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历史的冰与火”公众号，原载《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陈友谅，元末著名的农民起义将领，湖广沔阳人，出身渔家。陈友谅曾在本县衙署担任吏员文书，元朝末年，因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投身于风云激荡的推翻元朝统治斗争。从陈友谅入徐寿辉部，到自立为王，他一直是推翻蒙元统治的最重要力量。在元末渐成统一之势、角逐天下时，被朱元璋击败。此后，朱元璋驱逐蒙元贵族，剪除群雄，建立了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明朝。同为元末农民起义将领陈友谅的失败却最终沦为朱元璋成功的反面教材。成王败寇，陈友谅的形象和朱元璋的历史书写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读明立国以后关于陈友谅和朱元璋的文献典籍，深感“历史”乃胜利者的历史，败者不过是胜者的注脚或反衬。有关陈友谅的史籍大都是以朱元璋为叙述中心的，对陈友谅的评价也基本都是以朱元璋的胜利来评判的。
1.主要功绩被回避
陈友谅的主要贡献是结束了元朝的腐朽统治，但诸多文献对陈友谅的军事行动要么是肆意歪曲，要么是视而不见。清修《明史·陈友谅传》流传甚广，它的内容就是以陈友谅的篡权和败亡为线索而写的：
从中，我们看不出来陈友谅何以能成为江南实力最强、控制地域最为庞大的一支武装；看不出他何以能平定同样雄心勃勃的倪文俊，成为朱元璋最大的竞争对手，成为消灭元朝最重要的力量。
实际上，投入倪文俊部下的陈友谅很快就展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升职到统军元帅。他在借机取代倪文俊后，势力迅速发展，控制了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区，这些地区又主要是从蒙元统治者手中夺取的。可以说，陈友谅是摧毁元朝统治的最重要力量。
但很遗憾，陈友谅在取代倪文俊前后对元作战的主要表现，他是如何从一部卒成为元帅、平章政事的，这段史实并不清楚。在他掌权、称王之后，史籍也注重记载他与朱元璋的交恶，与蒙元之间的战争也少有撰述。在明初修纂的《元史·顺帝八》中，我们见仅“友谅陷”某某地，元将某某人“死之”的多条记载。他在灭元方面的主要事迹被隐匿了。
2.以“弑君”之名全盘否定
陈友谅先杀其帅倪文俊，再除其主徐寿辉，这是史实。其实，在当时那样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革除天命，除旧布新之时，僭制越礼之举，比比皆是。因为，非推翻旧主，无以立新君。虽然陈友谅在相继杀掉赵普胜、徐寿辉之后，“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如果说陈友谅因“弑君”之名，既被永远冠以贼、弑、僭（伪、寇）之名，又成为被全盘否定的理由，却不应该。传统史学之所以如此撰述，实际是因为陈友谅的僭越沦为当时和此后的史家或宣传家的政治斗争的工具。相关史实随之被隐匿，陈友谅的形象随之而扭曲，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明和清前期的各种史籍中，陈友谅及其政权、官军几乎全被冠以“贼”“弑”“僭”“伪”“寇”等词语，并成为全面否定陈友谅的理由。故明人有如是说法：“洎元之亡，陈友谅以弒君之狡吏，奄有楚东西地，据我上游。”
元末，刘基和朱元璋共同制订的略取江南的计划，是先陈友谅、后张士诚，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这一策略制度的依据本来是陈友谅实力强、有野心，最有竞争力，而张士诚素无大志，不足为虑。然而，一旦“弑君”作为政治家的宣传工具和史家笔下的理论，就变了味，违背了基本史实。如《国初礼贤录》记载刘基的话，“张士诚自守虏耳。陈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取张氏如囊中物耳。”这里把陈友谅名号不正作为讨伐的借口。更有甚者以其弑君之名而对其全盘否定，认为像陈友谅这样的弒君之贼，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明清之际的丁耀亢说得更加绝对，“友谅功业已成犄角，几鼎峙矣。至其谋弑寿辉，是篡贼也。贼安能成大业乎？盖天生此辈为我太祖作鹯獺耳。鄱阳贯颅，摧枯拉朽，殆天授，非人力也。呜呼！皇明巍巍大哉。”这种逻辑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说法近乎于荒唐。
3.附会天意，大唱天命眷顾
在给陈友谅定为“弑君之贼”的基调后，史家进而附会天意，明示朱元璋乃君权神授，陈友谅之亡实乃天意。在与陈友谅的对决中以“天意”制造舆论，作为讨伐的工具，陈友谅的“败亡”竟然成了历史的必然。
辛丑年（1361）八月，朱元璋出兵与陈友谅战争之前，为自己的出师寻找名义、道义，也为自己和将帅打气，找了“出师必胜”的许多理由，一言以蔽——天命眷顾。但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战争前的心理攻势，却不能把它作为历史的真实。《明太祖实录》有大段的记载：
遂决意伐之。召诸将谕之曰：陈友谅贼杀徐寿辉，僭称大号，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骋凶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祸败，不知悔悟。今又以兵陷安庆，观其所为，不灭不已，尔等各厉士卒以从。
徐达进曰：“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
刘基亦言于上曰：“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上曰：“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
至是，遂率徐达、常遇春等各将舟师发龙湾。上御龙骧巨舰，建大旗于前，署曰：“吊民伐罪，纳顺招降。”诸军乘风溯流而上，有鸟数万夹上舰而飞，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趋蟠于舵，视其状甚异。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矶，复有龟蛇于急流中旋绕舵后竟日，众喜以为神物之相。时，友谅江上斥候望风奔遁。
在这里，无论是刘基的天象吉兆之说，还是数万鸟儿飞、神蛇随、乌龟游的祥瑞之象，被记入作为明代官修当代史的《明实录》之中，作为朱元璋取胜、陈友谅败亡的因素，得出的所谓“友谅江上斥候望风奔遁”，实属臆想之辞。
同样的“天命眷顾”记载，还有不少。明初刘辰的《国初事迹》就有如此记载：“友谅闻援至，解南昌围，退出康郎山，与太祖大战。太祖颇惧，问刘基曰：‘气色如何’曰：‘我兵必胜之气，当力战。’友谅果中流矢死，兵船尽降。……乃知天命有所归也，遂班师。”
天意决定胜负的种种说法，在陈友谅死后，朱元璋的臣下庆功时达于高峰。当时，被誉为“天下文章第一”的学士宋濂撰有《平江汉颂》（平陈友谅），他以极赋才华的词章，刻画了“天命眷顾”之下，陈友谅和朱元璋队伍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命运。
其实，“天命”只不过是政治家和统治阶级的工具或某种借口而已。明玉珍及其部下欲自立，借口也是友谅杀徐寿辉的大逆不道之举。
时友谅矫命，使会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谅杀寿辉自立……辛丑夏四月，以刘祯为参谋，朝夕侍讲。祯屏人从容说曰：“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自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抚养，民幸苏息，人心之归，则天命可知。且陈友谅杀主自立，明公必不肯听命也。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恐军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乡土而去，明公孰与守取乎？”弗听。明日，祯又言，玉珍乃咨谋于众。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仿周制设六卿。
在这里，刘祯把明玉珍立国的主、客观条件实际讲清楚了，自立乃是“天命可知”，以友谅弑主作为自己登基的缘故，牵强附会于“天命”，天命之“天”只是借口罢了。
这类的例子有很多。明人髙岱在其《鸿猷录》中同样塑造了陈友谅注定失败者的形象，认为陈友谅之败，实乃天命、天意。他说：“虽天命有在，未可力争，而用兵之道当如是哉……天之所兴，固非人力之所能御哉。”
4.美化朱元璋，丑化陈友谅
朱元璋的成功与陈友谅的败亡，在明初的史籍中更多的是以二人的对比来出现的。《明实录》等诸多文献主要通过朱元璋与刘基等人的对白，对比两人的性格、两支军队和两大政权，以达到美化成功者，丑化陈友谅的目的。明初，刘辰在《国初事迹》中就通过比较陈友谅与朱元璋二人定下了胜败的基调：“陈友谅有赵普胜，疑而杀之，卒致群小离心，尚欲与我太祖角胜，难矣！其驱逐胡元，肇造函夏，讵不易易哉？”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及后世史家更是不遗余地，以陈友谅之亡为教训，为树立自己权威的需要，批评、贬低、丑化“战败者”，陈友谅的形象进一步被扭曲。
明前期的这些记载，又成为后世史家采择史籍的主要对象。清人修明史时，同样将二人相对比，以显示王、寇的高下分别。以下《明史·陈友谅传》中关于鄱阳湖大战的描述，就刻画了圣君朱元璋的高大和陈友谅的“狭隘”。
太祖凡再移友谅书，其略曰：“吾欲与公约从，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计，肆毒于我。我轻师间出，奄有公龙兴十一郡，犹不自悔祸，复构兵端。一困于洪都，再败于康郎，骨肉将士，重罹涂炭。公即幸生还，亦宜却帝号，坐待真主，不则丧家灭姓，悔晚矣。”友谅得书忿恚，不报。
5.以个别细节，塑造失败者的形象
从陈友谅起事到他的败亡，前后的时间本来不长，又恰值元明易代之际，史籍本不丰富，内容更是相对混乱，改朝易代后，史家的立场势必影响到史籍的内容和命运。由于史家立场的变换，著史时其材料取舍不同，形成的结论则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所谓“以一字定褒贬”、“以一字知褒贬”的史家态度，在明初史籍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败者陈友谅的形象被刻意扭曲，某些史实亦被掩盖。
例如，在《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中都记载有“陈友谅镂金床”的故事，它是记述陈友谅生活腐化的重要依据。
明史学者黄云眉先生《明史考证》认为，上述金床故事，抑或为造假。他的主要观点是：
“镂金床”的故事，高岱在《鸿猷录》中也有采择，后世的笔记小说或杂史中也多有传抄记载。虽然这段材料的真伪结论尚待论证，但陈友谅作为反面教材，明太祖告诫群下和让人知所警惕的作用达到了，陈友谅的奢华生活印象“成立”了。
在记载陈友谅与朱元璋在洪都、鄱阳湖的对决时，另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双方的兵力对比。史籍通常记载，陈友谅大军60万众败于朱元璋20万大军，陈友谅之败，在于战术失败、军士离心等，朱元璋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实际上，双方的力量对比并非如此悬殊。
细读《明书》的这一记载可知，陈友谅号称的60万之众，实际肯定远远低于60万。首先所谓的“号称”，往往是敌我双方互相迷惑或宣传的需要，不足信为实数；其次，随陈友谅出征的人员中，包含有“家属百官”，又“空国而来”，显然能打仗的更是远远低于实际人数。朱元璋的20万“舟师”却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军兵，可以完全投入战争的有效兵力。
为了展示陈友谅的强大，一些史料还描述了陈友谅的装备精良。比如《明史·陈友谅传》说（其他史料也有类似记载）：
这段记载给人的印象是船坚炮利，大有战无不胜的味道。它实际是营造了强大的外表，为后面陈友谅的失败做铺垫。即便是史料记载所谓的装备，也并一定就符合事实。黄云眉先生结合明初俞本《皇明纪事录》认为，“若非俞氏有意贬损，则友谅军队与战船质量之差，及战船使用之不便，固宜愈多愈速其败耳”，《实录》所载多有不实之处。其实，关于太袓平汉时的史籍中诸多的细节记载，黄云眉先生有总体的评价说，记载失于偏颇。他说：“鄱阳湖之战，实录及诸书过于夸饰，不足尽信。”又说：“太祖平汉之役，官书多渲染过实。据俞本《皇明纪事录》，友谅之战舰及军队，质量皆差，故至大溃。”
在近百年的陈友谅研究中，对陈友谅的赞许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清时期，无论是在民国时期，他被视为“革命的义士”，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起义的英雄”，陈友谅及其政权被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较多的关注。但总体而言，陈友谅及其政权若干史实的研究，仍是以元明易代中朱元璋的起义、立国为主体而进行的。近年来，关于陈友谅家世、传说和形象偶有涉及，但研究成果的数量和水平仍极为有限。
当然，在有限的传统文献中，我们仍可以分析出陈友谅若干史实。比如陈友谅“少读书，略通文义”（《明史·陈友谅传》），“尝为县吏”（《鸿猷录·克陈友谅》），“有智略，深通兵法”《明书·汉陈友谅记》），起事之时，他的文化水平远在朱元璋之上。
起义期间，陈友谅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和宏大的政治抱负远在张士诚之上，明人不止一人将他比作项羽、李建成等。虽然明朝人持批评意见的居多，但他们对陈友谅的能力、谋略和作风大都予以肯定。如高岱说：“当时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如士诚；然士诚才略大非友谅匹敌。友谅虽浅躁，常有虎视中原、鲸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飘风疾雨，屡败不慑。”高岱在“陈友谅”本传中，在纵论元明之际的时局大势，充分肯定了陈友谅的过人之处，髙人一等，真乃“一世之雄”！
同样的赞许还来自谷应泰。他在综合分析了元明大势和朱元璋、陈友谅之间的战争之后，有如此的评价：“慨自元人失驭，群雄蜂发，逐鹿之夫，所在都有……独陈友谅以骁鸷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流，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实逼处此，以与我争尺土者，非特汉之文伯、子阳，唐之世充、建德而已。”查继佐不仅把他比为“项羽”，更赞他为“人杰”。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史家的记载与他们留下的批评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史籍能够充分展示陈友谅智慧、谋略的内容少之又少。即便像高岱和谷应泰在些许赞赏之后，也最终都回归到贬抑的主旋律中。谷应泰就傲然鄙视说：“至若友谅者，本沔阳渔家，刀笔小吏，徒有雕残，实无功德。”高岱同样把陈友谅的败亡归结于“天命眷顾”，他说：“虽天命有在，未可力争’而用兵之道当如是哉……天所以成灭汉之功也。天之所兴，固非人力之所能御哉。”
陈友谅被隐匿的历史很多。细读数量不多、元明之际的部分文献，我们能发现更多对陈友谅多角度的记载和评价，比如说他用人有方，得到百官拥护；他发展农业生产，受到百姓拥护等，并不是像明代许多史籍记载的用人不察、离心离德。
生活在元末的江西吉水人周闻孙（1307—1360），亲身经历了元末红巾军攻打江西的战争，在他留下的文集里，就有对陈友谅赞赏有加的记载。
据杨讷先生的研究，这里的“伪朝总兵官陈平章”即是陈友谅。当时，陈友谅等尝试推翻元朝的努力和取得的战功，还是让很多江南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希望。在徐寿辉和陈友谅的军中，有为数不少的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对他们的政权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像明初著名文人解缙，其祖、父辈都有人曾在陈友谅幕下任职。陈友谅的政权并非明代官修史籍描述的那样混乱与失德。据同治《临江府志》卷一五引《游宦余谈》云：“定住，字子静，伪汉时守临江，兵不满千人，招聚骁勇，屡挫强敌，转危为安。友谅褒其治迹，以励境内。”定住后来死于陈友谅、朱元璋鄱阳湖之战。定住被任为刑部郎中，应该是陈友谅“褒其治绩”的结果。这说明也有为陈友谅卖命的文武官员，同时，也说明陈友谅也是知人善任的。同样为元末官员的王礼记载说：“伪汉之在九天，趋者日众”。虽然明朝建立后，他不愿人朝为官，亦称陈友谅政权为“伪汉”，但记载事实与明官员和官修史书大有不同。
可以说，关于陈友谅及其政权的诸多史实，长期以来，限于史料和研究视野，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天完红巾军存在将近九年，活动区域“其遣将所摧毁，几海内之半”，包括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但陈友谅政权对其“控制区”到底有多大，其“疆域”内的行政管理措施、军事组织管理制度的推行情况，以及经济制度的运行，社会组织形式仍然很不清楚。
即便是在陈友谅死后，陈理已出降，大批陈友谅的追随者，他们并没有投降于朱元璋，而是各自为战，各守一方。在原来控制地区的官兵，奉陈友谅的旗号，继续开展反元斗争，与朱元璋为敌。在《明实录》中，这些“故陈友谅官”最终选择了向朱元璋投降，但在投降之前的这段历史，仍然不甚清楚。
到了近代，在晚清反满排满和民国革命的浪潮中，陈友谅又被塑成“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被尊称为“元末革命伟人”、“驱元复汉的革命志士”，对他的才、志、功业又进行了过分美化，显然是矫枉过正了。
显然，与陈友谅有关的历史事实，因为陈友谅的战败命运而长期被扭曲，相关史实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还原一个客观、真实、有血有肉的陈友谅形象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