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由与公共领域的诞生
“在18世纪，通往启蒙和理性的道路有很多条，而英国的启蒙之路是温和的、文雅的、中产阶级式的，这条路通往咖啡馆的大门，在那里面，人们用报纸武装自己的头脑。”
——Ellis Markman
《不予播出》设定中的种种要素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比起单纯的巧合，这更像是NotGames为玩家送上的一份黑色幽默。在《1984》的架空国度 “大洋国”里，一切都由“老大哥”统领的党所掌控，党不仅控制所有物质的生产和供应，还统治国民的思想和情感。为使一切流通在大洋国内的信息都符合党的叙事，“真理部”将一切媒介纳入到专制之下，甚至有专人负责收回已经出版的报纸，对白纸黑字写就的过去进行任意修改。
大约是为了维持“民主国家”的体面，《不予播出》中的先进党上台初期对新闻媒体的限制比起《1984》要收敛许多。在游戏中，每当嘉宾在直播中说出不雅的词汇，这些词汇就会化为红色的波形出现在小屏幕上，导播台上的CENSOR按钮也会亮起，提示玩家用“哔”声来替换这些不宜向大众播放的词语。从某一天开始，小屏幕上突然新增了蓝色的波形，而你的老板通知你蓝色波形也必须屏蔽，那是对先进党不利的话语。玩家可以反抗上级的命令，但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导播台上的音频审查面板
玩家必须在恰当的时机按下红色按钮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新闻检查制度，当然就存在规避和反抗的行动。英国的新闻检查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在英国内战爆发期间，新闻出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绝对主义王权下的印刷特权和许可制度在混乱中失去了效力，小印刷所纷纷开张，小册子、新闻纸漫街飞舞。在“护国公”克伦威尔以及后来复辟的查理二世统治下，英国又恢复了专制的管理方式，未经允许不得报道国内的政治新闻。
17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时代，也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作为对出版检查制度的回应，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名为《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阐述了“思想的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理论，即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具有判断真假谬误的能力，所以必须允许所有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意见和思想，让思想和意见像货物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流通，如此，劣质的言论便会在竞争中被自然淘汰。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论自由》中也将言论自由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
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得到确立。在这一时期，两党制的雏形依稀可见，议会中有托利派也有辉格派，两派都有报纸进行舆论宣传，使新闻检查制度难以执行。1694年英国出台了《三年法案》，使议会成为一个定期更换成员的常设机构，为内阁制和政党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次年，英国议会决定中止许可证法，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废除出版前检查制度的国家。此后，频繁的政治选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党积极利用新闻报刊进行宣传，将政治冲突引入公众的视线中。选举和党争改变了新闻报刊的生态：执政党需要利用报刊传播自身的正面形象，以得到议会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可；反对党也可以利用舆论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起到遏制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作用。
18世纪初的英国咖啡馆被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视为早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样板。在当时，咖啡馆不仅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读报的地方。咖啡馆老板会提供免费的报刊以招徕顾客，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获取新闻，还可以围坐在长桌前自由地讨论时事，交流思想。咖啡馆是当时进行政治辩论的主要场所，18世纪中期出现了“咖啡馆政治家”这样的称谓，用来指代那些无权无势但是热爱谈论政治的小人物。作为个体而言，这些人的作用似乎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一个群体而言，他们却是塑造公共意见的重要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新闻报刊是“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他所定义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存在于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领域，不但不受国家的制约，还可以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批判、监督和制衡。构成公共领域的三要素包括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拥有自由交流、充分沟通的媒介、代表公共利益的公众共识和舆论。其中，自由的媒介能够将公众与公共权力联结起来，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和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在《不予播出》中，对节目里的违禁发言进行审查不会增加分数，但会让观众察觉到你的倾向性。比起硬性的审查，宣传使用的手段更加隐蔽，并且时常以新闻的面目出现。媒体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在游戏中的英国与外界交战期间，《国家晚间新闻》几乎没有对战场前线和社会生活的现状进行任何报道，而是密集地播放一些无厘头的娱乐新闻。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在政治宣传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68年，美国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就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体所聚焦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媒体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媒体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玩家被要求播放宣传先进党政策的录像带
鉴于大众媒体对舆论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有职业操守的新闻从业者会谨慎地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尽量做到中立、真实、客观。在实践中，“平衡报道原则”（Principle of balanced reporting）是一种经常被采用的新闻原则，在报道中为事件的正方和反方都提供发声的机会，同时呈现双方的说法，避免在叙事上偏袒其中一方而造成误导。玩家会发现，在先进党的权力渗透到第一频道内部之后，电视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对先进党持有批评立场的嘉宾，也不会再有对于先进党新政策的公开辩论，取而代之的是先进党资助的艺术家接二连三地登台演出。这时，《国家晚间新闻》和第一频道已经基本沦为先进党的宣传机器。
“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宣传工作的。”时年24岁的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他的政治学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里如是写道。此书的问世将使他在后来被奉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Propaganda（宣传）源自拉丁文“to sow”，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指“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词蒙上了一层不光彩的含义，常常与“谎言“”操纵“”洗脑“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与一战中宣传的大规模运用和显而易见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在世界大战之前，人们从未意识到现代传播技术可以使政府对公众的控制达到何种程度，也从未意识到宣传在战争中多么重要。战后，西多尼·罗杰森提出了著名的”魔弹论”，认为媒介对人的刺激就像魔弹打入大脑，可以直接作用于受众并被迅速接受，助长了当时大众对宣传的恐惧心理。1927年《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出版时，被一位评论家称之为“一本马基雅维利式的教科书，应当马上予以销毁”。
拉斯韦尔采用价值中立的视角，以英、美、法、德等主要交战国的宣传方法和内容为材料，分析了一战中的宣传如何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如何维系与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友谊，以及如何瓦解敌方斗志。他将宣传与军事压力、经济压力并列为交战中对抗敌人的三大工具之一。他指出，战时服役的平民不像军队那样习惯于机械的军事训练和非人性的生活环境，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只能依赖重复理念。宣传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在精神上对全心全意投入战争这件事产生的排斥。相对地，当宣传被成功地应用在敌方身上，有时可以对身心状态处于强弩之末的敌人造成最后一击。
20世纪初叶，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飞机、印刷机等现代交通和传播工具的发明与应用为“纸弹”在心理战中的应用提供了条件。1914年，德军战斗机在东部战壕投下大量传单，对俄军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打击。其中有一些传单画着一名俄罗斯姑娘向一个小伙子投怀送抱，下方用俄文写道：“伊万！你的姑娘已经移情别恋，而你却在前线打仗！” 同盟国和协约国都试图以宣传来瓦解对方的意志，甚至试验过使用迫击炮来发射宣传材料。在1918年8月，每天都会有大约10万张来自协约国的传单被投放在德军的战线以内。法国在德国散发的一种传单上描绘了德皇和他的将军大臣们围坐在桌边悠闲地喝酒交谈的画面，背面则画着前线战壕里尸体被炸成碎片的惨烈情景。
二战中美国使用的征兵宣传海报
官方话语常常将女性的忠贞与男性国民的尊严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以激发男性的爱国主义情感。战争中对敌人的“绿帽宣传”则反向利用了这一心理机制
在没有战事的和平时期，宣传也在继续发挥着它的魔力。在当今的美国，全球变暖仍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这离不开当年共和党御用宣传专家弗兰克·伦茨的辛勤活动。90年代中期，伦茨注意到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上升，为了改善共和党在环保上的糟糕形象，他精心设计了传播策略，制造出质疑全球变暖的声音，并用新闻作为佐证，将全球变暖问题变成一个党派之争的话题，让公众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们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一战后的公众的反思并没有杜绝宣传的使用，它至今仍是现代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第四权”向何处去？
在现代社会，以报道事实真相为目的的新闻媒体被誉为“无冕之王”，有时也被称为“第四权”。第四权意指三权分立制度中包含的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治权力的权力。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随着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独立报刊的发展，出现了至今仍然很有影响力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它将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集于一身，把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作为核心理念。19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真相的揭露无疑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高光时刻。尽管尼克松及其共和党领导班子多次否认其存在“窃听”民主党竞选内幕的行为，但是通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不懈追踪报道，最终这一事件的原委被呈现在世人面前，间接迫使尼克松辞职。
尼克松任职期间和新闻界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在“水门事件”之前就经常采取潜入、窃听、限制接触等手段妨碍记者
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公众是非理性的，因此专家和精英们应该广泛传递他们的专业知识，促进民主制度的运行。类似地，新闻从业者常常在信息的流通中扮演“把关人”（gatekeeper）的角色，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判断挑选出符合标准的信息进入传播渠道。
美剧《新闻编辑室》S1E3截图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媒体精英正在被大众拉下神坛。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每天所能产生与承载的信息量是传统媒体的无数倍，新媒体的兴起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信息爆炸与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消解了传统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当下，人与人之间的观点和意见前所未有地对立，在撕裂的公共领域当中，试图在基本的共识之上进行理性的辩论似乎已经是一种奢望。为了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新闻变得比以往更娱乐化，快餐化，这对媒体的公信力是一种损害。在民粹主义者眼中，新闻媒体是他们所反对的“建制派精英”中的一份子，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民粹主义者和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客往往会将传统媒体拒之门外，更青睐于使用社交媒体来传播自己的观点。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台之后的33个月里
总共发了11887条推特
时人对新闻媒体的质疑也不无道理。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盖伊·塔奇曼认为，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现状进行了再生产。“新闻运用18世纪的概念（诸如言论自由的模式），应用19世纪的区分（注入公众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区分）来解释20世纪的现象，所以新闻限制了知识发展。新闻不是揭示而是模糊了社会现实。通过掩饰国家参与并支持法人资本主义的事实，新闻肯定了国家的合法性。”
新闻依赖并再生了制度化的机构——新闻工作者将自己嵌入专门的新闻采集机构和场所中，于是这些场所和机构就被构建为收集和管理信息的合法资源和适当机构。收集事实的需要催生了新闻采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充满了规定的责任和特权，记者和编辑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层级结构的统治，在体系内部进行频繁的责任划分和新闻价值的协商成为日常。新闻对于合法机构的报道往往受到重视和关注，结果是潜移默化地增强了这些机构的权力。
《不予播出》的游戏体验令玩家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新闻是如何参与社会现状的再生产的。即使这里已经没有真正的新闻需要报道，即使有人因为反抗先进党的审查被消失，第一频道的人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在守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生产出一期又一期新的节目。当国内和国际形势向着混沌与毁灭一路疾驰，先进党的政客仍然在电视上堂而皇之地向观众兜售粗糙的谎言，而面对如此拙劣的表演，你身为导播的职责却是小心翼翼地屏蔽他说出的每一个脏字；当先进党花大价钱捧红的劣质艺术家在舞台上进行不明所以的表演，你只能木然地随着他们舞蹈的节奏播放音乐，切换镜头。
主角阿列克斯的权力范围仅限于小小的导播台，他能做的不多，但在这荒诞的末世氛围中，游戏还是仁慈地为玩家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你是选择顺从先进党的统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选择协助反对派进行宣传，砸碎一切旧机器？又或者，面对无药可救的体系性溃败，你不会加入任何一方，选择像泰坦尼克号上的大提琴手一样履行自己最初的职责，站好最后一班岗，平静地迎接命运的审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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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贺筱麟
审核 |杨孟昊、韩雨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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