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丨结束的话：诗词是支持我走出忧患的力量

本文转自“三联学术通讯”，节选自《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结束的话”。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3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妇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以前曾经假托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这两句其实是我自己的话。正是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我自己想出了这两句话。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大陆“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有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自己用我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想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的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的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的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那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领同学们有所感动。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而且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我在多年前所编写的《诗馨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的生命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