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代尧苏瑞鑫|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内在统一的学理阐释

财富 2024-10-15 10:00 北京

【摘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是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体性可以从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定位、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本位以及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挑战三个维度来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以及统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方面对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作出规划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有赖于新型劳动者，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由此具有人的解放向度。构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避免科技本体论并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新型劳动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苏瑞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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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置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首要位置，凸显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性。

“新质生产力”范畴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内涵完善到上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层面的过程。自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角度提出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后，2024年1月他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习近平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而“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把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新型生产关系，作为具有内在整体性的关系加以布局和把握。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后，学界多从科技创新角度探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等，对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理研究尚待深化。如何从整体上理解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的原创性，如何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角度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和培育新型劳动者的迫切性，以及在构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中需要避免的一些误区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体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范畴。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和展开的原创性范畴，回应了新科技革命、现代化与文明创造、世界变局提出的挑战，具有相较于经典“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的新的整体性特点。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作为劳动过程的产物，本身也就是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两个角度阐发了生产力的内涵，首先是从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的角度，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是生产力的主体方面，上述划分也就是“生产力三要素”的划分方式；其次是从对劳动过程要素的特征及要素间关系考察的角度，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身处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影响有深刻洞察：“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也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各要素相互结合的社会形式，贯穿在物质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共生并存：“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这些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最基本的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矛盾运动。首先，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当生产力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要因之而调整：“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其次，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备独有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原理在《哲学的贫困》中被表述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其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受多重因素的扰动影响，国家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讨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描述的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球拓展，促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和演进到资本主义生产阶段，更新了其他国家原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也形塑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二）理解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整体性的三个维度

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来说，科技创新塑造了新型劳动者、提供了新型的劳动资料以及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规定了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既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两大主题，也蕴含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出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也是在世界变局中应对国家间竞争和赢得发展主动的必要选择。由此，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从三个维度呈现出整体性的新特点。

第一个维度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定位。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并尤为突出了科技创新对于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作用：“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由此，科技创新成为理解新质生产力之“新质”的首要变项，也成为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或旧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人类社会曾历经多次科学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速展开，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更加突出。面对第四波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国家纷纷推出新的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加强了对半导体、5G等重点领域的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这一法案所内含的《无尽前沿法案》提出对美国科学基金会进行机构改革，以支持技术产业化和培育新兴创新高地等政策目标。2022年7月，美国参议院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加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并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欧盟委员会也在2022年7月通过《欧洲创新议程》（A 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指出新一轮技术浪潮即将到来，深层技术创新（deep tech innovation）植根于尖端科学、技术与功能，往往结合了物理、生物和数字领域的进步，有可能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提供变革性的解决方案。“新议程”旨在拓宽深度技术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培育深度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在欧盟范围内发展创新生态系统并解决创新鸿沟问题、技术人才培育、改进创新体系五个方面发展深度科技创新。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将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并认为“前三个阶段是国家竞争优势发展的主要力量，通常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第四个阶段则是经济上的转折点，国家经济有可能因此而走下坡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已经走过了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发展优势逐渐削弱，处在发展转型的关口。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应对目前的发展瓶颈和正在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国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第二个维度是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两大主题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向。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指向。习近平指出：“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增长与繁荣是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征，现代化的评价标准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如果说，生产力水平的跃升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那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基于中国国情、具有鲜明特色的目标追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也催生出新的文明形态。围绕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接力奋进。正是在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习近平指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取得的成就，“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举。同时，“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持续为世界贡献现代化经验，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因此，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既有现代化的发展指向，也有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追求。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改革完善生产关系的迫切性。习近平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譬如，以往主导全球治理的八国集团的GDP总和在2000年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47%，这一比例到2018年降至约34.7%。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中国更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时代呼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塑。“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发展繁荣，全球南方都不应该缺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要引领世界秩序变革潮流，首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制度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和新型劳动者

党的二十届三中《决定》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各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着重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以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塑新型生产关系作出了规划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还需要有与之适应的新型劳动者，由此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具有了人的解放的向度。

（一）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历届三中全会都以标识性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关节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成就，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也积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实践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深化对全面改革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多次指出，“要主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主动性”，“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和“关键一招”，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同时也是塑造新的体制机制的过程，是破与立的统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尤为强调“先立后破”的改革方法论，即先建立新的体制机制然后逐步代替旧的体制机制，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全会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原则。体制机制建设涉及的领域广，全会将“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是根本性的。从体制机制的“立”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角度，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着力点

其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质生产力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决定》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升生产要素配置的水平与效率。《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使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经济潜力充分释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准入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营造有利于生产要素有序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其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习近平阐述了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联，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延续了“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判断，强调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并在“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细分领域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作出了规划部署。

《决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体系建设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划，指出“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决定》以优化要素配置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导向，提出的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都是新的制度供给，是新质生产力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

其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发展科技、抓教育和培养人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单列一章，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互相赋能，共同指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前已述及，科技创新可以更新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且优化三者之间的组合方式，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依赖体系化的工作布局，也就是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体制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为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正是锚定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定位。教育综合改革重在以体制机制改革牵引科技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通过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科技体制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组织优化、科技计划管理改进、科研创新主体拓展、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与使用机制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研奖励制度改革、科技金融体制构建多领域发力，协同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完善、战略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有序流动、人才选拔机制建设、人才激励机制建设等，最大限度释放人才发展活力，强化人才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作用。

（三）培育新型劳动者

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那么劳动者就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能动性最强的要素。无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超越人类能力，始终只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培育新型劳动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技术本身可以推动生产力进步，为人类造福；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会产生矛盾和对抗：“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确证了人作为劳动主体的存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运用却呈现出与劳动过程本质的二律背反，资本关系使技术逐渐居于人之上而成为对人的剥削与统治的工具，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的附属物。“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工人本身就像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它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社会的普遍发展，由于在对劳动的关系上这种发展被资本所利用，所以对于劳动来说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起作用，因而也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尤其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能力的贫乏化是与此同时并进的。”质言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所驱动的生产力越发展，劳动者也就越失去自己的本质，越失去对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作用，资本关系下的技术与劳动者构成了不可扭转的异化循环。

新质生产力概念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型生产力”的超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与推广，依赖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主体作用。由于新质生产力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范围上运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将大幅减少对常规劳动者的需求，而用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来替代，从而对传统劳动者带来挑战；但新技术同时也会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就业岗位，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学习型、合作型人才的需求将显著增长。由此，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机制改革和三者之间的畅通循环，对培育新型劳动者的意义将更加凸显。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新型劳动者，是掌握了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劳动者，更是拥有先进科学文化的先进劳动者，是从事新质生产力劳动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进程中，新型劳动者是享有新质生产力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劳动者，劳动者的解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旨归。

四、余论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样，无论是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实践，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和逐步深化认识的问题。

比如，关于准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整体性的问题。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值得思考和借鉴。马尔库塞揭示了后工业社会中技术中立性的愈发式微和资本关系对技术的主导：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技术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统治形式。哈贝马斯认为19世纪末以来的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建立在简单劳动计算基础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消失了。也就是说，也就是科学技术在驱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机器的关系，进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形式出现了新变化。

库钦斯基对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研究，也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受制于生产关系，科技创新也并不是单线式地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技术革命’——指在技术或工艺领域内深刻的质的跃进而言——不能从它自身对社会生产力的总体系所起的革命的作用来说明，而只能从它在这个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明。”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只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中。对于科技创新之于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作用，要置于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避免科技本体论或技术至上论。

又如，从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基于自然秩序的过程。诺思在研究西方世界的兴起时，给出了一个以制度为变量的解释：“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将由政府确立的所有权制度理解为产业革命的先导，而“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因为一个无法确认所有权的社会，难以鼓励科技创新并使之发挥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表明，生产力发展要求合适的制度环境。从近代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来看，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并不是基于自然秩序自发展开的过程，而是依赖于国家与特定的经济制度环境，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始终扮演着弥补“公共性缺陷”的角色。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有赖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作发力，以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为导向，构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经济制度环境。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

编辑：张倩

审核：张源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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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代尧 苏瑞鑫|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内在统一的学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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