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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概述：明朝人是如何评价元朝的？（修订版）

文化 2024-09-25 10:00 北京

纵观我国历史，明朝差不多是最喜欢拿“华夷之辨”来说事儿的封建王朝之一（拓展阅读：理智看待：“明清易代”，究竟是“人祸”还是“天命”？）。

那么问题来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明朝人是如何评价元朝的？为什么不同时期的“元朝印象”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坤舆万国全图

明朝开国君臣的“元朝印象”

与大家想象的有所不同，明朝开国君臣的“元朝印象”还是不错的。

太祖朱元璋就在颁布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的《即位诏》中指出，“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在他看来，无论是南宋覆灭还是忽必烈“入中国为天下主”的历史进程，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鉴于此，他不仅在颁布于洪武三年（1370）六月的《平定沙漠诏》中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还认为“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再度给予了忽必烈较高程度的肯定。

另据《太祖实录》中的记载，他在这一年还对臣僚们说过这样一番话：

（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显然，朱元璋不仅没有将元朝视为自己的直接复仇对象，还认为“天下并非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

朱元璋与元顺帝

值得一提的是，元末明初的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态度，普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会不同程度上怀念元朝。

比如台湾学者萧启庆（1937—2012）就在研究中发现，在以“汉人”与“南人”为主的144名元末进士当中，对元朝心存好感的“忠元型”进士合计有87人，“保持中立”的“隐遁型”进士有12人，带有反元倾向的“背元型”进士有45人。

对于这一现象，萧启庆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传统的夷夏之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定稿于洪武三年（1370）的官修史书《元史》中，作者不仅将元朝视为“中国正统”，还将元朝历史直接追溯到了更为遥远的蒙古帝国时期，并将“太祖（成吉思汗）纪”设为卷首。

《元史》内页

如果说朱元璋的言论或多或少存在统战之嫌，那么明廷“以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的举措无疑深刻印证了统治阶层对元朝正统性的承认态度。

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洪武六年（1373），后因失火，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改建新庙于北极阁，“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十六人大名单”当中，秦汉以后的帝王只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与元世祖忽必烈五人。至于“千古一帝”秦始皇与重新恢复南北统一的隋文帝杨坚，都因为“功德原因”未能入列。

对此，文渊阁大学士宋讷（ne，1311—1390）在为新庙撰写的《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给到了极为详细的解释：

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继作，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

一言概之，明朝的开国君臣们不仅将出身异族的元世祖忽必烈誉为“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的君王，并一直坚持元朝为“中国正统”。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元朝印象”的逐渐走低

与太祖朱元璋一样，明成祖朱棣也认为元朝是“中国正统”。

比如他在永乐四年（1406）致蒙古乌格齐汗（即明朝史料中的“鬼力赤”）的信中指出，“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余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

在朱棣看来，无论是“宋元更替”还是“元明更替”，本质上都是“天厌其德”的结果，“元明易代”本质上就是“上天的旨意”。

明成祖朱棣和蒙古乌格齐汗

除了官修史书之外，在明朝前中期的带有科普性质的历史读物中，这样的认知也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比如在初刻于宣德七年（1432），屡次增修和重刻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就是这样评价的：

以宋为统，辽金分书之，元则直续宋统。元灭金、夏，有中国，而犹分注其年，系于宋统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绝也。元自世祖至元己卯灭宋方大书，承大统也。

简单地说，该书不仅严格贯彻着“元承宋统”的准则，还明确承认了元朝“中国正统”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观点一度惹得钱穆先生大为恼火：“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青年时代的钱穆

众所周知，中原王朝每当受困于“外族”威胁或国内民族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时，“华夷之辨”的学说通常会大行其道。

不过话说回来，最早鼓吹“华夷之辩”的知名学者应该是深受朱允炆器重的江南名士方孝孺（1357—1402）。早在明初，他就在《释统》一文中提到了“变统”之说，宣称“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訾笑”和“诋诟”。

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料到，这一“正统说”居然能在百年之后成为了士大夫们宣扬“正统观”的最强理论武器之一。

方孝孺，明朝知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

学界普遍认为，“华夷之辩”学说在明朝的“死灰复燃”始于15世纪中叶。至于“罪魁祸首”无疑是被斥为“北虏”的北元势力（拓展阅读：太师传奇：也先是如何“炼成的”？（修订版））。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北元太师也先以明廷“悔婚”和“减岁赐”为由，分兵四路大举南下。八月十五日，双方位于今河北怀来东南的土木堡展开了终极决战。对于这场遭遇战，跟随朱祁镇亲征的郎中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如是写道：

寇（瓦剌）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战事结束后，朱祁镇惨遭俘虏，怂恿朱祁镇亲征的太监王振死于乱军之中，随军出征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与侍郎了铭、王永和等合计50多名重臣均死于非命，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和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几人侥幸逃出，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土木之变”主题绘作

土木之变后，明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边防政策也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御，明蒙关系也变得日趋恶化。

在全民“反蒙”的舆论大环境下，“元明交替”的史实不仅被频繁提上台面，还被赋予了一定的“夷夏大防”色彩。于是，由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发布的《谕中原檄》，因其慷慨激昂的陈词，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推崇。原文如是写道：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资料显示，这篇檄文最早出现于永乐十六年（1418）定稿的《明太祖实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实录中，本文不仅没有篇名，也没有作者署名。

《明太祖实录》中的谕中原檄部分内容

到了弘治（1487—1505）年间，学者程敏政（1446—1499）在修撰《皇明文衡》时，首次将该文纳入其中，为之取名为《谕中原檄》，文章作者署名为宋濂，更将文章排在了《皇明文衡》一书之首。

除了《皇明文衡》外，佚名《皇明诏令》、高岱《鸿猷录》等书也都将《谕中原檄》纳入其中。

一言概之，在这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看来，《谕中原檄》具有十分强烈的象征意义，尤其是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一句，更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排蒙”意味。

《皇明文衡》首页与程敏政

与此同时，知识阶层对元朝正统地位的认识与评价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成书于成化十二年（1476）的官修史书《续资治通鉴纲目》，尽管依然沿袭着“元承宋统”的叙史体例史观，但作者已经对元朝的统治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有破坏之意）。第已成混一之势，矧（shěn，有况且之意）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

《续资治通鉴纲目》内页

在由学者丘濬（1421—1495）主编，成书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世史正纲》一书中，出现了比《续资治通鉴纲目》还要情绪化的议论：

自有天地以来，中国未尝一日而无统也。而皆夷狄之归，如元之世者也。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有破坏之意），天地于是乎易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

简单地说，他不仅称元朝的统治“三纲既沦，九法亦斁”，还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之人（明朝百姓）渐染其俗….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

坦诚说，以上两本书对于元朝的评价，与《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的“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相比，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世史正纲》内页与丘濬（1421—1495）

“元朝印象”的极度恶化

众所周知，游牧经济有着先天性的缺陷。简单地说，游牧人众必须通过与中原内地人众的互市贸易，才能维持生活的基本稳定。一般来说，他们通过马匹以及畜牧产品的销售，换取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必需的农产品以及手工产品。

基于维稳和制衡蒙古各部的双重需要，在双方的贸易环节，明廷不仅“禁兵器、铜铁”，甚至将铁锅、茶盐等生活必需品也列入到了禁例之中。其结果就是，蒙古人南下掠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双边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伴随着俺答汗的迅速崛起与频繁犯边（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庚戌之变”的前世今生（修订版）），将元世祖忽必烈“开除出历代帝王庙大名单”的呼声变得日渐强烈了起来。

嘉靖皇帝和俺答汗

嘉靖九年（1530），明廷决定在阜城门内保安寺故址新建历代帝王庙。次年，翰林修撰姚涞（1488—1538）就以元朝“为中国之大仇耻”为由，上疏“请罢元世祖祀”。不过话说回来，新的历代帝王庙在建成之后，依然维持着”供奉十六位神主”的格局。

遗憾的是，这种和谐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嘉靖二十四年（1545），礼科右给事中陈棐（fei）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駆胡之功彰。今欲存胡君之祀者，顾不自小圣祖驱胡之功耶….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在他看来，“必除胡君之祀”的举措既可以彰显太祖朱元璋“驱胡攘夷之功”，也具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深刻内涵。

在举国“排蒙”的舆论带动下，这样的说辞迅速激起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不久，入祀历代帝王庙近二百年的元世祖忽必烈被“撵出了”历代帝王庙。与此同时，包括木华黎在内的著名蒙古将领和重臣也都被驱逐了出去。

北京历代帝王庙

值得一提的是，从嘉靖二十年（1541）开始，俺答汗就派遣使者与明朝进行通商谈判。客观地说，倘若双方在此时达成和解并逐步恢复互市与通贡贸易，无疑是双赢的结果。

遗憾的是，早已被气昏了头的嘉靖皇帝丝毫没有和解的打算。在接到俺答汗的书信后，他愤慨地表示，“虏情叵测。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

可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没有选择放弃。嘉靖二十一年（1542）闰五月，他再次派遣石天爵前往大同“请求通贡”，结果石天爵不仅被新任大同巡抚龙大有““磔杀”，尸首被“传至九边示众”；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他第三次向明廷提出了通贡请求，使臣再次被杀；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他第四次“申通贡之请”，但依然遭到了冷遇。

可即便如此，截至嘉靖二十八年( 1549），俺答汗一直都没有放弃通贡的要求。不过，此时的他已不再派遣使者，而是派遣大军进行武装威胁。据《明实录》中的记载，蒙古士兵不仅“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还放言“以求贡不得，故屡抢。许贡，当约束部落不犯边。否则秋且复入，过关抢京辅。”

明朝边防将领闻讯后，赶紧向嘉靖予以通报。不过，后者依然坚定表示：“求贡诡言，屡诏阻隔。万达等务慎防守，毋致疏虞”。

修筑工事的明朝军民

见明廷迟迟没有回应，俺答汗决定集结重兵，向明朝发起了全面进攻。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他亲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抵北京。八月十九日，大军抵达东直门。二十一日，出于震慑明廷的目的，他们先后摧毁了德胜门、安定门北的几乎所有民居。

二十二日，俺答由巩华城（今昌平）攻打明朝诸帝陵寝，并转掠西山、良乡以西的广大地区，“保定皆震”，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令明朝君臣们感到愤怒的是，俺答汗不仅命令被俘的宦官杨增“手持其书信返回明廷”，还扬言“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九月初一，收获颇丰的蒙古军队大摇大摆地撤出了明朝境内，这便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

因为庚戌之变，明朝各界的“排蒙”与“仇蒙”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比如嘉靖皇帝“最厌见夷狄字面....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士人李诩也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指出，“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

“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以此为节点，元朝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比如以周复俊（1496—1574）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对宋濂等人主持编撰的《元史》展开了猛烈抨击：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史臣大书元太祖，与宋宁宗并称，因谓“是书也贱夏尊夷，乱名没实，蔑万古帝王之正统，紊万世是非之公议”。

由王洙主持编撰，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宋史质》，更是彻底否定了元朝的“中国正统”地位。他不仅将两宋诸帝本纪列为《天王正纪》，还将元朝列为《天王闰纪》。对此，他如是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