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鉴于不少朋友对“中国足球为啥不行”这一话题不太感冒，所以就不再写专题文章了（还不是因为你懒？）。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克胖老师早在21年的电台节目中就聊过这一话题，所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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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宫戏当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让人生理不适的词语——奴才。
比如一些大臣在向皇上汇报工作的时候，左一个“奴才谨奏”，右一个“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以后，这些大臣们动不动要么“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要么“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那么问题来了，与传统的“臣”相比，作为清朝“特产”的“奴才”一词，里面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内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一
一种观点认为，不少清朝大臣之所以喜欢以“奴才”自居，本质上是一种“满洲旧俗”的延续。比如朝鲜《李朝实录》就认为：清朝皇帝对于手下的大臣，也是当作仆从驱使。乾隆朝，朝鲜使臣便曾看到，像和珅、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不过话说回来，结合《满文老档》等满文史料中的记载看，单纯地将其归结于“旧俗”似乎是不准确的。![]()
《满文老档》封面在努尔哈赤时期，武将出身的满洲诸贝勒和大臣们大多以直接面奏的形式向其汇报。至于呈递的奏章，行文也普遍比较简洁，大多以“某某疏称”为开头，文内或不涉及自称，或以“我等”而谓，尊卑身份并不明显。就以《满文老档》中的一份写于1623年的奏章为例：九月初五日，乌什泰奏曰：“自抚顺之战以来，从征数处，八处被伤。来辽东之年，曾授以备御之职……我之尽心效力，旗大臣等皆知之。”皇太极即位后，在满洲诸贝勒和大臣的奏章当中，开始出现了“臣”的字样。比如在天聪三年（1629）的一份奏章中，身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就在奏文中使用了“臣等”一词；在时任管兵部事贝勒岳讬呈递于天聪六年（1632）正月十七日的奏章中，出现了“先诛辽东、广宁汉人……臣愚以为，若能养抚此众”一句。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现存的档案显示，当时的汉族大臣在撰写奏章时，通常会沿袭明朝惯例，以“姓名+谨奏”为开头，在文中或文末以“臣”自居。![]()
看着是不是很熟悉？天聪八年（1634）八月，多次被后金击败，最终沦为了孤家寡人的林丹汗“染痘疾而死”，漠南蒙古的大部分首领纷纷归附后金，这就使得皇太极的权势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在进入天聪九年以后，他明确要求满洲诸贝勒和大臣们要在正式场合务必以“臣”自谓。比如在正月元旦朝贺时，他规定所有班次向自己叩拜时，礼部启心郎祁崇额要唤“某某大臣率众叩拜汗”。有学者认为，这是皇太极重视“君臣上下尊卑”的开始。同年四月，林丹汗三福晋苏泰与其子额哲率残部投降并奉上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与千金嘛哈噶喇佛像。至此，漠南蒙古全部收归后金版图，北元政权正式化为了历史的尘埃（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察哈尔”？）。![]()
元朝玉玺的复刻版十二月，时任梅勒章京的汉族大臣张存仁（？—1652）在奏章中建议皇太极，务必通过仪式、服饰等方式严格界定君臣的尊卑秩序：汗乃一国之主，出警入跸，宜加谨慎，务令多派亲信侍从人员，前护后拥，俾官民知有天子之尊也。我国官制虽定，然在外官民莫分，行止坐立贵贱无别。异日大业克成，必为新人讥笑，故不可不别衣冠颜色及贵贱等级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诸满洲贝勒与各族大臣撰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请求皇太极“受尊号”的奏章当中，不仅出现了“汗若受尊号，彼时君臣之道自然成也”一句，还出现了“俾臣不可永年”、“俾臣夭折”等字样。这就意味着，这些原本与皇太极享有同等地位的满洲贝勒们，借“以臣自居”的方式主动自降身段，以示效忠。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很快，他的皇权意识迅速膨胀了起来。 比如在六月初六，他以“国中言语书词甚是无礼”为由，特意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初我国之人，未谙典礼，无论言语书词，不分上下尊卑。今阅古制，凡上言下对，各有分别。自今伊始，定其上下之别。嗣后，凡其文上报，达于汗者，谓之“具奏圣汗”；达于亲王、郡王、贝勒者，谓之“启”；达于大臣者，谓之“呈”。汗之所言，无论书之言之，俱谓之“上谕”；凡汗出言，谓之“降旨”；臣工对汗问答，谓之“奏言”……至大臣等，勿谓之“有职者”，曰为“官员们”。![]()
皇太极主持创制的“新满文”结合谕旨可以看出，在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之前，“满洲旧例”中并无体现君臣尊卑的称谓；至于文中所说的“古制”，肯定是明朝体制；通过君臣称谓的改变，可以有效确立自己神圣的君主地位与权力。奉命留守盛京城和硕亲王济尔哈朗、镇守西边牛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镇守北边噶海多罗饶馀贝勒阿巴泰等跪奏宽温仁圣汗。一言概之，至少从皇太极改元崇德之后，清朝君臣的称谓已经呈现出了“分高下”的趋势。不过话说回来，“奴才”一词尚未在这一时期的奏章中出现。![]()
电影《南汉山城》中的皇太极形象二
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君臣语境下“奴才”一词是随着康熙皇帝启用奏折制度之后集中出现的。最早使用“奴才”一词的大臣，应该是满洲正白旗人、山东巡抚佛伦。比如他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递交的奏折中如是写道：巡抚臣佛伦谨奏：圣主降旨：朕体安。钦此。奴才不胜欣忭……臣自幼承蒙圣主养育之重恩，何敢少［稍］ 怀私念，而诓皇父。值得一提的是，在佛伦之前递交的奏折当中，他均以“臣”自居；反观后面的奏折，基本均以“奴才”自谓。![]()
康熙画像以佛伦“自称奴才”为时间节点，奏事官员的“自称”主要有三种情况：首先，以山东巡抚佛伦、两江总督傅拉塔、两江总督阿山等为首的满洲大臣，是较早以“奴才”自谓的一批人。其次，以两江总督范承勋、闽浙总督郭世隆为首的汉军大臣，一直以“臣”自谓，从未有过“自称奴才”的经历。第三，还有一些汉军大臣在奏事时原本以“臣”自谓，但在多年之后开始自称“奴才”，比如山东巡抚王国昌在呈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奏章中以“臣”自居，但在七年后的奏章中就选择自称“奴才”了。![]()
八旗骑兵，以骑射闻名需要指出的是，以佛伦为首的最早在奏折当中以“奴才”的满洲大臣，不仅大多出身于所谓的“上三旗”，还与皇室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就拿佛伦来说，他曾在奏章中称：奴才何人斯，万岁主养育之奴才……奴才心切，曾想奋勇前往叩见皇父，奏陈奴才肺腑之言……今见此皇上圣谕，不敢亵渎。惟渴念皇父而哭死耳。诚有边警，老奴才必行之彻底，以报皇父之重爱。以“奴才”自居的佛伦，不仅“养育宫中”，还尊奉康熙为“皇父”。由此可见，他对于皇帝除了敬畏之外，还存在着感激和爱戴之情。一言概之，最初使用“奴才”称谓的满洲大臣，要么从小养育宫中、与康熙有着“养子名分”；要么就是康熙的近侍或爱臣，备受爱新觉罗家族的信任。因此，这里的“奴才”与今天的卑贱意味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
多伦会盟（康熙27年），喀尔喀蒙古诸部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进入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除了身份显贵的皇子与议政大臣等始终以“臣”自居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八旗臣僚，都会在奏事时自称“奴才”。比如在出身八旗汉军、时任山东巡抚李树德呈递于康熙五十七（1718）年七月的奏折当中，相继出现了“山东巡抚奴才李树德”、“奴才至愚极陋”、“奴才查得”等字样。三
与父亲截然不同，雍正在即位之后就发布诏书，禁止满洲大臣自称“奴才”。比如他在雍正元年（1723）正月初三，收到了时任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呈递的请安折之后，特意使用朱批将“奴才”一词删掉并更改为“臣”：福建闽浙总督［奴才］（臣）觉罗满保谨奏：为请安事。［奴才］（臣）满保跪请皇上万安。朱批：朕安。臣、奴才全都一样，嗣后写臣可也。八月十六日，雍正再度发布上谕：“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可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满洲大臣习惯于以“奴才”自居。因此终雍正一朝，“臣”或“奴才”的使用一直比较混乱，在同一份奏折中出现两种称谓混用的情况时有出现。由此可以猜测，随着时间的推移，雍正对“奴才”一词的使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躺平”态度。乾隆即位后，开始将君臣之间的称谓视为一种驾驭的手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他以上谕的形式对满洲大臣奏事的称谓做出了规定：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在以理藩院、内务府等为首的国家机构的名义上奏的文书当中，相关人等必须要以“臣衙门”、“臣部”等署名。内务府奏事，可以使用“皇家事”或“内廷事”为开头；不过，凡是以“总管内务府大臣某某谨奏”开头的奏折，相关人等一般会以“臣衙门”或“臣等”自居。凡是以个人名字直接奏事的奏折，均以“私事”视之并以“奴才”自称。实际上，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光绪年间。比如在发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初三的“署理伊犁将军广福奏请将鄂奇尔巴图等补放察哈尔营佐领骁骑校折”中，就出现了“奴才广福谨奏”的字样。乾隆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汉族大臣周元理与满洲大臣西宁等列名会奏一折。二人分别以“臣”与“奴才”自居的列名方式，一度让乾隆颇为不爽。至折内列名处，西宁、达翎阿则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殊觉可笑。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一言概之，在乾隆认为，当满汉大臣合奏时，双方必须要以“臣”自居。![]()
乾隆下江南此事以后，一些汉族大臣出于邀宠或保险起见，凡在会奏场合，也学着满洲大臣自称“奴才”。不过话说回来，乾隆对此并不领情。比如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闰七月，汉族大臣徐嗣曾与满洲大臣常青联衔“俱称奴才”，受到了乾隆本人言辞激烈的训斥：殊不知政体。至徐嗣曾，原系汉员，联衔具奏，尤不应如此。著传谕常青，嗣后除请安谢恩之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并谕徐嗣曾知之。![]()
清朝的“满蒙联姻”需要指出的是，从康熙时期以后，所有武将不分满汉，在奏章当中必须以“奴才”自谓。比如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月，顺天大兴人、时任贵州提督王文雄在谢恩折中称如是写道：贵州提督总兵官奴才王文雄跪奏为恭谢天恩事….伏念奴才至微极贱….俾奴才犬马恋主之忱亦获少遂于万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四月，署理凉州镇总兵乔照，因为在奏折当中使用了“臣”字，遭到了乾隆帝的训斥：今览其奏谢折内，书衔称臣，殊属不合。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理，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恐在彼管理屯务，亦未必如俞金鳌之经久妥协。著舒赫德传旨严行申饬，并留心访察。如有自满贻误，即行据实参奏， 毋稍瞻徇。从清朝皇帝对武官自谓的严格要求可以判断，这种制度内部蕴含着较强的强化其从属意识与忠诚度的意味。四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以及皇帝权威的日趋下降，“奴才”一词的出现频率也越来越低。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满洲大臣不再自称“奴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苏巡抚恩寿“屡次折件，均系称臣，殊属不合。著传旨申饬”；相隔不到一个月，时任湖广总督端方也因“屡次折件，均系称臣，殊属不合。著传旨申饬。”![]()
光绪皇帝实际上，恩寿与端方主动以“臣”自居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大趋势。截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所有满洲大臣都会在奏折中以“奴才”自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三十年（1904）之间，一些满洲大臣出于避免出现自称的需要，会在奏章中应该出现自称的位置以空格的方式处理。从光绪三十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满洲大臣主动选择以“臣”自居。比如在吉林将军富顺呈递于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初一的奏事片中，就出现了“臣等复查无异”等字样。![]()
外逃的慈禧和光绪一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安徽廪贡生李鸿才在其“浑融满汉畛域”的条陈中，公开提出了“满臣不宜称奴才”论的主张。接到这一条陈后，清廷随即令下会议政务处议。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八日，海军部大臣载洵等人正式奏请“永革奴才称谓”。很快，清廷发布了正式废除“奴才”称谓的上谕。至此，“奴才”称谓在“制度”上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激情邀请各位主理人/创始人/CEO朋友们，来咱的公众号上投放正经广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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