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节选自杉山正明著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部分词汇有所改动。ps：视频为作者观点，仅供在座各位参考，不代表个人意见。
作者简介：
杉山正明（1952一2022），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欧亚史学者、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他通晓13种语言文字，专长于研究蒙古史、中亚游牧民族史，将世界史与亚洲史及中国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微观研究体现宏观视野，论著质优而量多，兼具深度与广度，叠有新见，久为国际学术界所推重。曾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
忽必烈于1260年三月举行即位仪式后，下个月即派郝经作为使臣前往南宋朝廷，通报自己即位之事，同时提出就半年前从鄂州撤军之时与南宋丞相贾似道所订立的停战协议进行再议，他或许是想重现澶渊体系吧。然而贾似道却隐瞒停战协议之事，因谎报击退蒙古军而俨然成了救国的英雄。因此当郝经一行刚一进入南宋境内，贾似道就下令在真州扣留了他们。南宋就这样自己关闭了通往和平共处的道路。![]()
继承大统的忽必烈
阿里不哥投降后不久，忽必烈改元为“至元”。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及其谋臣们开始实施进攻南宋的行动。首先用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作战计划。忽必烈借鉴镇压李璮的先例，决定此次战役由汉人部队和分别驻守华北各要地的蒙汉混编“新蒙古军”充当主力。纯蒙古军只有阿术直接指挥的不足两千人，作为督战部队。忽必烈在开封设置了兵站基地，派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马月合乃和穆斯林的阿里别等财政官员建立水陆联用的补给网络，积蓄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物资。在各种准备和后援体系全部到位之后，至元五年（1268），南宋攻击战首先在位于汉水中游的襄阳以及对岸的樊城这对连体城市打响。南宋一方也很重视襄阳和樊城，派实力派军阀吕文焕率其主要由私家兵组成的精锐部队驻守。对于蒙古来说，襄阳是个积怨很深的地方，三十年前因阔出去世而被南宋夺取，十年前又因塔察儿进攻失败招致蒙哥的亲征、后来也在此去世。![]()
细密画中的蒙古骑兵
襄阳、樊城之战，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阿术、史天泽、刘整等人率领的蒙古军，从一开始即放弃全力攻城，而是围襄阳和樊城修建方圆达一百多公里的巨大环城，将两城完全封锁，采取以军事和断粮并行的进攻战术。又依照刘整的进言，预先建造战船五千艘停泊于汉水之上，新训练水军七万多人，以应对己方不擅长的水战。南宋方面开始以为是一次性的进攻，并没有当回事，可是当意识到这是一场与以往蒙古军作战风格迥异的持久战时，大为震惊。1271年五月，总算派出以范文虎为主将的十万大军增援襄、樊二城。南宋军从水陆逼近，然而积极训练只待此日的蒙古军，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迎击，水陆两军完美协作，彻底粉碎了来敌。不可置信的彻底失败，使南宋政府一蹶不振，甚至没有准备组织再次增援。被包围的吕文焕军完全陷入孤立，但仍然坚持固守，支撑了两年。1273年一月，樊城终于陷落，蒙古军遂将汉语称作“回回炮”的弹射式投石机对准了彼岸的襄阳。![]()
回回炮图样
所谓回回炮，是波斯语称作manjanīq（词源是希腊语mihanikos）的一种攻城武器，应忽必烈之邀，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派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技师，由他们制造并操作。巨大的石弹不断摧毁着襄阳的城楼。在首次见识到的新兵器的可怕威力面前，襄阳的守兵最终失去斗志。事已至此，吕文焕遂于二月率全军投降。对于经历了六年围城之苦的吕文焕及其部下，忽必烈下令热情款待，授予其主力以忽必烈直属侍卫亲军的称号，让吕文焕坐上了意味襄樊及汉水之地最高司令官的襄汉大都督之位，以示慰劳。或许是出于对其一直以来的态度和表现比较放心，忽必烈才给予了更高的地位和名分。这一举动使吕文焕及其将士们无不心生感激。吕文焕等人愤恨南宋朝廷对自己的军队见死不救的态度，为了报答忽必烈的殊遇，他们表示将全力投入对南宋的征讨战，南宋征讨战迎来了突然的转折。蒙古利用一年的时间重新改订总体作战计划，大规模开展兵员、军备和粮草等战备工作。重新组织战线，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指挥。又将李璮原属部队以及狱中的囚徒充军，组成囊括华北、河南之兵的大军团。![]()
元朝的对外贸易，在当时是非常发达的
1274年，南宋进攻战拉开帷幕。伯颜和阿术所率领的主军二十万兵，沿汉水而下，博罗欢指挥的别动队从东路直指扬州。就连战线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四川，各部队也同时发起进攻，蒙古军在南宋边境全线发动了总攻。伯颜的主军，采取与吕文焕的先锋船队一起顺支流迂回至长江的奇策，全军成功地安全渡江。南宋最可倚仗的防卫体系“长江天险”已经失去意义。南宋丧失了阻止蒙古军前进的最后机会，鄂州的守备部队不战而降。蒙古军轻而易举地成功掌握作战的关键，即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获得了重要的立足点。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投降，对南宋的将士造成了冲击。抵抗已无济于事的消极情绪不胫而走，出现了各地守军相继投降的连锁现象。而蒙古军主帅伯颜严禁部下行暴、抢掠，并优待南宋降将，原职留用。为此，江南诸城和士兵百姓放心地开城门归降。促使敌方不战而降、化敌为友乃攻略南宋的捷径，忽必烈的这一基本战略完全正确。随时收编南宋降军的蒙古军，发展成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水陆两军齐头并进，开始横渡长江。掌控南宋朝廷的贾似道，摆出一副为舆论所迫的姿态，率大军出阵了。1275年三月，南宋向伯颜提出十六年前的停战协议，但是被一笑置之，决战已不可避免。南宋军虽说仍然拥有军马十三万、战船两千五百艘，但都是拼凑起来的，因此当小股先锋部队在长江中游的小岛丁家湾吃了败仗时，全军瞬间不战而亡。经过这一仗，南宋的气数已尽。![]()
蒙古灭宋示意图
襄阳城投降之后，蒙古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1276年阴历一月，南宋的都城临安不战而降。蒙古军的作战只是成了一场行军。南宋摄政的皇太后谢氏携七岁的恭宗显献上传国玺和降表投降。年幼的皇帝和皇室以及高官们一起，由伯颜护送北行。忽必烈赐恭宗以瀛国公之位，对其家族和高官们也给予了优厚的待遇。随着临安的投降，江南各地就像早有准备似的，顷刻间臣服于蒙古。至此，中华的南北迎来了约五百年不遇的统一。这不简单是一次再统一，而是连接草原和中华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中华”这块土地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选择投降的南宋皇室成员
当临安城门打开之际，南宋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卒反叛，携恭宗的哥哥广王昺和弟弟益王昰两个小皇子逃往福州。文天祥也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逃脱，往各地呼吁举兵，窜入江西。不断更换临时停泊地而漂泊海上的“流亡朝廷”那里，据说还聚集了不少人，然而无奈的是，它已经不具备实战的意志和能力了。在我（杉山正明）看来，在大陆坚持抵抗的文天祥，是个空怀斗志却缺乏度量、将才和声望的人。蒙古方面的主帅伯颜北还，直奔北方战线，留守部队分散展开清剿战。江南的军民在蒙古的统治下安定下来，除了畲族等特定的一些山地民，基本上无人响应流亡朝廷和文天祥，流亡朝廷和文天祥很快就被追得走投无路了。1279年二月，流亡朝廷流离失所，遁入广州湾内的厓山。在那里遭到了汉人军阀张柔之子张弘范和西夏王后裔李恒所率蒙古军的攻击。下级军官出身的主谋陆秀夫，背着“幼帝”昺纵身跳入海中。很多人葬身于波涛，南宋的残影就此消失得一干二净。还在厓山之战发生前，文天祥就因失策而成为阶下囚，被送往忽必烈处。爱惜人才的忽必烈，或许是考虑到文天祥的“气节”、哪怕是虚名也会发挥些作用，于是极力劝他做官。可是文天祥本人非常固执，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声，坚持就死，成功地博得了后人的赞誉。![]()
文天祥主题绘作
文案内容
安史之乱结束了，唐朝自身已经非常空虚了。郭子仪这个曾经提供反攻安禄山据点、一直拥戴肃宗至代宗、德宗等唐室血统的军阀首领，成了实际的独裁者。他拥有党项族等自营的战斗力量，手握以“唐”为名的“地方政权”。唐朝的天子只是徒具虚名，即使何时为郭子仪及其同伙所取代也不足为奇。这种状况已成定局。总之，郭子仪所掌控的中等规模的军事政权，针对实力不相上下的各地军阀，只不过是想利用唐室皇统的旗号，在名义上占据优势地位。反过来说，郭子仪也好其他军阀也好，不用说安禄山了连史思明那样的实力都不曾有过。“安史之乱”以后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一帮不具决定力的人一成不变的畏缩不前”。或许也可以认为是对“叛乱”的状况习以为常了。还可以说是名为节度使、实为“王”的人们分别占据了各中小“王国”。就是说，“割据”已成为一种体系。![]()
9世纪的藩镇割据
虽说如此，这是设定中华这一框架条件下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中华还是草原，都是以相互间没有高低之差、互不隔绝的形式在运作着。其中的决定因素，仅在于回鹘游牧国。名义上的唐“政权”及其名下独立集团的实体“国家”，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回鹘的庇护国。唐朝方面在动乱中，为了笼络回鹘，签订了每年为其输出两万匹丝绸的协议。回鹘方面，在动乱后，很自然地派来使节团，在接受定额内丝绸的同时，还以带来的马匹另外进行丝绸的交易。将这样获得的丝绸，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内陆通道转手进行国际贸易。关于这一点顺带说一句，社会上所谓“丝绸之路”的交易方式，也许可以说实际在历史上很少以顾名思义的方式进行。这固然有些挖苦的意思。可是，带来的那些马常常是老马、瘦马。一旦交易遭到拒绝，回鹘军队就会气势汹汹地前来征讨。而唐朝政府和下面各地的军阀，都无法抗拒。![]()
回鹘汗国的疆域
就这样的事情，过去人们很容易从唐朝的角度出发，指责回鹘的蛮横以及它给唐朝造成的不合理的财政负担。可是，也正是因为背后有了回鹘的军事力量，衰弱的唐朝才能继续存在。甚至可以说回鹘的威力乃唐朝的支撑。为了获得军事上的平衡而出资，其实质求的只是王朝的生存。这样看的话，所有的事情给人一种好像看底片中的世界的感觉。把颠倒了真实情况之明暗的图像当做历史事实的错觉，是非常可怕的。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唐代”吗？如果是在文学史上，所谓中唐、晚唐的划分可以理解。而且，如果以唐王室及其周围为中心来看，的确会有唐代的感觉。这是因为正史和其他文献记载，都是从“中央”的角度和价值取向被编写出来的。然而作为国家和社会，其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对此没有值得深思之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