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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国之梦”的彻底倒掉：为什么德王无法取得成功？

文化 2024-08-31 21:40 北京

对于“蒙疆政权”的性质，学界普遍将之视为“主动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由内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建立的傀儡政权”。

不过话说回来，简单地将之视为与“满洲国”或汪伪政府性质类似的伪政权是不准确的。坦诚说，“蒙疆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直接产物；作为对比，“自治运动”与同一时期的日本没有太大关联。

老地图中的“蒙疆政权”

有鉴于此，在抗战期间，我党并未对“蒙疆政权”及其最高领袖德王采取“完全对立并予以全面打击”的举措：

首先，我党认为，与汪精卫、殷汝耕等汉奸代表截然不同，德王本人有着较强的蒙古民族意识，因此多次向他发出了“回头抗日”的呼吁；其次，对于亲日与降日的蒙古各阶层人众，我党也多以耐心说服与劝告为主，基本上没有以“蒙奸”的名义抨击他们。

但不管怎么说，“蒙疆政权”不仅有日本政府扶持的证据，还具备一定的伪政权特质；至于日本之所以扶植蒙疆政权，归根结底还是出于肢解中国、“对苏作战”以及巩固“满洲国”的左翼防线的多重需要。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谁是德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以及“蒙疆政权”当中，德王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老照片中的德王

什么是“内蒙古自治运动”？

1912年8月，北洋政府正式公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其中规定，“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旨在安抚内外蒙古的封建王公。

不过话说回来，“一律照旧”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14年7月，北洋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区。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中央政府在内蒙古实行“双重行政设置”的开始。

1928年6月初，北伐军开进北京。1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发表了“全国统一宣言”。9月，国民政府不仅宣布增设绥远、察哈尔与热河3个行省，还将内蒙古下辖的六个盟、二个部、四个特别旗分别划入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新设置的热、察、绥、宁（夏）各省。

1928年的北方

众所周知，定型于清朝的盟旗制度，其独立性要比内地体制大得多（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是谁奠定了中国版图？）。因此，国民政府在内蒙古增设省、县的举措，势必大幅削弱了盟旗的自主性。

再加上官方对当地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了起来（拓展阅读：一文概述：“金丹道事变”的前世今生）。

1928年7月，察哈尔部代表团赶赴南京请愿，要求“蒙旗联合自治”；11月，“蒙古代表团”赴京反对改省。基于维护北方局势稳定的需要，国民政府特意于1930年在南京召开了“蒙古会议”。不过话说回来，“蒙古自治方案”从未被提上官方日程。

一言概之，在这一时期，“改变蒙古民族的涣散衰落状况，谋求团结自保”是内蒙古各阶层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换言之，“民族自治”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包头露天市场

1）德王的“复兴蒙古之梦”

文中的“德王”，实际上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的简称。他出生于1902年2月8日，1908年老郡王去世后，他继承了苏尼特扎萨克杜棱郡王的爵位。1913年，被北洋政府授予了苏尼特札萨克与硕杜稜亲王的爵位。

1919年，年满18岁的德王开始管理旗政。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一直以“黄金家族”的继承者自居，还有着“再建蒙古帝国”的梦想，甚至发出过“当今时代，能振兴蒙古者，舍我与谁共”的感慨。

1924年，德王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他以锡林郭勒盟的代表身份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并当选为北洋（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正式涉足政治舞台。

在这一时期，他先后结识了贡桑诺尔布、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凌升以及九世班禅等人，开始对“蒙古人的出路”问题有所思考。

青年时代的德王

1931年冬，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制定了《蒙古各盟部旗组织法》。对此，德王特意致电南京，表达了强烈反对的态度。

很快，以包悦卿、小卓王等为首的蒙古族青年以“蒙古旅平青年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不仅公开反对组织法，还提出了“希望德王能够出任蒙旗宣抚使”的建议。

蒙古族知识青年对德王的大肆颂扬，一度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1932年秋，他特别致电德王，除了邀请其“会商蒙政”之外，还委任他出任“蒙古保安统监”一职。

不过，德王本人不仅婉拒了这一“空头”职务，还希望国民政府能够拨给自己枪支和装备，组编骑兵。为了稳住德王，国民政府给他拨发了一些破烂武器，但对组编骑兵师的计划一直采取推拖之策。

1932年冬，德王等人抵达南京。蒋介石不仅当面答应“蒙古三制继续保留”，还准备在张北建立中央军官学校张北分校。德王虽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他组建骑兵部队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情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代表团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与中央委员白云梯（蒙古族）二人一直与蒙古王公阶层存在矛盾。因此，德王决定整顿驻京办事处并兼任总负责人一职，但吴鹤龄等人私下联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四川人石青阳破坏了德王的这一计划。德王愤然北返，双方关系急转直下。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德王与蒋介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王从1933年开始酝酿“民族自治”运动。

年初，他在苏尼特右旗王府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任命蒙古族知识青年云继先、于福赓为教官，将从北平与各盟旗招收的近百名蒙古族青年编入该队受训。另外，他还把从武汉、南京运来的武器拨归该队使用。

因为德王经常与这些人商讨“蒙古民族的未来出路与自治问题”，因此得到了蒙古青年领袖们的广泛认可。可即便如此，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复兴蒙古”的大业，自己必须要保证得到那些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老年王公们的支持与帮助。

青年时代的德王

2）什么是“内蒙古自治运动”？

1933年春夏之间，九世班禅以国民政府“西蒙宣化使”的身份，前往内蒙古巡游唪经。当班禅来到苏尼特右旗时，德王主动邀请他帮助自己劝说时任锡盟盟长、乌珠穆沁右旗札萨克（旗长）索王索特纳木拉布坦。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直将索王视为新的“统战对象”。他们不仅特派依田四郎少将赶赴位于乌珠穆沁右旗的索王府邸，诱劝其归附“满洲国”，还主动邀请他前往“满洲国”参观，并提出了“在锡盟设立特务机关与电台”的请求。

不过话说回来，鉴于索王一直对日本有所警惕，因此关东军的“统战工作”并未取得什么成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复杂多变的涉外事宜，已经让年迈的索王疲惫不堪。因此，在九世班禅劝他应该积极联络锡、乌、伊三盟盟长会商蒙事之后，索王深表赞同；对于德王提出的“将各盟旗联为一体成立自治机构”的提议，也迅速得到了他的认可。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索王

见时机成熟，德王马上以索王的名义通知锡盟的10旗札萨克，要求他们予以支持。与此同时，他还以索王的名义向内蒙古各地的王公们发出邀请，并亲自携信赶赴乌盟召集各盟旗代表会商蒙事。

首先，德王将索王的信送到了乌兰察布盟盟长、达尔罕旗札萨克亲王云端旺楚克即云王的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云王不仅德高望重，地位颇高，而且一直对国民政府推行的带有大汉族主义色彩的压迫政策有所不满，但他又害怕支持“自治运动”会得罪国民政府和绥远省当局，所以不敢即刻回答。

于是，德王主动邀请正在内蒙古“宣抚”的蒙藏委员会蒙事处长、土默特蒙古人巴文峻前去劝说。巴文峻对他说，“在内蒙古搞地方性自治。不会越出国民党政府许可的范围”。于是，云王彻底打消疑惧，决定加入这一运动。

老照片中的云王

1933年7月26日，“内蒙古自治”第一次会议在百灵庙召开。会议由云王和德王共同主持，决定以锡、乌、伊盟盟长、札萨克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许可内蒙古自治，建立统一的自治政府。

另外，会议还特意邀请了内蒙古各盟旗的王公代表以及内地蒙古各界人士会集百灵庙，拟于9月28日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以研究制定具体方案。会议结束之后，德王主持起草了通电，并对提出“自治”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解释：

吾蒙古地近日俄，创痛尤烈。广漠之地，弱小民族，抵拒无力，固守无方。中央虽负有扶植救济之责，顾内乱频仍，事势分异，当局尚不暇自救，吾蒙抑可忍以协助责望中央。

中央军事鞅掌，既不遑忧远，吾蒙敢不投袂而起，遵奉总理懿训，自治自决以自策动。乃于今年七月廿六日在乌盟百灵庙召集内蒙全体长官会议，佥日采用高度自治，建立内蒙自治政府，急谋团结促进，以补中央所不及。庶几危亡可挽，边疆可固，蒙民幸甚，国家幸。

因为通电在“自治”之前加了“高度”二字，因此又被称为“高度自治”运动。

百灵庙

这份公开发表的自治通电，迅速在全国政界和舆论界激起了很大反响，并在蒙古族各阶层得到了广泛响应。本就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拓展阅读：民族危亡之际，为何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增补版）），更是一时难以公开表示反对，因此不得不采取迟迟不作答复的办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治”是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实际利益的。于是，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等为首的地方大员们纷纷派人劝阻各旗王公参加百灵庙自治大会，甚至发出了“以有效之方法，严行裁制”的警告。

当然，德王等人也一直想方设法抵制两省压力，使其使者碰壁无功而还，同时再度邀请九世班禅抵达百灵庙，旨在坚定王公们的自治决心。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的阻挠与破坏下，等到9月28日时，除了乌、锡两盟之外，来到百灵庙的其他各旗代表，几乎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权人物，所以只召开了预备会议以筹备正式会议的相关事项。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自治会议”

直到10月9日，在大部分代表顺利抵达百灵庙后，才正式举行了第二次“自治会议”。

会议推选云王、德王等5人为主席团，截止10月24日合计举行了5次会议。其中，第1次会议通过了德王等23人共同起草《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与致南京政府的“请求中央准许自治”电文。

坦诚说，电文的口气十分强硬，对南京政府的“蒙古政策”给予了措辞严厉的抨击：

（国民政府）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县置省，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伤。我中央政府动辄内乱，兼顾弗遑，抑岂以我蒙古为无用之物，故视为痛痒无关，亦不可知？

强邻（日本）压境，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及呼伦贝尔等诸盟、旗、部，转瞬非复我有矣。

因此，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在总理主义及人道主义之下，以完成蒙古自治政府，必能挽我危亡，非蒙古之幸，亦国家之福也”。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自治会议”

在召开于10月15日的第2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具体要点如下：

应内蒙现时之需要，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内各民族自决自治之规定，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成立内蒙自治政府：

内蒙自治政府总揽内蒙各盟、部、旗之治权；
内蒙自治政府以原有之内蒙各盟、部、旗之领域为统辖范围；
除国际军事及外交事项由中央处理外，内蒙一切行政俱依自治政府法律、命令行之；
自治政府正副委员长及委员，由各盟、部、旗长官共选之，自治政府以政府委员会处理一切政务。

在召开于10月19日的第3次会议上，讨论了政府预算案、政府建筑案、政府警卫案及职员薪俸案。

在召开于10月21日的第4次会议上，选举云王为自治政府委员长，推举锡盟盟长索王与伊盟盟长阿拉坦鄂齐尔为副委员长，德王担任政务厅长一职。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自治会议”

3）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在接到第2次“自治大会”的呈电之后，国民政府立即命令内政部、蒙藏委员会等机构各自商讨对策。在经过了多轮磋商之后，行政院奉行行政会在10月17日提出了三项方案：

首先，将蒙藏委员会改组为边务部，直隶行政院，为处理蒙藏行政之中央最高机关；

其次，在省政府下设置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选任蒙古人士为正副委员长，负责处理蒙旗事务，解决旗县间的纠纷；

第三，中央或地方行政应尽量容纳蒙古人，在适宜地点设置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培养蒙古人才。

另外，任命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为中央专使赴内蒙古巡视，与百灵庙方面商谈解决方法。

10月18日，上述提案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坦诚说，这一方案依然维持着已设省县的行政系统，将各盟置于省政府下设的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之下，一票否决了“在内蒙古设置统一的自治机构”的意见。

南京总统府内景

10月21日，黄绍竑一行人离开南京，途经北平、张家口、归绥并会晤各省当局协商对策；在10月24日的第5次“自治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如何应付黄绍竑、赵丕廉代表团的相关事宜。

1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百灵庙，12日开始进行谈判。

百灵庙方面以德王为主要谈判代表，坚持以《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作为谈判基础，不仅要求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节制的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还要求撤销设在蒙地的绥、察两省。

而黄绍竑等人坚持以中央方案为谈判基础，只允许在现有省县不变的基础上成立省政府之下的地方自治机构。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蒙古王公与国民政府代表团

双方各执己见，谈判很快便陷于僵局。见谈判迟迟没有进展，黄绍竑马上以“停止谈判返回南京”相要挟。不得已，德王等人决定放弃撤销绥远与察哈尔两省的要求，提出了甲、乙两种修改方案。

甲案提出在内蒙古设立若干自治区政府，直属于行政院，各自治区间设置联席会议，商决共同事宜；
乙案继续坚持设置统一自治机关。

黄绍竑认为甲案基本符合既定方针，答应转呈中央鉴核施行，随后便返回南京复命，并将带回的方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德王与黄绍竑

1934年1月，会议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11项，将黄绍竑所拟绥、察两省各设一个自治区的意见修改为各设两个自治区，但将不设盟的土默特、阿拉善等旗以及已经设县的蒙汉交错地区排除在外。

坦诚说，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盟旗的权益。因此立即引发了各盟旗赴京代表和在京蒙古各界的激烈反对。迫于形势，国民政府重新拟定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8项，其要点是：

设立统一的自治机关——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蒙政会直接接受行政院的管理，总理各盟旗政务，委员长、委员以用蒙古人为原则；
中央另派大员驻在该委员会所在地指导之，并就近调解盟旗省县之争议；
各盟旗的组织、政权一律照旧；停止放垦和增设县治。

各盟旗代表以及百灵庙方面普遍认为，8项原则基本满足了自己的诉求，因此表示愿意接受。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蒙政会官邸

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法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并公布了职官任命名单。

其中，何应钦担任指导长官，云王担任蒙政会委员长，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担任副委员长，德王担任秘书长。由于云王年老多病，沙王与索王二人没有到任，所以蒙政会的实际大权已经被德王牢牢控制。

1934年4月23日，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宣告成立。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本质上是由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发动，旨在维护传统王公制度与特权为宗旨的。

不过话说回来，自治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反对民族压迫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呼声中产生的，所以不仅在蒙古各阶层引起了较大震动，还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

但是，鉴于蒙地各省一直千方百计地阻挠与破坏蒙政会的自治权力，所以百灵庙蒙政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德王与国民政府对抗的机构。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德王与傅作义

“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1933年3月，关东军攻占了热河省全境，兵锋直抵察哈尔省。4月29日，察哈尔省重镇多伦沦陷。9月22日，设立“察东特别自治区”，主动投敌的李守信就任行政长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开始将德王视为主要的拉拢、收买的对象，不断赠送他汽车、飞机、电台和枪支武器。

1）“独立建国”思想的萌芽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设立察哈尔盟的提议。8月，德王特派代表赴庐山求见蒋介石，不仅特意将关东军向蒙西地区渗透并拉拢自己之事予以告之，还要求国民政府尽快拨发经费与武器、电台等物资。

对此，蒋介石不仅给出了“（德王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的训示，还决定向他拨给了经费3万元/月，建筑费21万元以及枪械电台等物资。

青年德王与他的母亲

1935年5月30日，4名无护照的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为了避免引起事端，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即令将之全部释放。

6月27日，双方达成《秦土协定》，具体要点如下：

国民政府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
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对察哈尔部的控制。

日媒对《秦土协定》的报道

1935年夏，德王再赴北平会见何应钦，在探询对方的对日态度的同时，索要武器与活动经费。

在当时，何应钦正与日方秘密签订《何梅协定》，所以对德王容许关东军的渗透之举大加赞赏，认为这是“苦心孤诣，艰苦支撑，体念国家困难，妥慎应付局面”；至于武器供应，何应钦干脆认为无此必要，原因很简单，“连中央军队都无法抵抗日本军队，蒙古人训练一点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以上种种，令原本就一直对国民政府心怀不满的德王大为光火。于是，他干脆决定“彻底抛弃国民政府”，转而与关东军“合作”。

1935年9月，他来到了乌珠穆沁右旗的索王府，会见了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德王主动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蒙古独立建国”的愿望，而后者明确表达了赞成与支持的态度。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的德王与关东军参谋

12月，德王前往新京（长春），先后会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等人。很快，双方商谈决定：

首先，日本会主动出面，帮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其次，关东军送给了他50万日元和5000支步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

返回途中，德王又在多伦与李守信展开了会晤，要求加强联系，必要时希望李守信能够给到武力支援。抵达百灵庙以后，德王按照关东军的建议，向蒙政会委员长云王提议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强化蒙政会，另一个是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云王认为，强化蒙政会可能会得罪绥远当局和国民党中央，所以只同意了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方案。

电视剧《草原春来早》中抵达长春的德王与关东军首脑

2）什么是“蒙古军政府”？

德王返回苏尼特右旗驻地后，在与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商谈后，最后决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1936年2月，德王在自己的王府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其中，德王担任总司令，李守信担任副司令，由关东军代表组成的顾问部，主要负指导军事、政治之责。坦诚说，这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独立政权。

首先，总司令部不仅落实了成吉思汗纪年，并将1936年设定为“成吉思汗纪年731年”；其次，总司令部设计了蓝色背景，右上角为红、黄、白3条的蒙古旗；第三，总司令部下设军务部、政务部和秘书处, 初具政权规模。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蒙古旗”，蓝色代表蒙古族，红、黄、白则分别代表火、喇嘛教和纯洁

但是，由于总司令部所在地苏尼特右旗属于荒凉偏僻的牧区，交通和通讯不便，无法全面“展开工作”，对于其他蒙古盟旗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为此，德王决定邀请西部各蒙古盟旗的王公，召开“蒙古大会”。

大会除了向蒙古各盟旗介绍与关东军合作以及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筹备情况外，还和盘托出了“建立蒙古国”的相关事宜。

第一次“蒙古大会”于1936年4月24日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会议商讨的主要内容要点如下：

为实现内外蒙古和青海蒙古为一体，建立蒙古国，并设立蒙古国会；
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以资整军经武收复蒙古固有疆土；
与满洲国缔结互助协定，实行统制经济、开发资源；
将化德县改为德化市，从察盟划出由蒙古军政府直辖等。

值得一提的是，关东军特务田中隆吉不仅出席了会议，还表示“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

特务田中隆吉，号称“中国通”

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德王热情洋溢地表示：

蒙古军政府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

关东军原本向按照掌控“满洲国”的办法控制“蒙古军政府”，但考虑到德王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其在蒙古各盟旗中的地位，因此决定采取更为隐蔽的方法予以“指导”。

简单地说，就是关东军特务机关通过日本顾问团来间接“帮助”蒙古军政府“建国”。

比如德王组建的“蒙古军”，就得到了关东军的大力支持。根据双方协议，从1936年4月起，关东军和“满洲国”每月补助约30万元。其结果就是，“蒙古军”用近四个月的时间便扩充到了一万三千人。

受训的“蒙古军”官兵

在关东军的“指导”下，“蒙古军政府”与“满洲国”迅速达成了深度合作的关系。

首先，德王亲率李守信等人多次访问“满洲国”，他本人还被溥仪封为“武德亲王”；
其次，双方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互派驻对方“代表”，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满洲国”中央银行在德化设立办事处，发行“满洲国”货币。

另外，在田中隆吉的建议下，德王又派“外交署长”陶克陶访问“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除了与之签订了“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的合作协定外，“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出资100万元，充作“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一言概之，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蒙古军政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由于田中隆吉好大喜功，贸然发动绥远事变，“蒙古军”遭到了傅作义部的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政府”也由此一蹶不振，德王的“建国计划”几近破灭。

绥远抗战时国军行军照片

3）什么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发动“察哈尔作战”。其中，由关东军组成察哈尔兵团开进察哈尔北部，“蒙古军”配合日军南下占领张家口。

进入9月下旬，日军由东、南两个方向合击并占领了绥远城，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包头等战略要地。傅作义部在太原战役后返回绥西，与来犯日军形成了战略相持的态势。

“察哈尔作战”示意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东军内部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察哈尔作战”结束后所占领的区域内建立“新政权”。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政权并不是原“蒙古军政府”的强化，而是要在继察南、晋北建立“自治政府”后，建立的具备傀儡性质的“地方自治政权”。在日本主导制定的《蒙古自治联盟政府大纲》中，详细地规定了这一“自治政权”的轮廓：

首先，“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其控制范围包括整个蒙古全域，目前为锡盟、察盟、乌盟、伊盟及青盟，归绥与包头设定为特别市，在行政上与盟的地位相同。

其次，“政权”施政方针要以“防共”与“民族协和”为基础，政务和军事需要分离，但均由日本最高顾问协议决定。

第三，自治联盟政府、盟公署、特别市公署及县公署力求机构简洁，在蒙旗不进行激进的变革。政府年号以成吉思汗纪元并用阳历，沿用军政府旗章，政府所在地为绥远城。

老照片中的晋北和察南“政府”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关东军的上述计划，“蒙古军政府”一无所知。

在日军占领归绥以后，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们打算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继续讨论“蒙古独立建国”的议题。不出意料，他们的计划遭到了归绥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与驻屯在归绥的酒井镐次旅团长的一票否决。

德王坚持认为，田中隆吉已经答应了自己“蒙古建国”计划，对此，酒井镐次冷漠地表示：

蒙古建国问题，关系重大，非经日本帝国政府研究并经御前会议，不能做出决定。田中隆吉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怎能决定这样大的问题？他当时敢于应承你们，是因为他非常需要你们。所以你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实际上是不顶事。

酒井镐次

德王此时意识到，自己心心念的“独立建国”计划已经趋于渺茫。于是，他与幕僚吴鹤龄等人商议，继续将“蒙古军政府”作为政权机构，不再成立新政权。但是，关东军已经明确授意德王，接下来会成立与察南、晋北同样的政权。德王被逼无奈，不得不全盘接受。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颜面”，关东军做出了些许妥协，同意了德王提出的将“蒙古自治联盟政府”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请求，旨在体现其“联合各盟实行自治”的含义。

不久，“第二次蒙古大会”正式召开。大会先后通过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暂行组织法》和《第二次蒙古大会宣言》等文件，具体要点如下：

“自治政府”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
设立政务院和总军司令部，设置政务最高顾问和军事最高顾问；
强调“远承成吉思汗包容诸民族一致合作之伟大精神”，即该政权并不是纯粹的蒙古族政权；
“自治政府”由云王担任主席，德王担任副主席。

1938年3月，云王逝世。在同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蒙古大会”上，德王被推举为主席并兼任“政务院长”，李守信担任副主席并兼任“蒙古军总司令”。

除此之外，“参议府议长”为吴鹤龄，“政务院总务部长”为陶克陶，“财务部长”为吉尔嘎朗，“保安部长”为特克希卜彦，“蒙古军”总参谋长为乌古廷。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要人合影。前排左二陶克陶，左三为德王

值得一提的是，德王一度计划以平绥路为界，要求蒙古人众全住在北方，汉族人众全住在南方，实行蒙汉分制。但由于牵涉面太大，一直都未能实现。

因此在“联盟自治政府”的汉人聚居区，各部门的首脑均任用汉族人士担任；作为对比，日军对这些地区的管控更为严格，德王则很少插手这些地区的管理事宜。

与“满洲国”大同小异，“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驻蒙军严格控制。驻蒙军是日本陆军中央为调整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的关系而组建的军队，是“自治政府”的太上皇。

驻蒙军对“自治政府”的控制主要通过特务机关实行。最早设立的是张家口特务机关，其后在厚和（呼和浩特）、大同、包头等地均设立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的军衔普遍很高，尤其是张家口和厚和的特务机关长。

等到日本人顾问制度形成之后，驻蒙军开始通过最高顾问来间接控制这一“政权”，特务机关主要从事情报搜集与宣传等活动。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大门

4）什么是“蒙疆政权”？

鉴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在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形平坦、经济实力相对薄弱、战略资源不足，并不能有效抵抗可能遭遇的苏军进攻。

所以关东军认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形险要的察南和晋北合为一体，组成一个“民族协和”的统一“政权”，方能实现其建立巩固的“防共基地”的战略目标。

“蒙疆联合委员会”驻地

1937年11月22日，“蒙疆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据说，将这一“政权”命名为“蒙疆”的是时任关东军大同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

简单地说，在他看来，“一方面，这个地方要建立以德王等蒙古人为主体的政权，所以要体现蒙古的意思；另一方面，这里又不是纯粹的蒙古地带，而且与长城相关，所以建议便用‘疆’字。”

在这个“联合委员会”当中，“蒙古联盟”合计有3人，分别是卓特巴札布、陶克陶、金永昌；察南合计有2人，分别是于品卿、杜运宇；晋北合计有2人，分别是夏恭、马永魁。

关东军司令官可以向“联合委员会”主动推荐最高顾问1人、参议1人及各专门委员会的顾问2人；“委员会”决议需要经过最高顾问以及各个“专门委员会顾问”的合议方能通过。

“总务委员长”德王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整备资料图

至于“委员会”掌管的事务，包括统一管理平绥铁路、邮政、电信, 改组、扩大察南银行，统一3个政权的货币，为调整财政将盐务、鸦片、烟草的经营统归联合委员会，煤炭、钢铁及主要电业企业归联合委员会统制。

对于新筹建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德王的态度是非常不满的。原因很简单，他一贯的目的就是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依托，实现“独立建国”。因此，对于“联合委员会”统制3个“自治政权”的做法，他的态度颇为冷淡，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

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一边。总之，我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态度, 不敢积极反对，只有消极抵抗。

实际上，德王非常反感“蒙疆”这一提法。原因很简单，“蒙疆”二字“意味着新政权是隶属于中国的地方边疆政权，而不是独立的蒙古政权”。为此，他甚至亲自指派各旗代表会见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蕃与最高顾问金井章次二人，请求取缔“蒙疆”两字。对此，后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并且，“蒙疆”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

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德王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蒙疆委员会”最高顾问的金井章次，不仅全面服从于驻蒙军司令的旨意，还到处恐吓和愚弄蒙古人，以至于连吴鹤龄的日本夫人都称其为“小人”，认为他“性格狡诈、狭隘、阴险”。

对于这一“自治政权”，日本陆军中央和华北方面军一致认为，该地区尤其是察南和晋北二地应该隶属于华北“临时政府”。

后来连金井本人都承认，“从陆军中的关系来看，我们在蒙疆的活跃行动也就是关东军的行动，作为在中国日军一部分的华北方面军，对我们也许有一种微妙的感情。”

华北“临时政府”牌匾

1938年10月1日，日本陆军中央制定《对蒙政策要纲》。“要纲”规定，“给予蒙疆政权内政上的自主权，但又要是属于中国联邦的一员，避免成为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其范围包括内蒙西部地区和察南和晋北。”

1939年3月，陆军中央再度提出，“蒙疆地区的政务指导问题，需要直接接受陆军大臣的指示”。

伴随着“蒙疆联合委员会”机构的逐步健全，驻蒙军开始着手察南、晋北与“蒙古联盟”的完全合并事宜。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新政权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等三个“自治政权”彻底合并为一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

驻蒙军之所以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以德王为首的蒙古王公对蒙古独立建国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不断抵制联合委员会。对此，驻蒙军要有所回应，即“直接将3个政权彻底统一起来”。

其次，汪精卫打算与日本合作，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亲日傀儡政权（拓展阅读：身为革命元老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在职业生涯晚年心甘情愿当汉奸？）。对于遥远的蒙疆地区，他也有要插手管理的小心思。所以，驻蒙军要保持蒙疆地区的“高度自治”。

从左到右，依次是德王、李守信、于品卿、夏恭

6月11日，在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提议下，德王与于品卿、夏恭一起面见了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蕃，表示“三个自治政府愿意合并，成立统一政权”。两个月后，“政权统合审议会”提出了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方案。

该方案本来计划要建立“蒙古联合自治国”，但日本军部与驻蒙军考虑到与南京亲日政权的关系，决定将“国”改为“政府”。这就意味着，“蒙疆地区被设置为高度自治区域，尽管内政完全独立，但需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因为就“蒙古独立建国”这一问题与驻蒙军产生了严重分歧，德王决定投靠重庆国民政府。因此，对于驻蒙军的一系列计划，他的态度非常冷淡，也没有发表什么异见。

微妙的是，他与国民政府暗中取得联系一事很快就被驻蒙军察觉。不得已，他只能与李守信二人主动向日本军部自首。出于继续利用德王与维系蒙疆局势稳定的双重需要，日本方面并未对其予以深究。

老照片中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驻满洲代表办事处”

8月29日，德王主持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正式敲定了与察南、晋北的合并事宜。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蒙疆政权）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金井章次担任最高顾问。

尽管原来的三个“自治政府”都有各自的旗帜，但在统一政权建立之后，还是专门制定了“四色七条旗”。

旗帜赤色条在中间，表示以日本为中心；其次上下两条为白色，象征回族；接着的上下两条是蓝色，象征蒙古族；最外两条是黄色，象征汉族。由于这时的日本企图继续向西扩展，因此十分关注西北的回族问题，故而把回族放在重要位置。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四色七条旗”

与“满洲国”一样，“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内的日系官吏地位更高，数量也十分庞大。他们在“自治政府”内目空一切、飞扬跋扈，在各级机构以及大小会社公司当中，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统，掌握一切权力。

在“自治政府”初建时，日系官吏占到了10%，警务系统占到了22%；经过两次机构改革，截至1941年4月，“自治政府”合计有日系官吏1993名，在警务系统还有500名左右的日系警官。

以上种种，一直让德王颇有微词。他一直追求的就是“独立建国”，因此对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既感到挫折，但同时又抱有一丝希望：

在包括了察南、晋北，范围进一步扩大、实力增强的基础上，让“自治政府”完全向独立国家的形态发展。

德王坚定认为，倘若仅仅与驻蒙军打交道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利用1941年2—3月访问日本的时机，直接向日本高层提出了“蒙古独立建国”的计划。据说，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央内部，还真有人赞成“蒙古独立”，但都被随行的金井章次给拦了下来。在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德王“只能在宾馆大喝威士忌，醉酒失态”。

“访问”日本的德王和李守信一行人

可即便如此，德王依旧没有死心。不久，他又向驻蒙军提出可以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但旋即遭到了驻蒙军的一票否决。

不过，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基于“防苏”的的需要，驻蒙军勉强同意了德王提出的改名要求，但是对外必须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41年8月4日，“蒙古自治邦”正式命名，但是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换了一块牌子。在今天看来，这种改称只是为了应付或满足德王要求“蒙古独立”的心情。

实际上，对于“邦”的使用，德王依然心存不满，因为他的要求是调整为“蒙古自治国”。对此，吴鹤龄劝道：

在蒙古文中，表示“国家”的词汇，叫“ulus”，是指由部或盟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独立国家的形态，“邦”与“国” 字，只是在汉文中解释不同，对于蒙古人也能说得过去。

不过，当时虽然政府内部改称“蒙古自治邦”，但“蒙疆”一词仍然使用；在当地的新闻媒体上几乎很难看到“蒙古自治邦”改称的消息。

“蒙古自治邦”的“施政纲领”

尾声：“建国之梦”的彻底倒掉

到了1944年，德王看出日本行将失败，于是暗自扩充军事力量，并与“满洲国”兴安警备区蒙古武装头目密谋策划。双方议定，一旦日本失败，双方就将内蒙古东西部合并起来，建立“蒙古自治国”。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与此同时，苏蒙联军分3路进军东北和华北，西路联军从外蒙南下，直插张北方向，与驻蒙军激战。8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全面反攻，一举解放张家口。

德王与李守信等人一路逃亡至北平，副主席于品卿等人被生擒。至此，“蒙疆政权”彻底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