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李思齐：国际学界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四种视角辨析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是围绕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及建设实践所形成的以中国视角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总称。在理论层面，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为遭到巨大破坏的地球生态系统提供了一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论引领。在实践层面，根植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则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当初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转变为强有力的引领者。在此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保护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国际学界在解读和诠释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时视角较为多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传统文化视角、社会主义视角、政治叙事视角和全球环境话语比较视角。本文尝试对这些研究视角做初步梳理，以期为深入推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自主体系构建和国际传播提供些许启示。

一、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传统文化视角‍‍‍

    国际学界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传统文化视角，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实践的推动作用。其中，较为中肯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中宝贵的人与自然思想使中国在构建生态文明话语和推动生态文明发展时具有优势。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的阿伦·盖尔(Arran Gare)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在2021年发表的《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主义根源》一文通过探讨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对自然界辩证运动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哲学基础。例如，儒家提倡的“仁爱”思想和道家推崇的“天人合一”思想，确实有助于促进生态社会主义的萌发。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之所以被广泛接受和大力推动，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

    相较之下，英国环保活动家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文化主义叙事，认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新生。伦特将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应对方式归因于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质。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从而导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和谐，而欧洲文化的二元主义特征则将自然看作是被征服和被榨取的对象。在2017年出版的《模式化的本能:人类寻求意义的文化史》(The Patterning Instinct: A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伦特指出，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普遍的认知就是人类在历史中通过自我发展而凌驾于自然之上，进而支配和统治自然。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性论述所针对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自然观。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爱达荷大学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崇尚环境的核心要素。中国古代哲学家和诗人阐述了这些要素，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仍被铭记。今天，当我们谈到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出现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指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新主张，而不是创造全新的概念、词汇或态度”。‍‍‍

    应该说，伦特和斯洛维克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做了十分积极的评价。当然，也有学者就其观点中仅仅强调文化维度而忽视了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其他重要维度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例如，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学者何重谊(Jean-Yves Heurtebise)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所蕴含的许多理念确实能够激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但如果仅将生态文明的话语语境限定于特定的文化或民族传统内部，就容易忽视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跨文化性，同时还可能会因为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对中国环境政策和实践的理解不够充分。他认为，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因此，除了肯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解决方案之外，还需要关注如何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促进全球范围内对生态可持续性的认识和共同行动。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美国著名绿色左翼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也对这种文化主义叙事进行了批评。福斯特指出，杰里米·伦特的观点仅仅将中国的生态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再生联系起来，而完全忽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生态文明话语形成、发展的重大影响。他认为，这种生态文化主义从理论上割裂了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忽略了生态文明理念所植根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这种解释仅仅通过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遗产来解释东方和西方社会在理解及应对生态问题上的分歧，它将生态文明的进步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相分离，从而忽视了中国生态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革命性意义。福斯特的这一观点，也就明确地指向了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社会主义视角。

    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社会主义视角，主要以国际绿色左翼学者为代表。在这一视角下，中国的生态文明虽然受到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语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深植于广泛的社会主义语境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视角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解读诠释，主要包含以下两种具体的进路。

    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明概念的历史与阶级特征，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生态性，主张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及实践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福斯特明确反对将生态文明理念的产生仅仅归因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观。他认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看待和分析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以批判的立场认识文明概念的历史阶级性，并将其与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相联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产生生态危机的阶级社会去探寻问题的根源。福斯特指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开启了文明的历史批判，他从财产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对所谓的文明最新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的系统批判，而这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究其本质，这种文明的历史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破坏性和反生态性，从而使得生态问题与更广泛的人类文明威胁联系起来。‍‍‍

    因此，在福斯特看来，生态文明话语必然蕴含着对资本逻辑的实质性挑战以及对全球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推动。他强调，生态文明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漫长的过渡。进一步说，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的提出和发扬光大不只是传统生态价值观的复兴，也并不是因为西方传统文化中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是一条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结合并且付诸实践的新革命道路。‍‍‍

    第二，将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强调中国是全球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前沿阵地。美国著名绿色左翼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的前主编撒万土(Salvatore Engel-Di Mauro)在202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环境治理经验中的生态社会主义》(Socialist Sates and the Environment Lessons for Ecosocialist Futures)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历史及其经验价值。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产生过一些环境问题，但这既不是普遍情况，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相反，这些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浪潮下的隐秘扩张。例如，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环境问题与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资本密切相关。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精心设计与宣传之下，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灾难，进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社会平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撒万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架构在环境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应得到充分肯定，并应成为建立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参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将中国称为“世界生态社会主义斗争的支点”(fulcrum of world ecosocialist struggles)。他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了全面的环境政策革新，且更为可贵的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实现了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全方位转型。‍‍‍‍

    受到撒万土上述著作的启发，犹他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等学者指出，在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首先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长期存续问题，因而至关重要的是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尤其是应该关注那些生活在动荡和被剥削环境中的脆弱群体。正因如此，只有一种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可以让人类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生态挑战。他们认为，中国所推动的生态文明就是萌芽于社会主义土壤、生长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未来之希望所在，也只有使生态和社会主义结合才能够超越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此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每月评论》的共同创办者和联合编辑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等学者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能够利用社会制度的统筹优势将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置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之上，从而真正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三、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政治叙事视角

    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作为一种有着政治叙事特点的绿色转型话语，其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整体性变革意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政治学角度解读和诠释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就成为国际学界的一种重要视角。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毛里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认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政治叙事带有一种“将来完成时”的特点，即描述的是未来某个时间点之前将会实现的状态或目标。具体来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以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为主导，包含了对某种未来状况的投射和憧憬。例如，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包含着鼓励人们改变现行生活方式、转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认知态度以及建设美丽中国阶段性目标等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式叙事。通过回顾近30年“生态文明”一词在政治叙事中的演进，他指出，中国生态文明的政治叙事由更多强调生态文明理念逐步转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他对官方话语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所具有的进步主义意涵表示肯定，认为这种进步性话语有助于推动环境保护方面的实质性行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山姆·吉尔(Sam Geall)和阿德里安·伊利(Adrian Ely)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确实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叙事构建起了系统而具体的环境治理路径，包括一些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政府体制改革，这些路径的成功与否也将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美国印第安纳州戈申学院的贾斯廷·海因泽尔(Justin Heinzekehr)指出，中国生态文明的政治话语在促进中国承担环境治理责任、完善国内环境政策和推动国际环境治理方面都产生了正面的效应。事实上，在中国官方的政治叙事、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以及具体政策的实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彼此促进的关系。印度学者郎荣吉(Rajiv Ranjan)也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并不是空洞无物的修辞话语，而是伴随着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全面严格的及时立法和有效执法。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者贝特霍尔德·库恩(Berthold Kuhn)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迅速地将一种顶层设计的生态文明理念落地为切实有效的治理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规、开拓性项目和相关研究活动等，还有对于不重视或违反法律政策的企业的处罚。此外，他还关注到了中国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而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如将原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并委以重任。与此同时，政府还鼓励社会各界的多方参与，包括学者、咨询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正在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而，从全球环境话语比较视角解读和诠释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也是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视角。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在与全球环境保护主流话语的差异性比较中探究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革命性；二是在全球环境治理格局重构的背景下探究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是否具有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普遍性。

    首先，在与全球环境保护主流话语的差异性比较中理解生态文明。这一视角主要是指通过比较中国与欧美主导的国际主流环保话语的差异来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阿伦·盖尔从这个视角深刻批判了“可持续发展”话语的内在缺陷。他认为，虽然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初衷是为了确保全人类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是在当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制度与话语框架下，可持续发展话语早已丧失了其最初追求的进步意义。他指出:“‘可持续发展’这一口号的作用是使人们看不到所面临形势的严重性，也让人们看不到文化、体制、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的根本转变，而这些转变是创造一个文明所必需的，这个文明会增强而不是破坏我们所在的生态系统的生命力。”可持续发展中的“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仅仅等同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话语所传达的基本理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仅通过科技革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防治污染的环保政策就能够应对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他进而指出，虽然生态文明产生于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但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却决定了生态文明话语必然会挑战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并且将最终实现彻底的超越。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阿瑟·汉森(Arthur Hanson)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已经体现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相较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性。它超越了传统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战略下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三维框架，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纳入整体社会的一体化建设，而唯有这种构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其次，中国正在从全球环境治理规范的积极执行者转变为重要制定者，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全球性导向是否可以使其取代现行的环境保护话语体系，也是国际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昆山杜克大学环境政策研究学者高丽娜(Coraline Goron)看来，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确实在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认为，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使得过去中国发展模式等同于环境危机的代名词转变为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生态环境复兴的自信表述，这集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生态治理新理念中。她特别提到，这一理念与生态文明话语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它们都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和文化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中国希望通过生态文明话语来逐渐取代可持续发展话语，从而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有更大作为。与此同时，高丽娜指出，这种取代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所彰显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是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另一种带有批评色彩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叙事存在以文化特殊性的名义否定其他文化生态意涵的倾向，而当代的环境问题作为一种超越国家范畴的普遍性问题，需要每种文化都可以平等地作出贡献并通力合作。在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大多数国际准则都能使多个行为者将自身价值投射到其中以最终达成并得以有效遵循，可持续发展便是这一进程的范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判断从根本上忽略了现实中的可持续发展话语是否真正平等地反映了全球所有国家的需求关切与可持续满足。正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兼职研究员维克多·萨维奇(Victor R. Savage)等指出的，对众多当下还面临着贫穷和环境退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话语所着重关注的未来代际传承显然更适合欧美的发达国家。作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与实践更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生态文化的多维互嵌，显然更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实践在“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研究呈现出关注度增加和肯定度上升的显著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际学界对中国官方的生态文明论述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愈发重视。例如，2021年第3期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进行了专题讨论，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等多位中国学者围绕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展开了多维度的对话讨论。同时，从2012年开始，有关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理论文献被逐步系统性地翻译成英文和其他语言，在近几年国际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对中国的政策文件和官方表述越来越多的引用和讨论。另一方面，国际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渐趋积极。尽管依然存在一些多元的看法，但总体来看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及其建设实践的评价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质疑到更多肯定的变化过程。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生态文明”于2018年3月被历史性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前国际上较普遍的一种偏颇观点将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解读为一种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而推出的中国版“绿色方案”，2018年以后国际学界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生态文明话语解读为推动国内政策实践和国际环境治理进程变革的新理念引领。

    具体来说，对理解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四种主要视角的分析表明，国际学界的大多数观点和认知是比较客观积极的，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发掘、对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性意蕴的肯定、对于带有政治叙事色彩的生态文明话语所具有的进步主义质性和推动作用的认可，以及对于生态文明话语具有的重构全球环境治理格局潜能的期待，等等。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国际学界的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传统文化视角、社会主义视角、政治叙事视角和全球环境治理视角彼此之间依然存在着某些值得关注的张力。对于那些并不正确的批评，比如从传统文化视角作出的较为偏颇的“文化主义”解读，我们既要有理有据地进行正面阐释与批驳，也要以豁达的心胸和开放的思维吸纳借鉴其中的建设性建议，以此促进中国生态文明话语表述与叙述方式的完善和有效传播，在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进一步说，尽管目前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及其实践的研究还难免受欧美环境话语霸权或偏见的影响，对中国现实与实践也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但我们需要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沃土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保持高度的自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实践是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根系所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生态文明理念则为生态文明话语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换言之，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及其实践，就是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总之，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独特性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相分离;同时，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革命性无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相分离。正是站在这样的认知高度，我们坚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前沿地带，并获得越来越多国际学界有识之士的认可接纳。正如苏黎世大学东亚研究院学者杰西卡·因巴赫(Jessica Imbach)指出的，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能够卓有成效地引领社会的全面转型。

    不同理解视角之下存在的张力也为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推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启示。比如，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作为一种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受到关注的环境治理话语，不能因为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偏颇理解就放弃那些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生态主张及表述，我们应秉持更为自信从容的态度去探索如何用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叙述方式来保持和彰显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独特性。再比如，国际学界对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产生文化主义解读的部分原因在于现有中国生态文明叙事中所凸显的文化元素较为单一，对此我们应以更开阔的视野汲取更为多元的文化资源和价值元素，通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世界包容性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认可度和接纳程度，从而提升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全球性影响。由是观之，持续推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自主体系构建和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平衡话语内容与叙事方法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在解构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环境治理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从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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