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的文化常识题中有一个关于古代皇帝的知识点，即唐代以前称呼皇帝一般用“谥号”，唐代以后使用“庙号”，而明朝中叶以后则多用“年号”。中学时代的我们对于这个知识点或许只是进行了机械的记忆，很少对其背后的历史演进脉络进行梳理。谥号、庙号和年号都属于皇帝的名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的名位制度包括皇帝的名号，以及将皇帝的地位加以神化的各种物化的表现形式，是皇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小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皇帝名位制度的那些事儿。
一、“皇帝”这个名号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结束了中国的王权时代，开始了大一统的新纪元。秦王嬴政认为王这个称号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于是命令：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李斯等大臣商议后上书称：
“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嬴政在审议群臣的上书后下令“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并且重申：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以上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将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称“皇帝”，在当时看来这已经是亘古未有的最崇高的名号了。因此便为历代王朝所沿用。而在皇帝这一称呼之外还有着尊号，即由臣下为皇帝加上尊贵的称呼。这一情况始于唐高宗，在唐玄宗时期被“发扬光大”，他本人也多次被奉上尊号，开元元年（713年）“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上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加为“开元天宝神文圣武应道皇帝”，最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加至“开元天地大宝神文圣武孝德证道皇帝”。虽然尊号多为对在位皇帝近乎肉麻的吹捧，但毕竟是由大臣来评议当世的君主，因而伴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上尊号这项带有品评意味的制度于朱元璋时期被废除。
二、皇帝名位的具体表现
与仅仅带有尊敬意味的名号不同，名位带有丰富的具体内容，是名号的具体化和物化，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代正式确立了皇帝的名位制度，当时规定：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其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后汉）蔡邕《独断》上
玉玺是皇权的重要象征
这些内容都是为皇帝至尊地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为皇权行使至尊权力提供制度上的保障。除了皇帝本人，一切与皇帝有亲属或血缘关系的人也都具有了专用的称呼，如皇太后、太皇太后、妃、嫔、贵人等。整个第一家族的所有成员都被赋予了尊贵且突出的专用称谓。
一般认为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自此之后，在有祥瑞、重大变故以及新皇帝即位时，都要进行改元。
在年号制度初创时期，年号的制定和更改多集中在祥瑞或自然界的重大变化方面。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号，多是祥瑞的体现。东汉以后，年号逐渐与现实的政治情况相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和皇帝本人治理国家的意向。如建武、永平、贞观、太平兴国、靖康等。明清以后，年号固定为一帝一号（“土木堡战神”除外），年号的制定与皇帝的政治统治意图、国家治理形式等联系更加密切。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体现以武建国的尚武思想，而朱允炆的“建文”则体现以文治国的治理思想。咸丰皇帝死后，其子载淳年幼，于是由慈安、慈溪两太后垂帘听政，故确定年号为“同治”。
如果说年号是在世皇帝的象征，那么庙号、谥号、陵号等则是名位制度向死去皇帝以及皇帝祖先的延伸，以象征皇帝世系的正统性和延续性。
庙号是皇帝死后受到后世祭祀的庙宇称号。正所谓“庙以藏主，列昭穆”，把祖先的牌位设在庙堂之中以接受后世人们的朝拜，这是宗法制的遗留。庙号在隋唐以前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够拥有的，只有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这样的标准的皇帝才能够被授予庙号。西汉12个皇帝，被称为祖或宗的只有5个。东汉13个皇帝中仅有7个，而两晋前后15位皇帝一共也只有6人有此殊荣。可见当时对庙号的要求较为严格，庙号是对死去皇帝的政绩和个人品行进行评价的重要体现。
太庙
而到了隋唐以后，皇帝的庙号制度发生极大的转变，所有的皇帝都可以取得庙号，而不论其是否对王朝有着重大的贡献。尽管这意味着庙号的贬值，但是它依然是皇帝确立正统的重要工具。比如嘉靖皇帝时期的“大礼议”事件，嘉靖皇帝为求正统和皇权稳固，追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强加庙号为“睿宗”，同时为衬托外藩入主的正当性，还专门将朱棣的庙号由“太宗”改为“成祖”。
谥号制度并非皇帝的专属，但仍是皇帝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人死后根据其生平事迹进行评价，所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盛行。秦始皇认为帝王不应当被群臣和后人随意评论，“如此，则子议其父，臣议其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废谥法”。但西汉吕后当权时期，为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便恢复谥法对刘邦进行吹捧。帝王的谥号一般由礼官初议，群臣再议最后由皇帝定夺。
唐代以前对皇帝加的谥号基本还能够做到相对公允，浮夸的成分相对较少，基本还能够反映出已故皇帝一生的事迹功过和个人品行。但是在唐代以后，谥号就不再局限于一两个字，而是大量使用颂扬之词藻。如唐玄宗的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宋徽宗的谥号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谥号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孝毅皇帝”。字数愈发地华丽冗长，谥号本应当发挥的客观评价的作用愈发被消磨。
陵号是加给安葬皇帝的陵墓的称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加以命名。开国皇帝常为“长陵”，后世皇帝用词也多采用带有尊崇安泰之意的字词，如乾、康、景、义等。也有部分以陵墓所处之地命名，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等。已经死去的皇帝虽然对现实的政治没有干涉的能力，但是陵号也是皇帝正统地位的重要象征。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号是孝陵，而明成祖朱棣的陵号却是长陵，在靖难之役后，朱棣还将其兄长朱标原有的孝康皇帝的谥号改为懿文皇太子，并剥夺了他的庙号和陵号，以彰显自身的政治正统性和合法性。
南京明孝陵
三、名位制度的特点
（一）名位制度集中反映了皇权专制的本质。名位制度从各个角度上都在竭力凸显出皇帝的至尊地位，以体现一人独掌天下大权的本质。皇帝的一切都有专用称呼，任何人都不得僭越，这都反映着皇帝世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势和地位。
（二）天命观渗透于名位制度之中。天命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用天人合一来证明皇帝的唯一地位。在皇帝的年号、谥号、尊号中不厌其烦地使用天、地、道等词语，以表明皇帝是天命所归、奉天行事。
（三）名位制度是礼法思想的外在表现。古代礼法思想强调君臣父子、上下等级，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汉代政论家贾谊说“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皇帝的名位制度从言语到行为，从衣服到器具都确定了皇帝的专用名称。孝、仁、义、智等体现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字也常常出现在年号、尊号、谥号中。都是对皇帝地位形象的极致渲染。
总体来看，皇帝的名位制度涉及方方面面，不仅具有礼仪层面的规范作用，体现着皇帝的尊贵。更反映着皇权的正统性和至高无上性。名位制度与皇位继承制度、后宫制度、宫省制度等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对于皇帝权力、对封建政治统治的维护。
参考文献
[1]《中国官制史》，韦庆远、柏桦，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版；
[2]《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柏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3]《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苏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版；
编辑 | 江 楠
审核 | 唐耀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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