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在土星的标志下”，原文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6年第126期第4卷，题作“The Twilight of the Masters: Masters Literature (zishu)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中文版发表于《中国文化》，2008年春季刊。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在上古中国，“作者”的概念和“圣人”的概念息息相关。这不是说圣人必然要“作”——创作和写作，而是说只有圣人才有“作”的特权。中国上古思想史学者普鸣（Michael Puet）在他题为《成圣的诱惑：上古中国圣人写作之兴衰》的文章里，指出自公元二世纪以来，随着纸的逐渐普及，书写变得日益常见，圣人的地位也就慢慢不再是建立文本权威的前提了。
技术的进步导致写作以及圣人地位在文化结构中的意义发生改变，各种各样的文本大批量地问世。但在本文中，我将专门探讨一种具体的书写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子书”。“诸子”是汉代对先秦思想家的称谓；把诸子进一步划分为六或十家，则是西汉皇家图书馆的两位目录学家——司马谈和刘向——给图书分门别类的结果。
尽管子书的编撰和传播史疑问重重，专治上古文学与思想史的学者对哪些属于经典子书仍具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当我们想要确定子书的“下限”，我们就遇到了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容易地界定子书之兴，却难以界定子书之衰。这正如魏朴和（Wiebke Denecke）所言：“子书写作的终结点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从一个纯粹形式的角度来探究这一复杂的问题，指出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是十分重要的事实：子书的形式——即以“某子”为题，包括一系列探讨社会、道德、政治等方面问题的章节，每一章均有独立的主题和标题——在整个早期中古时代一直延续不绝。公元三、四世纪的子书写作有增无减，只有到了五世纪才开始销声匿迹。
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东汉以降，作者已经不能依靠所谓的圣人身份为自己的子书写作进行辩护，为什么人们还要继续子书写作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子书的形式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子书的形式是完全消失不见了，还是演化成了其他的形式？子书的命运反映了中国文学、文化和思想史上什么样的演变和趋势？这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一、 “一家之言”：中古时期的子书写作
在我们讨论中古时期的子书写作之前，有必要首先界定子书的范围。一般来说子书以“某子”为题，“某”可以是作者姓氏或者称号。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在手抄本文化时代标题的流动性。比如说，《淮南子》原名《鸿烈》。杜夷（258—323）的《幽求子》在《隋书·经籍志》中又称《杜氏幽求新书》。桓范（卒于249年）的《世要论》又称《政要论》《桓范新书》《桓范世论》《恒公世论》《桓子》。六朝后期的《刘子》又名《新论》《刘子新论》，或者《德言》。在中古时代，无论是一首诗，一篇文章，还是一部书著，都可有多种不同的标题，而且这些标题往往未必是作者自己所定，而是抄写者或编者加给作品的。
第二，就是以“论”指称子书。在中古早期，开始出现就某一个问题发表议论的单篇论文，比如嵇康（223—262）著名的《声无哀乐论》。这样的论文与传统子书的一个章节很相似，但是独立成篇。与此同时，比较传统的子书形式，也就是说一部包括了一系列章节的大部头著作，仍然十分常见，虽然不一定总是以“某子”为题，比如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和仲长统（180—220）的《昌言》。刘勰显然把这些著作当成子书看待。
在《文心雕龙·诸子》篇中，刘勰列举了从西汉到西晋的一系列子书，包括上面所举的王符、仲长统、杜夷，随后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刘勰还专门开辟一章题为《论说》，但是这里所举的例子都是篇幅较短的单篇论文。在这一章，他把“论”的源头上溯到《论语》，这样总算为“论”找到儒家经典作为源头，但是他列举的第一篇“论”就是《庄子》中的《齐物论》，这正好说明“论”实怀上相当于从一部子书里面抽取出来的一个章节。有时一部子书又会被冠以“某子+某论”的题目，比如蒋济（卒于249年）的《蒋子万机论》、阮武（公元三世纪初)的《阮子正论》。这些以“论”为题的著作，在《隋书·经籍志》电都列于“子”部。
“建安七子”之的徐幹（170—217）有一部《中论》，就正是这样的部子书著作。《中论》序言的无名作者把“徐子”直接置于先秦诸子的传统中，视之为荀子、孟子的一脉真传：“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厭字不传……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这位作者随即把徐幹的名、字、出生地、家庭背景和生平一一做了详细交代，以补徐子“不以姓名为目”的不足。
这一序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关于子书，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它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著述，这体现在“著一家之法”的说法里。而所谓“一家之法”，乃是司马迁所谓“一家之言”的变形。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自然是指他和他父亲共同创作的洋洋巨著《史记》。“一家之言”与《左传》之“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遥相呼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公元三世纪，“一家之言”往往和子书写作联系在一起，而且，三世纪的“一家之言”特别强调一己之著述如何给作者个人带来不朽的声名。
《阮子正论》的作者阮武曾经向杜恕（卒于252年）建议：“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杜恕于是写成了《体论》。曹丕（187—226）则多次对徐幹的《中论》表示赞美，称之为“一家言”。在曹丕心目中，这正是使徐幹有别于其他建安七子的地方，而且也是徐幹得以不朽的主要原因。在写给吴质的信里，曹丕曾经伤感七子之一的应玚英年早逝，没有来得及写一部子书:“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应玚实际上留下不少诗赋作品，但是它们显然不算是“著书”。
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中论》序言中第二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公元三、四世纪，写作子书和写作诗赋被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写作子书被视为更严肃、更堂皇的事业。而且，有意思的是，虽然“诗言志”是人人都承认的经典议论，在公元三世纪，是子书，而不是诗，被视为能够给作者带来不朽声名的，而且也是更加“私人化”的书写形式。因此，《中论》序言的无名作者说：
公元四世纪的思想家葛洪也赞美子书而轻视诗赋。在《抱朴子外篇·尚博》章中，他痛斥那些“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的同时代人。在最后一章《自叙》里，他说：“洪年十五六时，所作诗赋杂文，当时自谓可行于代。至于弱冠，更详省之，殊多不称意，天才未必为增也，直所览差广，而觉妍媸之别……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
和《中论》序的无名作者一样，葛洪在子书和诗赋之间划分出清楚的界线，曹植也曾在给杨修的信里表示过同样的态度。当然了，葛洪对子书的偏爱也许和他自觉诗赋才能不足有关，但是，“立一家之言”的愿望和司马迁、徐幹、曹丕、曹植一脉相承。而且，同样的说法，一直到公元六世纪，总是和子书的写作联系在一起。
以上的讨论向我们表明，在魏晋时期，子书被视为代表了一个士人对他所处的社会发表的全面看法，从政治、道德直到文化；而且，这些个人看法旨在达到"中”“正”“典”的效果，为子孙后代所尊重和效法。
到了后代，诗歌成为文学史中最个性化和私人化的表述方式之一，但是在魏晋时期，子书似乎承担了“自我表述”的责任，尽管这些子书里面的有些篇章对一个后代读者来说可能显得十分缺少个性。
这里，我们必须放弃现代人的“自我”或者“个体”观念，认识到对于一个早期中古士人来说，“自我”或“个体”意味着作为“士”的个人生命之精华，而一部厚厚的子书，提炼了这位士人对于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可以最好地体现这种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子书承当了“自我表述”的责任。
那么，这是不是说诗赋就不是“自我表述”呢？不是的。但是，诗赋的“自我表述”和子书具有深刻的差别，这一差别在于：诗赋只能抒写一时一地的情怀，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境下都可以写作诗赋以抒情言志，因此一个作者在一生中可以创作很多诗赋，但在一个士人的一生中，一般只写作一部子书。
这一部子书，以其丰厚的卷帙，甚至在物质的层次上也最好地体现了（embody）作者的生命，体现了从“身体”到“书体”的转化。所以我们说：早期中古士人在写作子书时，是在自觉地把个体的生命提炼和融入笔下的巨著，这部巨著旨在成为这位士人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精华的凝聚物。
为了进一步说明子书“私人化和个人化”的观点，让我们最后再引一个例证，这也就是子书作者的“自叙”篇。
一般来说，自叙出现于一部子书的末尾，作者在其中自叙家世和生平。这一形式首次见于司马迁《史记》，其最后一章乃是《太史公自序》。这一做法，是为了给这部洋洋巨著打上个人的印记。其后，司马迁的自序被子书作者袭用，如王充《论衡》有《自纪》，曹丕《典论》亦有《自叙》，杜恕的《体论》、傅玄（217—278）的《傅子》、袁准（三世纪）的《袁子正论》都有类似的自叙，只是现在只存残篇。
相比之下，葛洪《抱朴子》“自叙”保存得较为完好。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子书作者在全书最后加上一篇自序是常见的做法。我们可以想象徐幹如果没有死于217年的瘟疫，也一定会在《中论》里面附上一篇自序。无名作者为《中论》所作的序言，详细叙述徐斡的生平、家世、为人，正是为了补缺之用。
在子书正文和作者自序之间存在着很多张力。子书正文是自序的必要框架，而自序则是子书的皇冠。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子书正文和作者自序视为一个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作者的“自我”和“自我表述”。《史记》记叙的历史从上古直到当代，司马迁在写作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历史著作时，以“自序”作为全书也即中国历史的终点，实在令人惊叹，这一作法使得这部书俨然成为家族财产，所谓“一家之言”，“家”在这里一语双关。
司马迁甚至在《自序》中报告全书的字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一一进一步保证了“家族产业”的不变性和真实性。但是，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自序”这一形式从史书被移植到子书，这一做法确证了子书乃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是个人最全面的“自我之表述”。
这里需要提到：在魏晋时代，“一家之言”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干涉或者“补缺”，而且时人对于“代作”或者“补亡”尽皆不以为非。比如葛洪是陆机、陆云兄弟的热烈崇拜者，他曾说过如下一段话：
子书的补缺，与诗歌写作中“代作”的现象恰好形成对应。这种情况到了公元六世纪在萧绎《金楼子》写作中全然改观，而《金楼子》也就正式宣告了诸子的黄昏。在我们检视《金楼子》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子书文本的存亡，以及子书的存亡情况如何影响到我们对于六朝时期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认识。
在这一节，我们开宗明义就早期中古文学研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基本上一直浮在表面，仅触及冰山一角，没有触及海面下的冰山。这座冰山就是中古早期广大的文本世界，虽然已经大量亡失，但是残片尚存，在史书、序跋、书信、言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凤毛麟角。
我们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是由一座又一座凸起的高峰构成的：曹魏父子，建安七子，二陆三张两潘左，陶渊明，大小谢，等等。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则有葛洪及其《抱朴子》。这些人物不过是一个广大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当然不能完美地复制那个失去的广大世界，但是就算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凸起的高峰，我们也必须试图把握那个失去的世界的大致形状。
仅仅把视线转向文学史中的“次要人物”也是不够的。虽然我们不能悬想已经不复存在的文本，但是我们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我们知道曾经存在过的文本。断简残篇、没有内容的标题、对不复存在的文本的指称：这些都好像是路标，指向一个曾经存在的、更加丰满的文化世界。
我们面临的一个简单事实是：魏晋时期的子书写作之丰富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所谓“不安”，是指魏晋时人对于书籍生产之容易感到困扰。这时候的文字产量和近现代当然无法相比，但是比起上古中国来说，可以算是“大跃进”了。东晋时的苏彦，《苏子》的作者，对此现象做过评价。他先是列举六经、史书和法典，然后说：“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于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所谓“家著一书，人书一法”， 无非是说：人人都在写作子书。
唐代魏徵（580—643）的《群书治要》和马总的《意林》（建立在萧梁时代庾仲容［476—549］《子抄》的基础上）是我们探索这一时期子书的主要基本材料。此外，《隋书·经籍志》开列了一系列七世纪初仍然存在的子书的标题。下面开列的仅仅是至今尚有片断存在的魏晋子书，不包括有目无篇者：
1.徐幹，《中论》
2.刘廙(180—221),《政论》
3.曹丕(187—226),《典论》
4.谯周(200—270),《法训》
5.夏侯玄(209—254)，《夏侯子》
6.傅玄，《傅子》
7.锺会(225—264)，《锺子刍荛论》
8.蒋济(？—249)，《蒋子万机论》
9.桓范(？—249),《桓子》
10.任嘏(活跃于三世纪早期)，《任子道论》
11.杜恕(？—252)，《体论》
12.阮武，《正论》
13.袁准，《袁子正论》
14.夏侯湛(243—291)，《新论》
15.华谭(244—322),《新论》
16.张显(活跃于三世纪六六十年代)，《析言》
17.葛洪，《抱朴子》
18.梅陶(活跃于326年前后)，《梅子新论》
19.孙綽(314—371)，《孙子》
20.苏彦，《苏子》
21.苻朗(活跃于四世纪八十年代)，《苻子》
在这些子书中，葛洪的《抱朴子》是存留最完整的，但是就连《抱朴子》也还是不完全，大量残篇可见于隋、唐、宋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典论》和《傅子》也有些较长的残篇存世。有些子书，像张显的《析言》只剩下一个短句。这些子书基本采取朴素直白的写作风格，对文学学者来说显得不够华美，对思想史家来说往往又过于零星，不够系统。就这样，这些子书落人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缝隙中，学者很少注意到它们。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到了公元五世纪，子书创作突然衰落下来。《隋书·经籍志》只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两部子书：贺道养（约424—453）的《贺子述言》十卷，和张融（444—497）的《少子》，又称《通源论》。南齐萧子良（460—494）的《净住子》虽以“子”为名，但全言佛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子书，故不算在内。
到了六世纪，子书写作仍然不景气：道家类有张太衡《无名子》、无名氏的《玄子》、张讥（513—589）的《游玄桂林》，儒家类则有周舍（469—524）的《正览》。这些著作都已不存。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内容多少存留下来的子书值得一提：《刘子》，以及《金楼子》。《刘子》作者不详，或以为是刘勰。
这部书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的内容枯燥无味，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存留下来实在是个奇迹。《金楼子》则继承和颠覆了子书的传统，其内容和写作契机都充满兴味，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七世纪以来，子书写作仍然若存若亡、断断续续，但是再也没能达到三、四世纪的高潮。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说：公元五世纪是子书写作传统的转折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使魏晋时期硕果累累的子书写作突然衰落下来？我们不能全都怪在文本散失上，因为从《隋书·经籍志》来看，不太可能三、四世纪的子书保存得比五、六世纪的子书更为完好，特别是《经籍志》还记载了那些梁代尚存的书籍题目。子书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尝试进行分析和解答。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点：中国文学体裁，就好像文学主题和意象那样，是累积型的。赋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之一，可是直到清朝，人们仍然在创作赋。四言诗从《诗经》以来就存在，虽然后来五、七言占主导地位，但是诗人从未彻底抛弃四言形式。直到现当代，写古典诗词的人恐怕比写新诗的人还多。也许，当种写作体裁开始衰落，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某种变形，或者，人们认为某种其他体裁和形式可以更好地起到类似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公元五世纪另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五世纪初期或晋、宋之际，文学活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看到：时人对“古诗”和乐府发生了新的兴趣，并对“文学之过去”开始产生强烈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当时首次出现的数种文学史叙事以及许多模拟过去某诗人风格的作品中。
这一时期还涌现出大量文学作品，这从当时丘渊之编撰的《晋义熙已来杂集目录》可以看出端倪，这一目录本身就长达三卷。除此之外，还有谢混（？—412）编撰的《集苑》，谢灵运（385—433）编撰的《诗集》和《诗英》，刘义庆（403—444）编撰的《集林》，谢庄（421—466）编撰的诔、赞、铭文集，以及殷淳（379—438）编撰的《妇人集》。
总而言之，在五世纪前半叶，出现的诗文总集数量之多，与前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方面说明诗文创作活动空前兴盛，另一方面，诗文总集的编撰本身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显示了时人对文学活动的极大兴趣。
这里的问题是，与公元四世纪相比，为什么文学活动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高峰？这可能涉及很多因素，但首先很可能和东晋军队在军事上取得的数次胜利有关。我们应该记得，东晋王朝在渡江时没有来得及带走大批藏书，依靠口头传授音乐传统的太乐伎人也多流散在北方。383年淝水之战，东晋获得一批苻坚的乐人。但是更大的文化收获是刘裕（363—422）在417年北征时从长安带回的四千卷书籍和——更重要的——上百位宫廷乐师。
这些乐师以及他们的弟子曾辗转于前秦、西燕、后燕，于407年落人后秦宫廷，被刘裕大军在破秦后带回江南。这些从北人南的文本（包括乐师代代相传的音乐和曲词）很有可能刺激了南方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激发了时人对“古诗”和乐府的兴趣。除此之外，刘宋皇帝和诸王对文学的兴趣也构成了五世纪前半叶文化复兴的另一重要原因。
文学活动的繁荣固然表示人们的创造能量得到一个巨大的释放渠道，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子书写作失去兴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如果说子书写作曾被视为“著书”“立言”的重要手段甚至唯一手段，那么在五世纪，“文集”的地位则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五世纪之前，我们较少见到作者编撰自己文集的记载。曹植自编文集是引人注目的少数例外之一。但是到了五世纪，作者自编文集的记载开始变得多起来。张融不仅自编文集，而且还给这些文集一一取名，如《玉海》之类。江淹把自己的诗文编成《前集》和《后集》。还有其他很多例子，就不一一列举。
正如《四库全书》编者所说，在齐、梁之际，别集的种种体例开始建立，且被后世一直沿袭下来。这些别集主要包括诗、赋和各种杂文体，换句话说，它们正是葛洪等人所蔑视的“细碎小文”和“辞人美丽之文”。然而，到了五世纪，作者们在编辑自己文集时花费的精力说明文集的地位已经和前代很不一样了。
其次，五世纪的诗歌和前代相比，变得越来越个人化。陶渊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诗已被不少学者描述为具有“自传性”。谢灵运的诗也是个人经历的记录。两位四至五世纪转折时期的大诗人，在诗歌题目、题材、细节描绘方面都非常具体人微，与前代诗人相比十分不同。如果说二、三世纪的“古诗”往往呈现某一普遍适用的类型角色和类型情境。比如思妇、游子、征人等等，那么陶、谢二人的诗则非常个体化、个性化；如果说建安七子写的诗往往通用一种语气和语汇，那么陶、谢二人各有独特诗风，读者一望而知是陶是谢，绝对不会混淆。
也正是在这时，开始出现了题为“效某某体”的诗。这样的诗与以前的“拟作”不同，不是对原作进行逐宇逐句的模拟，而是试图仿效和传达一位诗人的整体风格。鲍照的《效阮步兵体》《效陶彭泽体》以及江淹的《杂体》三十首就是好例。这些诗说明，在公元五世纪，人们开始对“个人风格”发生意识，并且在前代诗歌中寻求个人风格，尽管前代诗歌往往缺乏鲜明的个人风格。就比如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虽然谢灵运在每首诗前都加一小序，说明这诗人的特质， 但是这些诗总体看来风格划一，而这倒也正好符合建安诗歌的实际风貌。
诗的地位到了五世纪明显有所提高，这在时人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檀道鸾在《续晋阳秋》中，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都曾对诗歌发展史做过简述，这在文学史上是非常新鲜的现象。裴子野（469—530）在五世纪末年所写的《宋略》中如是论述元嘉、大明时期的文学风气变化：“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五世纪人们对诗发生了一种新的认识，开始把诗文写作视为代表了个人声音、个体生命扬名后世的最佳手段。不能够“吟咏情性”的子书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留存自传性记录的需要。至此，“集”取代了“子”，成为表达自我的唯一方式。
最后我们需要提到：针对当代某一个问题所写的“论”仍然是十分活跃的文体，这些“论”都可以收人个人文集。张融所作的《少子》是五世纪寥寥无几的子书之一，但《少子》不像传统子书那样，是关于各种社会和文化文体的通论，而是好像一篇独立的短 “论”那样是关于一个具体问题的（也即佛道同源的问题）。
在五世纪后期，刘勰进一步把“论”的专题性和子书的长度这两种特点结合起来，创作了专门论文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共五十章，最后一章是《序志》，这可以说全盘继承了传统子书的形式，只是它并不陈述作者对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全面看法，而是陈述了作者对广义和狭义的“文”的看法而已。
到了七世纪，刘勰后继有人：刘知几（661—721）创作了《史通》。《史通》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学家的《文心雕龙》。它一共五十二章，最后一章就像传统子书那样是《自叙》。有意思的是，刘知几有意识地把《史通》的源头上溯到《淮南子》，因为他认为《淮南子》无所不包；然后，他列举了一系列专门性的著作，包括刘劭的《人物志》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最后以自己的《史通》作结。
在很多意义上，颜之推（活跃于529 —591年）的《颜氏家训》都可以说代表了六朝晚期对传统子书形式的另一种变形。虽然《家训》的文体源头是“诫”，但是颜之推远远超越了“诫子书”的传统，写出一部长达二十章的洋洋巨著。《家训》的形式接近子书，因为每一章都专门论述一个特定的题 目，涉及的内容宽广，从家庭关系、道德、教育到治学和写作等，无所不包，就连《终制》一章都可以在曹丕《典论》中找到前例。
颜之推把“自序”放在全书开始而不是末尾，但是自序内容和传统子书结尾处的自序如出一辙。在“自序”里，颜之推甚至明确提到魏晋子书，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子书的传统中。他说：“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
那么，颜之推又是如何使自己的书区别于这些“理重事复”的魏晋诸子呢？他宣称，他并不想以自己的书“轨物范世”，只是想教育子孙、整肃门规而已。对于一部在结构上和形式上完全出自子书传统的著作来说，作者把注意力从国家治理和社会道德规范转向个人家庭，显示了家族与个人利益在六朝时期的重要。同时，颜之推对魏晋子书的批评相当具有代表性，也很能说明为什么人们不再写作子书。
虽然如此，总是存在着例外，而“例外”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常态”、在文章最后一节，让我们把眼光转向《金楼子》，一位不寻常的作者写下的一部不寻常的子书。《金楼子》的作者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在552年即位之前，一直是湘东王，他的子书因此称为《湘东鸿烈》，就像淮南王刘安的《淮南鸿烈》一样。
萧绎出生于公元508年9月16日，是梁武帝与阮令嬴夫人（477—543）之子。据《南史》萧绎本传记载，梁武帝曾梦见眇目僧手执香炉，声称来托生王宫，后来阮夫人遂生下萧绎。萧绎从童年时代起即患眼病，梁武帝通医药，自己下意治疗，结果萧绎目力转弱，至十四岁而盲一目。梁武帝从此对这个儿子格外怜爱，也许其中有愧疚的成分。
萧绎的眼疾成为他一生的困扰。他的兄弟萧纶（507？—551）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嘲讽萧绎：“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直有全功。萧绎的妻子徐昭佩夫人，因不得萧绎宠爱，也曾作半面妆嘲弄目失明的丈夫。据萧绎自己在《金楼子》中说，他从十四岁起即不能自己看书，只好依靠侍从大声读书给他听。
又据《金楼子》所言，萧绎还有另外一种慢性病。公元520年，王僧孺（465—522）编撰了《百家谱》。南朝士庶等级严明，家庭背景于一个人的社会特权和政治生涯至关重要，熟知百家谱是任用官吏所需的重要技能。年幼的萧绎决定背诵《百家谱》，结果虽然全部烂熟于心，却因此得了所谓的“心气病”。
这种心气病，现在看起来似乎是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造成的心悸、心律不齐，甚至伴有暂时的理智失常。萧绎终身没有痊愈。后来，他曾在一段时间内连丧五子（可能是感染了某种流行病），这导致萧绎旧病复发：“居则常若尸存，行则不知所适，有时觉神在形外，不复附身。”
萧绎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画家、辩士。但是最令人瞩目的是萧绎其人：多亏《金楼子》，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的自画像。在历史上，萧绎的形象并不光彩：在侯景之乱中，他迟迟不救建康之围；和兄弟子侄进行内战争夺权柄；使他尤为臭名昭著的，是554年江陵被西魏大军包围时他的焚书之举。
据公元七世纪丘悦《三国典略》记载，“帝人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据隋朝牛弘（545—610）向隋文帝上书，这些书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被保存下来。从书的绝对数量上来说，萧绎焚书超过了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对书籍的最大规模的有意毁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金楼子》共十卷。十二世纪的学者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称《金楼子》分为十五章。现存《金楼子》共十四章，它们是：
1.兴王
2.箴戒
3.后妃
4.终制
5.戒子
6.聚书
7.二南五霸
8.说蕃
9.立言
10.著书
11.捷对
12.志怪
13.杂记
14.自序
《金楼子》全书在明朝散佚。现存文本是《四库全书》的编者从《永乐大典》中搜集整理出来的。《永乐大典》引文则建立在1343年叶森刊本上，这一刊本已经亡佚了。因此，现存《金楼子》的章节顺序乃至文本排列顺序都是清代学者的整理结果，不能代表《金楼子》原貌。
虽然面貌残缺，《金楼子》仍然称得上是部奇书。首先，它采取了传统子书的形式，而在萧绎写作此书的年代，子书形式早已失去了先前的吸引力，很少人写作子书了。其次，《金楼子》的写作过程长达三十余年，可以说贯穿了萧绎一生。
据萧绎本人说：“年在志学，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萧绎又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说：“吾今年四十六岁。”萧绎四十六岁之年是公元553年，他被杀之前一年。如果子书是作者对“自我生命”的体现，那么《金楼子》这部子书竟可以说是和萧绎一起成长的。
不仅如此，萧绎还非常强调自己是这部书的唯一作者，甚至不允许任何幕僚阅读未完成的书稿。据他在《金楼子》里记述，裴子野曾问萧绎为什么要如此辛苦著述而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萧绎回答，他著此书是有感于自己“名节未树”。既然没有机会立功疆场，报效国家，那么就希望依靠著书立说来传名后世。至于不肯令宾客参与，则是因为粗衣恶食者“难与道纯绵之致密”，“不足论太牢之滋味”。他平生最反感的就是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谓为宾游所制”。然而，正因为《金楼子》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越发引起人们好奇。萧绎在书中提到当他从外任回到京都时，竟然有人以为金楼是用金子铸造的阁子，屡次要求观赏，令萧绎感到既好笑又自得。
上述种种表明，《金楼子》是一部非常私人化的著作，这种印象因为萧绎在书中屡屡谈到很多有关个人生活的细节而得到印证和加强。在这一方面，他很有可能是受到曹丕《典论》的影响。曹丕在《典论》中提供了很多生动的个人生活细节，这和他的前辈王充《论衡》中较为直白抽象的自叙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典论》保存不完整，我们不知道曹丕有没有另辟一章描述他的父母。
相比之下，萧绎不但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多有叙述，而且在《兴王》篇和《后妃》篇中特别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他的父母亲的生平。在《由儿子写的一篇母亲传》一文里，日本学者兴膳宏把萧绎的阮妃传称为第一篇现存的儿子写的母亲传。这虽然不尽准确，但是，毋庸讳言，在子书中为自已父母作传是很不寻常的作法。
把《兴王》和《后妃》这两个章节和专门论述前代皇族的《箴戒》、《说蕃》两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萧绎对自己皇子作者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纵观全书，萧绎屡次自谓：“吾于天下亦不贱也。”这句话本是周公自述，因为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萧绎作为武帝之子、皇太子之弟，当然会对周公的地位感到认同。但是，对于一个子书作者来说，拥有这样的地位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哪怕他在谈论国事，他也同时是在谈论家事。
不过，即使子书作者身为皇子有前例可循（如淮南王刘安），子书作者的身份和皇帝的身份仍难以协调。何况对萧绎说来，登上皇位相当出乎预料，他在开始写作《金楼子》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皇帝。作为皇子，子书作者可以既是皇族成员，又是臣子，换句话说，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臣民和个人，一个“夫子”而已；但是，贵为“天子”，还可以同时是诸子之一员的“夫子”吗？这对我们的作者金楼子来说是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聚书》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聚书》篇详细记叙了萧绎从六岁收到父亲赠送的两套五经以来，数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聚书的经过。萧绎在这一章里明确提到他写作时的年龄：
这段话引发了好几个问题。第一，这八万卷是否包括公元552年，梁军收复建康后，萧绎命人从建康皇家图书馆运到江陵的七万卷书？如果包括，那为什么萧绎详细缕述了每一次得书的机缘来历，却偏偏没有提到这一数量最大的收获？如果不包括，又是为什么？第二，如现代学者余嘉锡所指出的，萧绎既然自比河间王，那么这段话应该写在即皇帝位之前。余氏以为，“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这句话有误，因为这把萧绎写作这段话的时间放在了553年，这时萧绎已经即皇帝位了。
另一位学者锺仕伦则认为这句话并没有错。锺氏以为萧绎的八万卷藏书是个人藏书，而这确实超过了宫廷藏书七万卷的数量。至于为什么萧绎不肯提到宫廷藏书，锺氏以为这是因为：第一，现存《聚书》篇有残缺，也许萧绎提到了宫廷藏书，而他的话却没有保留下来；第二，把“公家图书”包括在“私家撰述”中于理未安。
第一个原因不足言，不仅无法证明或者否认，而且与锺氏“八万卷不包括七万卷”的说法相抵牾，因为锺氏好像是在说“七万卷其实包括在了八万卷之内，只不过在本章亡佚的部分里提到，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同时，这也就把萧绎552年之前的藏书降为一万卷，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萧绎觉得自己的藏书可以与皇家藏书比肩。因此，愚意以为：萧绎在获得宫廷藏书之前，确实原有八万卷藏书。这里的卷数虽然显得十分庞大，但是，八万卷书不等于八万部书，换句话说，这八万卷里有很多是副本（这一点可以在《聚书》篇中看得很清楚），所以，藏书“八万卷”虽然听上去很夸张，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把我们带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萧绎不把建康运来的宫廷藏书包括在他的八万卷藏书之内呢？锺仕伦“公家”与“私家”的说法很有见地，但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剖析。我在《烽火与流星：萧梁文学与文化》一书中对此做过如下分析：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聚书是建立国家政体的一部分内容。如杜德桥所说，“国家图书馆成为国家统一和国家文化的象征，因为它确立了统治王朝的合法地位以及作为文化守护者的合法身份”。因此，获得前朝藏书不是一件小事。皇家藏书从建康运到梁朝的新首都江陵，象征了权力的合法转移，这一事件应该加载史册。
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萧绎《聚书》篇不是皇朝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子书的一部分。萧绎不是作为“天子”，而是作为“夫子”，作为“金楼子”，作为私人藏书家，在进行写作。这种区别决定了《聚书》篇材科的取舍，在这样一种私人语境中，提到皇家国书馆藏书简直是亵渎。
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作为君主的公众角色和作为藏书家的私人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不是说，一位君主不可以同时也是爱书人，而是说：对于这两个角色来说，聚书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君主是艺术的保护人，文化的合法守护者；而私人藏书家则任凭对书的狂热激情成为个人身份的中心表现方式……如果作者和藏书家萧绎不想提到皇家图书馆藏书，那是因为在公私价值之间的矛盾撞击中，他的著作的性质——一部子书——使他不能够以皇帝的身份讲话。
我们不能忘记，萧绎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写作《金楼子》，《金楼子》是一部属于私人的书，是旨在最终被收入皇家图书馆的。在这样一部书里，没有君主话语的空间。
余嘉锡指出萧绎自比河间王不符合皇帝身份，这一见解完全正确，但是，我不认为这是《金楼子》的文本有误，因为自比河间王可以在（而且也只能在）“子书”的语境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这样一来，《金楼子·聚书》篇在好几个层次上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萧绎的“夫子”身份和“天子”身份之间的矛盾，更突出了子书“立一家之言”的私人性质。更重要的是，这一章凸显了萧绎的“收藏家”身份。其实，《金楼子》一书本身就是一种“收藏”，因为它充斥着萧绎从前代文本中，包括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摘选下来的文字：种种趣闻轶事，“志怪”叙述，名言警句和俗语谚语，萧绎自己撰写和命幕僚撰写的书籍标题，从大到小的各种历史事件，甚至包罗了各种文体形式和体裁，比如传记、志怪、志人小说、历史记载，等等。
有些学者，如谭献（1832—1901）、兴膳宏，指责《金楼子》是“稗贩”之作；有些学者，如锺仕伦则极力为之进行辩护，称其不是“稗贩之作”。私意以为，这样的指责和辩护虽然各有其道理，却都还没有触及问题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子书传统发生的巨大深刻的变化。
如果说《淮南子》这部西汉皇子所写的子书旨在囊括所有前此以往的文本与智慧，那么《金楼子》从来不曾做过这样的宣称，因为萧绎对于过去的文字传统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担当的，是收藏家、裁判和编辑的角色：
从这样一种收藏家、裁判和编辑的角色手下诞生出来的著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子书，而是一种在后代日益盛行的全新形式：笔记。而这些文字所呈现出来的，也不再是那个以理智控制感情的传统子书的作者，而是一个充满野心、欲望、焦虑、嫉妒，性格缺点重重，一生被身体残疾所苦，甚至被身体残疾所定义的个人。就这样，萧绎用一部既沿袭传统又改造了传统的子书，宣告了子书的黄昏。
萧绎很有可能曾经打算以一生的时间写作《金楼子》，使之在完全意义上成为一部体现个人生命的著作。他曾说：“颜回希舜，所以早亡；贾谊好学，遂令速陨……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获麟”是对孔夫子编撰《春秋》止于获麟之年的指称。所谓“获麟于《金楼》之制”者，则萧绎似乎是准备把《金楼子》作为他的绝笔的。但是，“金楼子”和“梁元帝”是两种互不相容的身份。在公元553—554年之间，萧绎停止了《金楼子》的写作。公元555年1月27日，梁元帝被西魏军队以土囊压死。只不过早期中古子书的最后一位作者“金楼子”，在此之前已经死去多时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探讨了中古时代子书的衰落。普鸣曾经指出，“哲学巨著时代”在公元二世纪宣告终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巨著的外壳——子书的形式——又继续生存了二百余年，而且，这些魏晋子书与先秦甚至两汉子书相比，出发点和旨趣都有所不同。魏晋子书尽可以像颜之推所抱怨的那样单调重复，但是，这些子书作者无不认为他们的子书著作是“立一家之言”、展现和保存自我以求实现不朽声名的唯一重要途径。
虽然赋、诗写作不辍，但是被视为小道，至少在理论的层次上是如此，即如曹丕所谓“文音乃经国之大业”者，在很大意义上恐怕也是自指像《典论》这样的子书。这一情形到了公元五世纪有所改观，别集代替子书，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形式：诗歌，特别是五言诗，逐渐成为最受到尊崇并最具文化光环的文学体裁。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传统子书的变形，如《文心雕龙》和《颜氏家训》；但同时也出现了《金楼子》——一部以子书形式作为外壳的笔记类“收藏”（collection），宣告了子书的黄昏。以先秦两汉为高峰期的思想时代，至此被诗的时代代替；直到两宋时期，新儒家思想向文学宣战，“文”被视为“害道者”，从此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新的篇章。但那已经属于“下回分解”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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