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丨薛小林：司马迁喜欢晋文公吗？

▲ 在今天山西绛县卫庄镇下村南边，有几个绵延如山的土丘，便是晋文公墓。墓前的文公塑像意气风发，恰似在指点江山，挥起万丈豪情，人一靠近，陡然间便增添了许多肃穆，就连过往的风也仿佛一瞬间变得激烈，彰显着一代霸主的霸气。（源自《山西日报》：“天下第一县”走出一代霸主晋文公）

《晋世家》中记录重耳的部分从“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 ”开始，一直到“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呈现为相对独立的段落。文章一开始就表彰重耳“自少好士”，“好士”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结交人才，能让人才为我所用。接着，司马迁还特地记录了“贤士五人”的姓名：“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后来重耳逃骊姬之乱，“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 ”。十来个人构成公子重耳流亡集团的主要成员，后来重耳成功登位，他们成为辅佐文公成就霸业的重要卿士。司马迁在开篇处仅用“好士”两个字交代了文公的优秀素质，然后就去讲这些“士”分别是谁了，不免令人感觉有点偏题，这可能是太史公故意为之。当重耳集团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并不以礼待之，叔瞻劝谏说：“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流亡到楚国时，楚成王说：“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两处都强调了“从者皆国相之才”，也就是说，司马迁不止一次暗示，重耳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他的从者个个了不起。能让这些贤士为其所用，确实是重耳的过人之处，但司马迁对这些贤士能力的强调，未免过分了些。这里的喧宾夺主，恐怕不是无意之失。

重耳流亡的第一站是母家狄国。晋献公死后，晋国内部发生变乱，里克弑杀献公所钟意的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 ”。相同的情节其实在《晋世家》讲述里克之乱时曾出现过，“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 ”。这里重耳拒绝所说的是非常漂亮的辞令，有理有据，但在“重耳本传”的部分，却处理为“重耳畏杀”“不敢入 ”。如果司马迁意欲塑造重耳的正面形象，他完全可以将两种叙述交换位置，但他偏偏如此安排，只能说太史公不怀好意了。于是，“畏杀”的重耳就接着流亡。

里克迎重耳不成，只得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是为晋惠公。惠公忌惮重耳，派出杀手刺杀，重耳被迫离开狄国。重耳与从者计议去齐国寻求大国的帮助，“于是遂行”。行笔到此，这件事情应该说已经结束了，但司马迁却又加了一段闲笔：“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担忧前途未明，允许滞留狄国时所娶妻改嫁，但要等二十五年。这里很难表现出重耳对妻的情义，其妻的“笑”，大概是心酸的苦笑吧。这一段对话怪怪的，删去的话，其实完全不影响整个文脉，但司马迁偏偏加上了这一“闲笔”。

经过卫国时，“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野人其实就是郊野的农人，他们的食物本来就匮乏，平时的用餐器具就是烧制的土陶器，野人已经友善地提供餐具与食物给落魄的过路者，但重耳这个时候似乎仍然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或者说不理解野人的境况，摆出一副贵人的谱，“重耳怒”可以说是非常失态了。后来到楚国，楚国是大国，重耳希望借重楚国的力量回国，“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在楚成王面前，重耳不仅“卑”，而且“甚”卑。司马迁用一“甚”字，不动声色地渲染了重耳“卑”的过度，这已经不是“礼貌”“礼节”的问题了，而是自我卑下到奴颜了。考虑到重耳有求于楚王，故表现出来过分的“卑”，就不能不说有些谄媚的味道了。《易·系辞》讲：“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君子在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交往时，不能谄媚；与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交往，不能倨傲。对下傲慢对上谄媚，大概是庸众的常见俗态，君子不为。司马迁肯定看过《易 ·系辞》的这句话，他的安排处处是映衬重耳的无礼，一点也没有君子的品格。

在齐国的时候，齐桓公厚待重耳，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爱齐女，毋去心”。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但是这位齐女深明大义，与咎犯、赵衰等从者合谋灌醉重耳，强行带离了齐国，要不然重耳就真有可能永远安乐于齐国。对于此时已经快六十岁的重耳来说，归国夺权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安乐于齐是触手可得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选择。但对于一开始就从重耳流亡的咎犯、赵衰等人来说，重耳安乐于齐就是他们的末路，重耳有了安乐，他们却失去了归国夺权的可能，而这是他们当初死心塌地跟随重耳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重耳的安乐必然是对咎犯等从者的辜负或者说是背叛。酒醒之后的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司马迁记载的这一幕画面感很强，但经常发怒的重耳在读者心目中的光辉形象，恐怕又落下一层尘埃。

晋文公“退避三舍”常常被我们津津乐道，一方面宣扬晋文公遵守承诺，因为当初曾经允诺楚成王，若与楚国开战必退避三舍，另一方面因为退避三舍引得楚军深入，晋军得以占据有利形势而战胜之，颇具战术谋略。但是这两方面的内涵其实是矛盾的，不可共存的。我们来还原一下退避三舍的整个过程，就会知道，所谓“退避三舍”绝对不是什么正面的守信义重然诺，而是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卑鄙无耻与不知礼数。

重耳一行人来到楚国，楚成王厚遇。在接待的宴会上楚成王问：“如果你得以返国，打算如何报答寡人？”重耳回答说，羽毛齿角玉帛这些好东西您都有很多，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这样的应答看不出一点智慧和风采，已经有点应对失措了。楚王显然不满意，继续问：“虽然这样说，但你终究打算怎么报答我？”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这就是“退避三舍”出现的语境。楚王并非一定要重耳承诺什么，这个开放式的问题，重耳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表达感激、敬意而且不失分寸，但重耳偏偏在主人宴请自己的场合，假设了双方以后会有一战，做出这种假设已经显得很失礼，重耳还进一步说，我会主动后撤九十里来“让一让”你。春秋是贵族的时代，战争也是贵族式的战争，讲究的是摆开军阵进行堂堂正正的正面对决，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都是力量、勇气与武艺较量的结果，偷袭、阴谋之类的东西是摆不上台面的。重耳此时说我在战争中让你一让，就像是对楚国军事力量、楚国贵族作战能力的轻视和嘲讽。故而，重耳的话立刻遭到楚国贵族子玉的愤慨，说“重耳言不孙”。在宴会场合，重耳作为客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不孙”，是非常失礼的，以至于子玉“请杀之”。楚成王劝子玉说：“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言下之意是，楚成王也觉得重耳的言不逊，只不过成王更加大度，劝导子玉不要因此而杀重耳。后来在城濮之战中，晋军的退避三舍，并不是在战略战术上的吃亏，也就是说，重耳并不是做出了牺牲和损失去践行当初的诺言，而是一种诱敌深入。用一种“占便宜”的方式去践行“诺言”，还高昂地宣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其中的沾沾窃喜，内外便宜都要占尽的小人心态，不知不觉活脱脱呈现了出来。追究起来，“退避三舍”就不是什么守信、智慧的象征，而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卑劣嘴脸。

司马迁还重点记叙了城濮之战爆发前的一个细节，宋国本来服属于楚国，在晋文公即位后，宋国倒向晋国。晋文公即位第四年，楚国围宋。晋国君臣谋议说，曹国和卫国是楚国的盟国，如果我们攻击曹卫，楚国必将来救援，宋国之围就能解开。于是晋国整顿军备，进攻曹国和卫国。这一行动起到效果，楚成王不欲与晋国开战，欲引兵归，但楚将子玉愤恨重耳的忘恩负义，坚持开战，“成王怒，少与之兵”，成王怒的是子玉的好战，但仍然给予子玉一支能与晋国作战的军队。也就是说，城濮之战是重耳君臣举晋国之力，与楚国子玉率领的部分军力的一场战争。

在开战前，子玉派出一名叫宛春的使者，到晋国提出和平方案：“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意思是你们晋国从卫和曹撤兵，我们楚国也从宋国撤兵。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城濮之战晋国是国君统帅，楚国是子玉，这一方案要晋国放过卫和曹两个国家，而楚国只是放过宋一个国家，所以是“君取一”，晋国君主得到一个国家，而“臣取二”，楚国的子玉得到两个国家。咎犯认为楚国占了更多便宜，建议拒绝。接着晋国大臣先轸提出“定人之谓礼 ”，也就是说，避免战争，使人获得和平与安定，是真正符合“礼 ”的行为，先轸说楚国退兵议和的建议“一言定三国”，而咎犯是“一言而亡”，如此“我则毋礼”。截止此处，先轸的陈词慷慨激昂，符合礼义、规矩和道义，看起来先轸是一个典型的春秋贵族。但先轸后面的话，却令人大跌眼镜，“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他建议晋君瞒着楚国，私下与曹、卫达成退兵协议，接着把楚使宛春扣留，这样做来激怒子玉，使楚国率先开战，这样战争的发起责任就落到楚国头上。先轸计谋的腹黑与卑劣，满溢于文字之外，面对这样的建议，“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也就是说，重耳认可了先轸的计谋，完全依照行事。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司马迁此处没有说“晋文公”，而是用了“晋侯”，太有意味了。读者读到“晋侯”，会短暂一愣，晋侯是谁？哦，是重耳，是晋文公！重耳与先轸，可谓一丘之貉。

践土之盟是晋文公霸业确立的仪式性盟会，“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重耳欲率领诸侯浩浩荡荡地去朝见天子，展示自己“霸主”的派头，但晋国力量并不占绝对优势，重耳担心在从温到洛邑的途中，有的诸侯私自撤了，岂不是面子大打折扣！既然去周王那里朝见并不保险，那么就让周王来温地接受重耳率领众诸侯的朝见吧！于是，晋文公就将周襄王召来温地。司马迁评论说：“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此处孔子想必“废书而叹”了吧！

在《晋世家》的晋文公段落里，从文章的写作上来说，有一个部分显得非常突兀，破坏了文章整体的结构，可以说，如果将之删去，文章会更紧凑，结构更合理，主要内容也不会有什么缺损。这一部分就是“介子推”。介子推的部分，有不少是后世民间演绎的结果，司马迁将介子推“突兀”于此，是要借介子推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重耳的归国即位是“天开之”。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晋国经历骊姬之乱后至今，献公之子只有重耳还在世。献公之后的惠公和怀公，行为乖张、背信弃义，在晋国国内不得民心，在国外得罪晋国、楚国、齐国等大国，他们必将被抛弃。所以主持晋国之政者，只能是重耳了。所谓“天开之”，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运气太好”。重耳是“天开”之人，在《晋世家》里出现了多次，表面上似乎是说重耳得到上天眷顾护佑，但通过介子推的话，所谓“天开”，只是运气太好，但重耳君臣却不自知，“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司马迁这里近乎直白地对重耳进行斥责了。

对于晋文公的“功业”，司马迁如实记录下来了，按照“尊王攘夷”的霸主标准，晋文公确实开创了一代霸业。但在字里行间，司马迁处处提点的是晋文公的不堪、易怒、脆弱、无礼、卑鄙，只是凭借着身边的“贤士”和某种“天运”，完成了一份不那么完美的霸业。司马迁的偶像是孔子，孔子评论齐桓晋文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这一观察和评论，肯定是影响到了司马迁。