越过诺夫哥罗德后可以直达波罗的海，从而有效带动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科逐渐成为了罗斯诸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心。

132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1288—1340）不仅将东正教大主教区从弗拉基米尔迁到了莫斯科，还将这里设定为大主教区的永久所在地。至此，莫斯科成为了北部罗斯的宗教中心。

比较“村”的莫斯科

经济水平的蓬勃发展，极大程度给予了莫斯科大公们“问鼎全罗斯”的底气。进入14世纪以后，围绕“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归属问题，莫斯科公国与特维尔公国展开了激烈较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交锋的过程中，莫斯科大公们都会以金帐汗国为靠山，“悄咪咪”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俄罗斯的扩张之路

1327年，因为不满金帐汗国的税收政策，特维尔市民们先后杀死了负责收税的金帐汗国官员与前来问责的月即别汗的一位堂兄弟。

伊凡一世得知后，马上觐见金帐汗，表示愿意出马镇压特维尔起义。在得到月即别汗的授权后，伊凡一世立刻率领金帐汗国的大军开进特维尔，迅速恢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特维尔大公被残酷处死。

被俘的特维尔大公“觐见”月即别汗

1328年，“镇反有功”的伊凡一世被月即别汗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并掌握了征收罗斯诸国的税收大权。

伊凡一世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猥琐发育”了起来。他中饱私囊，故意将一部分赋税据为己有，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他大肆利用掠夺与恶意购买的方式，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为了铲除异己，他甚至冠冕堂皇地喊出“为金帐汗分忧”的口号“借刀杀人”。

伊凡一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科公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作为对比，进入14世纪后半叶以后，金帐汗国的统治进入衰退期。资料显示，在1357—1380年间，金帐汗国合计更换了20个大汗。等到了权臣马麦掌权时，金帐汗的威信已经不复存在。

于是，罗斯王公们从1371年开始纷纷拒绝再向金帐汗朝觐和纳贡。1373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首次挫败了金帐汗国的进攻，并在1378年和1380年先后两次重创金帐汗国。

库里科沃（1380）战役主题绘作

1382年，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拔都兄长斡儿答后裔脱脱迷失（？—1405）击败马麦，重新统一了金帐汗国的大部分疆域。

伴随着国家政局的日趋稳定，脱脱迷失再度要求罗斯王公们“恢复传统的形式，向自己效忠”，但遭到了严词拒绝。

于是，愤怒的他亲率大军讨伐罗斯诸国。对于这场带有报复性质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史料的记载颇为模糊。

《伊凡雷帝插图编年史》（16世纪）中的脱脱迷失的形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脱脱迷失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因为在一枚铸造于1382年的硬币上，一面印有“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伊万诺维奇”，另一面印的是“脱脱迷失苏丹万岁”。由此可见，前面提到的三次胜利，并未让罗斯人获得真正的解放。

俄罗斯学界认为，这种惨淡的局面是被“失明者”瓦西里二世（1415—1462）打破的。

“失明者”瓦西里二世（1415—1462）

1462年，伊凡三世（1440—1505）即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莫斯科公国不仅具备了统一整个罗斯的能力，并成功与金帐汗国完成了彻底的切割。至于同一时期的金帐汗国，已经处于自身难保的崩溃边缘了。

进入15世纪中期以后，金帐汗国分裂出了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以及诺盖汗国等多个地方割据国政权，中央直辖的有限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

金帐汗国的解体

如果说伊凡三世是莫斯科公国“独立”的奠基人，那么他的孙子伊凡四世（1530—1584）彻底让俄罗斯民族“走向伟大”。

加冕称“沙皇”的他，不仅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法律、财政、军队、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先后征服了喀山、阿斯特拉罕与克里米亚三个汗国，将金帐汗国的大部分领土纳入到了自己的国家版图。

伊凡三世（左）与伊凡四世

总的来说，“取蒙古而代之”的这段历史，极大增强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信心。比如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就骄傲地指出：

用自己的痛苦换取了整个欧洲安全与和平的俄罗斯人，是拯救欧洲人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3）饱经摧残的乌克兰

实际上，早在12—13世纪，有着“边区”含义的“乌克兰”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一些文献史料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今天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并衍生出了民族内涵。

但需要指出的是，截至17世纪中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乌克兰国家”。

因为地处偏远，基辅罗斯西南部的各个公国侥幸逃过了蒙古铁骑的摧残。1199年，“弗拉基米尔—沃伦公国”的王公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1205）在占领了加利奇之后，将之设为公国首都，并建立了囊括乌克兰大部分领土的“加利奇—沃伦公国”。

在姆斯季斯拉维奇与其后人的苦心经营下，“加利奇—沃伦公国”一度成为了整个基辅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

乌克兰三圣人教堂内部

在独立存在了近百年后，这个公国还是沦为了周边邻国争夺的对象。1352年，“加利奇—沃伦公国”被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瓜分。其中，加利奇和沃伦西部被波兰占领，基辅与东沃伦等地区被立陶宛占领。

为了抵御莫斯科公国与宝剑骑士团的进攻，1569年7月，波兰与立陶宛两国在卢布林签署协议，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波兰第一共和国）”，根据协议，乌克兰被正式纳入波兰版图。

在今天看来，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人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对于乌克兰人民而言，波兰的殖民统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1569年卢布林联合（绘于1869年）

在波兰的殖民统治下，乌克兰被划分为六个行省，即鲁西、波多利、布拉次拉夫斯克、沃伦、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省，原有的公国体制被彻底取消。

与此同时，一直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和地主们，纷纷“移民”到了乌克兰。他们依仗自己殖民者的身份，在这里大修庄园、兼并土地，成为了当地的“特权阶层”。

另外，波兰还将贵族制度“嫁接”到了乌克兰。简单地说，与波兰贵族一样，乌克兰的本土贵族阶层同样具备担任官吏、兼并土地以及“剥削农民”的权力。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乌克兰贵族的地位无法和波兰贵族相提并论，但到了17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成为了波兰文化和价值观的“捍卫者”和“忠实拥趸”。

巅峰时期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

为了榨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波兰殖民者一直在乌克兰实行着极为残酷的农奴制和劳役制。简单地说，乌克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给地主“打工”；他们生产的所有农产品，最终解释权均归地主所有。

另外，乌克兰农民还要承担如住房税、教堂税、军队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到了16世纪中叶，他们完全失去了国家司法和行政机构的保护——农民不仅沦为了地主的“私产”，并丧失了向法院控告地主的权力。

传说中的波兰翼骑兵

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对乌克兰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都极尽鄙夷。他们认为，“乌克兰人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贵族和地主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水平。”

对于乌克兰人笃信的东正教，波兰人更是极尽侮辱。据史料记载，“天主教神职人员甚至是大教堂神甫和大司祭，称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为狗、东正教仪式是狗的仪式，东正教神父是分裂派教徒。他们禁止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通婚，如果后者不接受天主教信仰。”

因为不堪天主教会的歧视和压迫，很多乌克兰的地主和贵族子弟们，不得不改宗天主教。

波兰女王雅德维嘉和立陶宛大公雅盖洛

可即便如此，要想让所有乌克兰人都改信天主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于是，波兰殖民者决定“成立一个新教会，保留东正教仪式，但必须向罗马教皇效忠”。

在官方的授意下，“教会合并”运动开始了。其中，很多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天主教徒们恶意破坏，很多颇有名望的东正教修士们，被安插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大牢。

比如在利沃夫，“谁不接受合并教会，就不能生活在城市，不能经商或在手工作坊工作。死去的东正教徒的尸体，只能从运送污秽之物的门口运出去。”

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势力范围”

4）乌克兰人民的激烈抗争

波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乌克兰各地相继爆发了旨在反抗波兰保证的武装起义。其中，以扎波罗热哥萨克为代表的哥萨克势力，成为了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统治的主角。

位于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是乌克兰第六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电力工业中心，有着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哥萨克”一词，据说源于突厥语，可以翻译为“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

早在15世纪，这里便开始有哥萨克在此定居。进入16世纪50年代，他们不仅修建了坚固的要塞，还组建了自己的议会（拉达），成为了不听命于任何国家指令、“只效忠于金钱”的“自由人”。

扎波罗热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

为了稳住这些无组织无纪律但骁勇善战的哥萨克，同时利用他们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作战，波兰政府许以重金，“忽悠”他们为自己“卖命”。这些被编入波兰军队系统的哥萨克，后来被统称为“册编哥萨克”。

与普通哥萨克相比，“册编哥萨克”享有一定的特权。头领具备完全执法权和审判权，“在编”成员被免除了除兵役之外的所有赋税和劳役，并拥有土地所有权、自由狩猎权和经商权等权利。不过，在骄傲的波兰人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来自第聂伯河流域的野人”。

哥萨克骑兵

伴随着周边局势的日趋稳定，波兰开始大幅缩减“在编哥萨克”的名额，并一度被缩减至1000人。至于被“淘汰”的哥萨克，沦为了普通的农奴。波兰官方“过河拆桥”的行为，激起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极大不满。

1648年，由盖特曼（最高头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大起义爆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起义爆发之初，赫麦利尼茨基并没有“寻求独立”的意愿。

坦诚说，他的诉求绝非是“狮子大开口”：

在基辅州和左岸乌克兰地区取消“教会合并”；
基辅都主教与神职人员，有权在波兰议会任职；
将册编哥萨克增至1.5万人，并为其划拨土地。

不过，波兰政府只答应了“将在编哥萨克增至1.5万人”这一条件。

面对波兰冷漠且强势的态度，作为最高首领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在周边寻求可靠盟友“共同抗衡波兰”。

纵观周边邻国，乌克兰与奥斯曼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的关系比较复杂，两国均不靠谱。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不仅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国”，还均与波兰交好，与之结盟更是无稽之谈。在经过一系列的反复斟酌后，他决定与崛起的俄国结盟。

赫梅利尼茨基，乌克兰哥萨克首领，1648-1654年反抗波兰统治的乌克兰民族起义领袖

5）乌克兰与沙俄的“合并”

1648年6月，赫梅利尼茨基致信沙皇阿列克谢一世（1629—1676），希望与之建立联系。两个月后，他再一次致信阿列克谢一世，建议俄国趁波兰国内局势动荡之际，与自己联手“打击波兰”。

阿列克谢一世（1629—1676）的对外扩张，为沙俄的复兴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微妙的是，阿列克谢一世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出回应。原因很简单，在是否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俄罗斯人有着自己的打算。

首先，俄国不敢贸然联合乌克兰进攻波兰。截止至17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综合国力与波兰相比并不占优。尤其是斯摩棱斯克战争（1632—1634）的惨败，让阿列克谢一世颇为忌惮。

其次，恶劣的外交环境，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讨伐战争。在当时，俄国与瑞典、土耳其的关系均不和睦。倘若再同实力强大的波兰爆发战争，很容易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三，俄国的内部局势并不太平。比如在1648年6月，莫斯科居民为了抗议盐税，掀起了规模不小的暴动，甚至蔓延到了科兹洛沃、库尔斯克等其他城市。尽管暴动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也给自己敲响了警钟。

最后，俄国对扎波罗热哥萨克缺乏了解且印象不佳。毕竟，扎波罗热哥萨克与波兰一道远征莫斯科的经历（1618），一直让他们记忆犹新。

阿列克谢一世在选妃

因此，直到1651年初，俄国才派遣外交官拉里翁·洛普欣前往乌克兰，与他们进行了官方会晤。不过，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乌克兰人而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652年3月，乌克兰使节抵达莫斯科，再一次重申了赫梅利尼茨基提出的“希望俄国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及其控制下的地区”的建议。

不过，尽管阿列克谢一世表示“自己可以考虑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但他不仅强调“（俄国）会信守俄波和约”，还要求“将他们安置在顿河和梅德韦季察河地区荒无人烟的地方”。显然，阿列克谢一世的“提议”，遭到了乌克兰人的严词拒绝。

1653年4月，赫梅利尼茨基又一次提出了“臣服俄国”的请求。不过，他也同时警告对方，“如果莫斯科继续犹豫不决，乌克兰将考虑与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苏丹结盟。”

眼见所剩时间不多，俄罗斯政府于5月召开了史上最后一次缙绅会议。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讨论后，一致决定“接受乌克兰”。

乌克兰农田

6）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1653年12月，以贵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图尔林为首的俄国使团，顺利抵达了位于乌克兰境内的佩列亚斯拉夫城。次年1月8日，双方举行了正式会晤。

在会晤正式开始之前，赫梅利尼茨基特意召集了军队中的所有高级将领举行了秘密会议，大家一致通过了“接受俄国沙皇庇护”的决定。秘密会议结束后，双方一同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城的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哥萨克拉达”。

面对着台下的民众，赫梅利尼茨基慷慨激昂地表示：

（乌克兰人）不能没有一位统治者....我们可以选择的有四位君主，分别是土耳其苏丹、克里米亚汗、波兰国王和莫斯科公国沙皇....唯有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令人放心的庇护和栖身之处。如果谁不愿意跟他走这条路，去留自便。

不出所料，他的呼吁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在佩列亚斯拉夫国家历史民族自然保护区呈现的施诺克展

群众大会结束后，布图尔林将沙皇的谕旨转交给了赫梅利尼茨基，并和他们一同来到大教堂“举行宣誓仪式”。

值得玩味的是，在仪式程序环节，双方出现了不小的分歧。赫梅利尼茨基认为，双方都应当进行宣誓，“布图尔林应该代表沙皇宣誓，保护乌克兰不受波兰欺压，俄国不损害小贵族、哥萨克和城镇居民等乌克兰人的自由和权利”。

不过，他的提议被布图尔林严词拒绝。原因很简单，“只有臣民向沙皇宣誓，没有沙皇向臣民宣誓的道理。”

最终，处于弱势的乌克兰人做出了让步。赫麦利尼茨基进行了“效忠沙皇”的宣誓，布图尔林则以沙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庄重地将旗帜、权杖和盖特曼头冠授予给了赫梅利尼茨基。

实际上，对于“俄乌合并”的决定，持反对意见者并不在少数。比如基辅都主教谢利韦斯捷尔·科西夫和一些上层宗教人士均表示“拒绝宣誓效忠沙皇”。

哥萨克骑兵

学界普遍认为，流传至今的协议文本是赫梅利尼茨基亲自拟定的。因此，该文本也被称“赫梅利尼茨基条款”，其要点有：

乌克兰基本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制度和最高权力机构拉达均得以保留，但需要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
哥萨克军队仍然接受盖特曼指挥，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皇通报，册编哥萨克为6万人；
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农民选举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乌克兰财政、税收制度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民、市民的所有权利。
盖特曼的对外交往原则上不受限制，只需向沙皇通报自己的决定和谈判进展情况，并派人将重要文件副本呈送沙皇即可。

不过，鉴于赫梅利尼茨基与布图尔林二人并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因此，围绕《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俄乌两国的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讨论。

哥萨克骑兵形象

7）《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争议

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这份协议意味着“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民族的重新合并”。

苏共中央在1954年发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提纲》中就明确指出，“许多世纪以来，乌克兰人民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如果没有合并，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双方自愿的联合或合并”。

除此之外，俄罗斯学界还流传有“军事政治同盟条约”、“形式附庸关系”和“乌克兰被直接并入俄罗斯”等多个观点。

彼得大帝雕像

在乌克兰学界，关于这一协议的性质，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1）协议是“保护国条约”，即乌克兰成为了俄国的保护国或附属国；2）协议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

乌克兰历史学家戈罗别茨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是权力平等的双边谈判，谈判的目的不是建立共同的国家，而是两个国家缔结军事、政治联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协议绝不是一份“平等协议”。尽管乌克兰保留了除自主外交活动以外的诸多权力，但诸如“臣服”等字样的出现，终归存在着“低人一等”的色彩。因此，“合并后”的乌克兰更像是俄国的“高度自治区”。

乌克兰基辅圣索菲亚教堂

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

事实上，俄乌合并后，沙俄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的自治制度。北方战争（18世纪沙俄与瑞典的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盖特曼伊万·马泽帕（1639—1709）主动向彼得一世提出，希望官方能派遣军队“保护乌克兰”，共同抵抗瑞典的入侵，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

坦诚说，彼得一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关于“沙俄负责保护乌克兰”的条款。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愤懑不平的马泽帕，最终决定与瑞典结盟，共同反对沙俄。

遗憾的是，马泽帕的军队在1708年被沙俄军队击败，而他本人也在一年后含恨而终。

彼得一世（左）和乌克兰盖特曼伊万·马泽帕

1）乌克兰“自治制度”的危机

马泽帕的叛乱，为彼得一世削弱乌克兰的自治制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他的授意下，一个由常驻乌克兰的六名沙俄军官和一名检察官组成的“小俄罗斯衙门”，在1722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了。“小俄罗斯衙门”的职责之一，就是全面负责对乌克兰行政、税收和造船业进行“指导”和监督工作。

与此同时，彼得一世还下令，盖特曼事务的主管部门，由外交衙门“转移至”参政院。这就意味着，“乌克兰事务”从“外事”正式转变为“内政”，“乌克兰成为了沙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接替马泽帕盖特曼职务的斯科罗帕茨基十分清楚，乌克兰的自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多次主动恳请彼得一世，希望他“收回成命”，但遭到了对方的无情拒绝。深感无力的斯科罗帕茨基，最终抑郁而终。

彼得一世训诫皇储

2）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铁腕改革”

彼得大帝去世后，沙俄先后经历了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安娜一世以及伊凡六世的短暂统治。1741年，在军方的支持下，彼得大帝的次长女伊丽莎白（1709—1762）发动政变，夺取了皇位，史称“伊丽莎白一世”。

与自己的父亲不同，在她执政期间，基本不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甚至还在1750年做出了“恢复选举盖特曼”的决定。不过，她之所以选择对乌克兰“网开一面”，仅仅是因为时任乌克兰盖特曼格力·拉祖莫夫，是自己宠臣的哥哥。

伊丽莎白一世

但正所谓“美好的时光一直都是短暂的”，伴随着“女帝”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的即位，乌克兰的自治制度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待国家局势稳定后，她第一时间就将时任盖特曼罗佐莫夫斯基召唤到圣彼得堡，授意其“主动放弃盖特曼职位”。

1764年11月10日，她颁布诏书，正式废除了乌克兰盖特曼机构，取而代之的是“由沙俄贵族担任总督，由4名沙俄官员和4名可靠的乌克兰人组成”的“小俄罗斯衙门”。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二位沙皇，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皇

1774年，沙俄取得了第五次“俄土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和刻赤海峡的控制权，打通了黑海出海口。这就意味着，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哥萨克军队，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775年6月，沙俄军队突然袭击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驻地，并将其防御工事尽数捣毁。哥萨克头目们或被放逐或被遣散，普通哥萨克们均沦为了农奴，土地被沙俄贵族据为己有。

1783年，乌克兰哥萨克军团被改造为“沙俄宪兵队”，原有的建制被彻底取消。至于没能进入宪兵队的哥萨克，成为了沙俄统治下的普通农民。

老照片中的扎波罗热

178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干脆撤销了“小俄罗斯衙门”，并在乌克兰设置了基辅、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三个总督辖区。这样的举措，意味着乌克兰正式成为了沙俄下辖的一个“普通行省”。

为了加强对乌克兰的控制，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当地大力推行农奴制，将农民阶层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与此同时，她还极力拉拢乌克兰贵族，使之成为对自己忠心不二的“铁杆”。比如在1785年，女皇特饮颁布了“乌克兰贵族特权诏书”，给予了他们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地位和权利。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乌克兰贵族们认为，“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只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叶卡捷琳娜二世戎装照

3）乌克兰的“俄罗斯化”进程

在乌克兰自治制度被彻底废除后，沙俄政府采用了各种行政手段，对乌克兰展开了“俄罗斯化”改革。

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和思想上的“同化改革“。

1876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签署了《厄姆斯法令》，内容要点如下：

禁止在国内出版乌克兰文书籍，禁止境外出版的乌克兰文书籍流入境内；
禁止在剧院上演乌克兰语剧目，禁止（乌克兰人）演唱乌克兰语歌曲，禁止乌克兰人举办乌克兰语的诗歌朗诵会；
禁止乌克兰学校教授乌克兰语，俄文著述中原有的“乌克兰”一词，尽数被“小俄罗斯”取而代之。

直到1905年，《厄姆斯法令》法令才被官方废止。

亚历山大二世，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十六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

其次，教育领域的同化。

1805年，在沙俄政府的主持下，乌克兰重镇哈尔科夫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学——哈尔科夫国立大学。1834年，沙俄又在基辅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两所高等院校均采用俄语教学。

从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开始，为了减少波兰对乌克兰的影响，乌克兰西部各级学校的授课语言，逐渐由波兰语调整为俄语。特别是镇压了1830—1831年波兰民族起义后，当地的波兰语学校被全部关闭。

彼时的波兰王国，本质上是俄国的共主邦联

第三，宗教领域的同化。

因长期接收波兰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很多生活在乌克兰西部的乌克兰居民信奉希腊天主教。

起初，沙俄政府对天主教会比较宽容。不过，在得知天主教会上层声援了波兰民族起义后，这些天主教会被全部查封，教区也被移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相关的宗教学校也被全部取缔了。

4）如何评价“俄乌合并”史？

在主流的乌克兰历史教科书中，编著者们尽管没有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殖民”挂钩。但他们依然义愤填膺地表示，沙俄的统治是“对乌克兰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比如《乌克兰史》一书中就如是写道：

19世纪上半叶，乌克兰贸易结构具有明显的原料化特征。从乌克兰运出的是农产品和原料，运入乌克兰的则是纺织品等工业品。

农奴制改革后，乌克兰的铁路建设，也具有明显的殖民地特征。沙俄首先修建的不是乌克兰各城市之间的铁路，而是连接乌克兰与莫斯科工业区的铁路。

在沙俄统治下，乌克兰教育事业出现明显倒退。1897年，乌克兰民众识字率只有13%。反观生活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居民的受教育比例，是乌克兰人的2倍多。

90年代的乌克兰

对于乌克兰学界的观点，俄罗斯的学者们提出了质疑。比如学者安德烈·斯塔维茨基认为：

在17—18世纪，乌克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有的已经是俄罗斯土地，比如斯洛博让希纳；有的是自愿并入沙俄的领土，像左岸乌克兰；有的是因俄土战争等原因并入沙俄后被开发的土地，像新俄罗斯。沙俄不仅让乌克兰摆脱了被波兰统治者奴役的命运，还维持了乌克兰社会的稳定。

从经济角度看，乌克兰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沙俄控制。在沙俄管辖下，乌克兰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建立了很多港口和城市，其经济发展速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全俄平均水平。

最为重要的一点，以乌克兰自身力量，很难在大国夹缝中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更谈不上向周边扩展领土。正是由于历史上俄罗斯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开疆拓土，才让今天的乌克兰拥有了广袤的国土。

身着传统服饰的乌克兰女孩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在十月革命（1917）爆发后的4年间，乌克兰陷入了黑暗的政治动荡期。其中，德国、奥匈帝国、临时政府、邓尼金的白军、波兰等势力犹如走马灯一般，相继出现在了乌克兰的历史大舞台。

一开始，乌克兰民众曾寄希望于“外援”来实现民族独立。不过话说回来，几乎所有的外部势力都没有协助乌克兰人“独立建国”的意愿，因为他们只对乌克兰的肥沃土地感兴趣。

老照片中的乌克兰“黑军”，基本盘是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

1922年，位于东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了苏联的加盟国之一，西乌克兰彻底沦为了波兰的殖民地。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17日，斯大林以建立东方防线为由，命令60万苏联红军进攻波兰东部，迅速占据了西乌克兰地区。18日，苏德两瓜分了波兰。两个月后，东西乌克兰“合二为一”。

“拼图”乌克兰（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在“加入”苏联的近70年间，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国一样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其中，属于俄乌民族共同史的乌克兰大饥荒，不仅掺杂着恩怨交织的复杂记忆，也成为了乌克兰“反苏”的重要源头。

1）什么是乌克兰大饥荒？

用发展的眼光看，农业集体化政策与苏联的国家工业化建设是紧密相关的。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与难以获得西方贷款的前提下，出口粮食成为了筹措资金的最终主要来源。对此，斯大林曾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

应当将现在每天粮食出口量增加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1普特≈16.38千克），否则我们就面临没有新的冶金和机器制造厂的危险。一句话，应当加速出口粮食。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保证在短时间内征集到所需要的粮食？斯大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商品率较低的小农经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鉴于此，从1929年开始，苏联开始在各地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不仅居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等资产被收归国有；在部分地区，甚至一些居民家中的炉子、茶壶、水桶都被统统国有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乌克兰的土地面积只占到当时全苏总面积的3％，但一直都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了征集到足够多的粮食，苏联组成征粮队，强行向乌克兰农民征集粮食。

饥荒期间当局派到乌克兰农村的征粮队

学界普遍认为，爆发于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是由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过快的城市化、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严重后果。

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与过高的粮食征购指标，是导致大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俄语中，所谓“富农”，泛指吝啬、守财奴、善于钻营，没有贵族身份但依靠做生意而暴富的人。在沙俄农奴制改革与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中，“富农”成为了“脱离村社的成功者”的代名词。资料显示，当时乌克兰境内的富农占到了农民总数的15％左右。

影像资料中的苏联农民

对于苏联政府推动的农业集体化与粮食征集制，富农阶层普遍持消极抵制态度。对此，斯大林采取了残酷的“消灭”举措。

从1930年1月开始，官方抽调了大量人力前往乌克兰各地“镇压富农”。数据显示，大约有30—50万的富农被“消灭”，他们被财产被尽数剥夺，一些顽固分子被流放到了荒凉的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做苦役。

为了免受迫害，一些绝望的富农故意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烧毁农业基础设施。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极大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富农阶层受到了残酷打击

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仍然很高。

1930年，乌克兰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2290万吨，其中上缴国库780万吨，基本完成了征购任务；1931年，乌克兰农业减产，粮食产量降至1760万吨。但为了完成指标，乌克兰不得不动用储备粮，凑齐了700万吨粮食的任务。

1932年，全面实现集体化的乌克兰的粮食总产量仅为1280万吨，但中央下达的指标居然高达770万吨，尽管后来下调至660万吨，但依然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影像资料中的苏联“征粮队”

为了完成征购指标，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乌克兰当局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的决议，具体要点如下：

实行武力征粮；
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贸易；
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
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

1932年，苏共中央强制从乌克兰运走了700万吨粮食，彻底将农民推向了饥饿的深渊。根据乌克兰给到的数据显示，从1932年冬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的余粮居然只有80公斤。可以预见，“大饥荒”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乌克兰集体农庄

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饥荒，不仅让很多小型农村彻底消失，一些大型村落的居民都差不多快死光了。对于这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从60万到1500万不等。

苏联官方给到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1926年的乌克兰人（包括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人以及苏联其他地区的乌克兰人）的总数为3119.4976万人，1937年为2642.1212万人，足足减少了470万之多。

俄罗斯学者孔德拉申根据各方档案文献估算，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在300—350万之间，这与乌克兰权威史学家库利奇茨基的统计大致吻合；另据乌克兰学者库利奇茨基的推算，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338.2万，其中1932年的死亡人数为14.4万，1933年为323.8万。

位于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

2）斯大林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俄乌两国近几年公布的大量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档案文献显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苏共中央对粮食征购工作中出现的恶性后果缺乏清醒认识，致使政府一再采取极端手段征购粮食，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

在斯大林看来，“乌克兰的粮食征购工作之所以出现困难，主要是由于当地农民恶意怠工造成的”。因此，他不仅将反对粮食征购的行为定性为“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和战争”，还打击了一批对粮食征购工作持保留意见的乌克兰地方领导干部。

当时斯大林的地位，可谓如日中天

比如在1932年底，时任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在向斯大林通报乌克兰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消息时，后者以近乎侮辱性的口吻答复道：

有人跟我说，你，捷列霍夫同志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看得出来，你真的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让你留在州委书记的位子上不太合适，你应当去作家协会工作，去写你的故事，只有傻子才会读的故事。

很快，苏共中央委员就解除了捷列霍夫一切职务，令其听候处理。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23日，乌克兰基辅的民众举行仪式，纪念大饥荒事件中离世的数百万同胞

其次，在乌克兰境内爆发饥荒后，斯大林不仅出台多项法令继续征集粮食，还阻止当地农民从村庄出走。

1932年7月23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否决了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在春秋两季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贷款”的请求，理由居然是“本年度庄稼收成令人满意，而且国家减少了集体农庄的粮食征购数量”。

乌克兰大饥荒中的惨状

8月7日，苏联颁布《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法令：

对于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应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切财产充公；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

截至1933年1月，有54645人被定罪，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乌克兰境内几乎所有地区的粮食储备都已接近枯竭了。

乌克兰集体农场中瘦死的马

为了防止大量饥民涌入城市，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12月27日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除农民以外的所有苏联公民都拥有身份证）”的决议，用以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

为了保证法令实行，苏联还特别成立了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统筹领导的专门机构——“工人农民警察总局”。

老照片中苏联警察

1933年1月22日，苏联颁布了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二人亲笔签字的“关于禁止饥饿农民从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大规模迁移到国家西部、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密令。

根据文件，农民出逃的行为被定性为“苏维埃政权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间谍机构组织的破坏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截止1933年3月，苏联一共逮捕了21.95万人，其中18.66万人被遣返，剩下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试图乘坐火车逃离乌克兰的饥民

第三，在乌克兰全境爆发饥荒的同时，斯大林仍然向国际市场大量出口粮食。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政府在1933年2—6月间合计向灾区发放了32万吨救济粮，但相对于数百万受灾人口而言，这一数字完全是杯水车薪。

作为对比，苏联在1932年出口的粮食为1800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在饥馑年份，这些粮食足以使1400万人存活下来。除此之外，苏联还有1820万公担的储备粮。

倘若苏联在该年不出口粮食并动用储备粮来赈济灾民，完全可以改善2500万—3000万人的缺粮状况，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1932年的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有人饿死在路旁，行人见怪不怪，漠然走开

第四，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消息，隐瞒饥荒真相。

尽管莫洛托夫等中央委员会成员，曾多次亲往乌克兰“监督粮食征购计划的完成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如实汇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根本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谈论饥荒。

为了推卸责任，在1933年春，斯大林不但处罚了农业人民委员部、谷物和畜牧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部分工作人员，还逮捕了75名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指控他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白俄罗斯的农业生产过程中进行反革命破坏行动”，3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判处8—10年的监禁。

大饥荒中的乌克兰民众

但难以无法原谅的是，基于顾及国家形象的需要，苏共中央拒绝了欧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粮食援助的建议。

鉴于此，库利奇茨基在《为什么他要消灭我们？》一书中愤怒地指出，“斯大林制造饥荒的根本目的，就是不允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联”。

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有不少乌克兰民族主义学者义愤填膺地表示，“大饥荒就是苏联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3）对于乌克兰大饥荒的评价

苏联解体后，这段残酷的“饥荒史”，一下子“升级”为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2003年9月，时任总统库奇马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发起的设立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活动”；2006年11月28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立法，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

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的大饥荒，是“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乌克兰历史教科书的一些编著者们认为，“发生于1932—1933年大饥荒，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故意制造的，目的是压制乌克兰人独立愿望。”

2014年纪念乌克兰大饥荒活动

对于乌克兰提出的“种族灭绝”观点，俄罗斯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点质疑。

首先，相关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农业集体化政策及相关措施的推动，“旨在消灭乌克兰民众”。他们认为，大规模出口粮食导致民众饥荒的现象，并非是斯大林时期特有的现象。1887—1891年，沙俄政府为了换取外汇，出口了1000万吨粮食，导致整个国家发生了大面积饥荒（1891—1892）。

其次，如果大饥荒真的是“种族灭绝”行为，斯大林一定会拒绝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援助。但实际情况是，大饥荒发生后，斯大林向乌克兰提供了一定的粮食援助。

第三，大饥荒不仅造成了乌克兰农村人口大量减少，苏联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数据显示，30年代初爆发的饥荒，导致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减少30.9%，伏尔加河流域减少23%、乌克兰减少20.5%，北高加索减少20.4%。

另外，因未完成粮食交售任务而没收农民所有粮食的现象，不仅在乌克兰出现过，即便在俄罗斯境内也普遍存在。

乌克兰当地的“救济营”

4）如何评价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二战爆发后，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议定，在与德国瓜分波兰的同时，“兼并”了西乌克兰。

苏德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境内的民族主义者们，旋即发表了“乌克兰独立宣言”。他们表示，自己“愿与德军合作，共同抗击苏联”。

但是，纳粹德国在占领了乌克兰之后，在大肆逮捕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同时，还残酷镇压了不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武装。于是，一些“绝望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在1942年秋组建了“乌克兰起义军”，将苏联和纳粹德国统统视为作战对象。

1944年11月，乌克兰全境被苏军解放。不过，苏军在进入西乌克兰以后，遭到了以“乌克兰起义军”为代表的多支民族主义武装的强烈抵抗。直到1947年，当地的大规模抵抗活动才宣告停止。

电影《沃伦》的剧照，红黑旗帜是乌克兰起义军（UPA）的旗帜

伴随着俄乌关系的日益恶化，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1909—1959）的“定位”，也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人物。

二战爆发后，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梦想，斯捷潘·班德拉一度与纳粹德国展开了合作，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把“消灭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视为终极目标。

二战结束后，他留在联邦德国，继续从事反苏斗争。1959年10月，他在慕尼黑被苏联间谍暗杀。

为了纪念这位“乌克兰主义者”，很多西乌克兰的城市和乡村，都为他建立乐纪念碑，不少街道也均以他的名字命名。2009年9月，乌克兰发行了“班德拉诞辰100周年的主题纪念章”。2010年1月22日，即将离任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签署命令，授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称号。

斯捷潘·班德拉

乌克兰官方纪念班德拉的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强烈愤怒。民意调查显示，37%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班德拉“是恐怖分子和杀人犯”。

时任俄联邦上院副议长尤里·沃罗比耶夫更是气愤的表示，尤先科的做法“简直下流无耻，如果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们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在坟墓里转过身来。”

不过，让俄罗斯人气愤的事情远不止这些。1944年7月27日，是乌克兰西部重镇利沃夫解放的日子。但是，乌克兰官方却将这一天视为“莫斯科集权制度开始统治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日子”。

2005年4月9日，10位乌克兰历史学家联名致信总统尤先科，建议应该“取消相应的庆祝活动”，因为这“不是乌克兰人的节日”。他们甚至提出，“红军老战士不应被认作新乌克兰的主要英雄，因为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才是主要的英雄”。

向红军老战士行“纳粹礼”的乌克兰年轻人

5）战后乌克兰的恢复和发展

对于战后乌克兰的重建和发展，俄罗斯学界主要强调的，既有苏联做出的种种努力，也有乌克兰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当然，对于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大多采取轻描淡写或回避的态度。

与俄罗斯截然不同，乌克兰学界主要强调的是“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的歧视与压迫”。在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中，相关的记述比比皆是：

几百年奴役下的生活，不仅破坏了乌克兰的文化，也破坏了乌克兰的自然环境。在此期间，异族（俄罗斯）统治者白白掠夺和消耗我们土地上的财富，而不顾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对乌克兰来说，最大的不幸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要知道，核污染是最严重、最持久的污染，这是对乌克兰的犯罪行径。由于核事故，周围环境成为可怕疾病的诱因。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尾声

2008年4月，普京在北约峰会上曾经对美国总统布什说道：“乔治，你不了解，乌克兰甚至算不上一个国家。乌克兰是什么呢？它的一部分领土属于东欧；而且相当一部分领土是我们赠予的。”

俄罗斯人的这种傲慢心态，让乌克兰人极为不爽。因此，不少乌克兰人认为，“乌克兰人必须提防俄罗斯人的傲慢心理”。因此，乌克兰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疏俄色彩”，还频繁向欧美靠拢，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国家利益拱手相让。

现在，俄军调整策略，在乌东地区拿下一个又一个城镇；乌军开辟第二战场，试图将战火烧向俄罗斯本土。但无论谁输谁赢，承受代价的归根结底还是两国的普通老百姓。所谓“行天下苦，亡天下苦”，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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