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探寻国家本质的思想之途中，《克罗茨纳赫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本，也是马克思实现研究路径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笔记》表明马克思开始批判性地审查自己在《莱茵报》时期所抱持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理性国家”观 ，从而启动了在人类社会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寻求国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新的研究路径，以此来超越通过理性论证和逻辑推演来建构理想国家的传统政治哲学进路。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哲学研究谱系中，国家问题往往处于核心位置。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激烈地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吁求建构一种基于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国家。无论是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的驳斥，还是对摩泽尔地区贫苦农民状况的调查，背后都充盈着这样一个问题：当前国家制度是不合乎理性的，应当建构一种以维护人民自由为己任的理性国家。然而，这种关于理性国家观的诉求在冷酷的政治现实和客观的物质利益面前很快就败下阵来，黑格尔哲学内在的理论罅隙逐渐显露出来。1843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于科隆撰写了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其之所以如此，直接的现实原因是普鲁士政府的反动压迫，而深层的理论缘由是由于马克思在理论上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国家观的困惑，因而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为了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马克思于同年夏秋之季，在克罗茨纳赫一边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边深入钻研了一批政治学、历史学著作，写下了《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笔记》凡 5 册，35 个笔记本，是对 24 部历史学和政治学文献进行的摘录和解读，内容包括对英国、德国、瑞典、波兰、威尼斯共和国、美国的历史尤其是对法国史和法国大革命史的摘要，时间范围异常广阔，内容涵盖公元前600年到19世纪30年代两千多年的历史。《笔记》涉及的主题和内容极为广博，学界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仅集中于马克思在《笔记》中关于国家问题的部分摘录和评论，表明马克思如何掌握和分析具体的历史材料以研究国家的本质。
第一，马克思开始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留意欧洲各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尤其是所有制的变迁。对施米特的《法国史》，马克思作了“早在六世纪，贵族就承担比较高的赎金和对国王应尽的特殊义务”，“构成贵族的基础的，是采邑制度，或者说封地制度，它日益瓦解并限制旧的区制度或部落制度”，“封地制度是政治生活的形式”，“封地的占有者，封君和封臣，是统治阶层”等大量摘录。这表明马克思注意到封建社会的采邑制度或封地制度是由部落制度发展来的，而且构成了贵族制度的基础，这也意味着他初步而朦胧地看到了政治制度背后经济制度的作用。马克思还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摘录，这些摘录大致表明了英国统治秩序的演变。在威廉一世时期，“英国是土著居民同外邦统治者、外来的等级制度和外来的贵族［相结合］的独特的奇观”，“实行骑士封地制度”，“国王成了王国里的第一个土地所有者”，而“土著居民逐渐沦为人民中最低下的阶级”。关于理查一世（1189—1199），马克思还作了“他的桂冠沾满了鲜血，他的胜利是用人民的贫困化换来的”的摘录。马克思还从无地约翰（1100—1216）到伊丽莎白（1558—）数百年的历史中，详细摘录了有关自由宪章、英国议会的产生和发展等内容，这些历史材料有助于马克思弄清英国议会是怎样在王权、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复杂的斗争中产生的。
第二，马克思通过这些摘录，尤其是关于 18 世纪末法国革命史的摘录，注意到了政治统治与财产的关系。例如，马克思转摘了 1831 年 2 月 15 日《法兰西报》上一篇题为《人民的主权》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法国通过的 1791 年宪法，尽管取消了一切世袭头衔和贵族身份，宣称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公民权，但仍然对投票人的财产资格作了限制，这就使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丧失了投票权。这些穷人名义上是握有主权者，然而实际上，“他们的特权就是在病房中使用简陋的床铺”，“他们的实际权力无论在立宪君主国中还是在专制君主国中都只限于缴纳赋税，站岗，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保卫国家，有时还亲自出马”。文章还直接揭露了权利与财产的关系，“他们的权利是以数字为基础的，并且是用加法来证实的：一个生丁将创造这种权利，一个生丁又可以使这种权利消失；人的价值同他所交纳的赋税完全相等：这就是选民”，“这种所谓的人民主权，无非是君主国的有产阶级为了夺取君主的权利而让各非有产阶级相信的骗局……穷人到处都在受苦，而不是在进行统治”。马克思还摘引了 1831 年 5 月 1 日《法兰西报》另外一些论述，同样表明了政治统治背后金钱的力量。“谁创立了议院呢？是有一百埃巨的选民们。是谁创造了这些有一百埃巨的选民呢？是 1817 年 2 月通过的法律。是谁制定了这个法律呢？是另一个议院。可以随便在这里绕圈子，但遇不到人民”。
第三，正是由于关注到财产对政治的影响，马克思还注意到历史上广大劳动者特别注重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平等。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关注到贫苦民众的物质利益问题，对历史的研究进一步印证和加强了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通过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法国史》，摘录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大量论述。例如，“肖梅特和蒙莫罗比所有的人都更加赞成财产完全平等的法案（土地法）……肖梅特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肚子，因此应该建立同自然相适应的、以感官需要和本能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维尼奥说：‘自由对于社会的人来说，只不过是权利的自由。它是财产自由，同样也是身材自由，是力量、精神、活动、手艺和劳动的自由’。”“有几个巴黎市区……赞成公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唯一的真正的平等，财产平等”。
马克思在兰克的著作《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中还摘录了很多强调财产平等的材料，例如在德国农民战争时期，“人们很乐意地布道说……今后无论在财富方面，还是在地位方面，也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平等”。这些历史材料提示马克思，在政治领域中对君主制的批判，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而埋藏在政治问题背后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物质利益问题。要正确地面对和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到市民社会中去进行研究。
正是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广泛研究，马克思开始超出黑格尔将国家视作绝对观念之外化的哲学藩篱，开始在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深处思考王权制、代议制等国家制度的演化与本质，思考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政治平等的局限以及财产平等的实质要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笔记》留下的唯一一段评论文字中，马克思鲜明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马克思在这里，专门用“历史真实”一词对他这一时期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收获作了思想定位，他借用历史的真实性维度超越了黑格尔完全依仗绝对观念腾挪转换的唯心式迷思。
国家存在的各种形式是决定性的关系，而国家观念是由前者产生的、被决定的东西。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不过是“时代的政治神学”，“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这一判断同样贯穿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通过具体解析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逻辑架构，进一步提升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的著名结论。
马克思在正式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仍然是在哲学和宗教批判的意义上进行的，还未曾触及这些概念背后隐藏的历史和经济内涵。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这里显然从神学批判的角度确认了“国家”是“人的世界”，揭露了国家等范畴是宗教意识的本源基础，而宗教意识是对基础的曲折、歪曲的反映，但并未从经济学意义上去探究国家的本质。如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还“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
然而，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并未像施蒂纳等人那样沉湎于哲学的基地，而是很快投身政治经济学研究，将青年黑格尔派那些震撼世界的空洞词句远远地抛到了身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跨越，即将劳动与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从而充分肯定了生产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还明确地将国家概念与生产联系起来，突破了以往单纯从哲学和政治学角度认识国家的局限，将对国家概念的认识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就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认识而言，这也是一个本质性的认识深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就是说，马克思已经将经济层面上的生产、消费等运动，看作构成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将国家、法等因素也视为生产的特殊方式，认为它们也要受到关于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初步将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抽离了出来，并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因素都看作特殊的生产行为，而且受到生产的一般规律的决定和制约。这一思想已经相当接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了。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突破了原来与恩格斯商定的写作框架，大大扩充了书稿的内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深刻地提出了历史的发源地问题，认为“历史的发源地”只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只有“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这一结论，意味着唯物史观已处于诞生的前夜，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也随着襁褓期的唯物史观的成长而愈益接近科学的答案。
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当时的统治政策时，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本质”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当然已经有了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他已经懂得，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作为基础的。”这里的“现代国家”显然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论述是借拿破仑之口来表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认识。这一论断表明，马克思已经充分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即这一国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和顺利发展，资产阶级能够实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这也突破了《笔记》和《批判》时期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而达到了用阶级分析、物质利益、社会结构来看国家问题的唯物史观高度。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式确立的重要著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运用唯物史观科学揭示国家本质的重要文献。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娴熟地通过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交互视野，极富感染力地提供了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形态》中已经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不再是以单一的、学科并置的形式出现，而是相互融合嵌套，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视野。《形态》如同一幅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山水画卷，起笔就从人类历史的源头写起，“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之何以为人呢？答案不是意识、宗教等因素，而是生产。“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正是由于这种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生产，才渐次催生了社会和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一表述，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表述已经非常近似了。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已经摆脱了任何神秘的、思辨的幻想，而运用“经验的观察”完全把握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该社会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还更深地进入历史，从所有制衍进的角度进一步概括了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人类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像鲁滨逊那样单独进行的，而是采取集体劳动的协作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分工，而分工的不同阶段也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研究，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他们指出，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形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这里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从《笔记》到《神圣家族》中有关国家本质问题的论述，它表明，政治国家是经济运动的产物，所谓现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由其所产生和决定的统治形式，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运行。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这些论断，都是极其明晰地、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对国家的本质进行的明确概括。
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彻底性，直截了当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与这一理论判断相适应，无产阶级的目的和使命，则是“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探索和确立，不仅是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维交叉视野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且以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整体架构的透彻认识而构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践的真实内容。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以这样的话语盛赞马克思，“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三、理论在实践中的锤炼与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理论来自实践，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的检验和锤炼中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对国家本质的科学论断，是创制和运用唯物史观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且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起义中得到了实践的淬炼，更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形成了用无产阶级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
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更加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马克思依然从国家的本质层面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作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由此出发，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一认识延续和扩展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论断。在 1871 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那么，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政治架构或管理形式呢？马克思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之后，在《法兰西内战》中给出了答案。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一方面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法国工人阶级所建立的巴黎公社就是体现无产阶级利益和诉求，促进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政权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对路易 · 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充满了鄙夷，将之称为：“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这就揭示了第二帝国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是资产阶级在其统治早期采取的一种较为低级的形式，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剥削、奴役、统治工人阶级的政治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与这种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直接对立的则是工人阶级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指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巴黎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曾经提出过“社会共和国”的口号，但这仅仅表明当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而随着斗争实践的发展，“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获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国家的基础和来源是社会，国家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政治产物，但国家一旦产生却反过来会制约和阻碍社会发展，成为社会机体的“寄生赘瘤”，无论封建制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其本质都是如此。只有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才彻底割弃了这个“寄生赘瘤”，使社会机体恢复了本来面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发展的国家及其本质、出路等问题。
恩格斯以更加晓畅的语言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恩格斯还专门指出，这种情况不但出现在世袭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同样如此。他以美国举例说明：“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主，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恩格斯把这种制度的弊病称为“已难忍受的桎梏”和“腐败的泥沼”，美国不但摆脱不了这种桎梏，反而在其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这些政治弊端和乱象，在资产阶级统治范围内是改变不了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新形式才能加以克服。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由社会中产生出来、本应服务于社会的国家和政府机关，最后却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巴黎公社，人类才开始找到防止这一现象的可靠办法。巴黎公社提出的一系列管理举措，在实践意义上将马克思早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人民的自我规定”等重要思想，现实地刻写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旗帜上。恩格斯对此评价说，这实质上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马克思政治哲学超越其他理论派别，在国家本质问题上得出的深刻结论。
四、从交互研究视域到广谱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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