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金声木铎”，原载《中山大学报》2009年10月15日第2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1927年6月3日，近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鱼藻轩，是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对于王国维的死，学术界有殉清、被逼等各种说法，异说异是，不胜纷纭。陈寅格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则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先生从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意义阐释王国维之死，与各种流俗之说截然不同，影响深远。
两年之后，因“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以永其念”，在清华园为王国维先生立碑，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先生本人无疑也是高度重视该碑铭所表达的对学术研究的信念的，直至1953年12月，他在康乐园口授《对科学院的答复》，劈头就讲：“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其后又郑重声明，“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今年是陈先生撰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80周年，也是陈寅恪先生逝世40周年，重温这一碑铭，深感先生振聋发聩的警句，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率，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永光。”其中将学术精神的要旨，归结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将这一点与“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联系在一起。在24年后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他再次讲到:“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
“俗谛”本为佛学的术语，相对于“真谛”而有“俗谛”之称，又云“世谛”。俗者，指俗事、世俗之人，谛者，真实之道理也。“俗谛”即俗事上之道理，《大乘·义章一》有这样的说法：“俗谓世俗，世俗所知，故名俗谛”。陈先生对佛教史有精湛研究，其著作中常常借用佛学的术语，如1930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其中“预流”二字之后，陈先生即注明“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陈先生所言之“俗谛”，首先是指“曲学阿世”的行为。他这样清楚地说明：“‘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人不悔食自矜，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王国维先生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也说到，“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这样的理念，时至今日，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不过，作为历史学家，陈先生主张“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他对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参与政治活动，却表现了与世俗之见截然不同的态度：“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追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这样兼具学术理性和人性情怀的、带超越感的理解与同情，正是摆脱了“俗谛之桎梏”的最好体现。
脱俗，固然指要摆脱世俗的外部环境的压迫、羁束与诱惑，更重要的还是指读书人要自己挣脱主观的障蔽与心智的束缚，在从事学术研究时达致精神的自由。1953年，陈寅恪先生撰写《论再生缘》一书，就有感而发：“撰述长篇之排律骄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情实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这里三次用到“自由”一词，均指摆脱了“俗谛之桎梏”之后心智的状态。
陈先生力倡摆脱的“俗谛”，还包括在学术上墨守常规，以庸俗之心理解学问的言行。如1932年夏考，他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为国文科目命题，因“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据说当年所出题目，一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一为对子“孙行者”。结果，“试事终，下第者大噪。”陈先生给刘文典写信说道，“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妆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在致傅斯年的信函中，又说:“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致傅斯年》）这里，陈先生将做“流俗之讥笑”者，视为“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因其不知学术之进步，以19世纪的成见，来非难20世纪的学术见解。
读书人之间的交往，同样也有“脱俗”的问题。他这样描述与同时代学者的交往：“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对科学院的答复》）这样的场景，对于今日的读书人来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陈先生本人的求学经历，也充分体现“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追求。他游学海外近20年，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而在广采博收，获取学问上的真知卓见，因而未取得任何文凭或学衔。在留美期间，他还对着挚交吴宓，这样评价当年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界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吴宓日记》第2册）。诚哉斯言！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在纪念陈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铭记他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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