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年第3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学报编辑部授权发布！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任文京
摘要：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关键词：詹锳；李白集整理；版本学；校勘学；预流
詹锳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李白研究，二是《文心雕龙》研究，前者代表作是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1]，后者代表作是《文心雕龙义证》[2]。《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是一部具汇校、集注、串讲、集评性质的新校注，《文心雕龙义证》则以论证原著本义为主，也有校勘集解内容。两部著作虽然研究对象和方法不同，但詹锳先生都非常重视版本源流的梳理和校勘，《〈文心雕龙〉板本叙录》[3]7-32介绍的各种版本和抄校本共计32种，《〈李白集〉版本源流考》[1]4537-4672 则不惜笔墨，以10万字的篇幅介绍《李白全集》版本的详细情况。詹锳先生整理古籍所体现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对于今天学术研究尤其是古籍整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仅以《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为例，谈谈詹锳先生整理古籍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版本学、校勘学知识对于古籍整理尤为重要，尤其是对于一部经典的古籍，若不做版本源流的梳理工作，选不到最古的善本，无异于在典籍的堂奥之外徘徊；而校勘不仅要标出文字异同，还要以广博的知识和科学方法进行考据论证，做出是非判断。傅增湘在为张元济《校史随笔》写的序言中举过一例：“合州张石卿亦吾蜀好学之士，尝侈言欲重勘全史，持书遍谒胜流。共和之初，遇之海上，告以欲校古书，宜先求善本，否则劳而鲜获，壮志难酬。石卿不喻斯旨，矻矻廿年，取材之书不越殿本、局刊，在上汲古、北监而止。年逾七十，于迁《史》始见震泽王氏本。身后以遗稿见托，则疏失孔多，未堪问世。追惟往事，深足矜怜。可知校勘之事，良未易言。博求广览，得所据依，斯可循流以溯源，庶免冥途而暗索也。”[4]2 傅增湘以此告诫整理古籍若不求善本，最终将会劳而无功，留下遗憾。胡适在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写的序言中也强调：“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5]6 葛景春先生评价《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具有五个特点：校勘版本最多；注释广收博征；集评收逸集奇；题解切要明白，备考兼收并蓄；版本源流考证详明[6]217。从版本、校勘、考据等方面审视詹锳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搜求版本全面，考察源流详明，校勘文本精致，考证阙疑细密，释疑辨伪可信，已经超越王琦注本，成为一部经典的新注本。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前言介绍，1977年国家出版局组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和出版中国历代大作家全集的规划，詹锳先生承担整理李白全集的任务，但因规模和难度较大，迟迟数年未能落实。1982年，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又列入全国古籍整理重点规划。詹锳先生对李白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在1956年为《李白诗论丛》一书写的序言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开始做李诗系年的考订工作是在一九四〇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时书籍是很难得的，为了抄录稀有资料，常常奔走二十里跑到龙头村的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李太白集的比较名贵的版本，就是在那里看到的。”[7]1 这一时期詹锳先生写了八篇关于李白的论文，首篇即是《李太白集板本叙录（附表）》。詹锳先生还回忆了罗庸和闻一多对他的指导和帮助：提到这些论文和李白诗文系年的写作，都不能埋没先师罗膺中（庸）先生给我的指导和启发。尤其是《李太白集板本叙录》和《李白乐府探源》两篇，可以说是在膺中先生初稿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在资料的收集方面，我从先师闻一多先生也得到了不少帮助。一多先生很慷慨地把他手抄的许多资料和底稿借给我看，我曾经多次背着他的手稿跑警报。如果没有罗、闻两先生的指导和协助，这些文章可能是写不出来的。[7]1
其后詹锳先生出国留学，改学心理学。新中国成立后詹先生回国教授心理学，但依然心系李白研究，20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写成的论文结集《李白诗论丛》，与同时撰成的《李白诗文系年》，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这些成果为詹锳先生后来继续从事李白研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周勋初先生称詹锳先生这一时期的李白研究成果“创获很多”，因“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征引文献甚为丰富”[8]8-9。当20世纪80年代詹锳先生把研究重点放在李白全集整理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整理李白全集，首先必须对李白集版本进行细致梳理，对现存版本进行评判，然后确定底本。詹锳先生认为，一般来说，校勘古籍应以清代的精校本为底本，王琦的《李太白全集》可谓代表。但王琦注本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不足和局限。詹锳先生在对李白集版本研究后指出，王琦注李白诗文虽以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为底本，但他并未见到宋刻本，虽引录缪曰芑影刻本《李翰林集》，但重视不够，仅仅是作为参考。甚至，王琦还未见过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汲古阁本《李翰林集》、元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影宋本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而詹锳先生则看到了明正德八年影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元明时期白文无注本，如元刻二十六卷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明正德十四年陆元大刊何焯批校本《李翰林集》、明刊分体无注本《唐翰林李白诗类编》等，可知詹锳先生看到的李白集版本要多于王琦。不仅如此，詹锳先生还指出王琦引用古书往往与原文不合，不符合现代引书标准；王琦注本旁征博引，但有的地方详加考证过于烦琐，等等。詹锳先生有20世纪40年代了解李白集版本的基础，再加上后来对李白集版本的进一步收集研究，对李白集的不同版本已经做到了如指掌，这对于超越王琦本是非常重要的前提。超越王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版本作底本。所谓合适，一是最早，一是完整且优于其他版本。詹锳先生首先对北京图书馆藏宋本《李太白文集》进行研究，此本卷十五至二十四原缺，根据避讳缺笔，确定此本刻于南宋高宗时期蜀地，是为宋甲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提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是为宋乙本。为比较二者异同，詹锳先生请日本友人查询，得到原本首页复制件。二书板框纵横均差1毫米，詹锳先生判断其原因乃是框内量和框外量所致。在比较研究宋甲本、宋乙本后，詹锳先生确定二者为一套书版所印，其细微差异当为印次不同微改造成。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即是据静嘉堂文库本《李太白文集》影刻。经过研究分析，詹锳先生认为静嘉堂文库本是李白集最早的完整宋本，保存了李白诗歌的原貌，优于其他各本李白集。对此，詹锳先生著文《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特点及其优越性》给予详细论述。日本著名汉学家松浦友久评价说，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静嘉堂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平冈武夫影印本）为底本，仅此一点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静嘉堂藏本是现存最早、最优秀的李太白全集刊本，清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仅以缪曰芑重刊本为校本，亦即以静嘉堂宋蜀本为底本的李太白全集未曾出版过”[9]。确定了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詹锳先生还以北京图书馆藏同一版刻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参考，以补静嘉堂本缺漏、模糊之处，（如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附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魏诗“虎口踞西江”句，“校记”：“口”，此字静嘉堂文库本残缺，缪本“虎”字下空一格，王本意补作“虎石”，无据。此据北图藏宋本补。）同时参考缪曰芑《李翰林集》，缪本据其他各本校改了静嘉堂本一些误字，颇具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詹锳先生用于参校的版本多达14种，实际上，詹锳先生了解的版本不止于此，《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共考证李白集版本24种，既囊括古今，也包括三种日文版；古今中外的李白诗选本55种。《李白集版本源流考》堪称李白集版本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白全集之外，詹锳先生用于校勘的，还有总集和早期唐诗选本共17种，如《文苑英华》《唐文粹》，敦煌写本唐诗残卷、殷璠《河岳英灵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等。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在校勘之前对重要的版本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发表论文，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其不同版本》《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元明两代白文无注本〈李太白集〉提要》等，为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研究达到规范性和科学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严羽评点本《李太白诗集》，詹锳先生认为该书很少流传，未见藏家著录，遂根据现有藏本进行仔细考证，写成《〈李太白诗集〉严羽评点辨伪》[10] 一文发表。论文认为所谓评点不会出自严羽本人手笔。又据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本另有名人过录的顶批，推知顶批作者为明代嘉靖、万历间人。詹锳先生认为，不能因为怀疑评语的作者不是严羽，就全部否定评语，有的评语和顶批，对理解欣赏原诗颇有帮助。这样的版本考证，既为读者答疑解惑，也体现了詹锳先生“片善不遗”的学术态度和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整理李白全集，校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詹锳先生梳理古今重要版本，既吸收其优长，也指出其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校勘主张。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有清一代《李白集》最完善的注本，王琦仿效李善注《文选》体例，主要是注明典故和用词出处，但有的地方过于烦琐，尤其是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蜀道难》本事，王琦注只是列出萧士赟和胡震亨二说，未加是非判断。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编《李白集校注》的校勘，“往往只是把不同版本对照罗列，对异文的是非不作判断”[1]26。詹锳先生在吸收诸家之长的基础上，也针对各家存在的不足，扩大参校版本范围。在校勘过程中，不仅校异同，还要“细心考量异文的是非”[1]26，进而做出评判。校异同易，辨是非难。詹先生凡是校改明显错误，一定有所依据，择善而从。而这种改正“均极慎重，尽量少改”[1]4，体现出理性而审慎的校勘态度。校勘李白诗，詹锳先生在“校记”中最基本的校法是列出各个版本的异同。陈垣称“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此法两大功用，一为“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二为“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11]135-136。但是，如果仅仅是把不同版本对照罗列，不对异文进行是非判断，那就超越不了古人，也超越不了今人的注本。詹锳先生校勘不同版本，最突出的是增加了是非判断，或依缪本校改正确者而照改，或对缪本误改而依其他版本据改，或虽有各本依据与宋蜀本不同而确实“意胜”者，但本着“极慎重、尽量少改”的原则不改，而注明“当据改”，在“校记”中分别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标出。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校勘，精密审慎，皆有所据，体现了詹先生科学求实和无征不信的校勘学思想。今照改 缪曰芑依宋蜀本影刻时，对宋蜀本进行了校正。据日人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前《缪本宋本对照表》，缪氏补正缺失的地方计有二百四十三条。詹锳先生经过研究认为，这些校改或据别本填补的字绝大多数是正确的。詹锳先生在整理李白全集时，凡缪氏改正无误处，皆依缪氏所改，并说明“今照改”。如《雉朝飞》“犊牧采薪感之悲”，校记：“犊牧”，宋本原作“瀆沐”，非。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胡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犊牧”。缪本改作“犊牧”。今照改。又如《蓟北门行》“列卒（一作阵）赤山下，开营紫塞傍”，校记：“营”，宋本原作“雲”，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英华、敦煌残卷、王本俱作“营”，缪本改“营”，今照改。这样的照改，不仅有版本参考依据，而且从上下句文意来说也是通的。有时照改，不仅有版本依据，还从诗歌韵律角度考虑缪本所改是否正确，如《寄崔侍御》“登谢朓楼”，校记：“楼”，宋本作“舟”。按此为律诗，不应与第一联同押“舟”字。咸本、刘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楼”，是。缪本改作“楼”，今照改。按此诗为七律，第二句为“去国长为不系舟”，两处韵脚均用“舟”字确为不妥。詹锳先生在“注释”中又论证：“崔侍御、李白均为过客，又同为宇文太守之客，但同登谢朓楼亦为难得机会。”这样，前面的校记改“舟”为“楼”就更有说服力了。缪本校改之处并非全对，如果看到缪改就今照改，也会出现失误。缪本虽改而不“今照改”，则需要仔细分析。如《洗脚亭》“白道向姑苏，洪亭临道旁”。“苏”，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熟”，缪本也作“熟”。詹锳先生在“校记”中分析：按去当涂、姑熟当为水路，不得称白道，当以“苏”字为是。坚持不改。又在《〈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中进一步分析：“缪改‘姑苏’为‘姑熟’，王琦本从之。按‘白道’谓大路，诗云‘西望白鹭洲’，可见洗脚亭在南京。由南京去姑苏有大道；而姑熟就是当涂，靠近江边。唐时由南京去当涂有水路可通，不可能有大道，故以‘姑苏’为是。”《杨叛儿》也不依缪本所改而“今照改”。首句云“君歌杨叛儿”，校记：题中及诗中“杨叛儿”，“杨”字，宋本、缪本俱作“阳”。咸本、萧本以下各本俱作“杨”。据《通典》、两《唐书·乐志》及《乐府诗集》改作“杨”。
此处所改，既不依缪本，也不依咸本、萧本，因为“今照改”未有依咸本、萧本以下版本之先例。史书有关于“杨叛儿”的记载，故据史书改“阳”为“杨”更为合理。今据改 底本有明显错误，依照其他注本，并以史籍记载为依据而改。这种改正也需要进行是非判断。如《古风》（十四）“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校记：“昭”，宋本作“赵”，误。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缪本、王本俱作“昭”，今据改。“燕昭”指燕昭王，《战国策》《史记》均记载燕昭王在燕下都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贤士之事，故“赵”字误，据改是有充分依据的。又《杨叛儿》“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校记：“烟”，宋本原作“咽”，乐府亦是。咸本、萧本、玉本、郭本、朱本、严评本、《李诗选》、全唐诗本、王本俱作“烟”，今据改。改“咽”作“烟”，除了诸版本依据，詹先生还举《西京杂记》《东宫旧事》等，以证“咽”字误而“烟”字正，又举鲍照诗《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内含麝芬之紫烟”以佐证。当据改 这类校记实际是根据诸版本情况判断是非，提出见解，因无确凿证据而未改。如《山人劝酒》“各守兔（一作麋）鹿志，耻随龙虎争”，校记：“兔”，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朱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英华俱作“麋”。詹锳先生认为：“麋鹿”义长，当据改。按《汉语大词典》未见“兔鹿”词条，“麋鹿”则比喻隐逸山林，与麋鹿为伍，故称“义长”，其见解合理。又《独不见》“沙鸡鸣曲池”，校记：“沙”，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莎”。“莎”字是，当据改。詹锳先生注释引《诗经·七月》“六月莎鸡振羽”，陆玑《草木疏》“莎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以证“莎”字是。又《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颜公三十万”，校记：“三”，萧本、郭本、刘本、朱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二”。“二”字是，当据改。王琦本作“颜公二（缪本作三）十万”。《晋书·陶潜传》记载颜延之“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即使如此，仍保留不改。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不仅细心考量异文的是非，有时还指出哪些字句为胜”，这是校勘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梁甫吟》“入门开说（一作一开游说）骋雄辩”，校记：“开说”，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乐府俱作“不拜”。按以“入门不拜”为上。既有多个版本参考，又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入，则长揖不拜”佐证，但仍不改原文。又如《金门答苏秀才》“我留在金门，不去卧丹壑”，校记：“不”，咸本、萧本、玉本、郭本、刘本、朱本、严评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君”，从下文看，“君”字为胜。按此诗下文有“未果三山期，遥欣一丘药”，“栖岩君寂蔑，处世余龙蠖”，此诗首句又言“君还石门日”，可知“君”字胜并非虚语。但这只是判断，并不校改。詹锳先生校勘李白集，用对校法列出各本异同，因参校本多，令人视野广博，既可见版本源流变化，又可推知文字变异缘由（如避讳改字、由形近而误、由音近而误等）。判断异文是非，则更需学术胆识和学术功底。陈垣在《校勘学释例》卷六“校法四例”里谈到“理校法”时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10]139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汇集版本全面，其汇校超越前人；判断是非则在遵守“均极慎重，尽量少改”的原则下，分门别类校勘，极具创新性，因而使《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成为一部颇具学术含量的新注本。松浦友久称此书出版“是撼动心灵的学术喜事”，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历时十余年完成的这部书，依照詹锳教授精确、博搜的编纂方针，基本达到了超过王琦注、取代王琦注的预期目标，的确称得起是划时代的著作”[9]7-8。松浦友久认为“这次的全集，以静嘉堂藏本为底本，以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正德影刻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为主校本，明正德刊何焯批校本《李翰林集》、元刻廿六卷本《唐翰林李太白诗集》为参校本，根据包含上述王琦未见诸本的三十余种校勘资料作出详细校记，并对原文加以分段。在全集校勘方面，企望超出上述的条件，大概是不可能的了”[9]6。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非常重视唐代唐诗选本，他说：“在校勘中，我们特别重视《河岳英灵集》和敦煌写本唐诗残卷所收的李白诗。”[1]26 列入校勘的唐代唐诗选本，除《河岳英灵集》和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还有韦庄《又玄集》和韦縠《才调集》。在校勘、考据中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作用，是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的一个突出特点。唐代唐诗选本，尤其是《河岳英灵集》，早于魏颢编《李翰林集》和李阳冰编《草堂集》，所收李白诗最能反映原貌。胡适谈到校勘的证实之法，强调“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文本的书”[5]5。因此，用收入李白诗最初最古的唐代唐诗选本参校底本，不仅可以用对校法校勘异文，重要的是还可以用来进行是非判断。《蜀道难》是李白的名篇，其诗本事为何，众说纷纭。詹先生称：“《蜀道难》一诗，自来论太白诗者莫不称颂备至。然世人皆赞其奇，至于究其取意何在，则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兹本无征不信之旨，就往旧杂说，一一辨其是非。”自唐李绰《尚书故实》至陈沆《诗比兴笺》论其本事，共计16种。詹锳先生综合诸家之说，概括为四种：一为罪严武；二为讽玄宗幸蜀；三为讽章仇兼琼；四为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以上诸家论及《蜀道难》本事，皆未提及《河岳英灵集》，詹锳先生论其本事，用《河岳英灵集》释疑解惑。詹先生指出，《蜀道难》见于《河岳英灵集》，且殷璠序所言收诗起止，“起甲寅，终癸巳（《文苑英华》作乙丑）”，即是说，《蜀道难》最晚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严武出镇蜀地在至德后，玄宗幸蜀则在天宝末，“而一二两说之不可信无庸置辨矣”。这是不可推翻的铁证，可谓四两拨千斤。至于“讽章仇兼琼”一说，詹先生先引两《唐书》，说明章仇为人并非飞扬跋扈，李白在诗中“断不致以兼琼比诸豺狼”，推论此说疑自范摅《云溪友议》误传。范摅先称《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又称“杜初自作《阆中行》：‘财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12]1270 遂逐渐讹成“讽章仇兼琼”。詹锳先生又引唐诗选本及总集证之：“按《河岳英灵集》、敦煌唐写本诗选残卷、《文苑英华》《唐文粹》选录此诗均无此六字（指诗题下‘讽章仇兼琼也’），倘是太白自注，诸书断不致略去，则其出于后人所加明矣。”《河岳英灵集》所选诸诗中，题下的作者注均作保留，如陶翰《赠房侍御》题下注：“时房公在新安”，刘昚虚《寄阎防》题下注：“防时在终南丰德寺读书”，此二例也可反证《蜀道难》题下“讽章仇兼琼也”六字若是李白自注，殷璠当不会略去。詹锳先生又称“《蜀道难》，敦煌写本唐诗残卷作《古蜀道难》，则其本为规模古调当可想见”。詹先生最后总结指出：“细察往说，实以萧士赟所解最为详尽，一若真能探悉作者之肺腑然。其后复经各家加以补充，屡有发明，至今几已成为定论。今据《河岳英灵集》，始知其为完全无稽之谈。”借《河岳英灵集》等判明是非，解开千年疑案，其独到的学术眼光令人赞叹。李白一些诗存在题目不同现象，不作深究，往往视为版本流传过程中的异文现象。詹锳先生依据唐诗选本，就不同题目考查论证，发现题目背后隐藏的深层意蕴。以《南陵别儿童入京（一云〈古意〉）》为例，“校记”云：题目，咸本、萧本、玉本、郭本俱无“一云《古意》”四字题下注。《英灵》《又玄》俱作“《古意》”。詹锳先生“题解”又称：“此诗《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与《唐文粹》均题作《古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方题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但仍注明‘一云《古意》’。”关于这首诗两个题目内涵的来龙去脉，詹锳先生写过一篇论文《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此诗中有“会稽愚妇轻买臣”一句，“愚妇”指谁？詹锳先生引魏颢《李翰林集序》：“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二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认为“会稽愚妇”应指刘氏。本诗写时，刘氏未去，而对李白已有轻视之意，称她为“会稽愚妇”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李白虽入翰林，而被谮出京，又回故山。以后可能就和刘氏散了。把刘氏比为“会稽愚妇”，李白可能心有未安，于是用了《古意》这个诗题，表示这不是当时的事。而且这首诗里入京前的踌躇满志之情也表现得太露骨，题作《古意》，暗示是仿造古诗的用意来设想的，不是实写。所以殷璠在天宝十二载编成《河岳英灵集》选入此诗，就题作《古意》。这是《古意》一题的来源。后来刘氏诀别而去，李白在交给魏颢和临终前授给李阳冰的诗稿里就不一定再忌讳这件事，于是将此诗改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突出了对儿女的恋情，不再提“别内”了。韦庄《又玄集》、姚铉《唐文粹》是继《河岳英灵集》来的，都题作《古意》。宋代乐史编《李翰林集》，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是从李阳冰编的《草堂集》和魏颢的《李翰林集》来的，就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并注出“一云《古意》”了。[13]
由一首诗论证出唐诗选本和别集两条脉络，且指出此诗最早被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对李白最初命题及后来改题的心理进行细致分析，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13首，敦煌写本唐诗残卷选43首，虽为少数，却是收李白诗最初最古的选本，保留了李白诗的最早风貌，可以补充后世丢失的信息。如《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其“校记”云：“敦煌残卷题作《鲁中都有小吏逄七郎，以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中都小吏逄七郎，其他各本未有再提到者，保留小吏姓名，可谓敦煌写本唐诗残卷之独到价值。唐代唐诗选本独特的价值还可以帮助系年、辨伪。如《远别离》，诸家杜撰本事。王世懋《艺圃撷余》认为此诗为李白晚年所作，“先是肃宗即位灵武，玄宗不得已称上皇，迎归大内，又为李辅国劫而幽之，太白忧愤而作此诗”[14]778。沈德潜《说诗晬语》亦持此说：“《远别离》本咏英、皇，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15]251詹锳先生称：“此诗已入选《河岳英灵集》，当是天宝十二载以前所作，王世懋、奚禄诒、沈德潜、陈沆……诸家之说皆非也。”诸家解说正襟危坐，旁征博引，严肃论证，而詹锳先生却以《河岳英灵集》一例轻松揭破，确定系年，则所谓本事纯属子虚乌有，令人恍然开悟。朱谏《李诗辨疑》认为《远别离》是伪作，詹先生认为：“此诗见于《河岳英灵集》，绝非伪作。”类似的辨伪还有很多，如《古风》（十九）“泣与亲友别”，朱谏将此诗八句俱节去。詹锳先生认为韦縠《才调集》选入此诗，故朱谏误。又《白纻词三首》，朱谏《李诗辨疑》认为其二、其三是伪作，“乃效白而为之者也”。詹先生根据三首诗俱见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认为当非伪作。又《玉阶怨》，朱谏判为伪作，詹先生以此诗入选韦庄《又玄集》，断定不是伪作。李白《相逢行》，朱谏《李诗辨疑》称：“按《相逢行》前后二篇。前篇四句，辞意浅促可辨。此后篇计三十句，支离卑弱，如妇人女子之所道者，尤可厌也。皆非白作，不知何人好事者而妄为之者。”对此，詹锳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李白诗文系年》中就予以澄清：“按此诗既见于蜀韦縠所编《才调集》，而《杨升庵外集》亦称家藏乐史原本有《相逢行》，恐非伪作。”[16]50 看似轻松简单，实乃非底蕴深厚和眼光敏锐者不能道之。![]()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无论是版本源流梳理，还是校勘、考据，总是强调用证据说话。他说：“我目前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考据之学。我对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常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总是‘无征不信’。”[17] 同时，詹先生又有兼容并包的理念与开放的学术视野，坚持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古今并重，意指不仅重视古代版本及各家观点，也注意吸收今人的最新成果，真正做到“片善不遗”。进行版本校勘，詹锳先生特别强调李珍华、傅璇琮所著《河岳英灵集研究》[18] 和杨雄在《敦煌研究》上刊发的论文《敦煌写本李白诗刍议》[19]。杨雄发表此文时刚届不惑之年，詹先生不以其学界无名而屡有引用；李珍华、傅璇琮所著出版于1992年，詹锳先生前言写于1993年，应该是李白全集整理后期见到二人新作出版而用来校勘参考。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汉中太守醉起舞”，校记：“中”，刘本、胡本、英华俱作“东”。英华注云：集作“中”。《河岳英灵集校点》：按前有“汉东太守来相迎”句，此处承前而言，亦应作“东”。此外，对裴斐、罗宗强、张锡厚等学者的观点，也多予引用。中外并重，詹锳先生继承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也吸收了西学的优长，强调文学研究是科学研究，必须无征不信，以证据说话。詹锳先生不仅重视中国学者观点，也借鉴外国学者研究李白的学术成果。《李白集版本源流考》不仅列中国古今《李白集》，也列日本学者整理《李白集》三部，即平冈武夫编《李白の作品》（其中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久保天随《李太白诗集》、大野实之助《李太白诗歌全解》。选本部分，日人近藤元粹编《李太白诗醇》之外，又列日文选译本十三种，英文选译本五种，韩文选译本二种。此外，日人松浦友久、笕久美子、碕允明等学者的观点或成果也多次征引。外国学者阐发的观点，往往别开生面，有助于深化校勘，也可以加深对诗歌的理解。如李白《秋浦歌》第十五“白发三千丈”，校记：“千”，宋本原作“十”。咸本、萧本以下皆作“三千丈”。缪本“十”字改作“千”。詹锳先生整理李白集此处是“今照改”。其“注释”引《李诗直解》曰：“三千丈，言其多也。陈后山‘白发缘愁百尺长’本此。”詹先生指出：“以后山此句看，可想其所见李诗当为‘白发三十丈’。”其下集评，诸家均言李白诗句夸张，很难见出新意。备考则引一则韩国诗话材料，令人耳目一新。材料始由香港中文大学邝健行论文《韩国诗话中论李白诗新义举隅评析》刊出，詹先生引用李瀷（1681-1763，其《星湖僿说》撰成于朝鲜英祖三十八年，当清乾隆二十七年）原文有省略，今全录如下：李太白《秋浦歌》十七首，其“白发三千丈”一绝，人皆疑之，而未得其实。萧士赟谓极其形容，非殢形泥迹者所可解。然人老而发短，寻丈亦过矣，何至以三千丈为喻耶？是必不尔矣。其第一首云：“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据此必有秋浦之所以得名者也。第二首云：“秋浦猿夜啼，黄山堪白头。”山头未有头白之理，而谓之白头，则亦必有所指者矣。第八首云：“秋浦千重岭，水车岭最奇。天倾欲坠石，水拂寄生枝。”据此则所谓水车岭者，必临水欲坠映在波间者也。宋郭祥正诗云：“万丈水车岭，还如九叠屏。北风来不断，六月亦生冰。”然则所谓水车岭者危峻如此，而又必泉瀑交泻，风冽气冷，冰雪不解，常若白头者也。如是而映在水中，如发照镜里，故曰彼发之白，亦若缘愁而得者，即“黄山堪白头”之意也。又有《游秋浦白笴陂》诗云：“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寒枝。”此亦可以旁证。古今人不晓此义，谓真有发长如此，强作模写之，极令人齿冷。[20]211
其意谓水车岭白雪倒映水中，“如发照镜里”，故令诗人生出白发三千丈之感觉。李瀷结合《秋浦歌》其他诗句提出见解，其说颇有新意。詹锳先生整理李白集，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评价古今中外学者观点，坚持做到实事求是。如朱谏的《李诗选注》《李诗辨疑》，詹锳先生认为“朱谏书卷功夫不深，欣赏水平也不算高”，甚至有些诗无根据地疑为伪作，詹锳先生对朱谏无端疑为伪作屡有批驳。但詹先生承认，朱谏的“串讲却有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尤其是乐府部分，大都就事论事，求得把诗意串通而止，不穿凿附会，也不多讲什么比兴、喻意”，“看起来他的串讲似乎水平不高，其实这样的串讲并不容易写”[1]27，给予充分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一些当代大家、名家观点，詹锳先生也不盲从，如《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一诗，郭沫若以崔侍御、崔宗之为一人。詹锳先生指出“郭说不确，有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载《李白丛考》）辨之甚力”。甚至，有学者不同意自己观点，詹锳先生也照样列出。如《淮海对雪赠傅霭》，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认为此诗作于李白客梁园之后，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不同意此说，詹先生在“备考”列出瞿、朱观点：“詹氏以诗有‘梁园’二字，谓似当作于客梁园之后，但唐人往往以梁园与剡溪作为对雪之典故，与客梁园恐不相涉。”詹锳先生1935年入北京大学，从胡适学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版本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从罗长培学语音学、音韵学；西南联大时期，又从陈寅恪学元稹、白居易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罗庸学李白、杜甫诗歌，从朱自清学陶渊明诗。这些老师，皆为当时一流学者。詹锳先生亲炙名师教诲，加以天资和勤奋，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詹锳先生曾说：“我们要像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它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它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解才有比较可靠的基础。”[3]2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中，每篇作品都分为题解、校记、注释、集评、备考，涉及版本学、校勘学、音韵学、考据学等诸多方面。詹锳先生对作者生平、作品系年考订、版本梳理、字句校勘、作品辨伪等。海外的求学经历又使詹锳先生开阔了视野。詹先生在美国学习心理学，偏重阅读心理学和心理统计。这对于他的李白研究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詹先生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詹锳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俄语，但许多人不了解詹先生在美国还学过第一代计算机，所以他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利用计算机输入的数据库的方法编索引给予极大关注，认为这对于版本校勘和典故注释，不仅省力而且更精确。詹锳先生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不纯粹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结构方面、历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他承认，“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17]。因此，詹锳先生在研究《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时，对李白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是有科学依据的，绝非臆想和揣测。既有深厚的朴学功底，又深受西学熏染影响，这使詹锳先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他承认自己“没有中国腐儒的固成之见”，“也从来不崇拜洋人”[17]。他是打通中西、兼具中学和西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詹锳先生求学的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学术新发现和新方法出现的时代。葛兆光认为：“‘四大发现（指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大内档案、居延汉简）’同时在20年代和30年代开始发酵，为什么会发酵？其一，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再者，是刚好与此时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相结合；第三，东洋和西洋的学者的研究，也带来了刺激。所以，一下子就改变了中国文史学界的状况。很快，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片崭新的面貌。”[21] 詹先生研究李白的背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为当时学人提供了学术发展的契机。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22]266 对于李白研究而言，新发现的敦煌写本唐诗残卷就是未利用的新材料。敦煌写本唐诗残卷自中唐至清末，一千余年不被人知。詹锳先生以敦煌写本唐诗残卷研究李白，如上文所言，不仅用于校勘，还用于系年、释疑、辨伪，这就是用新材料研究问题。《河岳英灵集》也可视为研究李白的新材料，这部经典唐诗选本虽非出土之物，但自晚唐至清末，千余年间诸家解说《蜀道难》本事，竟无人重视《河岳英灵集》，而詹锳先生用其破解了李白研究的诸多疑难。可以说，詹锳先生是使用敦煌写本唐诗残卷和《河岳英灵集》用于李白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第一人。李白是中国的，但李白研究却属于世界。因此，研究李白不能自我封闭，局限在中国，还要放开眼界，从世界看李白研究。清末民初，海外尤其日本学者研究李白屡有新成果问世，詹锳先生20世纪40年代著文《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词辨伪》，即征引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菩萨蛮考》及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诗余（三）》（孙俍工译本）观点。王永兴曾举王国维、罗振玉、陈垣、陈寅恪以及向达、王重民等为敦煌学之预流[23]202。在李白研究方面，詹锳先生也是预流，他不仅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而且取外来学术与本国学术相参证，把李白研究放在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学术平台，从而提升了李白研究的层次和境界。詹锳先生是以“预流”的学问开启李白研究新路径的第一人，他的这一学术思想自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不仅影响李白研究，也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詹锳先生撰写《文心雕龙义证》详加参照施友忠英文译本第二版和第三版，对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桥川时雄、斯波六郎的研究成果也有征引，对中国台湾学者李曰刚、张立斋以及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潘重规的成果多有引录，学术视野极为宽广，其学术眼光是看向世界的。詹锳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写于20世纪40年代，与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同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看到二书后，即刻“列了一个黄谱和《系年》的对照表”，收入《李白の作品》一书中。詹锳先生对平冈武夫的对照结果及其李白研究亦给予了及时的关注[1]25。20世纪80年代，詹先生应《文史知识》之约撰写《古典文学研究杂谈》，提及日本汉学家如盐谷温、儿岛献吉郎、青木正儿等人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曾经译成汉文，而且对30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再次强调“需要开阔视野”，“从外国人的汉学著作中吸取营养”[17]。1993年，日本学者芳村宏道两篇论文《关于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赟》[1]26 的译文在我国相继发表，同年詹锳先生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完成，在1993年9月30日撰写的前言中，詹先生便迅即征引芳村宏道的论文以证实自己关于李白集版本的观点，说明他在伏案整理李白全集时，仍在敏锐地捕捉着海外学者的最新学术信息。融会古今，打通中西，师前贤而不泥古，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因此形成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李白全集整理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成为留给后世宝贵的学术遗产。［1］詹锳.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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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王永兴.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任文京（1955- ），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编辑出版学。需要图书推广、加读者群的各位师友请添加小编微信（sjhj2072），并备注“学校/单位/专业+推书/入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