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是近代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它不仅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以巨大的震撼力推动了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遗憾的是，受制于历史进程的制约，辛亥革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由革命党人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内涵有着什么样的沧桑演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简单聊聊。![]()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进入20世纪以后，昔日的“天朝上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
革命党人普遍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现状，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彻底掀翻清朝的统治才能实现。比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1879—1936）在后来谈及辛亥革命时，就总结出了两条成功经验，即“策反新军”与“排满宣传”。
因此，革命党人不仅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等带有“排满”色彩的口号，还将“满洲人”视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
1）“排满”舆论的打造
基于“排满”宣传乃至推翻清朝的统治需要，革命党人必然要详尽揭露“满洲人”祸国殃民的罪行。其中，革命刊物《民报》临时增刊《天讨》的火力最为集中，社会影响力也非常大。资料显示，杂志先后收录了《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与不同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政府的憎恶与反抗。比如《四川革命书》列举了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等六条治蜀苛政，并喊出了“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的口号；《江苏革命书》一再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使得“本省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最后发出了“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的呼吁。![]()
除了革命刊物之外，一些革命党人相继提出了带有浓厚种族主义复仇色彩的“革命主张”。早在戊戌维新之后，章太炎（1869—1936）就公开撰文声讨清政府。比如他在发表于1899年的《正疆论》中指出，“满洲之与我仇，非特异种而已也。《春秋》之义，复仇者生于九世，是故吾中国之与满洲，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明确提出了“复仇”之说。陈天华（1875—1905）在《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中，极力宣传“反满”理论。比如他在《猛回头》中指出，“那异族（满洲民族）非常凶狠，把汉族当作牺牲，任凭你顺从他，总是难免四万万共入了枉死城。”因此，他号召汉族同胞们“弃邪归下，共结同盟，驱除外族，复我汉京。”![]()
陈天华著《猛回头》
邹容（1885—1905）在《革命军》的开篇即言，革命的目的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在“革命必剖清人种”一章当中，他不仅将汉族视为“中国人种”的主干，甚至还将日本人纳入进了“中国人种”的范畴。作为对比，“满洲民族”被其视为“非中国”的“西伯利亚人种”。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表示，“吾同胞小便后，满洲人为我吸余尿；吾同胞大便后，满洲人为我舐余粪，犹不足以报我豢养深恩于万一。”![]()
《革命军》部分版本在《苏报》刊发于1903年的《杀人主义》一文中，作者章士钊（1881—1973）不仅言辞激烈地指出“一空间不能容纳两物，满汉不能两立”，甚至号召杀光“那些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的五百万之妖魔小丑”。汪精卫（1883—1944）也认为，“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民族”。换言之，“身为犬羊贱种的满洲民族，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是万万不可容忍的。最终，他给出了这样的推断，“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
受困于时代局限性，当时的很多革命党人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务必将满洲人排除于中国人之外”。比如孙中山曾提出，“满清政府并非中国政府，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汪精卫也在《民报》上撰文指出，“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不同，犹今日之邻国。自满洲入关后，中国已亡国，今之政府乃满洲政府，非中国政府。”![]()
前排左起：胡汉民、唐绍仪、孙中山、黄兴、汪精卫为了阐述“满洲非中国”， 汪精卫特别撰写《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一文，从国民隶属与国家关系的角度作了论证。汪精卫认为，所谓“国民”，“必合于所谓永续的从属关系”。他以明朝的户籍制度、建州女真的机构设置以及明史中“惟卫不言户口”的描述为依据，得出了“满洲人在明代未尝取得中国之国籍”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因为“满洲人始终未尝取得国籍”，因此“不得谓之归化”，“既未归化何得谓之中国人耶？满洲人未尝为中国之人民亦无疑义”。对于“女真诸部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客观史实，汪精卫认为，“满洲虽称臣于中国，不得谓为中国之人民。”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未尝稍有永续的从属关系，不得执此以为臣民之资格已定”。再加上“满洲人非惟未归化，且未同化”。因此，“满洲虽受中国之官爵，不得谓为中国之人民。”![]()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其次，文章同时指出，“满洲建国以前，为中国之羁縻州；建国以后，为中国之敌国。”在他看来，羁縻州是“以怀柔远人的中国特设之制，与国际法上所谓被保护地绝相类”。展开来说：被保护地只是获得领土主权所经之阶段，不可谓领土主权之延长。文明国对于未开野蛮之民族行使保护权，与明代之驭满洲正相合。若已建国，则谓之被保护国；未建国则为羁縻州，即被保护地”。由此可见，在汪精卫看来，“满洲非中国之领土无疑义”。既然“满洲人非中国之臣民，满洲非中国之领土”，那么“满洲建国之后，不能拟以内乱，而当视为中国之邻国，可无疑也”。最终，汪精卫得出结论：“非中国”的清朝取代明朝，并非是寻常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
框内人士分别是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站立者），前排中间之人是章太炎
实际上，在当时持“满洲非中国”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邹容在《革命军》的自序中就认为，“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的字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宣传“亡国”的本质是为了给带有“亡清”色彩的武装革命做背书。换言之，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的“合众政府”。用发展的眼光看，发动民族革命“最具性价比”的动员方法，就是激发民族情感与煽动民族仇恨。鉴于此，革命党人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那怕是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1855—1944）提供的位于东京赤坂区某处民宅内，“中国革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
1）如何解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孙中山、黄兴与章太炎等人共同拟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句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其中，被定性为“鞑虏”的“满洲民族”，不仅是塞外东胡的后裔，还是“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的侵略者。因此，“驱除鞑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洲民族，驱逐至东北”。那么问题来了，“恢复中华”的内涵又是什么？对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简言之，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汉族聚居的十八省范围内，恢复建立汉族国家”。至于满洲（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均被其“无情开除”了。![]()
“中国同盟会”成立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的很多革命党人，一直没有将以蒙疆藏等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固有的领土”。比如章太炎在发表于1908年的《排满平议》一文中如是写道：
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 以复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
在他看来，把蒙疆藏等边疆地区“开除”之后，尽管国家的领土面积有了一定程度的缩水，但更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革命党人如此执着于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除了前面提到的“排满”刚需之外，流行于欧洲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也给到了他们很大的启发。简单地说，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必然分崩离析”。![]()
《走向共和》中的辛丑条约签订现场在发表于1903年，刊发在《江苏》杂志的《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中，作者就提到了这一理念：
试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来此等惊天动地之大风潮，龙虎掷之大活剧，连篇累牍纷陈眼帘，何一非民族主义所激荡所演出者耶！......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立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
在发表于1903年，刊发在《浙江潮》杂志的《民族主义论》一文中，作者对“合众多民族为一大帝国”的思想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
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集多数人民，以公同之力之志意，向公同之目的，发公同之行为者，则曰国。而置一国于此，其内容则兼结无数之异族焉，其思想不同，其语言不同，其风俗习惯也不同......及政府之能力衰，而民族的反拨性起。吾证之于远，则罗马是也。彼虽能兼无数民族于一国之下，然一时而已，不转瞬而亡也。吾证之于近，则蒙古是也。彼能并欧亚二大族而统一之，然成泡影焉。
文章作者认为，带有“多元一体”特质的清朝“不得谓之国”，后续的解体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民族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没有必要执着于完整继承清朝的版图。
同样在发表于1903年，刊载在《江苏》杂志的《政体进化论》一文中，作者更是明确提出了“在十八省范围内建立民族国家”的观点。
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十世纪中， 必现出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以我民族建我新国，全权在我……呜呼！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
一言概之，在不少革命党人看来，“边疆地区”在新的国家当中可有可无，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地区是新生国家的累赘。
1907年，孙中山在南洋忙于组织两广起义，位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呈现出了涣散状态。为了推动当地的革命发展，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并将革命旗帜设定为“十八星旗”。“十八星旗”的长宽比例为8:5，图案由红底、黑色九轮角和18颗小黄圆星组成。其中：红底和黑九轮寓意“铁血精神”，预示着用武力推翻清朝的决心；
黑色九角代表着《禹贡》中记载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
18颗小黄圆星代表“汉地十八省”，象征着“国家统一、民族和睦、前途光明”；
圆星呈金黄色，指代的是与“满洲民族”对立的“汉族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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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星旗”图样1908年冬，共进会成员孙武、焦达峰等骨干先后回国。他们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并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军并秘密编成了五镇军队，可谓进展神速。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汉阳与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和12日占领汉阳和汉口。不久，湖北军政府成立，“十八星旗”也成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象征。当然，这也预示着黑龙江、吉林、奉天和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被他们统统“驱逐出境”了。与湖北一样，四川也是共进会影响较大的省份。11月27日，蒲殿俊（1875—1934）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后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并自任都督。与此同时，他们也设计了自己的“十八星旗”。对于四川版“十八星旗”，时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如是描述道：
那面旗帜（我想目前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红字（汉），周围有十八颗星绕成的一个黑圈，形状像是太阳，但颜色是黑的。… …旗帜上星的数目是十八颗，而不是二十一颗或二十三颗，这个情况表明把东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尔）排斥在联邦之外。
实际上，很多起义地区的旗帜，或多或少都在传达着“要在十八省恢复建立汉族国家”的信息。![]()
不同地区旗帜汇总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军政府发布的《布告全国电》当中，充斥着极端激进的带有复仇色彩的“汉民族主义”思想。除了频繁出现的“十八省”和“汉人”等字眼之外，这份电文对于革命的未来做出了颇为极端的展望：是所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期于直抵黄龙，叙勋痛饮，则我汉族万万世之光荣矣，我十八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在发布于几乎同一时间，改编自章太炎《讨满洲檄》一文的《布告海内人士电》，内容变得更为激进，俨然摆出了一幅与“满、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全面开战”的架势：又尔蒙回藏人，受我华之卵育者二百余年。尔若忘我汉德，尔恶不悛，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
老照片中的湖北军政府需要指出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城内四大满姓，即扎、包、铁、布四大家族的人丁几乎被屠戮殆尽，八旗会馆被完全摧毁。“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旗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据当事人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有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在当时，捉到的旗兵大多会被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出入城门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后方能出进。“六百六十六”湖北语音为“lou be lou si lou”，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的一模一样的。一名路透社记者在14日来到武昌后发现，“城内到处都是满人的尸体”。他估计，城内约有八百人被杀。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对于城内的旗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1911年汉口的革命军，他们的左胳膊上都系着一个白色的带子就在革命党人宣传“驱除鞑虏”的同时，在日本、沙俄等列强的挑唆下，内外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以“排汉”为主的分裂危机。
比如在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大量当地汉族百姓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各地的汉族百姓处境极为悲惨。1911年11月30日，在沙俄的策动下，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称帝并宣布“外蒙古独立”。次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备受虐待。”与此同时，内蒙古各地相继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盟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月底，在川岛浪速等人的策动下，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准备接受日本贷款，发动武装暴动。对此，立宪派学者杨度（1875—1931）在《中国新报叙》一文指出，“民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国家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则必然遭到列强瓜分，以至于亡国。”由此可见，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分裂，肯定会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以及种族仇杀。对于各族民众而言，民族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原因很简单，“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归属于甲国；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归属于乙国”。![]()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2）为什么要宣传“五族共和”？
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革命重心同时转移到了江浙地区。要知道，这里一直都是立宪派实力的“基本盘”。这就意味着，以“排满”思想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有了趋于温和的迹象。
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1860—1930）、浙江都督汤寿潜（1856—1917）、沪军都督陈其美（1878—1916）以及各省留沪代表们，共同召开省代表会。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人士和温和派革命党人，已经成为了参会代表中的“大多数”。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换言之，“民族团结”和“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等问题，已经被很多革命党人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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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旗
到此为止，两广革命军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两湖革命军使用的“十八星旗”以及“五色旗”成为了在这场革命中影响力最大的三种旗帜。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 在南京正式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不过话说回来，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不仅一直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颇有微词，更倾向于使用“青天白日旗”。他在1月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时如是说道：
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但考虑到在革命阵营中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人士已占据压倒优势。因此，将“五色旗”设置为国旗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
更何况，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也逐渐意识到，“这场颠覆君主政体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并非是一场民族革命。换言之，即便是汉人当皇帝，这样的政府也必须推翻。”
其结果就是，“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等问题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以“驱除鞑虏”为代表的“排满”思潮也正式被“五族共和”理论取而代之。
因此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就一再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至此，“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成为了全国各界的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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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
3）边疆危机的消解
不过，即便将“五色旗”设为国旗，将“五族共和”设为“建国之本”，依然很难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立刻实现的。
“驱除鞑虏”的口号，给予了内外蒙古的王公阶层非常大的心灵暴击；而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足以反映出了这种疑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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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尽管孙中山在1月28日特别致电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以示抚慰”，甚至说出了诸如“汉、蒙本属同种”这样的话。但是，一纸宣言和几封电报，怎么可能化解隔阂？
实际上，不仅边疆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对革命心怀疑惧，就连以东北为首的部分汉族上层人士也对革命充满了困惑和不解，其中的代表便是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
在“南北和谈”接近完成前夕，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并表达了与“民国政府”分家的倾向：
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 人绝不听从其指挥… …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旧。....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
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主动联系落合谦太郎：
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
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联系落合谦太郎：
昨日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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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张作霖一直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日本相比，革命党以及民国政府更令他感到不安。因此在宣统退位后，东北三省继续悬挂着清朝的黄龙旗。更何况，以日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准备“坐山观虎斗”，以便“分割中国”。1911年10月，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满蒙”事宜：
根据一九零七年及一九一零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 两国即可根据一九零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马上任命他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并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他并暗示“升官有望”之后，才逐渐将其给稳了下来。
作为旧官僚代表的袁世凯，或许内心并不认可“共和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职业政治家的他，在“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的事宜上面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内蒙古为例，在他的支持下，以阿穆尔灵圭和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逐渐成为了民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其中，阿穆尔灵圭在1912年10月，代表民国政府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公议”。那彦图于1912年6月开始担任乌里雅苏台将军。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即民国时期的内蒙古王公，在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随着时间的推移，内蒙古王公们逐渐放弃了分裂的图谋，不少逃到外蒙古的王公们也陆续回到了内蒙古。![]()
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特殊时期，情绪煽动的手段固然可以在短期效果上远远胜过理性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排满”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只能视为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种理论。
南北议和的达成，固然大体维持了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但历史证明，无论是带有改良色彩的立宪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把成功领导革命。
原因很简单，民族资产阶级固然存在革命性的一面，但又有着不可克服的妥协性与软弱性，缺乏彻底的革命勇气。他们虽然持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但既无法提出体系化的反帝反封建的具体纲领，更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坚定的革命力量。![]()
举行登基仪式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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