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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综述：什么是西域“和卓”？

文化 2024-09-15 21:00 北京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汗国的一代雄主噶尔丹策凌染病去世（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谁是噶尔丹策零？）。很快，这个一度与清朝打得难解难分的地方政权迅速陷入内乱。

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清军兵分两路进军西域。五月，大军攻克伊犁；一个月后，末代准噶尔汗达瓦齐被擒，准噶尔汗国宣告覆灭。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平定伊犁受降》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在进驻伊犁之后，第一时间就释放了长期被囚禁于此的伊斯兰教白山派宗教首领，有着“大小和卓”之称的博罗尼都（？一1759）与霍集占（？一1759）兄弟二人。

待北疆局势稳定后，清军护送博罗尼都返回叶尔羌（莎车），命其招抚旧部，恢复南疆秩序；命霍集占驻守于伊犁，掌管当地的伊斯兰教务。

不过话说回来，清廷的一片苦心似乎并未得到好报。大小和卓二人获释以后，第一时间就与卫拉特辉特部首领、噶尔丹策凌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取得了联系，并在不久后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叛乱，一度控制了南疆的大部分地区。

在彻底剿灭了阿睦尔撒纳的势力之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派遣大军赶赴南疆平叛，迅速击溃了大小和卓的势力。次年八月，大小和卓兵败身死，残余势力只能狼狈逃至中亚境内苟延残喘。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平定回部献俘》

但谁都不曾料到，此后西域境内延续一个多世纪的动乱，依然与这些漏网之鱼的后人们有着直接联系。

那么问题来了，新疆的“和卓”势力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在西域地区究竟有着多大的影响力？他们为什么总是对西域念念不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什么是“和卓”？

“和卓（Khwaja）”一词源自波斯语，先后被译为“和加”、“火者”、“霍加”、“霍扎”、“霍卓”、“和卓木”等，在新疆和中亚地区史料中曾被广泛运用，原意为“显贵”，后来无论是学者、长者、财主还是伊斯兰教导师等，均用此尊称。

本文当中的“和卓”，泛指一直以“穆罕默德后裔”自居的伊斯兰教宗教首领。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清晰论证这些“圣裔”与穆罕默德本人及其直系继承人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实际上，绝大多数和卓的“圣裔”身份的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宗教首领这么喜欢与穆罕默德家族攀亲戚？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中亚逐步实现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中，当地的世俗政权大多具备“政教合一”的特质（拓展阅读：理智讨论：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真的是纯属偶然吗？）。

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宗教首领而言，一旦有了“圣裔”身份，不仅有助于宣传学说、开山立派，争取到更多穆斯林的支持，还能逐步掌握政教权力，甚至得以插手世俗政权的内部事务。

位于撒马尔罕的列基斯坦神学院

1）中亚和卓的西域之旅

学界普遍认为，以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为理论基础，与西域和卓势力有着直接关系的伊斯兰教纳合什班底教团创立于14世纪。

大约在1523年左右，在中亚失势的纳合什班底教团的第三代和卓马黑麻·玉素甫不得不主动离开大本营撒马尔罕，辗转潜入叶尔羌地区。而这一时期南疆的最高统治者，正是叶尔羌汗国的首任大汗，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萨亦德·马黑麻。

叶尔羌汗国建立之初的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域境内的无休止内战已经宣告停止，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也趋于稳定，但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周边邻国的军事压力，依然让这个新生国家的统治者感到焦头烂额。

用发展的眼光看，“圣裔”马黑麻·玉素甫的到来，无疑能够迅速解决萨亦德汗的燃眉之急。原因很简单，后者可以借助伊斯兰教的力量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威与统治。为此，他甚至主动提出了拜马黑麻·玉素甫为师并“侍奉其左右”的请求。

对于萨亦德汗的小心思，野心勃勃的马黑麻·玉素甫当然心知肚明。

一方面，他会主动教育萨亦德汗，“要持身如禁欲的德尔维系（泛指苏菲派的个体苦行僧）。头顶王冠，背负书囊！身体力行，衣著无论！”

另一方面，也会毫无保留地表示，“统治权是接近真主的最佳途径，（因为）王者的一句话所能降下来的恩赏，远比无比虔诚的德尔维希终身所给予的恩赏还要高”，向其强调君主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重要性。

现代复原的叶尔羌汗庭

鉴于马黑麻·玉素甫得到了萨义德汗的高规格礼遇，因此越来越多的中亚伊斯兰教派领袖主动来到西域传教。比如在第三代叶尔羌汗阿不都·哈林汗（1529—1592）统治时期，纳合什班底教派第五代教主玛哈图木·阿杂木的第四子伊斯哈克·瓦里就来到了这里。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伊斯哈克·瓦里抵达西域之前，他曾与自己的长兄玛木特·额敏展开了一场争夺教长的斗争。最终，玛木特·额敏取得了教长之位，失败的伊斯哈克·瓦里只能离家出走。

后来，伊斯哈克·瓦里的势力被称为“黑山派”，玛木特·额敏的势力被称为“白山派”。

今日祥和平静的喀什老城

2）“先声夺人”的黑山派

伊斯哈克·瓦里之所以要奔赴叶尔羌汗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出身于萨亦德汗家族的喀什噶尔人。不过，初到喀什噶尔的他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礼遇，反倒是时任吐鲁番总督、哈林汗的五弟马黑麻对他尊崇有加。

在一切安排妥当以后，伊斯哈克·瓦里利用自己的和卓身份以及马黑麻的大力支持，不断招揽信众，扩充派别势力。

与大多数伊斯兰教派领袖一样，他将“政教合一”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他在受到了哈林汗的冷遇之后，公然煽动吐鲁番的地方豪强发起了反对叶尔羌汗庭的造反活动。

只不过，他的阴谋并未得逞，本人也被哈林汗给驱逐了出去。当然，狡猾的他早已在当地培植了众多帮其打探消息的信徒与耳目。

1592年，哈林汗去世，而继任者正是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的吐鲁番总督马黑麻。于是，伊斯哈克·瓦里摇身一变，成为了“统领所有黑山派信徒的大哈里发”。得益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黑山派在南疆地区的发展进入到了全盛期。

叶尔羌汗国的钱币

1596年，伊斯哈克·瓦里将年仅7岁半的儿子玛木特·叶赫亚即和卓沙迪送到了叶尔羌汗国。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进一步奠定了黑山派在南疆地区的独尊地位。

1610年，马黑麻汗去世。于是，已经成为黑山派领袖的和卓沙迪选择拥立其长子阿黑麻即位。这样的人事任命，顿时引起了时任吐鲁番总督、阿黑麻汗的十二叔阿都剌因的强烈不满，最终在东部自立为汗。

后来，阿黑麻的堂弟哈斯木王子也在焉耆发动叛乱。尽管这场叛乱被迅速平定，但阿都剌因依然占据着东部的广大地区，致使汗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据伊斯兰史料当中的记载，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和卓沙迪一直是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他先后操纵了阿不都·拉提甫汗、速檀阿黑麻汗、速檀马合木汗以及阿布达拉哈汗等四位叶尔羌汗的废立。由此可见，汗庭的权威已经日趋衰微，宗教和地方势力日趋膨胀了起来。

位于喀什的“阿勒屯麻扎”，即叶尔羌汗国的王陵

3）白山派与黑山派之争

进入17世纪20年代以后，白山派势力也渗透到了叶尔羌汗国，其领袖人物是玛木特·额敏的长子玛木特·玉素布。

他在抵达哈密后，不仅迎娶了当地宗教贵族赛伊德捷里力的女儿为妻，还生下了儿子伊达雅图勒拉即著名的阿帕克和卓。后来，他又前往喀什噶尔，投靠了喀什噶尔总督尤勒巴尔斯汗，即阿都剌因的长子、素有“中兴之主”美誉的阿布都拉哈汗的长子的麾下。

野心勃勃的尤勒巴尔斯汗不仅迅速和白山派结成了政治同盟，还大力支持白山派势力的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时期的西域境内，逐步形成了代表地方势力的白山派与代表中央势力的黑山派互相对峙的局面。

喀什的民族特色建筑

大约在1670年左右，玛木特·玉素布被黑山派设计毒死，阿帕克继承白山派首领地位，两派的斗争更是陷入到了白热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布都拉哈汗使用武力实现了汗国的统一，有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原本就以生性多疑著称的他，到了执政后期变得更为患得患失。

他既不信任宗亲贵族，也不信任身边的大臣，“总是频繁地使用新贵来替代失宠者”。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彻底失去了包括黑山派领袖在内的上层阶级的支持。

大约在1667—1668年期间，阿布都拉哈汗在长子尤勒巴尔斯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汗位，出走麦加，最终死在了印度。

以此为节点，叶尔羌汗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混乱。在白山派与一些地方豪强的大力支持下，尤勒巴尔斯汗成为了新的叶尔羌汗。他在即位之后，马上对黑山派发动了残忍的报复，大量信徒遭到了迫害和屠杀。

《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填补了察合台汗国后期历史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列为中亚历史名著

就在白山派和黑山派在南疆斗得热火朝天之时，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了卫拉特蒙古的势力范围（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恩怨情仇）。

也就在这一时期，白山派支持的尤勒巴尔斯汗与黑山派支持的伊思玛业勒汗（尤勒巴尔斯汗的弟弟）分别成为了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噶尔丹的五哥）与辉特部首领厄勒丹台什与扶持的对象。

在僧格的大力支持下，尤勒巴尔斯汗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沦为了准噶尔人的傀儡，最终更是死在了僧格麾下的将领厄尔喀伯克的手中。尤勒巴尔斯汗死后，他的儿子阿不都·拉提夫被扶上了汗位。

不甘心失败的白山派势力很快就发动了反扑，他们不仅重新占领了叶尔羌，还赶走了厄尔喀伯克。失败的厄尔喀伯克再来到喀什噶尔后，与伊思玛业勒汗取得联络。

于是，伊思玛业勒汗再度卷土重来，不仅率军夺回了叶尔羌，还对白山派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阿不都·拉提夫在阿帕克和卓的保护下狼狈逃离。

阿帕克和卓麻扎门楼正面下方（入口）的波斯语诗歌铭文

然而到此为止，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远未结束。

在流亡中亚十几年之后，阿帕克和卓于1678年左右潜入西藏，迅速取得了达赖喇嘛的信任。大约在1680年前后，手执达赖喇嘛“希望噶尔丹能够出兵助其收复家园”的亲笔信的他抵达伊犁，找到了准噶尔汗国的首任大汗噶尔丹。

值得一提的是，志在恢复“大蒙古国”的噶尔丹早就有了吞并南疆的打算。而阿帕克的到来，无疑给了他挥师南下的绝佳契机。

噶尔丹

4）和卓势力的“哑火”

1680年，并在白山派的支持下，噶尔丹派遣12万铁骑途径阿克苏、乌什等地，一路横扫南疆诸城，迅速摧毁了叶尔羌汗国，包括伊思玛业勒汗在内的汗室成员被尽数俘虏。

待局势稳定后，他拥立汗室成员阿不都·里什特汗为自己的代理人，这让阿帕克和卓感到非常郁闷。

但正所谓“好饭不怕晚”，在噶尔丹的支持下，他在1682年废除了叶尔羌汗室后裔，在天山南路四城即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开启了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统治。

他基于《古兰经》立法施政，大力传播苏菲派神秘主义，使得白山派势力再度崛起，信徒一度多达30万人。作为对比，“死敌”黑山派乃至一切非白山派势力均遭受了灭顶之灾，璀璨繁荣的维吾尔文化更遭到严重的破坏。

根据伊斯兰史料的记载，在他执政的10年间，南疆经济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于1692年爆发了由黑山派领导的大起义。1694年，他在这场暴动中兵败身死。8个月后，他的儿子雅雅和卓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阿帕克和卓陵园古建筑群鸟瞰图（张胜仪《新疆传统建筑艺术》，151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筋动骨的黑山派势力重新控制了叶尔羌；而喀什噶尔成为了白山派势力的据点，南疆局势变得更为混乱。

1700年，策妄阿拉布坦进军喀什噶尔，重新控制了南疆（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策妄阿拉布坦的崛起与对南疆的征服）。

为了削弱当地的和卓势力，进而巩固对南疆的控制，他下令诸系和卓均“必须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往伊犁作为人质”。至于势力最大的白山派和黑山派首领，干脆全被押解至伊犁囚禁了起来。

另外，两派的很多信众也被掠至伊犁，负责为准噶尔贵族们服役或务农。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南疆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准噶尔汗国时期的新疆与维吾尔人）。

准噶尔汗国疆域

清朝的和卓之乱

前面提到，清军在进入伊犁后，当即就释放了大小和卓博罗尼都和霍集占兄弟。

一开始，清廷一度要求大和卓博罗尼都要进京朝觐，但在阿睦尔撒纳的建议下，清廷命大和卓博罗尼都前往南疆，招抚当地部众，待局势稳定后再赴京朝觐；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维持当地秩序。

1）大小和卓之乱

大和卓博罗尼都的重返叶尔羌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在清军的支持下，他非常轻松将黑山派势力驱逐出了南疆，重新确立了白山派的优势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他一开始并没有反叛清朝的意愿，甚至一度对清廷的宽容态度心存感激。只不过，阿睦尔撒纳主导发动的反清活动，逐渐让他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全程参与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其次，在清军征讨阿睦尔撒纳的进程中，率领余众狼狈逃到南疆的霍集占不断怂恿博罗尼都一起加入到反清大业当中。

实际上，阿睦尔撒纳与大小和卓之间本质上就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前者的目标无疑尽快实现对卫拉特四部重新整合，恢复在西域的地位与统治，后者一直立志恢复昔日和卓家族在南疆的优势地位。

正因为如此，致力于统一西域的清政府成为了他们共同反叛的对象。

大量配有火绳枪的八旗军主力

实际上，早在清军征讨达瓦齐之时，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不仅“暗中制定了一个征服喀什噶利亚的计划”，还决定“不主动炫耀军事力量，而是利用白山派和黑山派间的冲突来达到这个目的”，坦诚说，这也是他极力向清廷推荐大和卓重返南疆的真正原因。

对于大小和卓发起的叛乱活动，清廷一开始是打算以和平方式解决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清廷派遣了一支由副都统阿敏道（？—1757）率领的使团赶赴南疆，招抚大小和卓。

但令乾隆没想到的是，二人不仅将阿敏道及其随行的100多人尽数杀害，小和卓霍集占更是自封为“巴图尔汗”，气焰十分嚣张。

需要指出的是，大和卓博罗尼在攻占叶尔羌之后，几乎将以加干（罕）为首的黑山派势力尽数诛灭。据伊斯兰史料中的记载，似乎只有加干的弟弟阿不都拉带着两个小孩侥幸逃脱。

这就意味着，黑山派已经退出了南疆的历史舞台，后续频繁作乱的和卓势力基本上都是白山派的残余。

郎世宁笔下的乾隆皇帝

面对大小和卓的倒行逆施，清廷于乾隆三十三年（1758）正式任命雅尔哈善（？—1759）为靖逆将军，率领包括镇守吐鲁番的额敏和卓、被大小和卓族灭门的维吾尔伯克鄂对等在内的合计一万多人前往征讨。

遗憾的是，在大军围攻库车时，由于雅尔哈善没有听从鄂对等人的建议，导致小和卓霍集占逃之夭夭。乾隆闻讯后大怒，将雅尔哈善免职，委派兆惠取而代之。

同年十月，兆惠率领清军从乌什进抵叶尔羌城下，却被大小和卓的数万军队围困在喀喇乌苏河畔的黑水营。尽管黑水营的清军只有三千多人，但是大小和卓的军队围攻了三个多月，一直未能将之攻克。

乾隆三十四年（1759）初，清军援军在呼尔之战中一举击败了大小和卓的军队，解黑水营之围。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黑水围解》

狼狈逃至喀什噶尔的博罗尼都一度建议霍集占主动投降，但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

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直取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在大肆洗劫了当地百姓的财物后，带领麾下数千人逃往巴达克山。

清军乘胜追击，先后在霍斯库鲁克之战和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中取得全胜，以至于最后跟随大小和卓逃入巴达克山的随从只剩下了三四百人。

一个月后，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的地方首领素勒坦沙擒杀。至此，大小和卓的叛乱宣告平息。但是，博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趁乱逃至浩罕国，为之后西域的一系列动乱埋下了祸根。

《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

2）张格尔犯边

前面提到，中亚是和卓势力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基于地理、宗教乃至血缘上的亲近感，中亚的宗教集团与西域的和卓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据显示，光是在19世纪前半叶流亡在中亚浩罕国与玛尔噶朗国两地的喀什噶尔和卓后裔就超过了200人。

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以后，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脱逃至中亚。一直不甘心失败的他与其子玉素普二人，分别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嘉庆二年（1797）率军扰乱南疆，但均以失败告终。

最后，萨木萨克死在了布哈拉，玉素甫也在后续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布哈拉担任阿訇一职，聊度余生。

老照片中的布哈拉

进入19世纪20年代，西北局势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当地官员日趋腐败，封建伯克们变本加厉地欺压和剥削各族人民，使得当地民怨沸腾，民心渐失，这就给和卓后裔们入疆犯边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原本是清朝藩属的浩罕国强势崛起，甚至一度成为了中亚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对于和卓后裔的犯边活动，他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另外，英国势力的一系列渗透，更让西域局势变得日趋微妙。

清朝中期的中亚形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1820—1828年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以浩罕国为活动基地，先后在南疆发动了四次犯边活动。

第一次犯边发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鉴于当时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道、民心尽失的现状，张格尔从浩罕国纠集了300多人袭扰边境卡伦哨所。由于当地官员处置不当，使得南疆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首领苏兰奇倒向了张格尔一方。

不久，势力更为壮大的叛军向喀什噶尔发动了进攻，但很快就被斌静击溃，张格尔只能带领二三十人狼狈逃回了浩罕国。叛乱平息后，引发舆论众怒的斌静被革职拿问，交由伊犁将军庆祥严行审讯。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地官员能够恪尽职守，张格尔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讽刺的是，清军之所以没有乘胜追击，理由居然是为了过中秋节。张格尔返回浩罕国后，清廷甚至没有向对方提出任何交涉。因此可以猜测，清廷压根就没把张格尔太当回事儿。

影视作品中的张格尔

第二次犯边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九月。张格尔纠集了200多人，从阿赖岭入境抢掠边塞乌鲁克卡伦，但被清军击溃，余众也作鸟兽散。沦为了孤家寡人的张格尔，只能再度窜入柯尔克孜人聚居区“休养生息”。

为了争取缓冲时间，他一度向清军提出了投降请求。不过，清廷不仅识破了他的诡计，并指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芹“务获张逆，永绝根株”。次年十月，永芹指派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带兵300人前往追剿，张格尔望风而逃。

但是，平叛的巴彦巴图却犯下了滔天大错。他纵容属下滥杀无辜，激起了当地柯尔克孜各部的强烈不满。其结果就是，巴彦巴图的军队被尽数全歼，不少柯尔克孜人更是主动站到了张格尔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一直躲在幕后的浩罕国也正式走上了前台，他们明确向张格尔表示，“愿意派兵数千人协同抢取喀什噶尔”。

老照片中的浩罕国宫殿

第三次犯边发生于道光六年（1826）七月。与前两次相比，在规模、延续时间和危害程度上，这一次犯边活动都是空前的。

资料显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包括喀什噶尔、和田、英吉沙尔和叶尔羌在内的西四城全部落到了张格尔叛军的手中。尤其是在占据喀什噶尔之后，他“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浩罕国也明目张胆地派出了一万多人加入到了叛军当中。尽管绝大多数人因为分赃不均而纷纷在中途退出，但这也开启了境外势力直接干涉西域边疆事务的先例。

八月，清廷从内地各省调集大军合计36000余人进剿张格尔，并在九月的浑巴什河战役和十一月的柯尔坪战役中重创了来犯之敌，稳定了东四城即乌什、阿克苏、库车、焉耆的局势，强力遏制了叛军的势头。

老照片中的浩罕国军队

道光七年（1827）三月，清军从阿克苏出发，开启了收复西四城的军事行动。三月二十六日，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三十一日收复英吉沙尔，四月十一日收复叶尔羌，二十四日进驻和田。

需要指出的是，张格尔在攻占西四城后，大肆掠夺与奴役百姓，“暴虐甚于从前和卓千倍万倍”，各族人民均深受其害。因此，在清军发动反击时，他们纷纷予以响应，有力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但是，清军的这一次进剿依然不够彻底，还是让张格尔逃脱了。再加上清廷没有进一步着手改善与柯尔克孜人的关系，致使张格尔又一次窜入柯尔克孜领地“猥琐发育”了起来。

第四次犯边发生于道光八年（1828）的年初。张格尔趁清军在春节年关疏于防范之际，再次纠集500余人卷土重来，入境犯边。

但与前三次入侵截然，早已对其深恶痛绝的南疆人民在第一时间就自发组织起了反抗力量，逼得叛军根本无法立足。他们积极协助清军，有力保障了清军的后勤供应。十二月，张格尔兵败被俘，后被押至京城凌迟处死。至此，“张格尔之乱”宣告平息。

《御制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得胜全图》中的清军

待局势日趋稳定后，清廷根据钦差大臣那彦成（1763—1833）的建议，相继推行了一系列颇具针对性的改革举措：

首先，在每年年底，伊犁将军以及都统、参赞大臣都会对派驻各地的办事大臣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果上报朝廷；各地办事大臣也有权对将军、都统和参赞大臣的问题上奏检举。

其次，在西四城实行屯田政策，在边境增设卡伦和土堡，增加驻防兵丁，加强边防力量；提高当地官员的薪俸，允许他们携带家眷，防止他们盘剥和鱼肉当地各族人民；改革伯克制度，严格实行回避制度；禁止贿买伯克头衔，革除各种苛捐杂税，防止他们欺压和盘剥各族人民。

第三，禁止宗教干涉政治，不允许宗教上层人士兼任伯克；阿訇要想担任伯克等世俗官职，必须主动免去自己的宗教身份。

遗憾的是，上述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的起到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很简单，单纯依靠增加边防力量而一再忽视边防中各族群众的积极作用，是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的。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清廷一直没有对多次受到官方戕害的柯尔克孜诸部采取有效的安抚措施。

故宫博物院馆藏之宝《生擒张格尔》

3）玉素甫犯边

在平定了张格尔叛乱之后，清廷第一时间就向浩罕国提出了移交和卓后裔的要求，但惨遭对方拒绝。作为报复，清廷断绝了与对方的通商活动，不仅严令禁止茶叶和大黄的出口，还驱逐了境内的浩罕商人，没收了他们的资产。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强势的举措也给当地的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和卓后裔们乘虚而入的机会。

玉素甫犯边发生在道光十年（1830）。前面提到，这位仁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布哈拉担任阿訇。因此，他并不是这次犯边活动的领导者，更像是浩罕国入侵时使用的“工具人”。

浩罕国在偷偷将他从布哈拉接来后，拼凑出了一支打着“玉素甫和卓”旗号的军队，一方面报复清朝的贸易惩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抢掠南疆人民的财富。

但是，和卓早已失去了往日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即便是玉素甫本人也承认自己“在南疆连一个高粱馕都不值”。因此，在大军潜入南疆后，同仇敌忾的西域各族军民在该年年底就将彻底击溃了这支东拼西凑的乌合之众。

老照片中的浩罕国

4）七和卓之乱

所谓“七和卓”，指以玉素甫之子迈买的明（又称“卡塔条勒”）与倭里汗二人为首，包括克齐克汗条勒、塔瓦克尔条勒、萨比尔罕条勒、阿克恰干条勒和伊善罕条勒在内的七位和卓的后裔。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底，七和卓在浩罕纠集了1000余人，在突破了边界卡伦之后，向喀什噶尔发起了进攻。在城内浩罕商人的里应外合下，喀什噶尔回城落入敌手。不久，他们先后分兵向英吉沙尔、叶尔羌和巴楚等战略要地发动了攻势。

清廷闻讯后，除了征调北疆驻军之外，还从关内调集3000人马入疆平乱。在十一月初的科科热瓦特（位于叶尔羌与英吉沙尔之间）之战中，清军取得完胜，叛军望风而逃。

在逃跑的过程中，叛军还挟持了大批南疆群众返回浩罕。数据显示，仅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两地被掠走的各族人众就超过了37000人。至于迈买的明本人光是从南疆掠走的银子就有“16峰骆驼驮载的那么多”。

但令七和卓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掠夺的大笔财富最终全部落入到了浩罕国统治者的手中。原因很简单，“卡塔条勒（迈买的明）的党徒被缴了械，并被遣散回他们的家乡，卡塔条勒本人被当作囚犯带到了浩罕国。”

浩罕国老照片

坦诚说，七和卓叛军的战斗力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但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深入南疆，与清朝当时的边防驻军制度存在的漏洞有着直接关系。

简单地说，西域的边防驻军一直实行轮换制。按照规定，一般都会在每年的夏秋之际交班。不过，在换防部队尚未抵达驻地时，原驻防部队就已经提前离开了防区，这就造成了一段时间里边防力量空虚的尴尬局面，进而给外部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满营和绿营驻防军（汉军）互不统属。因此在面对叛军入境时，两军无法及时呼应，统一行动。

有鉴于此，清朝对边防部队的驻防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规定原驻防部队必须等到换防部队到达后才能离开，满营和绿营驻防军队的统帅在紧急时刻可以相互调遣等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仍属治标不治本之举。要想根除和卓后裔作乱，不仅对内要将边政与边防紧密结合起来，还需要建立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边防体系，更要通过有效手段，革除外部势力对和卓后裔的利用与支持。

老照片中的晚清八旗官兵

但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清廷不得不对浩罕国一再采取退让政策，试图换取对方不再犯边的承诺。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谈判”就是在浪费时间。

资料显示，以张格尔的侄子铁完库里与倭里罕为首的和卓后裔们，又在咸丰二年（1852）的的后半年先后四次进犯喀什噶尔和乌什等地。只不过，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下，他们的犯边均以失败告终。

当然，与大小和卓和张格尔之乱相比，这几次犯边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破坏也比较有限。实际上，这也与中亚形势的变化存在很大关系。

伴随着沙俄势力的强力渗透，已经自身难保的浩罕国统治者们，不可能在给予和卓后裔们太大的实质性支持。因此，这一阶段的扰边活动带有明显的流窜性质。

沙俄进军中亚

5）倭里罕之乱

倭里罕（1821—1865）是“七和卓”之一，曾经多次入边犯边，素以残忍和暴虐而著称。用发展的眼光看，爆发于咸丰七年（1857）的“倭里罕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白山派的“最后挣扎”。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1—1864）的爆发，使得清廷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与太平军的作战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域的边防事务愈发废弛；再加上南疆各级官员巧取豪夺，大肆欺压和盘剥各地人民，导致民怨沸腾，内部矛盾已变得极为尖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喀什噶尔阿帕克陵墓掌管者的密尔爱玛提（？—1858）一直在暗中纠集党羽，积蓄力量，密谋发动叛乱。

咸丰七年（1857）夏，他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在接应倭里罕入境后共同发动了武装叛乱。六月，叛军率先攻克可喀什噶尔回城与英吉沙尔回城，并向巴楚、叶尔羌、和田等地发起了攻势。

晚清时期的新疆

面对孤立无援的不利局面，武备和兵力均不占优的清军和城中各族居民们通力合作，多次击退了叛军的猛烈攻势。比如驻守在叶尔羌的办事大臣庆英，不仅主动组织城内军民共同守城，还在第一时间肃清了城内的浩罕国奸细，牢牢将城市的命运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

反观倭里罕叛军，不仅屡战屡败，致使战意锐减，还奴役、掠夺和屠杀占领区的各族人民。比如他们在占领区实行严酷的伊斯兰教法，禁止妇女们不戴面纱或是扎着辫子在街上行走，违反者会被剪去头发；他们还要求6岁以上的男子必须缠头，否则就会被处死。

至于倭里罕本人最喜爱的“消遣”之一，居然是“亲手砍掉犯人的头颅”。为了恐吓占领区人民，叛军竟然在克孜勒苏河畔筑起了一座由被残杀的各族人民的头颅做成的“金字塔”。

由此可见，倭里罕叛军的残暴本性决定了他们只会走向灭亡的宿命。因此，在粮饷缺乏，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清廷从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地组织起了两支合计4000多人的部队驰援南疆，只用了3个月就彻底平定了倭里罕之乱。

遗憾的是，早就疲惫不堪的清廷早已无暇经略西北。即便知道倭里罕的幕后主使是浩罕国，只能对其采取退让态度，甚至重启了两国的通商贸易。

老照片中的浩罕国商队

尾声

同治三年（1864），西域各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乱，喀什喀尔、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这些政权打着“排满、反汉、卫教”的口号，大肆煽动民族仇杀，各地局势日趋严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一直居住在浩罕国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也在当地封建上次的蛊惑下回到了喀什噶尔。但令南疆贵族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不仅迎来了徒有虚名的和卓后裔，更招来了“中亚屠夫”阿古柏。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各大小割据政权相继被其摧毁，整个南疆都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至于那些早已失去利用价值的和卓后裔们，大部分被其屠戮殆尽，连布素鲁克本人也被以“朝觐”的名义逐出了南疆。

阿古柏

伴随着浩罕国于光绪二年（1876）的覆灭，这些作乱西域数百年的圣裔们最终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了过去，化为了历史的尘埃（拓展阅读：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都做出了哪些努力？（修订版））。

但我们想说的是，新疆和卓势力的泯灭是历史的必然。原因很简单：

他们为了各自狭隘的个人利益，大肆宣传“政教合一”思想，甚至不惜投靠外部势力为自己“摇旗呐喊”；
他们从来都不是西域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留下的更多是贫穷、动乱和灾难；
他们不仅给当地各族人民造成了信仰上的混乱，让那些虔诚的信徒充当自己谋取一己私利的牺牲品，更让社会陷入进了无尽的动乱之中。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激荡之后，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德、同心同向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会书写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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