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哈格斯特朗论路径、企划与全景模型

楼市 2024-07-05 21:0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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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论路径、企划与全景模型

哈格斯特朗的研究对于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理论复杂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Hägerstrand, T. (1982).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73(6), 323–339.

Latham, A. (2020). Diagramming the social: Exploring the legacy of Torsten Hägerstrand’s diagrammatic landscapes. Landscape Research, 45(6), 699–711.

Sources: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9663.1982.tb01647.x

https://doi.org/10.1080/01426397.2020.1749579

题图来源：http://www.piastern.com/work/painting/inkonpaper/2016/mapping/geography-time

瑞典地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哈格斯特朗的研究对于人文地理学成为一门理论复杂的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70年哈格斯特朗提出的时间地理学为研究人类在时空背景下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哈格斯特朗特别关注城市时空中的个体/组织为实现企划所完成的路径。时间地理学也被批评为过于强调物质世界的制约，将个体简化为物体，但不少批评也存在误读。我们生活的世界跟五十多年前哈格斯特朗提出的时间地理学概念的时代已经有很大不同，那么哈格斯特朗的研究对于今天具有什么借鉴意义？

引用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对哈格斯特朗的评价：

“哈格斯特朗经常被视为物理主义者……我更倾向于将他视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早期批评者，他的批判通常与重新发现的塔德（Tarde）及后来的拉图尔（Latour）的研究相关联。特别是……时间地理学通过强调对人类行为的物理约束及其设定的更广泛的、引导情境发展的竞争机会网络，使我们能够超越社会建构主义。时间地理学图示还实现了另一件事：它们从根本上减少了人类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区分，提供了一种中立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一种对世界的民主性的描述。”

下文编辑节译哈格斯特朗1982年发表的一篇自传性论文《全景模型、路径和企划》（Diorama, path and project）。哈格斯特朗小时候住在瑞典南部村庄的一所校舍中。他的父亲是一名校长，学童来自周边地区。村庄主要有五个节奏设定者：铁厂、学校、铁路、教区教堂和奶牛。在文中，哈格斯特朗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例来阐述了几个关键的时间地理概念：路径、企划和全景模型。本文也展示了哈格斯特朗的童年经历对他发展时间地理学概念的影响。

在1976年《基于存在人类学的人文地理学》的文章中，克里斯蒂安·范·帕森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从此它一直是我研究问题的源泉。

路径和企划是时间地理学的两个基本概念。范·帕森提出一个问题：“企划是自主的吗？它们是否独立于情境（situation）而产生？”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大多数时间地理学框架内进行的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事先选择了在特定环境中分析的企划。这一过程是有意为之的，目的是挑战普遍存在的一个假设，即观察到的行为反映了由偏好所致的自由选择，因此可以被视为规律。为了阐明“行动的自主性”，仅靠观察到的行为是不够的。而使用假设的企划似乎是摆脱这种行为幻觉的一种方法。选择这种方法——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从未被视为时间地理学思维中内在可能性范围内的唯一选择。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显然，在现实世界中企划的产生是一个根本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极其难以应对的问题。

引入路径（或轨迹）的概念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在一系列情境中连续性（continuity）的意义。它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填充我们世界的其他所有连续体。用范·帕森的话来说，将其视为“活生生的身体性（live corporeality）”的提醒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非常抽象，但它几乎完全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所忽视。连续性和身体性在纯粹的物理意义上设定了一个情境如何以及以何种速度演变为下一个情境的限制。

在物理可能性的限制下，还有其他不太明显的因素影响着情境的顺序。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类意图。时间地理学标注中的人类路径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个移动中的点，但这不应使我们忘记，在它的顶端，或者说在持续的现在，站着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主体，拥有记忆、感觉、知识、想象和目标，换句话说，拥有任何可以想象的符号代表所无法涵盖却对路径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丰富能力。人不是路径，但他们无法避免在时空中绘制路径。

“企划”作为一个广泛的通用概念引入时间地理学，有助于完成如下两件事。我们需要超越平面的静态模式，去思考一个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能够将发生的事件与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目标和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的概念。因此，“企划”一词，具有几乎无限的适用范围，旨在将行动者为了达到目标（无论是简单的个体生存还是奢侈的事件比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丘上竖起围栏），必须在不断演变的情境中将所有“切口”整合为一个整体。

德里克·格雷戈里指出，“时间地理学中的‘企划’概念与构成现象学中的‘企划’概念之间存在基本的互补性”。后者关注的是意图的构成，前者关注的是实际的实现。 “……如果我们不想在行动的连续性中进行概念上的‘切割’，就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反思性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对此我完全同意。时间地理学中的企划概念本身并没有设置意图与实现之间的障碍。但我必须承认，如何在实际的实证研究中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如何使这些向后追溯、侧面束缚和向前移动、深藏且瞬间的意图能量可见？企划的实际实现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观察到的。而潜在意图和更广泛的意义则不可见。即使正如巴雷特所说的那样，“意义首先不在于心灵，而在于世界，在我们发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互联中”，观察者也无法仅从他看到的实际实现中完全推断出它们是什么。意图有很高的死亡率。而幸存的意图必须进行调整。

即使简单如说一句话的企划，也会受到物质世界限制的影响，因为单词必须排列形成句子，而潜在的图像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同步丰富性，这在当时是无法传达的。因此，我们发现意图与可观察到的实现之间没有简单直接的关系；也许我们在处理宇宙中最复杂的过程之一。仅此一项就使实证研究变得复杂。了解意图与过去和现在的情境紧密相连并且它们的实现必须在未来情境中找到脆弱的路径，这一认识并没有使任务变得更简单。尽管如此，我在这一观点上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意见。但除此之外，我有一些保留意见。

前文引用范·帕森和格雷戈里的评论中，似乎暗藏着一个观点：将企划作为“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实体脱离其情境进行研究是不合理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情境性”和“唯心主义”的方法都很重要而且非常有用。我认为两者是互补的。不可否认，企划是在现实生活的流动中进行的事务。但我同时认为，用卡尔·波普尔爵士的话来说，企划也可被视为“人类心灵的客观建构”。企划有着蓝图现实，或者至少其中许多具有蓝图现实，例如数学定理。若非如此，文化何存？我对生活的印象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从蓝图库中提取企划，就像钢琴家从他的乐器中挑选现成的音符一样。因此，我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将自主且唯心的蓝图企划研究排除在外。

据我所见，至少出于分析目的，应该区分启动企划的决策（如果这是正确的词；有时“屈服”可能更为恰当）与其实现所需的空间/时间/轨迹形态。第一个事件显然只能在情境之中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新的创造，那么后者也可能需要这种视角。另一方面，当调用标准模式时，情境本身并不能解释其形态，但对理想形态的了解有助于我们解释当企划在时间中向前推进，与必须应对的情境进行谈判时出现的联盟和冲突。

因此，研究企划既可以将其作为历史实体，根植于生活的流动之中，也可以作为保存在文化库中的现成蓝图，两者都是可能的、合理的且有用的。另一方面，情境则不同。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可以将情境从生活的流动中提取出来。情境不是人类心灵的创造，而是从历史上给定的事物中涌现出来的。可以说，情境包含了许多行动者企划的混合，但这种混合并不能穷尽地定义它们。

在日常用语中，“情境”一词指的是“某一时刻的位置或状态”或“相对于周围环境的位置”。这两种解释，尤其是第二种，表明情境并不以一般形式呈现，而必须从某人或某物的视角来看。即使在这种限制下，仍然具有广泛的含义。在非常宽泛和抽象的意义上，每个人或每件事物都相对于其他所有人和事物处于一种情境之中。但这种情境的方式是超出描述的。在更有限且易于理解的意义上，情境只有在与明确的变化或行动方向相关时才形成。以无生命的自然为例，同一建筑在洪水或火灾即将来临时处于两种不同的情境。同样，当一个人只是匆忙寻找避雨的地方时，他的情境与他试图找一份新工作时的情境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目标视角的变化带来了相关情境的重新表述。因此，我们遇到了企划与情境之间的反身关系。情境是不确定的，直到为企划所定义。另一方面，企划的发起者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将取决于随后情境允许发生的事件。

在观察（和参与）企划与情境的相互作用之下，还有一个现实层次，其“存在”使这种相互作用成为可能。任何事物都必须首先作为一种想法、一种感觉、一个有机体或一个事物存在，然后才能成为企划或情境的一部分。在任何时刻，这些存在物的数量是有限的——尽管在实践中是不可数的——并且有确定的位置。想法和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分的，因为它们可以传递给接收者，同时仍保留在发送者的所有之中。有机体和事物则不同。它们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它们必须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但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它们的数量总体上比它们可以进入的组合更少且更持久。因此，推动一个企划向前就是要能够阻止竞争性的要求，填补空白，并动员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输入成员的预先存在的区位是企划必须应对的情境的一个关键部分。

在地理学中最能抓住所有连续物的瞬时存在性和相对区位的概念是景观。因此，让我以此为出发点。对于企划的发起者来说，他所处的景观定义了构成其行动条件的整体情境。然而，只有当景观被理解为比我们通常所做的要广泛得多时，情况才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记忆、感觉、思想和意图的所有者以及企划的发起者必须被接受为这个活生生的景观的要素。这一命题使景观和社会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无形的社会现象像物质现象一样具有持久性和区位性。地产边界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社会地位依附于人，并作为一种勋章随他们流动。同样，规则和法规通过为人类理解和遵守成为真实而获得现实性，因此它们在景观中与我们可以看到和触摸的事物一样存在。也许应该用一个词来标记这个概念的丰富性，使其与传统的景观概念区分开来。据我所知，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词来达到这个目的。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词是“全景模型（diorama）”，这是博物馆展示在其生活环境中的动物和人的布局时所使用的术语。但在借用这个术语时，必须明确理解，重要的特征不在于视觉属性，而在于其存在性。各种实体无论是否可见，都是通过历史产生的混合物相互接触的。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全景模型的精细结构时，我们才有能力理解情境是如何演变为一个整体结果，而与处在不同地位的行动者在构思和启动企划时可能具有的特定意图无关。

总体而言，正在筹划中的企划的数量超过了一个给定的全景模型所能容纳的数量。这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手头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稀缺的性质及其后果很难用一般术语来处理。除非我们将探照灯指向一个真实的“全景模型”，否则它实际上不会成为仔细分析的对象。在我们开始关注将全景模型内容向前推进并逐渐改变为部分或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有限情境和企划之间的反身性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情境的肖像。全景模型中的颗粒配置是其后续转变的关键之一。

我理解的现实世界的全景模型永远不可能完全以经验方式获取或描述。相反，这种全面性必须被视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上限，是最真实意义上的地理学的方式。然而，它应该帮助我们观察到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关系。它应该帮助我们提出在没有全景模型的情况下我们不会提出的问题。它应该帮助我们估计我们必须忽略的事项的重要性，因为至少我们知道被忽略的内容所在的位置。

对存在事物的有限理解影响了外部观察者和内部参与者（局内人），但这些限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外部观察者可能能够感知到局内人认为过于熟悉而不感兴趣的事物。另一方面，局内人卷入了将居民联系在一起的意义网络之中，就个体而言，他甚至可能将企划的根源追溯到更细微的细节。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如果缺乏现实世界的全景模型中所包含的非虚构情境、路径和企划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素材，我很难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即使那些喜欢用非常一般术语谈论社会问题的学者，实际上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自身经验——又怎能不这样呢？与其掩盖这种倾向，我现在将明确地利用它，尝试唤起一个全景模型，在我成长的最初几年里，我曾是其中的局内人。这不是为了写自传，而是为了绘制一幅任何实地考察或记录研究都无法揭示的图景。关注的中心仍然是范·帕森提出的关于企划和情境的问题。

时间地理学企划概念意义的最一般表述是“完成任何受意图驱动或目标导向行为所需的一系列简单或复杂任务”。当与时间/空间路径（或轨迹）的概念结合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企划的实现都需要一系列由各种实体界定的路径束。根据目标的性质，除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些路径束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连续顺序和个体持续时间。灵活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划在多大程度上能在扰动下存在。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讲，企划经常像中国盒子一样包含彼此。路径束的序列可以在各种分辨率下描述。从长期且空间细节较少的角度来看，建立一个工厂或学校是一个企划。更细致地看，制造机器或制定一个星期的教育计划也是一个企划。再进一步，我们可能会区分铸造齿轮或历史课。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它几乎像在寻找越来越小的物质组成成分。但就企划而言，无论规模大小，在适当的“路径制造者”自由加入之前，路径束无法形成。由于在全景模型中只有有限数量的“路径制造者”存在，企划在情境意义上变得相互依存，即使它们属于本质上无关的行动领域。

给定某些价值观和技术的人类社会，企划的空间有限。在尝试理解吉登斯、普雷德和其他人所谓的“结构化”时，研究企划之间的相对竞争力是一个重要任务。但只有在全景模型的视角下，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因素的作用。

首先，没有全景模型的方法，时间地理学的揭示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但这给现代城市世界的研究带来了巨大问题，因为“在那里”的问题如此令人困惑，特别是在人与通讯的联系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适当的抽样程序来解决，不管这些程序是什么（但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指现代统计学所采用的那种抽样）。

第二，把学者本人的自传材料，作为理解的来源，超越了通常可以利用的客观环境的文献证据。只有自己的经验才能提供企划和情境研究的真正深度的细节。当然，记忆中有很多模糊性，正如记录来源一样。解决方法是尽可能诚实地对待两者的残余。

第三，路径、企划和全景模型是简单的概念，人人都可以理解。我认为研究者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经历，还可以利用每个人的经历。我希望，我们有一些工具可以把人们的故事作为生产性研究的投入，也可以使研究成果比现在更易为普遍理解。让我再次引用克里斯蒂安·范·帕森在《人文地理学》的文中，他谈到在历史视角下的企划和情境：“生活的物品在时间和地方上会改变，它们不能固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永远注定要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无法积累对人类情境的更深刻的普遍见解？全景模型视角是否将我们带回历史和地理研究的独特命运？我不这么看，我也不认为范·帕森这么看。如果我们能够将对“人类和社会的生命体”的深入理解带入我们的学术意识中，我相信可以带来许多持久的理解：例如，人类意识是如何构建的，心理上令人满意的企划具有怎样的形式，应该采用什么制度形式从而公正地分配“好处”和“坏处”，甚至如何在不制造新问题的情况下减少“坏处”。我们作为人文科学家的最大希望是，诚实研究的成果最终会成为常识，帮助人类企划和情境保持在远离灾难的轨道上。

城读语录

1.“对于空间的感知和再现并非显而易见之事。对空间标准的理解不是永恒不变的，对场所信息的解读也不是静止的。我们的文化仍受到启蒙时代乃至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时间不能被简化为河流隐喻，以展示其缓缓水平流动；也不能被归结为矢状隐喻，以建立其可逆性。同样，空间也不是符合实证主义趣味的欧几里得几何所界定的平面容器。爱因斯坦的革命由此而生。自那以后，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连绝对也是相对的。”

——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哈格斯特朗更像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或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因为他们把位移的修辞同关于权力机关控制下社会空间中身体在场的思考联系在了一起。哈格斯朗特的模式实际上属于个体与时空斗争的表现。他对城市时空中的个体为实现一项计划所完成的路径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时间中的空间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其中，第一个限制与生物载体有关（非普遍存在，位移的非瞬时性，交通方式的相对性）；第二个限制来自个体的人际关系，个体在某个地方停留的时长可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支配（如谈话或某项任务的时长等）；第三个限制来自权力机关的指令，该指令可以决定进入或禁止进入某个地方。哈格斯特朗的理论在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城市规划或社会公平研究（应残疾人士需要对空间进行改造，根据性别对空间进行调整等）。”

——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真实、虚构、空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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