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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讨论：为什么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似乎都不咋待见俄罗斯？（增补版）

文化 2024-08-21 20:31 北京

本月6日，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随后双方在该州爆发了激烈冲突。

截至当地时间16日，俄国防部称，俄“北部”集团军在库尔斯克方向击退了乌军进攻；乌方则宣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在库尔斯克州的不同方向继续推进了1—3公里，整个前线的战斗仍在继续但乌军一直控制着局势。

俄乌双方给到的战斗画面

在双方的战斗环节，有个细节值得玩味，那就是有数量不容小觑的外国雇佣军加入到了乌军序列。比如在12日，俄方发布了一位名叫鲁斯兰的被俘乌军士兵的描述：

当我们穿越俄乌边境的时候，我听到电台里很多外国人在说话。他们说英语、波兰语甚至还有法语。等到我们就位以后，我听到电台里的人在说“房子”怎样怎样，紧接着我就听到一阵枪声和尖叫声。

被俘的乌军士兵

实际上，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作用非常明显。尽管西方声称自己毫不知情，但现实情况是，乌军配备并使用了大量西方国家援助的先进装备。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装备实际上显示出了西方对于乌克兰使用他们援助武器进攻俄罗斯是默许态度”。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组团”对付俄罗斯？这里面有什么历史渊源？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恐俄症”的理论源头

学界普遍认为，“恐俄症”这一说法，最早是由俄罗斯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在1867年提出的，一开始指代的是“部分俄罗斯人的反俄心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恐俄”心态逐渐升级为了欧美国家“恐惧、厌恶和仇视俄罗斯的情绪的泛称”；至于“恐俄症”思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

1）天主教与东正教之争

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1002—1054）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年弥格耳·赛鲁来（约1000—1059）彼此将对方革出教门。至此，基督教正式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正教。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大陆也被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信仰天主教的板块被视为“西方”，信仰东正教的板块被视为“东方”。

在信仰重于理性的中世纪，宗教一直是视为评价“文明”的重要基准。基于地理与宗教信仰的因素，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不仅被划入到了东方阵营，还被视为“异教徒”。

东西教会大分裂

1202年，在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61—1216）的号召下，一支主要由法国封建主组成的远征军，预谋向伊斯兰世界发动第四次东征。

讽刺的是，因为准备工作存在严重不足，这支军队一度被“金主”威尼斯人困在沙洲之上，进退不能。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一位名叫小阿列克修斯的拜占庭王子，请求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帮助自己夺回王位。作为交换，自己可以帮助十字军垫付拖欠的钱款，但对方也要加入到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斗序列当中。很快，三方达成一致共识。

从海上直扑金角湾的十字军舰队

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与威尼斯人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坦诚说，这场打着“讨伐异教徒”旗号的军事行动充斥着骇人的暴行。

据史料记载，“抢劫、谋杀和强奸罪行席卷了整个城市，君士坦丁堡城内近千年以来积累的艺术珍品几乎丧失殆尽，图书馆被彻底烧毁，宝石从教堂的圣物上被敲下，金银被熔化成了锭，大理石被打破。”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人为何如此仇恨拜占庭王朝？对此，欧洲学界认为，“当十字军看到希腊人的财富时，先后经历了钦佩、嫉妒、沮丧和仇恨。直到1204年，这种自卑情结终于得到了充分满足。”

大肆劫掠的十字军

为了躲避十字军的洗劫与屠戮，许多拜占庭王朝境内的东正教士们不得不逃往基辅罗斯避难。这就意味着，“异教徒”斯拉夫人成为了天主教世界的又一个征讨对象。

1232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约1145—1241）呼吁活跃于波罗的海东岸利沃尼亚地区的宝剑骑士团远赴芬兰，“保护基督教信仰，抵御非信徒斯拉夫人”。1237年4月，宝剑骑士团被并入条顿骑士团。

1241年初，条盾骑士团联合丹麦与瑞典两国，共同发动了讨伐诺夫哥罗德公国的军事行动。

不过，在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0—1263）的率领下，罗斯人在楚德湖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条顿骑士团几乎全军覆没。其结果就是，“在此后的三百年间，十字军再也不敢踏过涅瓦河口。”

苏联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海报

2）狂热扩张的“异教徒”

“长子西征”结束后，拔都于1243年建立了金帐汗国。与此同时，基辅罗斯东北部的各个大小公国，均沦为了金帐汗国的附庸国。

这就意味着，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内核，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种“欧亚二重性”。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如是评价道：

罗斯国家始于莫斯科大公的崛起，莫斯科王国的性质属于东方文化类型，是基督教化的鞑靼帝国（金帐汗国）的文化类型，是在长期对抗西方和异种风俗中形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世界对罗斯诸国的负面看法愈演愈烈，罗斯人也被其视为“欧洲门槛上的野蛮人”。

在罗斯诸国收税的金帐汗国官员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王朝灭亡。1472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廷王朝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公主。于是，他不仅声称“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理念”，还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

进入16世纪以后，卡马河沿岸以及乌拉尔地区相继被纳入莫斯科公国的版图。1547年，伊凡四世（1530—1584）加冕称沙皇，国号由莫斯科公国“升级”为沙皇俄国。需要指出的是，“沙皇”此前一直都是俄罗斯人对拜占庭君主的尊称。

在1522年—1526年间，伊凡四世先后吞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大诺盖汗国以及巴什基尔亚，使得北高加索地区的多个民族沦为了自己的属民。截至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沦为了沙俄的附庸。

其结果就是，“恐俄症”迅速在信仰天主教的东欧地区蔓延开来。比如波兰国王与立陶宛大公齐格蒙特一世（1467—1548）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那些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根本不是基督教教徒，而是野蛮的残暴之徒。他们是属于亚洲的，他们早已与突厥人和鞑靼人商定好，要一起摧毁整个基督教世界。

齐格蒙特一世不仅将文艺复兴的文化引入波兰，还引进意大利的建筑师与艺术家，促成了16世纪的波兰黄金时代

为了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与波罗的海东岸的肥沃土地，羽翼渐丰的伊凡四世在1558年主动挑起了与利沃尼亚骑士团以及波兰、立陶宛和瑞典、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立窝尼亚战争（1558—1583）。

受限于综合国力上的劣势，这场长达二十五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沙俄的全面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天主教势力也被挡在了纳尔瓦河（爱沙尼亚最大的河流）与普斯科夫湖（位于俄罗斯西北与爱沙尼亚东部交界处）之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俄罗斯相关的各种“魔幻传说”，开始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比如观点认为，“俄罗斯人是圣经中的传奇民族摩梭人，他们的入侵与世界末日的预言有关”；还有人认为，“俄罗斯人是来自东方的恶魔力量，他们要破坏和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

1558年纳尔瓦围城战

文明门槛之外的野蛮人

进入18世纪以后，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新的国家概念与政治体系的逐渐形成，宗教神学逐渐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沙俄已经取代瑞典，成为了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新兴强国。

1795年，他们联合普鲁士与奥地利瓜分了波兰。其中，沙俄占据了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库尔兰、沃伦西部以及西乌克兰大部在内的46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此，幅员辽阔的沙俄与西欧国家有了直接接触。

沙俄的扩张之路

1721年10月，为了表彰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在对瑞典“北方战争”中取得的赫赫战功，俄罗斯元老院授予了他“全俄罗斯之大帝”与“祖国之父”的称号。至此，沙皇俄国正式升级为“俄罗斯帝国”。

因此，当时的很多俄罗斯人都会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国家是“继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三个罗马帝国”。

1）“主动西化”的蛮族与“不安的邻居”

纵观俄罗斯历史，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百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理念中，无不闪烁着欧洲的印迹。这正应了那句著名的俄罗斯谚语——“向往欧洲，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本能选择”。

1694年，22岁的彼得一世开始亲政。基于“保护南方的国界与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的需要，他不仅大刀阔斧地推进现代化改革，还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向所有俄罗斯人灌输了这样的理念：

俄罗斯帝国不仅要与欧洲国家保持社会文化和文明上的统一，还要具备某些共同的文化与文明价值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接受了“全盘欧化”教育的俄罗斯精英阶层，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视为“可以代表进步与文明的欧洲人”。

彼得大帝画像

不过话说回来，主动“西化”的俄罗斯人依然让他的西方邻居们寝食难安。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了。

因此，在17世纪的绝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俄罗斯不仅不属于欧洲，而且一直都是个尚未开化的半野蛮国家。”比如德国旅行家А.奥利厄斯不仅谴责“俄罗斯人缺乏礼貌”，还认为“俄罗斯人只适合鞭子与奴隶制度”。

直到17世纪末，才出现了给俄罗斯“平反”的名人，他便是德国的著名通才莱布尼茨（1646—1716）。尽管他与其他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也会频繁强调俄罗斯人都是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野蛮性”。但他同时指出：

俄罗斯专制君主在理性驱动下实行的开明活动，能够帮助俄国克服现有的落后性。需要指出，开明统治者的活动，不仅能够建设一个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不逊于西方的国家，甚至还可能超越那些被绝对君主制和中世纪陈旧传统羁绊的西方国家。

因此，他不仅对彼得一世颁布的改革政策做出了颇为积极的评价，还率先提出了“俄国可能成为两大世界性文明——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桥梁”的观点。

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2）思想家的执念：“专制”即“俄罗斯”

进入18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对专制教条主义的腐朽思想展现出了强烈的怀疑与不满情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强烈呼吁政治平等与自由，并寻求思想领域的突破与革新。

很快，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走上了历史前台，相继提出的民主、理性、以人为本等进步理念，对当时的欧洲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带有专制、强权、不开化等因子的俄罗斯，成为了他们大肆抨击的对象。

法国先贤祠

比如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偶像的伏尔泰（1694—1778），在给彼得一世撰写传记时，依然表现着欧洲式的刻板偏见：

莫斯科在欧洲几乎不为人知，直到沙皇彼得登上王位。他们天生就是与自己一样野蛮的统治者的奴隶，无知的他们被生活所累，不懂得任何艺术或手工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好处。

古老的神圣律令将他们禁锢在死亡的痛苦下，未经族长的许可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使他们时刻感受到压迫的枷锁。这个国家在深深的无知和苟且度日的过程中忽略了与外界的各种联系。

伏尔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和“欧洲的良心”

卢梭对彼得一世的评价，几乎与伏尔泰大同小异：

彼得一世固然拥有天才般的模仿能力，但他并不具备那种可以从一无所有到创造出一切的真正才能。在他所做的事情中，尽管某些是好的，但绝大多数都是不合适的。

他想先从学习如何做德国人、英国人开始，但却忘了应当首先学会如何做俄罗斯人。因此，俄罗斯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文明的民族。

对于俄罗斯的君主专制制度，一直素有“反俄先锋”之称的孟德斯鸠（1689—1755）给予了严厉批判。原因很简单，“俄罗斯是专制制度的极致体现，再有善意的统治者也不会刻意将这种专制制度进行弱化。”

傲慢与偏见，使得俄罗斯人身上的优点也被他们视为是“可耻的”。对于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的勇敢，狄德罗（1713—1784）嗤之以鼻地表示：“奴隶制和迷信，激发了他们对生命和对死亡的蔑视。”

一言概之，在这些自诩文明的知识分子们看来，俄罗斯再怎么主动“西化”，并很难抹平双方之间的文明鸿沟。

孟德斯鸠（1689—1755）、卢梭（1712—1778）、狄德罗（1713—1784）

3）俄罗斯要“吞并”欧洲？

进入19世纪以后，拿破仑（1769—1821）成为了欧洲霸主。

他不仅多次击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反对力量，还成为了意大利、莱茵联邦、威斯特伐利亚、那不勒斯、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与俄罗斯没有被他控制。

拿破仑认为，要想征服英国，首先要征服俄罗斯。于是，他在1812年5月，亲率57万大军远征俄罗斯。但与以往不同，这次远征让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资料显示，法军几乎丧失了全部骑兵和炮兵，只剩三万人狼狈退出国境。

作为对比，在1813—1814年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不仅成为了欧洲反法同盟的盟主，更在1814年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其结果就是，“俄罗斯是人类的理想代表，欧洲人疯狂地爱上了他”。原因很简单，“俄罗斯人从暴君波拿巴手中拯救了欧洲，并赐予了波兰宪法。”

1812俄法战争中的法军

但没过多久，新一轮的“恐俄症”再度卷土重来。学界认为，欧洲境内真正成体系的“恐俄症”，主要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因为当时的不少欧洲人认为，“俄罗斯要计划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制国家，俄罗斯沙皇要比拿破仑更危险”。

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恐俄症”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大行其道，直接原因包含并不局限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高、与欧洲列强利益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对自由主义的压制等等。

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的俄罗斯军官

在当时，最知名的“辱俄”学者非法国作家德·库斯汀公爵（1790—1857）莫属。

1843年，由他撰写的《1839年的俄罗斯》一书在巴黎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经推出，迅速成为了当时的畅销品。

简单地说，德·库斯汀以极其阴暗的色调描绘着俄罗斯的风土人情。他不仅对俄罗斯贵族刻意模仿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做法嗤之以鼻，还对俄罗斯百姓的奴性以及无条件服从沙皇暴政的心态表达了强烈鄙视。值得玩味的是，对于蓬勃发展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德·库斯汀在书中只字未提。

德·库斯汀公爵（1790—1857）

在他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接近原始社会的国家。他们不爱欧洲文化，只是在模仿它，以便强大起来去攻占别的地区”：

这个叫俄罗斯的地方是一个监狱，在这里生活无法平静，无法休息，也不能感受到其他欧洲国家无关统治形式而给予臣民们的那种自由。

当你们的孩子抱怨生活在法国不好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我的办法告诉他们：那就去俄国吧。在这里，暴君和奴隶之间、狂人和野兽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开化，假如他们从未像猴子那样去模仿其他民族，也从未像猴子那样嘲笑被模仿的人们，那么他们还有希望成为那些民族。现在，我们只能这样认为，这些人对原始状态来说是被遗忘的，可是对文明状态来说，却又是不适应的。

俄罗斯名画《流放中的女贵族莫诺佐娃》

4）文明的标尺：民主与专制

到了19世纪中叶，“专制”被视为“缺乏文明”的显著标志。因此，这一时期的“恐俄症”，在很大程度上与“仇视专制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比如法国学者贝桑松认为：

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自由主义观点都取得了胜利，1830年的革命正在法国完成，选举制度的改革正在英国进行。反观同一时期的俄罗斯，正以最无情的方式粉碎了波兰的起义。

曾担任过首相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是通过创造和加强中产阶级以建立宪法自由——这个过程的名称是文明，而俄罗斯这个国家对文明进程是陌生的。”

因此，他在主编的《欧洲文明史》当中，直接将俄国史给无视掉了。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尧姆·基佐（1787—1874），是一名政治家，他在1847年—1848年间任法国首相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欧洲文明门槛上的野蛮人”的形象被进一步强化，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比土耳其人更糟糕”。对此，不少俄罗斯知识精英也深有体会。

比如长期流亡欧洲的作家赫尔岑（1812—1870）悲愤地指出，“尽管俄罗斯人在语言和种族上属于欧洲大家庭，但也仅是这个家庭的某个表兄弟”。

与此同时，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在很多领域，俄罗斯固然落后于欧洲，但欧洲人在道德层面的堕落，法律上的表里不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呼吁俄罗斯人“没必要盲目效仿欧洲，是时候站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一些问题上走得比欧洲更远，也比它更自由。”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与赫尔岑

地缘冲突与意识形态的分歧

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境内的“恐俄症”，逐渐从宗教和文化领域的差异演变为了地域冲突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1）19世纪的直接对抗

一般认为，英国的“恐俄症”出现于19世纪。至于双方的矛盾，纯粹就是地缘政治较量的产物，与“对方是否文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就拿波兰来说，自从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家瓜分后，波兰的复国主义者们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英国的支持。站在英国人的角度看，他们也不希望俄罗斯长期控制波兰，进而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站稳脚跟。

俄普奥瓜分波兰

围绕小亚细亚地区的归属权问题，1853年，英法两国联合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针对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1856年3月，遭遇全面溃败的沙俄不得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通过这场战争，即位刚满一年的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意识到，俄军之所以在战争中遭遇惨败，本质上国家工业和政治体制落后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备，他在1861年下诏废除农奴制，正式拉开了资产阶级改革的序幕。与此同时，沙俄将扩张目标转向了更加遥远的东方。可即便如此，双方依然存在着地缘冲突。

对沙俄扩张感到忧心忡忡的欧洲政治讽刺漫画

德国的“恐俄症”出现于19世纪末，要比英国稍晚一些。原因很简单，很多德意志邦联的王公显贵们都与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保持着姻亲关系。因此，双方的关系总的来说也算是说得过去。

不过，日俄战争的惨败以及沙俄政府对波罗的海国家推行的一系列“俄罗斯化”举措，使得“俄国威胁论”开始在德国全境弥散开来。

于是，围绕沙俄政府吏治腐败、威权主义严重以及农村赤贫、经济落后、文化水平低等问题的报刊读物越来越多，一些德国史学家和政论家也大肆宣传“俄国威胁论”。

19世纪末的柏林

2）“布尔什维克恐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俄国宣告诞生了。不过话说回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为了整个欧洲的眼中钉。

比如一些欧洲人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下的俄罗斯，不仅是战争源头，还是一种社会威胁，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致命挑战。”于是，欧洲的“恐俄症”迅速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在红场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种融合了反共、反犹、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理论，开始在德国全境蔓延开来（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为什么希特勒要一再主张“彻底消灭犹太人”？（修订版））。

希特勒上台后，不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犹太主义”，还给德国共产党扣上了“犹太人政党”的帽子。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犹太人的政，是祸国的罪魁。因此，自己动用手中的政权来驱逐它、掠夺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

与此同时，他不仅将俄罗斯人视为“文明血统最少的民族”，甚至还炮制了一项“逐步消灭俄罗斯种族”的疯狂计划。

不过，苏联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不仅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尊重。因此，这种带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味的“恐俄症”，一度在欧洲偃旗息鼓。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简单地说，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导者，欧洲各国针对俄罗斯的许多重大决策背后，都有美国的深度参与。比如为了抵制所谓的“红色威胁”，美国与欧洲各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和经济合作条约。

在西方的舆论宣传体系中，“暴政”、“压迫”、“共产主义专政”成为了苏联的标签；美国成为了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象征和代名词。

考虑到无法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战胜苏联，西方采取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力图将之分化瓦解。最终，他们取得了全面成功。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3）陷入彷徨沼泽中的“新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不仅宣称会主动向欧美学习，并希望对方“不要侵犯自己的领土主权与独立性”。

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对“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有了一定的改观，“他们不仅展现出了欢迎俄罗斯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姿态，还希望其成为忠实的合作伙伴与追随国。”

因此，欧洲主流舆论尽管对这一时期俄罗斯客观存在的经济低迷、国家机构工作低效、犯罪率上升、腐败现象严重等情况依然进行着消极、刻薄的评价。但不管怎么说，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红色帝国的威胁已经彻底消失了，新生的俄罗斯与苏联截然不同，已经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90年代的俄罗斯年轻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社会依然不是共同家园，俄罗斯无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于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逐渐从“要不要继续亲近西方”的迷雾中清醒，迈向了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路。

轰然倒下的列宁雕像

可即便如此，俄罗斯对待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态度，依然存在着显著不同。

针对美国，俄罗斯不仅采取坚决的强硬和对立态度，还竭尽全力与之展开全方位博弈；针对欧洲，俄罗斯更想寄希望于与部分欧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改善，缓和整体上的双边关系。

展开来说，在政治领域，俄罗斯希望与欧盟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制衡美国，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在文化和精神领域，俄罗斯依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毕竟，“对于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而言，融入欧洲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更是精神层面的回归。”

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红场阅兵

令外人生厌的民族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说，民族性格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和政策导向。今天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在历代沙皇和苏联（俄）时期的一系列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当中，俄罗斯人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将已有的欧洲秩序彻底颠覆；在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一路攻至柏林，将德国法西斯势力彻底挫骨扬灰；在冷战时期，独霸一方的苏联，一直与美国分庭抗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发展陷入危机。在国家陷入生死存亡的时刻，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卷提重来，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大政方针。

俄罗斯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阅兵式现场

1）尚武精神

对于战争，俄罗斯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别尔嘉耶夫就认为，“唯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于是，击败拿破仑与纳粹德国的历史，不仅让俄罗斯人充满自豪和骄傲，也滋生了他们“强势民族”的心态，并世代传承了下来。

因此，只要是俄罗斯人曾经打过胜仗的地方，当地都会立有纪念碑；很多新婚夫妇，都会在婚礼当天先向无名烈士墓献花。

当然，频繁的对外战争也让俄罗斯人“收益颇丰”。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不仅“升级”为了沙皇俄国，领土面积也达到了280万平方公里。

经过300多年的扩张，截至一战爆发以前，已经激增至2280万平方公里。不过话说回来，在1368—1893年的525年间，俄罗斯有329年都在打仗。

到了苏联时期，斯大林再度基本恢复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域（拓展阅读：为什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脱离”苏联？（增补版））。以上种种，足以让俄罗斯人能够真切认识到，通过对外战争几乎可以获得想要的一切。

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检阅受阅部队

2）排外心理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排外”非常严重。根据一份2004年的数据显示，43%的俄罗斯人坚定认为，“俄罗斯族人应该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多权利”。坦诚说，这种排斥异族的心态，很容易上升为种族歧视。

以犹太人为例，早在1881年，沙俄就推行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语言和宗教的同化政策。他们关闭犹太人学校和出版刊物，并强迫犹太人儿童前往东正教会学校，学习东正教（拓展阅读：为什么沙俄与苏联政府，都会极力歧视与迫害犹太人？）。

苏联时期，官方打压犹太人的举措也有增无减。斯大林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托洛茨基等人，一度利用他们的犹太人出身大做文章。除此之外，他禁止犹太人在国家机关工作，限制高等学校招收犹太人学生，许多科研机构也对犹太人有所限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依然存在。比如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曾公开宣称，“要想把反犹主义的思想彻底消灭，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到以色列去。”

“犹太自治州”的大致位置（via：地缘谷）

除了犹太人之外，中国人一直也是他们歧视与排挤的重点对象。日里诺夫斯基甚至在公开场合宣称，“西方国家应该和俄罗斯一起团结起来一起对付‘黄色魔鬼’。”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在2006年公布的一份社会调查数据显示：

29%的俄罗斯远东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有优越感，这个比例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达到了50%；超过2/3感到有优越感的俄罗斯远东人，对中国人抱有排斥感。

实际上，日里诺夫斯基生前经常发表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观点，譬如“白俄罗斯应该加入俄罗斯”

当然，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使得俄罗斯人“中国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扭转。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21年3月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74％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正面与积极看法，40％的人将中国视为俄罗斯“最亲密的朋友”，这一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

55％的受访者表示，与中国的合作提高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在18—24岁的俄罗斯人中，有78%的人赞同“中国是最受欢迎的国家”。作为对比，45％的俄罗斯人对欧盟持积极态度，美国的得分更低，只有39％。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截图

3）追求实用的外交政策

纵观俄罗斯历史，“实用”一直是其永恒不变的外交准则。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牺牲他国甚至盟友的利益。

比如为了抵抗拿破仑的进攻，沙俄先与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组成反法同盟。但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他们转而与拿破仑举行和谈，相互承认各自在欧洲一系列国家所取得的权益。

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的拿破仑

二战爆发初期，苏联不仅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还制定了共同瓜分欧洲的计划，并通过向德国出口石油、锰、铜、镍铝、木材、谷物、橡胶等重要物资，大发战争财。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斯大林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约定“苏联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恢复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一切权益，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为什么蒋介石无法制止“外蒙古公投”？）。

解放哈尔滨的苏联红军

不出所料，苏联获得了自己想拥有的一切。他们不仅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及包括千岛群岛在内的附近一切岛屿，并取得了中东铁路、大连、旅顺港的控制权，外蒙古也在苏联的操纵下彻底脱离了中国。对此，基辛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17世纪初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斯大林：一切为了利益！

4）小结

在当下，这种极具扩张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了团结俄罗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的黏合剂。

一方面，爱国主义、民族复兴、大国强国的口号深受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强烈欢迎；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也依靠自身的军事和能源优势，利用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民族问题阻止其顺利加入北约。

由此可见，愈演愈烈的俄乌冲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催生出的产物。但作为对比，俄罗斯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孤立处境也已经非常明显了。

最新的俄乌冲突画面

尾声

自二战结束后，俄罗斯就从未经历过外国直接侵入其领土的情况。对于乌克兰发动的这次军事行动，俄罗斯媒体宣称，“基辅政权像德国人一样行事”。

但微妙的是，俄罗斯并未将之视为“入侵”或“侵略”，而是一直使用“边境局势”或“恐怖主义行径”来代指。

可即便如此，普京还是态度强硬地公开表示，“与基辅政权展开任何谈判的可能性已经被彻底排除了”。原因很简单，后者“袭击了和平的民众和民用基础设施”。

演讲中的普京

乌克兰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举行一场和平峰会，为结束战争的谈判注入新活力。直到最近，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参加这样的峰会。不过话说回来，库尔斯克行动或许给了乌克兰人新的议价能力。

但对于乌克兰人而言，取得议价权的前提是，军事行动的短期收益能够进一步转化成为持久的战略优势——乌军真正在俄罗斯境内站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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