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曹得宝：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摘 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能够有效赋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在哲学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具有高度契合的内在关系。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也面临现实挑战，存在绿色科技创新动能不足、产业绿色转型陷入瓶颈、清洁能源革命难点待解、绿色生活方式推进乏力等问题。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推进路径包括持续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发展，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加快推进能源清洁绿色转型，广泛推广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理论逻辑；现实挑战；推进路径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23]38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以绿色为鲜明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以绿色为核心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充分涌流，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携手共建全球生态文明注入了不竭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迎来一系列现实挑战，主要包括绿色科技创新动能不足、产业绿色转型陷入瓶颈、清洁能源革命难点待解、绿色生活方式推进乏力等。

（一）绿色科技创新动能不足

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6同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2]6。科技创新可以通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些新质生产力的组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讲，其一，科技创新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具有扎实科技专业功底的基础性研究人才和熟悉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产业性人才，从而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其二，科技创新能够变革劳动资料，提升劳动工具的科技含量。劳动工具的科技含量是区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孕育出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的新型生产工具，削弱了自然条件对生产活动的限制，进一步拓展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空间。其三，科技创新能够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科技创新可以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如当今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范围已经扩展到高空和深海。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愈发重要的劳动对象。数据既可以直接创造价值，又可以通过赋能其他传统生产要素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科技创新中，绿色科技创新是助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关键引擎。绿色科技创新指的主要是通过降低资源能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态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创新过程及其成果，主要涉及清洁生产、环保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在绿色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在绿色能源技术方面，我国在煤炭清洁高效转化与利用技术、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领域发展迅速，显著提升了清洁能源利用率；在环境工程技术方面，我国的电除尘、污水处理等污染治理技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绿色科技创新在整体上仍面临动能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难题、创新支持政策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短板三个方面。其一，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但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基础性理论和应用研究上相对薄弱，环境基准、环境生物学、毒理健康等基础领域仍待进一步布局建设[24]，另一方面，我国绿色科技前沿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部分相关行业缺乏原创性技术开发。如油气精细化开采机械、燃料电池、电网系统核心处理器等绿色科技发展的关键零部件、专用设备、核心产品仍然依赖国外进口。其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造就产业新业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但现阶段我国绿色科技创新面临较多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难题，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埋下隐患。如我国氢燃料电池生产在质子交换膜、膜电极、储氢材料等方面的技术水平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定差距，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依旧面临较强的技术壁垒。其三，科技创新支持政策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是提升一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转化激励机制、成果衔接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此外，我国绿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新型劳动者储备不足，急缺专业型人才尤其是前沿高端人才，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仍存在短板。

（二）产业绿色转型陷入瓶颈

产业绿色转型是当前我国与全球其他各国推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核心环节，新质生产力是贯穿其中的重要抓手。概括地说，产业绿色转型旨在通过改造、优化并升级传统产业，巩固、强化并提升优势产业，战略谋划并前瞻布局绿色低碳新型产业，进而推动实现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化、能源消费转向低碳化、资源利用注重循环化、生产过程提升清洁化、制造流程全面数字化、产品供给深度绿色化，最终实现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发展目标。值得肯定的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至2023年3月，我国已培育建设了3657余家绿色工厂、270家绿色工业园区、408家绿色供应链企业，推广了近3万个绿色产品，绿色工业园区平均固废处置利用率超过95%；同时，我国光伏产业链四大环节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均超过80%，绿色制造产业初具规模[25]。

尽管在宏观数据上我国产业绿色转型呈现出整体向好的态势，但是从具体企业主体的现实行动与相关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来看，我国产业的绿色发展转型仍面临多重瓶颈。其一，资金、技术、人才三大基本要素资源的短缺是制约产业绿色转型的主要瓶颈，尤为突出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普遍面临产业绿色升级资金投入不足、短期难见效益的问题；因此出于资金链和供应链安全的考量，企业往往不想转型、不敢转型、不会转型[26]。其二，政策机制瓶颈有待进一步打破。就当前来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绿色科技创新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待优化，绿色低碳财政资金供给与市场培育不足、优惠政策未能切实落地等问题同样严重挫伤了众多企业投身于产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其三，绿色低碳转型存在区域性、产业性失衡，面临协调发展的瓶颈。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带等发达地区始终是产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中西部和东北部等欠发达地区更多成为承接发达地区旧有产能转移的腹地。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原材料行业和传统制造业集中涌入欠发达地区，虽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对其本就相对薄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造成了严峻挑战。相较之下，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凭借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在绿色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新一轮浪潮中进一步拉开了与我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一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绿色转型时，应当时刻警惕区域发展不均和产业布局失衡等相关问题，避免以牺牲特定群体、地区乃至部分国家的利益来实现转型的目的。

（三）清洁能源革命难点待解

能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与生产消费的物质基础，是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战略支柱。纵观人类历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力集群的深刻革新、应用与推广都离不开能源革命的有力配合与支持。自2014年6月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来，我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革命、供给革命、消费革命、体制革命四方面持续发力，逐步构建了绿色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国家能源局相关数据显示，2012—2022年，我国加快能源结构调整步伐，在大力提升传统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利用率的同时，全面推进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的基建投产与应用。这一时期，在煤电行业与污染治理方面，我国电力行业度电供电煤耗量下降超20克，总计节约燃煤消耗超7亿吨，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下降近90%；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例，乌东德、白鹤滩、两河口等大型水电站陆续投产，沙漠、戈壁、荒漠地区的大型风光基地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历史性地突破11亿千瓦[27]。

面对现阶段全球能源市场加剧波动、国际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各国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复杂形势，我国清洁能源革命与新能源发展迎来了一系列难点问题，影响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实效。其一，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任务艰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煤炭一直是我国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主要能源，尤其是在化工、钢铁、建材、煤电等高耗能行业，煤炭的大量消耗形成了一种难以撼动的能源应用依赖与惯性。从短期来看，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现状决定了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给我国清洁能源转型带来了极大压力。其二，清洁能源生产消费面临空间错配的问题。我国清洁资源与市场需求呈逆向分布态势，风电、光电、水电多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地区，但用电负荷主要集中于东部省份。这种地域分布错配一方面造成了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过量建设，另一方面增加了清洁能源消纳难度。其三，清洁能源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风险加剧。当前，世界正面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经济贸易增长疲软、金融脆弱性持续攀升等一系列重大风险，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受此影响，全球钴、镍、锂、稀土等清洁能源大宗商品与关键矿物原材料价格上涨迅猛，国内芯片、软件等核心零部件仍待进一步研发突破。这对我国新能源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在新一轮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不仅中国，世界其他各国的清洁能源转型都迎来“阵痛”，变得更加艰难。

（四）绿色生活方式推进乏力

在生态经济学的学术语境下，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绿色低碳、节约适度、循环利用、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其核心内容指向的是民众在日常经济社会活动中生活理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消费结构的全方位绿色化。绿色生活方式与绿色生产方式共同构成绿色发展的有机战略整体，二者协同发力是迈向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发展道路的关键支撑。就此而言，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培育不仅是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石，而且有助于推动产业与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拓宽经济发展空间，为新质生产力的充分涌流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众的绿色生活方式加速发展、蔚然成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含绿量”显著增加。绿色消费市场的发展壮大充分反映出这股绿色生活热潮。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2023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上升至28.3%，销售总量同比增长44.1%，全国新注册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同比增长41.6%，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占有量、销售量、保有量均达到历史新高[28]89。不仅如此，以二手电商行业为代表的闲置物品交易市场同样步入高速发展期，我国居民积极通过数字平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闲置物品，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促进了闲置物品的循环利用，深入践行了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与消费方式。

从总体上来看，绿色生活方式已从各大领域全面融入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从需求侧倒逼产业经济与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但从长远来讲，绿色生活方式的深度推进仍旧存在现实挑战，问题主要集中在绿色生活理念、绿色低碳消费、绿色生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其一，公众的绿色生活理念尚未牢固树立，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强。一方面，广大民众对于绿色生活理念往往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在塑料制品使用、私家车出行、节约用水用电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经常出于理性经济人考量，以自身便利、经济成本、行为习惯为准则而选择性地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的理念并未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全民绿色教育仍待进一步加强，在受教育程度、经济生活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广大民众对于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知识的了解总体上参差不齐，部分民众甚至对绿色、低碳、环保等基础性概念模糊不清，缺乏必要的日常环保生活技能；其二，公众对绿色低碳消费的认识程度不全面、不深入，消费理念仍相对滞后。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我国民众的消费意识冲击严重，形成较难撼动的消费社会思潮。不仅如此，广大民众对于绿色低碳产品辨识能力不足、消费意愿较低等问题同样是阻滞绿色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痛点所在。其三，绿色生活制度保障仍待强化。现阶段，我国绿色低碳产品认证与管理机制尚不健全，部分企业存在绿色产品虚假宣传、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导致消费者的信任度普遍降低。此外，绿色产品消费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政府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力度较低的情况下，部分绿色产品市场价格较高，使消费者心有余而购买力不足，影响绿色消费及其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推广。

习近平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2]6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时代课题下，要持续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发展，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加快推进能源清洁绿色转型，广泛推广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一）科技引领革新：持续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发展

绿色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核心动能，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注重量的增长转向注重质的提升。在科技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世界科技发展活跃期，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首先要持续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发展，推进原创性和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充分涌现。

具体而言，其一，要聚焦绿色科技的关键技术与核心领域，破解“卡脖子”难题。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攻关要服务于我国绿色发展的迫切需求与长远战略，要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中凝练科技创新方向。一方面，我国亟须加强绿色科技的基础性研究，掌握核心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场景，筑牢高水平绿色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国必须瞄准新能源、节能机械等事关国家绿色科技竞争力的核心领域，积极抢占未来绿色科技与绿色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重点投入相关学科的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其二，要壮大绿色科技创新主体，形成创新发展合力。高水平科研院所、创新领军企业等部门机构和经济组织都是绿色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共同肩负着培养创新人才、推动技术研发的重要使命。高水平科研院所要持续发挥学科交叉与基础研究优势，着力培养绿色科技创新前沿人才与后备军；创新领军企业要进一步发挥产业引领、市场需求、平台搭建优势，更高效地连接绿色技术与消费市场，增强绿色科技创新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其三，完善绿色科技创新机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强化公共政策支持。针对当前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市场反馈较差等问题，不仅要进一步强化绿色科技交易机制的运转效率，布局建设相关行业的科技交易平台，推进绿色科技评价体系机制的加快落地，而且要进一步从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方面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为各类科研机构与企业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

（二）产业注入动能：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

绿色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底色，而且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特征之一。面对绿色发展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变革机遇、价值意蕴，如何持续深化产业绿色转型成为亟须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是加快确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企业绿色转型去痛点。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之处在于绿色经济本身的循环畅通，即实现绿色产业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全环节中的循环流转与有序衔接。唯有如此，方能使企业在发展中实现“逐率”与“逐绿”兼顾，真切地解决企业绿色发展的后顾之忧。各级政府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发挥好财政工具箱的作用，以减税降费、资金补贴等政策助企纾困，激发企业绿色转型的市场活力。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相关工作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新型劳动者，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凝聚人才。其二，完善绿色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协同发展统筹产业转型，为产业全面绿色升级通堵点。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一方面，国家要以长远的碳达峰碳中和与全面绿色转型为目标，统筹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产业法律法规的修订，构建起内容完整、水平先进的绿色低碳产业评价标准体系，全面加强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用能交易等绿色市场激励机制，建立起国家引导、市场调控、央地互动的绿色经济发展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国家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产业转型，按照全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战略定位来布局，在旧有产能转移的过程中推进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以全局思维通盘谋划实现平稳降碳，确保产业供应链安全。其三，坚持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强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全球绿色产业转型解难点。国内产业绿色转型要进一步强化与世界各国绿色经济产业、技术与市场的对接，尤其要携手推进全球绿色经济产业供应链体系、绿色产品标准体系的并轨与合作，将绿色经济作为驱动对外经贸发展的新引擎，在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中彰显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大国形象。

（三）能源强基固本：加快推进能源清洁绿色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能源体系日益成为新形势下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石，清洁能源革命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抓手。从世界能源史的研究视域来看，清洁能源革命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必然，大力推进能源清洁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加快推进能源清洁绿色转型能够给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提供新型劳动对象，释放更大的生产力效能。

其一，应正确认识国家能源格局，筑牢安全减污降碳基础，有序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尤为关键是，要充分认识煤炭所具有的兜底保障能源安全和对清洁能源发展的调节支撑作用，优化煤炭产能布局，有序推进淘汰高耗能与落后产能，全面推进煤炭资源绿色清洁高效利用，以行业技术革新加快实现煤电、钢铁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减碳改造、供热改造与灵活性改造，深度释放煤炭的先进产能。其二，应扎实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统筹兼顾各行业、各地区，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要求处理好清洁能源生产消费的错配难题。要统筹规划好国内中长期清洁能源建设工作，在聚焦钢铁化工业、大型制造业等重点行业能源转型利用的同时，加快促进国内各区域之间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协调性。具体来讲，要高度关注我国中西部地区风光水电的能源开发、传输与利用问题，减少国内的地方保护阻碍与区域壁垒，建立健全国内统一绿色电力交易制度、碳减排核算标准等机制体系，积极构建全国统一的电力大市场，实现绿电就近消纳与跨区域交易的协同并举。其三，应全方位加强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务实推进全球碳达峰碳中和，努力化解清洁能源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风险。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持续推进清洁能源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紧迫任务。中国要与世界其他各国一道，进一步加强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产业互联、市场互通，尤其要与“一带一路”国家与全球南方强化绿色清洁能源合作，共创绿色未来。此外，中国要统筹推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立场来凝聚清洁能源行业的多元合作主体，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强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能源对话与沟通，切实维护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与产业链的韧性和稳定。

（四）社会凝心聚力：广泛推广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广和构建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源性驱动力，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制约绿色生产方式。没有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就不可能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23]122在绿色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今天，要充分认识到倡导、推广、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紧迫性、重要性、艰巨性，亟须将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与社会责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一，要全面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牢固树立并持续提升绿色生活理念。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深度践行要以民众扎实的绿色环保知识与生态文明理念为根基。一方面要持续推动全民生态文明教育，将生态文明教育深度融入家庭、学校、社会，全面推进环保知识的普及、学习、实践，尤其要注重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抓好学生校园成长关键期，注重培养环境保护基本技能和生态文明理念思维；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面向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引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简约生活等理念，塑造全民推动绿色发展的社会新风尚。其二，要积极倡导绿色低碳消费，推动形成绿色循环、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与消费模式。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明显，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也正日益凸显，消费结构与消费行为的全面绿化亟须提上议事日程。就此而论，公众应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奢靡之风，从自身的点滴小事做起，积极践行绿色出行、绿色饮食、绿色办公等生活消费方式。此外，公众应不断转变消费意识，主动学习与提升辨别绿色产品的认知能力，积极选择并合理消费绿色产品。其三，强化绿色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多措并举积极推动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走深走实。具体来讲，在居民绿色生活需求侧方面，要加快完善绿色消费领域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绿色产品评价指标系统，强化绿色商品标识管理与知名度建设，加强对绿色消费市场的监督管理与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公众的绿色消费权益。在企业绿色生产供给侧方面，政府部门要综合运用绿色采购、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等公共政策，在科技创新、产品更新、模式升级等方面给予支持，积极引导相关人才流入绿色低碳优质企业，全方位多领域提升企业绿色产品生产与消费品市场供给能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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