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据日本电视台NHK报道，有靖国神社工作人员举报称，入口附近的石柱上有3处涂鸦，内容为中文写的“厕所”“狗屎”等字样。
日媒报道截图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月15日上午，首相岸田文雄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通过代理人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玉串料”的祭祀费。实际上，这是他自2021年担任首相以来，连续第三年在这一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
除此之外，防卫大臣木原稔、经济再生担当大臣新藤义孝等多名政客亲自前往靖国神社“拜鬼”。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前往靖国神社“送钱”或“拜鬼”，就是想利用阴魂不散的右翼思潮，为各自的政治版图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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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靖国神社”？
在具体讨论靖国神社之前，先简单聊聊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不同，神道教属于泛灵多神信仰，会视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为神祇，素有“天地神祗八百万”的说法。
另外，根据日本“创始说”，历代天皇均可视为创世神“天照大神”的后裔，也具备“神性”（拓展阅读：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通常，神道教主要分为三种流派，即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其中，“神社神道”是神道教的主体。这里是“神社”，主要指代的是安放诸神并供人们参拜的场所。
根据神道教的说法，非正常死亡的人，灵魂会化成给人世间带来巨大麻烦的怨灵。如果死者与政治或战争有关，那么他的“怨灵”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大的伤害。
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半叶，日本境内先后爆发了鸟羽伏见之战、西南战争等多场规模较大的内战，很多“为天皇尽忠”的官兵“横死沙场”。按照当时的习惯法，明治政府需要给于这些战死者“正当的名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69年，时任军务官副知事，有着“军制之父”的大村益次郎（1825—1869）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主持建立了东京招魂社。在“招魂社”建成后不久，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招魂”仪式。
对于“东京招魂社”的性质，官方如是解释道：以国家或天皇的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参与“圣战”的战死者，都不可视为“怨灵”，而是保卫国家的神，即“靖国之神”或“英灵”、“英魂”、“忠魂”。
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并沿用至今。
在靖国神社内部，不仅修建有用于参拜的拜殿、本殿，存放阵亡者名册的“灵玺簿奉安殿”以及高达28米的青铜制“日本第一大鸟居”，还有面向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展览馆“国防馆”（二战后改为“游就馆”），供给阵亡者家属惨参拜的靖国会馆以及军马慰灵碑、军犬慰灵像、求魂塔等建筑。
靖国神社建立之后，在名义上一直接受日本陆海军省管理，所需经费由政府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靖国神社”可以使用皇室专用的16瓣菊花纹章作为装饰。要知道，除了靖国神社之外，在日本名目繁杂的众多神社当中，只有明治神宫和祭祀日本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才享有这一待遇。
截止二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内每年都会举行例行的祭祀仪式。除了常规的参拜之外，还会对新战死的军人举行“合祀”仪式。
在举行相应仪式的时候，天皇或政治首脑一般都要亲自参加，这便是所谓的“公式参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仪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逐渐制度化、体系化，成为了国家性、政治性的活动。
一言概之，靖国神社在很大程度上就日本的“国家宗祠”。只要是为“国家或天皇”而死的日本军人，都有机会“进入”靖国神社。
但需要指出的是，进入靖国神社成为“忠魂”的日本军人，不再与父母以及亲属保持世俗的血缘关系。理由很简单，他们已经“升级为神”。因此，一些阵亡者的亲属无奈地表示：“辛苦抚养20年，3个月不见，成为了国家的神”。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战争中的阵亡者，古代日本人大多持较为友好与敬畏的态度。因此，在相应的“怨灵祭祀”环节，一直秉承着“不分敌我”的态度。
由此可见，无论是“东京招魂社”还是“靖国神社”都不是日本悠久历史传统的继承。实际上，这更像是维新开启以后，为了凸显天皇权威和巩固国体而炮制出的“新生事物”。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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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内涵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等对华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的进程。1941年，日本又开始了太平洋战争。
其结果就是，分散于各地的神社均成为了日本人“祈祷胜利”与“祈求军人武运长久”的场所；那些横死在他乡的阵亡者，都以“为天皇尽忠”的名义被合祀在靖国神社当中。
雪崩之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伴随着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日本军队的阵亡人数急剧增加。
为了欺骗和愚弄社会舆论并宣扬为“天皇牺牲”的所谓“靖国精神”，靖国神社在日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参拜靖国神社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首先，靖国神社每年举办的“例祭”与“合祀”的规模有了显著扩大，受重视程度也有了显著增加。
除了常规的“例祭”之外，靖国神社还会举行多次“特别祭祀”，旨在将阵亡的日本军人“合祀”到靖国神社。比如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结束后，靖国神社先后举行了“满蒙、上海事变阵亡者合祀”的所谓“临时大祭”。
在具体的祭祀环节，不仅天皇或以首相为代表的政府首脑会亲自莅临，各大媒体都会进行实况转播，旨在宣扬“为国家和天皇献身”的军国主义思想。
接受军事训练的“军国主义少年”
其次，东京各级学校的学生，必须定期参拜靖国神社。
据说，原本隶属于基督教系统的部分教会学校曾经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
对此，文部省特别致函告知上述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忠诚爱国之情，所有学生都必须无条件参拜”。由此可见，每一次祭祀活动都是一次“军国主义教育课”。
第三，在学生课本中，特别编入了宣传“靖国精神”的文章。
比如一些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基层军人的“英勇事迹”，被堂而皇之地编撰成文，大肆宣扬他们从年轻时代就树立起的“靖国精神”，鼓吹他们“死后进入靖国神社受到了天皇参拜的光荣”，旨在怂恿更多的年轻人们“为天皇尽忠”。
一言概之，截止二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一直都不是纯粹的宗教祭祀场所，而是日本政府鼓吹战争的御用工具。
卢沟桥事变”中的日军阵地
1939年，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以外的每一个道、府、县境内，都相应地建立一所与靖国神社性质相同的“护国神社”，即地方级别的靖国神社。
比如在1940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周年之际，关东军在长春修建完成了与护国神社性质完全相同的“建国忠灵庙”。这样的举措，保证了相关祭祀活动不仅能在靖国神社内举行，还可以在各地的护国神社内同步举行。
甚至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的1945年11月，在美军占领日本的背景下，靖国神社还坚持举行了一次合祀仪式。
今天的“建国忠灵庙”，内部早已破败不堪
根据2000年最新的统计，目前在靖国神社中”合祀”的数量为246万人之多，具体而言：
总计：2466344人
最令亚洲各国人民愤怒的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等14人，也被“供奉”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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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靖国神社
伴随着侵略战事的扩大，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战争遗族，即那些战争阵亡者的家属。阵亡者的子女被称为“靖国遗儿”，阵亡者的母亲则被称为“九段之母”。
一方面，他们在生活、情感等方面一直承受着难以名状的苦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日本政府宣扬“靖国精神”和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的“工具人”。
为了动员更多年轻人加入战争，日本政府不仅对战争遗族予以了各种优厚待遇，还在靖国神社举行仪式的时候，邀请部分遗族代表前来参加。
电影《硫磺岛家书》剧照
为了彻底铲除日本境内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盟军总司令部（GHQ）开始对“国家神道”以及靖国神社采取了强力压制和打击的政策。
根据颁布于1945年末的“第68号敕令”和“国教分离指令”，日本新政府彻底取缔了对本国军人和遗族的优待政策以及对靖国神社的保障举措。
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仅是具有人性的普通人”。与此同时，与“国家神道”相关的法律条文被全面废除。
刊登在报纸上的《人间宣言》
次年5月，日本施行新宪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至此，国家神道的“特殊地位”几乎消失殆尽。
这就意味着：
原本一直具备相当影响力和地位的神官阶层，失去了原本在政府中的担任的一切职位； 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大量原本由政府管理的神社，失去了原来的特殊地位； 神道教原本“唯我独尊”的地位，彻底崩塌了。
二战后的驻日美军
但可以预见的是，尽管“国家神道”体系被摧毁了，但是神官阶层并不甘心以如此灰头土脸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就在“第68号敕令”与“国教分离指令”颁布的第二天，日本各大神社的神官们便联合成立了专门机构“神社本厅”，将全日本约7800个神社组织了起来。
本厅的骨干们竭力向盟军总司令部强调“神社之于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他们居然成功争取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谅解”。不久，大多数原本被官方“没收”的神社所拥有的土地，都以无偿或部分有偿地的形式给“赎买了回来”。
但是，考虑到靖国神社与各大护国神社在战争中所起到的蛊惑作用，盟军司令部还是将之排除出了“赎买大名单”，相应的土地也并未予以归还。
1946年的日本
总的来说，在盟国的铁拳打击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潮有了极大收敛。退一步讲，即便是那些“口服心不服”的顽固分子，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现实”。
对此，曾担任第55任首相（1956—1957），有着“反战主编”之称的石桥湛山一度发表过“靖国废止论”的观点：
大东亚战争作为使日本蒙受万代无法抹去耻辱的战争，把国家推到几乎灭亡的边缘，丧失了我们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的一切战果。对于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的人们，我们很难再像过去的“靖国英雄”那样加以祭祀，尽管这非常遗憾。
一言概之，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系列批判与清算，使得靖国神社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甚至一度到了无法生存的状态。
但我们想说的是，盟军的举措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主动挑起争端的代价，是日本人咎由自取的结果。
麦克阿瑟和裕仁的合照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神道”尽管在制度层面被撕碎了，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教义”与神社中央集权性的体制是不可能立即崩溃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靖国神社迅速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旨在“挽救”自己在日本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很快，战争遗族成为了靖国神社竭力拉拢的对象。
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全境的遗族数量超过1000万。在优待政策被取缔后，很多人的生活陷入到了极为困顿的局面。因此，他们在提出“自救”或“互救”等口号的同时，建立了带有福利性质的组织“遗族厚生联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组织逐渐演变为了右倾的政治团体“日本遗族会”。不过话说回来，盟军总司令部给该组织规定了诸如不许从事政治活动、不允许提出与靖国神社有关的要求等极为严格的限制规定。因此，“遗族会”成员们，在这一时期并未掀起什么风浪。
二战后的日本
进入20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让日本成为自己在太平洋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逐步调整了对日政策。
以军事领域为例：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就组建了专门的国家警察预备队； 1951年，美日两国先后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 1954年6月，保安队“升级”为了拥有陆海空武装力量的自卫队，成立了防卫厅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健全了统帅指挥机构。
《旧金山和约》签订现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一直受到压制的军国主义思潮，开始在日本列岛呈现出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其结果就是，国家神道活动开始复活，靖国神社逐渐成为了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势力活动的大本营。
比如在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在日本遗族会的推波助澜下，不少右翼分子会在靖国神社内召开集会，有人会穿上战争时期的军装，有人会头带鼓吹军国主义的标语条，有人会播放战争时期的军歌，有人会打出战后已经废除的日本军队的旗帜，可谓“群魔乱舞、好不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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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的推波助澜
除了日本遗族会频频刷脸之外，日本政府同样丝毫没有闲着。1952年，日本以政府的名义公开举行了“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追悼在战争中阵亡的240万日本官兵。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仪式，还先后参拜了靖国神社。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无疑是恢复天皇与靖国神社的关系以及日本官方企图恢复国家神道的标志。
以此为契机，靖国神社立即提出了“恢复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和维护（即所谓‘国家护持’）”的政治要求。不久，日本遗族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使用国费支付靖国神社的慰灵仪式费用”。
1953年，靖国神社不仅向日本遗族们发出了“新合祀”的通知，还提出了“恢复例行祭祀”的口号；1955年，靖国神社联合日本各地的护国神社，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所谓“靖国神社国营化”的要求；1959年，靖国神社举行盛大仪式，声称已经将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全体人员“已经合祀在靖国神社中”。
“游就馆”中的日本军人
1962年，日本遗族会通过了“要求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的决议。1963年，日本国会自民党系遗族议员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小委员会”。
1964年8月15日，“追悼阵亡者仪式”在靖国神社内举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因日本投降而未被授勋的205万战争阵亡者“重新授勋”。
1966年，日本政府宣布以2月11日为“建国纪念日”，即恢复神道教的“纪元节”。众所周知，“纪元节”是战前是日本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同年，16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1969年，自民党第一次将多年筹划的“靖国神社法案”提交国会审议，其内容即要求靖国神社为国家管理和维护。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将东条英机等14位甲级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合祭”。
“靖国神社”外景
自1978年至今，有7位日本首相曾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其中部分系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部分系以“私人身份”参拜：
1977年—1978年，福田赳夫两年内连续四次参拜。 1979年—1980年，大平正芳一年内连续三次参拜。 1980年—1982年，铃木善幸三年内连续九次参拜。 1983年—1985年，中曾根康弘三年内十次参拜。 1996年，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在自己生日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
2001年—2006年，小泉纯一郎共6次参拜。
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曾根康弘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二次执政满一周年之际，亲自参拜了靖国神社。2018年10月17日，他向靖国神社献上了祭祀费。2019年10月17日至20日，安倍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2020年10月17日，首相菅义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外界认为，这是效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举措。次年4月21日，他再度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真榊”祭品。
2022年4月21日，首相岸田文雄在“春季例行大祭”期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8月15日，他再度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
2023年8月15日，他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 ；10月17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今年4月21日，再度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8月15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靖国神社自费献上了“玉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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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鼓吹“正式参拜”？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一直为“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争中的政治地位”而不断奔走，妄图实现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
原因很简单，一旦实现了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就意味着其原本享有的“国家神社”地位将正式恢复。这就意味着，靖国神社内的阵亡者们重新恢复了“英灵”身份，侵略战争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不过，鉴于执政党自民党保守势力提出的“靖国神社法案”实在过于露骨，还存在着破坏“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之嫌。因此，该提案从1969年起先后有6次在国会中被提及，但均被国会否决。
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
1975年，基于“靖国神社法案”6次在国会未能通过的现实，自民党议员兼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藤尾正行提出了一个“表敬法案”，旨在鼓吹天皇和政府首脑们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正式参拜”？简单地说，相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参拜时，书写自己的政治身份；
使用公费购买参拜时的祭祀用品；
携带随员，乘坐公车。
与此同时，一些国会的右翼和保守派议员们先后成立了所谓“报答英灵会”，“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等机构，在极力鼓吹“参拜靖国神社的必要性”的同时，顽固地为过往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的兴风作浪，是迄今为止在日本社会始终鼓噪不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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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受害者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今天，靖国神社依然是很多日本人根本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以战争遗族为代表的很多日本人，自始至终就有着很强的“被害意识”。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阵亡者们都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和荣誉而奋斗而献身的，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之处；日本战败的罪责，应该由日本政府和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犯们承担”。
还有一些日本人频繁将广岛与长崎遭受到的原子弹打击，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视为“挡箭牌”，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东京审判
其结果就是，他们或许不赞成对外侵略战争，但是同样不反对在靖国神社内供奉阵亡者的祭祀行为，也不排斥将阵亡者视为“英灵”的理论；对于天皇和政界要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不会表达出坚决反对的态度。
一言概之，在这些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对于对外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或多或少存在模糊和暧昧之处。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得哪怕是反战的日本人也会“不知不觉”地逐渐认可着靖国神社的存在。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日本右翼与保守势力所“喜闻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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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国内右倾化趋向日趋明显的时期，仍然存在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向右翼和保守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的教育工会（日教组）就会努力揭露靖国神社的实质，向日本人民系统阐述“靖国神社与战争、天皇制的关系”。
另外，出于与“日本遗族会”划清界限的需要，一些对参拜靖国神社明确持批判态度的战争遗族们还特别成立了“日本和平遗族会”。每年8月，他们都会在靖国神社门前组织活动，反对日本的政要参拜靖国神社。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靖国神社需要承担的历史罪责，从来没有得到全面的、彻底的清算与批判。
在靖国神社门前抗议的日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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