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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讨论：如何评价苏联的“中亚大开发”？

文化 2024-09-21 16:35 北京

学界普遍认为，俄罗斯人的“中亚移民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

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迎来了多股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移民潮”，尤其以赫鲁晓夫（拓展阅读：赫鲁晓夫主导的“去斯大林化”改革，为什么没有取得全面成功？）主导的大垦荒运动最为声势浩大。

数据显示，在苏联建国初期，中亚的本地人数量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俄族居民的数量已经从一开始的253.8万暴涨至919.3万。就拿哈萨克共和国来说，该国的俄族人口数量一度超过了哈萨克族。

苏联解体以后，出于彰显国家独立的决心的需要，中亚五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去俄化”运动。

那么问题来了，中亚的俄罗斯族居民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批迁徙进来的？他们给中亚带来了什么？为什么独立的中亚国家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去俄化”运动？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苏联时期“建设中亚”主题宣传画

苏联开发中亚的历史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85年—1890年间，沙俄政府就打算在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饥饿草原”修建灌溉系统，为后续的垦荒做好准备。

对于沙俄推行的垦荒举措，很多当地的哈萨克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哈萨克草原缺乏黑土与淡水资源，强行开垦不仅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还会让草原迅速沙漠化，进而对畜牧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因此，“饥荒草原”的开发进度非常缓慢。比如官方修建的干渠直到1913年才正式投入使用，且最多只能灌溉1.2万公顷的土地。

沙俄的扩张

1）苏联初期的中亚大开发

在列宁的统筹安排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一步细化了垦殖“饥荒草原”的方案。

1918年2月，他组建了专门委员会，计划在当地兴建水利设施，开垦数万俄亩土地。5月，苏俄政府拨款五千万卢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用于修建配套的灌溉设施。遗憾的是，伴随着内战的爆发，开发中亚的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宣告成立。为了充分保证各边疆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能“赶得上大部队”，苏共中央从以俄罗斯为首的国家核心地区抽调了大批以俄罗斯人为骨干的技术骨干，迁移至中亚各地展开“技术扶贫”。

1928年，苏联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至此，“国家工业化建设”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不过，尽管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建设有所起步，但与处于欧洲的核心区相比显然要逊色了一大截。

因此，中亚仅有的一些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煤、铁等矿业开采领域，旨在为国家核心区的工业化建设提供原材料。在国家“一五”期间，仅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就新建或重建了37个由国家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及供应部等部门统筹援建和管理的大型工矿企业。

比如在1931年，苏共中央就从顿巴斯地区抽调了以俄罗斯人为核心班底，规模超过400人的煤炭专家和煤矿工人团队，支援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卡拉干达煤田。

卡拉干达煤田构造简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开启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会议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农业集体化”方针。很快，苏联全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地主和富农阶层的财产被“充公”，很多地主和富农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等“边陲之地”。数据显示，至少有22万名被没收财产的地主和富农辗转流落到了哈萨克共和国境内。

2）规模庞大的人口与资源大迁徙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鉴于苏军在战争初期表现不佳，使得大批军工企业以及很多失去家园的以俄族为首的苏联居民都被疏散到了中亚各地。

截至1942年底，光是哈萨克共和国接纳的疏散人口就超过了100万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饱经战乱摧残的俄罗斯人。

被疏散到中亚的苏联民众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中亚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也迎来了转机。比如在1941年7—11月间，就合计有308家工厂迁到了中亚地区。其中，光是哈萨克共和国接收了148家，乌兹别克共和国接收了104家。

截至1942年10月间，包括机械制造厂、纺织工厂、制鞋厂在内的142家大型企业都携带着原料和成套的生产设备疏散到了哈萨克共和国境内；乌克兰的糖厂、拖拉机厂也先后疏散到了中亚其他地区。截止二战结束，超过300家厂矿企业被安置在了中亚的不同地区。

坦诚说，这些大型厂矿企业的进入，对中亚各加盟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均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苏联的一些国家级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也陆续搬迁至中亚境内。截至1942年初，就有19所国家级高校先后搬了进来，光是塔什干一个城市就安置了10所学校。

截至二战结束，中亚地区合计安置了15所大专院校、近20家科研院所以及超过20所包括电影制片厂在内的文化单位。这些机构不仅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教水平的跨越式发展，更一度让哈萨克共和国成为了苏联东部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一角

3）为什么要大力垦荒中亚？

众所周知，在1922年、1933年以及1946年前后，苏联境内先后爆发了三次极为严重的饥荒，引发了许多人饿死的惨剧。更值得深思的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天灾而是人祸。

比如1933年的苏联大饥荒，就与强制集体化有着直接关系（拓展阅读：一文说透：俄罗斯与乌克兰，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增补版））。数据显示，哈萨克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约在175万—200万之间。用发展的眼光看，大饥荒凸显了苏联的粮食安全长期缺乏有效保障。

二战结束后，苏联开启了新一轮的“五年计划”。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

尤其是进入50年代以后，国家人口的净增长达到了300万/年。尤其是完全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尤为迅猛。数据显示，自二战结束到1954年，城市人口合计增长了1700万人。

与物质文化以及人口的高速增长相比，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严重拖了后腿。比如在1953年，全苏联只生产了3110万吨谷物。这就意味着，即使动用国家储备粮，也无法弥补巨大的粮食缺口；倘若再不重视农业生产，不排除会爆发新的一轮大饥荒。

参加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乌克兰民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农阶级被视为苏联的“国家主体”。不过，农民的国家地位根本无法与工人阶级相提并论。

展开来说，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绝大部分启动资金，都是依靠残酷剥夺农民阶层的物质利益所换来的。毫不客气地说，农民群体是官方公开压榨的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城乡差别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二战结束后，苏联再一次提高了农业税，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变得更为沉重了。其结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持续走低。

再加上传统农业区的土地肥力下降明显、国家的化肥工业不发达，政府缺乏资金保障农业生产的现状，使得苏联的农业发展变得举步维艰。比如在1949—1953年间，集体农庄内部（不包括西部省份）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民减少了330万人，农村呈现出了明显的衰颓迹象。

因此在马林科夫执政期间（1953.3—1955.02），苏共中央不仅先后颁布了提高粮食收购价等补救举措，甚至一度将“振兴农业”提升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旨在挽救摇摇欲坠的农业。

鉴于无法在短时间内提高农作物的单位产量，于是，“扩大播种面积”成为了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具性价比的办法。实际上，这也是赫鲁晓夫提出垦荒运动的主要动机。

赫鲁晓夫

4）在农业领域取得的不俗成绩

不过话说回来，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一直都没有在中亚推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官方不重视中亚地区的发展。

实际上，自二战结束后，苏共中央就拟定了在中亚地区兴建水利建设、开垦可灌溉耕地、生产新型农业机械等“开发中亚”的计划，并对哈萨克草原的土壤进行了系统研究。鉴于此，有学者认为，由赫鲁晓夫主导的垦荒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斯大林的构想。

1954年，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联发起了轰轰烈烈的长达六年的垦荒运动。

对于千千万万投身到这场大开发运动的苏联年轻人而言，这不仅是属于他们的青春回忆，也使得他们情感上保持着对苏维埃制度的高度认同感；对于赫鲁晓夫以及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而言，垦荒运动也是职业生涯的亮点。

处女地行动邮票

客观地说，大垦荒运动取得的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就拿哈萨克共和国来说；

首先，得益于垦荒运动，该国成为了仅次于乌克兰的苏联“第二粮仓”。

数据显示，在1954年—1979年间，苏联合计投入了211亿卢布；作为对比，当地谷物的生产产值最多达到了272亿卢布，国家在近30年时间里合计从这里收购了3.48亿吨的谷物。

其次，垦荒运动使得农业成为了该国的支柱产业。

数据显示，在1986年，当地的播种面积高达2550万公顷。作为对比，全苏的播种面积为2830万公顷。以小麦为例，在垦荒后的五十年内，总产量累计超过了6.4亿吨，平均每年生产近1300万吨，至少可以保障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除了种植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之外，该国境内还种植了大量以向日葵为代表的经济作物以及众多饲料作物。数据显示，在1990年，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100万公顷，生产的饲料高达4百万吨。

哈萨克斯坦的农田

第三，蓬勃发展的种植业充分带动了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1955年，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合计有400万头牛和1800万只羊；等到了1983年，已经跃升到了900万头牛和3600万只羊，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8%。农业的均衡发展，使之成为了苏联的肉、蛋、奶供应基地。

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尽管国内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严重，但国内靠农业自给自足的人口一度高达200多万。这就表明，农业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就业压力。

第四，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造就了哈萨克斯坦农产品的优良品质。

以硬小麦为例，一直以蛋白质含量高和口感佳著称，深受海内外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该国还是“世界十大谷物出口国”之一，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在内的40多个国家，都是哈萨克斯坦的老客户。

直到今天，哈萨克斯坦一直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政府除了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驾护航之外，还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各种扶持。数据显示，该国的人均谷物产量高达2000公斤以上，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并列，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国。

回过头看，该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了不起的农业成就，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那场声势浩大的垦荒运动。

哈萨克斯坦风光

5）大垦荒带动的深层次发展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中，苏联经济迎来了迅猛发展。在1955年—196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112%—116%，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工业增速每年超过10%以上。

以大垦荒运动为契机，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先进设备和资金都涌入了进来，中亚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上了更高的台阶。

比如在1954年—1958年间，哈萨克共和国境内新建并投产的工矿企业多达730家；1965年，该国生产了全苏10.6%的高压设备、6.5%的轧制设备和10%的采矿设备。

除此之外，苏联基于垦荒需要，配套建设了以贝阿铁路和水利灌溉工程为首的大量工业项目，为中亚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良好条件。用发展的眼光看，拓荒运动有效带动了中亚各国的工业化进程。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中亚各国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

在1922—1972年间，哈萨克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600倍，塔吉克共和国增长了500多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长了400多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长了240倍，土库曼共和国增长了130倍。

在1981年—1986年间，哈萨克共和国境内新建了400多家企业。其中，机械制造和冶金业一直承担着支柱产业的角色。比如阿拉木图生产的重型机械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的重型机器厂还能生产不同型号的中程导弹。

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共和国还是当时唯一一个拥有“有色金属冶炼部”的加盟共和国，其有色金属冶炼技术，可谓远近闻名。

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设施的建设也都在这一阶段有了质的飞跃。在垦荒后20年内，公路里程增长了13倍，铁路增长了2500公里。中亚各地铺设了超过9万公里输电线路，其中8.5万公里铺设在了农村地区。尤其是哈萨克共和国的农村，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

希姆肯特炼油厂是中亚最大最先进的炼油厂之一，也是该市的经济支柱

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垦荒运动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齐头并进，大批本地牧民失去了牧场。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为农耕或进入城市。

实际上，这正是苏联官方所希望看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与牧民相比，定居居民更方便统筹管理。其次，农牧人口进入城市，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所需劳动力。数据显示，在1939年—1959年间，哈萨克共和国的城市人口从27.7%增长到43.7%，到1989年增加到了57.1%。

作为对比，城市化进程也直接促使更多的本民族年轻人参与到了社会政治进程当中，为民族精英阶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中亚的民族精英们不仅希望俄罗斯族移民“少抢自己的饭碗”，还在极力反对“俄罗斯化”政策的同时，希望更多国家资金进入自己所在的共和国。

总的来说，无论是垦荒运动还是对中亚的开发和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战略色彩。因此，不少投入到垦荒洪流中的年轻人都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奖励勋章或奖章。一言概之，中亚各国为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拉木图

6）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垦荒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业化项目的建设，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下野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上位而宣告终止。原因很简单，在勃列日涅夫的职业生涯中，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履职经历是其整个职业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954—1956年间，他与时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1912—1993）维持着良好的“盟友关系”。1955年8月，库纳耶夫更是推举时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并得到了一致通过。

因此，勃列日涅夫一直对哈萨克共和国的履职岁月心怀感激。比如他在1964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第一时间就将库纳耶夫擢升至苏共中央政治局。

与此同时，哈萨克共和国的地位也有了显著上升。简单地说，他们不仅得到了更为充足的财政补贴，还为苏联的现代化农业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首府阿拉木图，更是一度成为了全苏联最漂亮的城市之一。

勃列日涅夫

这样的偏心，甚至一度让很多俄罗斯人感到极为不爽。比如有着“精俄”倾向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9月就曾愤愤不平地指出：

苏联时期的划界丧失理智，划给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太多。曾几何时，哈萨克共和国属于俄罗斯联邦。可以说，哈国是俄罗斯的软肋，应及早摆脱，但其北部省份应归还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言论一经发表，不仅在苏联全境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一度成为了全体哈萨克人眼中的“民族公敌”。当然，索老的一席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而言，垦荒运动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

人口大迁徙的是与非

与垦荒运动相伴随的，除了中亚地区的快速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外，还有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了中亚各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1）为什么大批俄罗斯人主动奔赴中亚？

众所周知，俄罗斯族一直都是苏联的第一大民族。不过话说回来，俄罗斯人移民中亚的进程，大多都是在官方的授意和动员下才得以实现的。至于他们之所以选择主动赶赴中亚寻求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亚具备巨大的开拓潜力。

在苏联成立初期，中亚地区一直以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经济形式和社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而著称。基于国家全面发展的需要，当地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

既然说到工业化建设，自然少不了以熟练技术工人为代表的劳动力人口的支持。遗憾的是，中亚地区的技术型劳动力人口十分缺乏。

老实说，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中亚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胜任技术型岗位；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亚的牧区和农村人口，对于“城市化”和参与工业化建设，并不是十分热心。

因此，苏联只能从以俄罗斯为首的其他加盟国选拔和抽调一大批有志于报效建设新兴苏维埃祖国的知识青年奔赴中亚，投身到当地的工业化建设和垦荒运动的洪流当中。

开发中亚的苏联各族民众

其次，更高收入和更低生活成本的刺激。

除了报效祖国的理想之外，高工资以及相对更低的生活成本也是吸引俄罗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移居中亚的另一个原因。

资料显示，截止1970年，中亚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的家庭平均收入几乎都高于苏联的平均水平。

简单地说，如果全苏的收入指数为100的话，那么吉尔吉斯共和国为104，土库曼共和国更是一度高达178。

除此之外，中亚的生活费用也低于苏联中心地区。根据1968年的数据显示，哈萨克共和国的平均生活费用，是苏联中心地区各州的97.7％。

在中亚垦荒的拖拉机

第三，苏联官方的鼎力支持。

众所周知，沙俄是个热衷于对外狂热扩张的殖民性帝国。因此，“大俄罗斯主义”一直在国内横行无忌。苏联建国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国家领导班子，清楚地认识到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性。因此，苏联境内的民族关系，总体来看是比较和谐的。

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斯大林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斯大林不仅大肆鼓吹“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的理念，还将俄罗斯民族视为“公认的领导力量”。

为了让这个“最杰出的民族”成为推动其他加盟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苏共中央大力支持并鼓励俄罗斯人去其他加盟国“建设新生的苏维埃祖国”。

其结果就是，俄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不仅正式成为了各级学校的必修科目，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加盟国的机关、军队、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场合。另外，数以百计的俄文报刊和丰富的俄语广播、电视节目的放送，也足以满足其他地区俄罗斯人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一言概之，苏联推行的带有“全面俄化”色彩的语言政策，给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提供了便利的语言环境。这就意味着，中亚的俄罗斯移民几乎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拓展阅读：全面俄化的语言政策，真的能让苏联变得“牢不可破”吗？）。

上世纪30年代的中亚女学生

2）中亚俄罗斯人的分布特点

首先，中亚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主要分布在哈萨克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

根据1989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亚地区共有俄罗斯族居民952.8万人。其中，622.8万人（65.4％）生活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哈萨克共和国，165.4万人（17.4％）的人生活在乌兹别克共和国。

以哈萨克共和国为例。俄罗斯族居民，主要居住在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各州，尤其是北哈萨克斯坦州和东哈萨克斯坦州；哈萨克族居民，主要居住在南部、西部和中部各州。其中，阿特劳州和克兹勒奥尔达州的哈萨克人，超过了当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分布（2021）

其次，俄罗斯族居民主要定居于城市。

坦诚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并不多。与此同时，在城市人口中，俄罗斯族的占比远高于其他民族。换言之，俄罗斯族居民的城市化水平普遍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城市中的俄罗斯族居民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吸引这些人来到中亚的原因很简单：

一方面，当地大型工业企业建设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足以满足他们城市化的心愿；另一方面，其他民族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以及乡土观念较强的客观现状，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城市定居的难度。

根据1970年的数据，中亚各国首都的俄罗斯族居民数量占据着绝对优势。

在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人只占12.1％，俄罗斯人占到了70.3％。在全国的城市居民中，哈萨克人不到五分之一，俄罗斯人占了近五分之三。截至苏联解体前夕的1989年，依然有77％和70％的俄罗斯族居民生活在哈萨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各大城市内。

苏联的“工业转移”路线

3）俄罗斯移民对中亚的正面影响

首先，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建设进程。

截至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地区一直是沙俄最落后、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以哈萨克地区为例，大多数“本地人”从事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

在苏联时期，国家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先进设备、生产技术以及熟练工人的大规模迁入，保证了当地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极大推动了当地工业水平的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与1913年相比，哈萨克共和国在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9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6倍。

与此同时，垦荒运动也让哈萨克共和国的农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哈萨克共和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其中，原油产量跃居全苏第二位，钢产量和原煤产量跃居第三位。

开发中亚的苏联年轻人

其次，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

十月革命前，中亚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相当落后，文盲率极高。其中，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识字率分别是8.1％、3.6％和3％。为此，苏联在建国初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并帮助这些民族创办了自己的文字。截至1979年，哈萨克共和国的文盲率几乎降为零。

与此同时，苏联还从俄罗斯等地抽调了大批骨干教师前往中亚进行普及教育，并大力推广俄语教学。当然，推广俄语的举措是否正确，固然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数据显示，在1940年—1978年，全苏大学生总数增加了5.3倍，土库曼共和国增加了10.1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加了13倍，哈萨克共和国增加了22.2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加了16.1倍，塔吉克共和国增加了22.6倍。

1985年，哈萨克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有大学生171人，比例已经超过了法国的159人和日本的142人。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校门

4）不同民族职业结构的微妙变化

前面提到，在中亚各加盟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俄罗斯族居民，主要定居于城市；反观中亚的“本地民族”，大多生活在农牧区。

在中亚的俄罗斯族居民中，从事脑力劳动者居多，主要就职于工业、交通、通讯、建筑等行业，尤其在工程技术领域，优势极为明显，是本地民族人数的1—2倍；至于本地民族，则在党政机关、医疗卫生、教育、文艺团体中，有着非常强的存在感。

根据1989年的数据，哈萨克共和国境内每万名俄罗斯城市就业人口中，有1163名是工程技术人员，而主体民族为837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数据分别为1462人和642人，吉尔吉斯共和国为1286人和740人，塔吉克共和国为1423人和519人，土库曼共和国为1329人和544人。

以哈萨克共和国为例，根据沙俄1897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哈萨克境内的全部人口中，哈萨克族占到了90%。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比例一度下降到了29％。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哈萨克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比例是最低的。

1926年-2009年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构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少原本居于哈萨克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族居民纷纷返回了俄联邦。但截至1989年，哈萨克族的人口数量也只比俄族高出了不到2个百分点。可即便如此，“哈萨克的报刊依然流露出了疯狂般的喜悦心情”。由此可见，对于苏联的移民政策，哈萨克人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仅直接引发了中亚各国民族比例的变化大幅度，也显著增加了当地各项资源的压力，最终衍生出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在政治领域，俄罗斯人占据了当地的关键性职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民族的上升空间；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人大多居住在城市，其工作和生活条件比当地民族居民优越，与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经济地位的反差；

在文化层面，俄罗斯人不太尊重本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有意地将自己的居住区、娱乐区和他们分隔开来。

俄罗斯人与中亚本地民族在各个领域存在的不平等，势必会引起后者的反感与不满。比如在进入80年代以后，中亚各地均出现了针对俄罗斯人乃至苏联政府的政治笑话。

撒马尔罕俯瞰

“去俄化”的利与弊

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五国”，为了彰显其国家独立的“决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先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去俄化”运动。

自1991年9月宣布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为了彻底摆脱苏联“痕迹”，彰显其国家独立性，在历史、语言、文化等领域，开启了大规模的“去俄化”运动。

1）乌兹别克斯坦的“去俄化”举措

首先，确立乌兹别克语为本国的“国语”。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语，是乌兹别克语”，并在后续颁布了多项法律，进一步明确了乌兹别克语的“国语地位”。

作为对比，俄语受到了极大限制。数据显示，在国家独立之初，俄语学校的数量一度减少了50%。另外，很多在苏联时期出版的俄语书籍被销毁，甚至一些苏联（俄）时期的俄语档案资料也被销毁了。

其次，推动文字的“拉丁化”改革。

众所周知，古乌兹别克语一直使用阿拉伯文字母进行拼写。苏联时期，乌兹别克语改用俄文字母（西里尔文）进行拼写。

1993年9月，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乌兹别克语》的法律，正式开启了“文字拉丁化”的进程。

该法律规定，1996年9月入学的小学生，开始使用“拉丁文版本”的乌兹别克语课本；从2001年开始，各级别学校的教科书都应实现“文字拉丁化”；到2005年，要全面完成“文字去俄文化”。

浩罕汗王胡达雅尔汗致俄罗斯土耳其司坦总督府长官考夫曼的书信

第三，大肆排挤俄罗斯族裔居民。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在本民族居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俄罗斯族裔居民的“上升通道”几乎被“封死”。

“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3名副主席和各委员会的领导人中，仅有1名俄罗斯人；在各州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在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中，俄罗斯人不断减少”。

一言概之，当地的俄罗斯族裔居民，很难获得在国家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

第四，拆除带有俄化色彩的标志性建筑。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大量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关的地标性建筑物都被拆毁了。

1992年，为纪念塔什干大地震（1966）灾后重建的“苏联建设者纪念碑”被拆除。2009年11月，始建于1973年，位于塔什干市士兵荣誉公园的“祖国保卫者纪念碑”也被拆除。

2015年，在塔什干市国立阿力什尔·纳沃伊大剧院翻修后的竣工典礼前夕，镶嵌于该剧院墙上的刻有著名设计师阿·维·休谢夫名字的大理石纪念铭牌，也被官方拆除了。

在塔什干“幸存”的大地震纪念雕像

第五，重塑本国史观。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在本国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伟大的卫国战争”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取代；苏联从过去的“解放者”变成了“俄罗斯殖民主义帝国”的化身，乌兹别克共和国作为苏联加盟国的这段历史，被视为了“苦难、屈辱和被剥削的一段经历”。

另外，以“十月革命节”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苏联节日”被取缔，仅有5月9日的胜利日被保留了下来。

只不过，这个“胜利日”已经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没有了太多关联，因为这个节日纪念的对象是“几百年来英勇无私保卫乌兹别克国家边疆、为了使国家获得独立和自由、人民过上和平生活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

作为对比，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乌兹别克人在文学、戏剧等文化领域取得的成果，苏联在当地兴建学校、工厂、医院的举措乃至全苏人民帮助塔什干震后重建的历史事实，或者一笔带过，或者干脆被无视掉了。

“援建”塔什干

2）实行“去俄化”的底层逻辑

首先，旨在确立和巩固国家的“独立身份”。

对于独立国家而言，首先解决的问题，便是国家独立身份的有效稳固。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亚各国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甚或经济政治基础，都与‘苏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中亚国家只能通过简单粗暴的“去俄化”运动，甩掉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

于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重塑苏联史观、确立乌兹别克语为国语、取消“苏联节日”等措施，“物理清除”了国家境内的“苏联印记”，旨在向世界明确“新生国家由乌兹别克人主导”的既定事实。

换言之，“去俄化”举措，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乌兹别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重振民族士气。

位于塔什干的普希金纪念碑

其次，过往“俄化”政策的反噬结果。

16世纪60—80年代，大肆对外扩张的沙俄先后吞并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1876年，他们彻底征服了乌兹别克“三汗国”的“独苗”——浩罕汗国。

在完成征服后，沙俄在当地大力推行殖民化和“俄罗斯化”政策。他们用行政手段推行俄语教学、开办俄语学校，残酷打压乌兹别克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甚至禁止当地穆斯林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诵默经文。

显而易见，这种带有大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举措，必然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

乌兹别克“三汗国”

苏联时期，当局不仅在中亚各加盟国继续推行“俄罗斯化”举措，还鼓励和号召俄罗斯人以“开发和建设边疆”的名义向中亚移民。数据显示，截至1989年，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已经高达166万。

在干部任用上，苏联当局更倾向于任用俄罗斯人，“乌兹别克等中亚各民族的干部，很少被结合到苏联国家政权机关中去”；在苏联军队中，“来自中亚的士兵很少直接加入战斗部队，更当不了军官。他们的技术水平、教育水平比较低，没有一个具备充当苏联领导的能力”。

除此之外，苏联推行的语言政策，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中亚加盟国，本民族语言一直没有获得与俄语平起平坐的地位。可以预见，这些带有“大俄罗斯”意味的政策的颁布与施行，严重伤害了中亚各地人民的民族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俄语乃至俄罗斯人产生逆反和排斥的心理，也实属意料之中（拓展阅读：为什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脱离”苏联？（增补版））。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

第三，主动向土耳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示好的选择。

有趣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一直与土耳其保持着颇为亲密的关系。在1992年—1993年间，时任总统卡里莫夫多次强调，“自己一直把土耳其当作效仿的样板”。与此同时，他们还请求土耳其，“在外国和世界组织中，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卡里莫夫愈发“感觉到了不对劲”（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突厥和土耳其，到底有没有关系？）。后来，他在《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一书中指出：

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要坚决抛弃“大图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图兰是地区突厥语各族人民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政治共同体的象征。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动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旨在寻求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和支持。

1997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旨在将中亚国家打造为自己的战略能源基地和制衡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支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乌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前者一再加大了对乌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其他西方国家见状，也纷纷以提供贷款、建设合资企业等形式，主动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关系。

由此可见，乌兹别克斯坦推动的“去俄化”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向西方发达国家主动示好的内涵。

塔什干夜景

3） “去俄化”举措的局限性

首先，在国家大力推行“去俄化”举措的背景下，当地的以俄罗斯族为首的俄语系民族居民纷纷选择主动离开。

数据显示，1989年，境内的俄罗斯族居民共有165万多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34％。到了21世纪初，在当地居住的俄罗斯族居民已不足112万人，“缩水”至总人口数的4.78％。

由于很多俄罗斯族居民长期从事医疗、科研、技术、管理等高精尖工作。基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高水平人才的主动离开，是一次较为严重的人才外流事件。

用发展的眼光看，对于新生的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去俄化”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是肉眼可见的。

其次，俄乌两大民族原本较为和谐的民族关系，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和挑战。

前面提到，苏联官方在中亚加盟国推行的“俄罗斯化”举措，让当地居民对俄语乃至俄罗斯人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心理。因此，在乌兹别克斯坦宣告独立后，当地的俄罗斯族居民成为了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报复对象”。

在干部的任免环节，俄罗斯族居民不仅难以获得领导岗位，还在就业等方面备受歧视。如果单位效益不好，首先被裁掉的就是俄罗斯族员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当街辱骂和殴打无辜的俄罗斯族居民。不夸张地说，在国家独立之初，不少俄罗斯族居民的人身安全，都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撒马尔罕俯瞰

第三，“文字拉丁化”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在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出版了大量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包括科学著作、文学作品、专业文献与论文在内的高质量乌兹别克文书籍。但是，由于文字拉丁化改革，年轻一代很难通读这些读物。

另外，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文书籍，出版数量相对很少。因此，年轻一代的阅读量与老一辈人相比要少得多，社会的平均文化水平呈现出了走低态势。

由于文字拉丁化举措，致使过往使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文教材无法继续使用。其结果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各级学校均缺少高水平的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文教材”。原因很简单，精通拉丁版乌兹别克文与本专业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

以高等教育为例，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学生们为了学习，只好“就近”使用俄语教材和参考书。但是，他们的俄语水平极为有限，很难通读这些高质量的俄语书籍。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水平，同样出现了幅度不小的下降迹象。

一言概之，这种带有“去俄化”色彩的文字改革，似乎不仅没有推动国家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以至于直到今天，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很多领域，依然处于“两种文字并存”的状态。

乌兹别克斯坦的地铁站

尾声

总而言之，苏联的民族矛盾，本质上是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同样，中亚地区的民族矛盾，也是俄罗斯人与本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关于这场移民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首先，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正确的民族政策，坚持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展开来说，主体民族不能有以“领导民族”、“ 老大哥”自居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

其次，先进地区的民族人口，在迁居至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之前，务必要重视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学习研究和发展，尊重他们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并致力于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

第三，盲目地、无限制地移民，必然会造成对移入地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本地民族因担心人口比例下降，也容易滋生“排外意识”。

可喜的是，在我国建国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守民族团结的理念，采取了具体的达到民族团结目的的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一言概之，在当今的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各民族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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