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名作欣赏杂志社”公众号，原载《名作欣赏》2024年1月刊，原题“葛晓音：献身诗教的辉煌百年——叶嘉莹先生对中华诗教的新解和实践”，作者系葛晓音教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叶嘉莹先生作为当代著名女诗人、词人以及诗学、词学的大师，已为海内外学界和爱好中国诗词的广大读者所熟知。今年的百岁寿诞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在历史上，我们还举不出第二位能够到期颐之年还在健康工作的诗人和诗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叶先生是诗学史上的奇迹。
古人常说：“仁者寿。”叶先生以她光辉的百年人生证明了这句老话。因为只有常怀对国人的大爱，先生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其献身诗教的初心，这就是仁。仁心不但赋予叶先生健康的身心和坚强的意志，使先生的精神与中国古代诗歌的精华融为一体，能够在浮世坎坷的经历中度过人生的一重重难关，获得强韧的生命活力；而且赋予她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让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已过耄耋之年，仍然怀着诗能教化世人的信心，坚持在各种各样的课堂上，孜孜不倦地宣讲着中国诗歌的知识和精髓。而叶先生也正是以这种远超常人的毅力，激发了国人学习诗词文化的热情，成就了她自己百年的辉煌。
诗教是中国诗学理论的核心。如果联系先秦以来诗教说的发展来看，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叶先生对诗教精神的继承发扬和创新。诗教说的缘起应追溯到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兴、观、群、怨说指出诗歌的功能在于感发情志，观察事物，促进人群交流，表达怨恨不平，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诗歌从主体抒情到认识客观世界的特征。但从秦汉以来，随着儒家诗乐理论的发展，主张利用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发挥其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逐渐成为诗教说的基本理念。
由于《诗》三百都能配乐歌唱，荀子首先揭示出诗与乐的密切关系，指出“乐，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之后《礼记·乐记》更进一步强调声音和乐由人心感物而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并且将音乐和兴亡治乱联系起来：“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本》）这段著名的论点对于后世的诗教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也成为诗教说成立的理论基础。《礼记·经解》就直接提出了“诗教”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里的《诗》教还是与《书》教、《乐》教、《易》教、礼教、《春秋》教并列的，重在六经对人的教育和政治的关系。《诗》专指《诗经》，但后来“诗”的意义被扩大为一般的诗歌，于是温柔敦厚便成为诗教思想的要旨和诗歌创作的指南。
《礼记·经解》的诗教说，说得比较简单笼统，但可以看出，其所说六经之教都是以教育民众为主要对象，正如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所释：“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而解释《诗经》的毛诗大序，则具体地阐述了诗教的政治功能。它把《乐记》“音由人心感物而生”的思想移用到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和志都本于人心，一旦有所感动，就会形于言而发为诗，这和乐的产生是同样的道理。但诗大序对于诗教的社会作用说得更明确，并进一步提升了教化的重大意义：“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指出由于诗有感动天地鬼神的力量，所以先王用诗教来整肃人世的伦常纲纪，移风易俗，化成天下。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儒家的教化也就是“教民”和“化民”的政治目标。那么所谓“美教化”“移风俗”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诗大序》在讲到“诗有六义”的“风”时有一段话：“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里所说的风，有风化、讽喻、风俗等好几种含义，君上用来化下民的风，实际是赞颂王道兴盛、风俗淳朴、民心和谐，也就是王风。下民用来刺君上的风，则是反映王政废弛、风俗败坏、礼义丧失，也就是变风。所谓“移风俗”，就是要改变败坏的风俗，使民风变得淳厚（所以儒家又常称坏风俗为浇薄、薄俗、浇俗），一旦风俗变淳，诗歌自然就会赞美政教王化之美。这段话本来是解释《诗经》六义“风”的意思，但也说明了民间的风俗反映到诗歌里，便可成为“刺上” 的风。而在上者所要“化下”的风，则是王者理想的政教和民风，也就是美教化的风。《诗大序》在解释风雅颂的时候也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这不只是解释“美教化”“移风俗”的内涵，还连带提到了诗教的方法，说明诗既可以“刺”，也可以“美”。后来东汉郑玄在《诗谱序》里将“美刺”之意再加发挥：“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便以“美刺讽喻”之说完善了诗教“教民”的方法论。所以孔颖达说：“然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此为政以教民，故有六经。……此六经者，惟论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从之。”综合以上论说，汉儒诗教说的基本观点是：君主理政，可以利用诗和乐来教化人民，改变风俗，使“民同上情”、上下和谐。诗教和乐教是一体的，只是运用的方法不同，乐以声音的哀乐来教人，诗是以美刺讽喻的文辞来“教人”。由于必须符合“温柔敦厚”的基本宗旨，无论讽喻还是怨刺都应当是温和的。
诗教说在汉代确立了其基本理念之后，在六朝和唐宋的发展几经曲折，大体上都围绕着怎样认识诗、乐与政教的关系。尽管汉儒强调诗、乐可以感人心，可变民风化民俗，但还是认为政治盛衰决定王风兴废。汉代的乐府也确实发挥了采诗以观民风、知厚薄的作用，因而诗教说的根本目的虽然是巩固封建政教，但也促成了汉代诗歌的发展。但是从西晋开始，诗教说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六朝统治者出于篡夺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排斥那些反映民生的怨刺之声，只强调象征王化政成的颂美之音。诗教说就在由美刺并重转为以颂美为主的演变过程中，成为诗歌趋向僵化和雅化的导因，其影响一直延及唐代。唐初经贞观君臣对于诗、乐和政治关系的一场辩论，重新形成了“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乐在人和，不在音调”的辩证认识，纠正了前代颠倒诗、乐和政治关系的观念。此后经过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努力，提倡积极追求人生永恒价值的建安风骨，以及“救济人病，裨补时缺”的乐府传统和讽喻精神，又扭转了前代儒家推崇雅颂、排斥怨刺的美刺讽喻观念，到欧阳修所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中，才全面确立了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愤世疾邪作为诗歌主要职能的诗教观。随着诗教观在理论上逐步突破儒家以颂美教化为根本的功利观念，以温柔敦厚为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不再成为后世诗歌批评史的唯一标准。
诗教说在理论上的演变虽然经过了曲折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摆正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唐宋诗词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理论的进步正是以汉魏六朝到唐宋诗歌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历代诗人丰富的创作实践促成了诗教说在理论上的突破。事实上，历代优秀的诗人从未受到诗教说的束缚，他们在大量言志述怀的诗歌里自然流露出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对人生远大志向的不懈追求。尤其是胸怀宽广的唐宋诗人，都能从宇宙演化、历史变迁的高度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时代的兴衰，极少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功利目的。陈子昂、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等能突破诗教理论局限的伟大诗人，不但总结了历代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也以他们本人的创作成就体现了真正的诗教精神之所在。
回顾了诗教说从汉魏到唐宋的演变过程之后，再看叶嘉莹先生的诗教学说，更容易理解她对传统诗教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首先，她从新的角度阐释了原始儒家诗教说中“兴发感动”的本义，并能从大量中国古代诗歌中发掘出真正感发人心的精华。从《论语》到《诗大序》，都指出诗发于人之心志，是情感于物而形于言的结果。但过分强调人君教化的功能，必然使颂美之声变为虚饰浮夸，失去兴发心志的本义。唐宋诗教说在理论上的突破使诗教回归了感发人心且“可以怨”的出发点，但基于当时诗歌革新的政治背景，仍然是强调其“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政治功用的。当代学界关于“兴”的研究虽然极多，但相对侧重于“兴”的释义和表现方式的探讨，叶先生则着重阐发了诗歌所“兴”心志的特殊内涵，认为它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也就是说诗所兴发的情志，不是一般的喜怒哀乐，而是美好的联想、积极的精神、高远的瞻望。她从古代伟大诗人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心灵的高尚和精神的纯粹，体会到这是一种可以孕育生命的感发力量。因而指出诗的“兴”应是诗人生命的感发。唯其如此，这种“兴”不仅仅表现在诗人创作的灵感触发，还表现在优秀作品中兴发的精神对读者的感化和影响。这又是诗本身的另一层感发的作用。叶先生将兴发和感动自然联系起来解释 “兴”的本义，是她结合中西方美学思想，终生钻研中国古代诗歌所得出的卓见，也是她在忧患人生中以自己的兴发感动去体会伟大诗人生命感发的彻悟。
其次，叶先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阐释了诗教的功能，改变了传统诗教说单一的政教目的，强调了诗歌对塑造国人心灵品质、提升文明素质和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传统诗教说所说的教民、化民，目的只在使民心柔顺敦睦，“以道制欲”“民同上情”。叶先生则认为以诗教人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富有爱心的、对社会和人类都更有关怀的人”，而且在学习中更有联想和直观的能力，在各方面获得更突出的成就。也就是说教化是为了使人本身变得更高尚、更丰富、更有情怀。叶先生是跨世纪的老人，从中国大陆到中国台湾，从国内到海外，阅遍人世沧桑，历经治乱兴衰。在一百年的时代巨变中，科技革命和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球，使物欲横流的现代世界变得愈趋急功近利，将人们生活中的诗意破坏殆尽。叶先生希望唤回人心深处应有的诗意，并执着地相信古代优秀的诗词传统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帮助现代人抵御对功利和物质的欲望，懂得精神追求的意义。因而她对诗教“感化人心”之功能的理解自然超越了传统诗教的功利观念，也真正体现了“移风俗”的现代意义。
最后，叶先生对中华诗教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以大量理论性著作和普及性著作提倡诗歌的“兴发感动”作用，更在于以一人之力，践行了她的诗教理论。她多年执教于海内外大学，能将中西方美学理论结合起来，从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对中国优秀的诗词进行透彻的解读，以专深的研究指导教学实践；同时能走出大学课堂，到处奔波，面向海内外各种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的听众，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声情并茂的讲解吸引了无数诗词的爱好者，这就使她的理论又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反馈，得到检验和印证。因而叶先生的“诗教”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是当代所有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所无法企及的。叶先生还创造了多种诗歌教育的方法，以增强“兴发感动”的效果，例如前些年积极配合国内师范大学学者和中小学教育界人士，推广吟诵诗词的教学，将几乎要成为绝学的传统吟诵方法传授给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并为全国各地的小学老师开设吟诵的专题讲座，又出版了《古典诗词吟诵九讲》以及《与古诗交朋友》等教孩子欣赏和诵读古诗的书籍和光盘。叶先生一直主张诗词教学要从儿童做起，建议幼儿园开设“诗词唱游”科目，吟诵正是通过节律声调的音乐性帮助学生从内心感受诗歌的好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又正与《乐记》所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道理相通，使古老的吟诵传统与现代诗教自然结合，也是她对诗教说的重要创新。
叶先生构建了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现代诗教理论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诗学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更在于其践行诗教的精神，为当代学界展示了崇高的人格境界。十年前叶先生曾说过：“我现在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大家都说你可以不要讲了，但是我要讲，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在我能够把它传述下去的时候，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是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还是对于古代的诗人，都是一种亏欠。我知道的，我能做但没有做，我对于年轻人也是一种亏欠。”（《古典诗歌吟诵九讲》第三讲）如今叶先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但她还在讲。如果没有这种不肯亏欠中国古代文化、不肯亏欠后世年轻人的强烈责任感，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诗教的动力从何而来？因而她所创造的生命奇迹背后是为理想和使命献身的精神。高山景行，人所仰慕，虽不能至，当代学界却因为她而望见了典范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庆贺叶先生百岁华诞的更深一层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